石板路在南邊可以說是習見的物事，本來似乎不值得提起來說，但是住在北京久了，現在除了天安門前的一段以外，再也見不到石路，所以也覺似有點希罕。南邊石板路雖然普通，可是在自己最為熟悉，也最有興趣的，自然要算是故鄉的，而且還是三十年前那時候的路，因為我離開家鄉就已將三十年，在這中間石板恐怕都已變成了粗惡的馬路了吧。案《寶慶會稽續誌》卷一“街衢”雲：

“越為會府，揚道久不修治，遇雨泥淖幾於沒膝，往來病之。守汪綱亟命計置工石，所至繕砌，浚治其湮塞，整齊其嵚崎，除哄陌之穢汙，復河渠之便利，道塗堤岸，以至橋梁，靡不加茸，但夷如砥，井裏嘉嘆。”乾隆《紹興府誌》卷七引《康熙誌》雲：

“國朝以來衢路益修潔，自市門至委巷，粲然皆石甃，故海內有天下紹興街之謠。然而生齒日繁，阛阓阓充斥，居民日夕侵占，以廣市廛，初聯接飛檐，後竟至丈余，為居貨交易之所，一人作俑，左右效尤，街之存者僅容車馬。每遇雨弄雪消，一線之徑，陽焰不能射入，積至五六日猶泥濘，行者苦之。至冬殘歲晏，鄉民雜途，到城貿易百物，肩摩趾躡，一失足則腹背為人蹂躪。康熙六十年知府俞卿下令辟之，以石牌坊中柱為界，使行人足以往來。”查誌載汪綱以宋嘉定十四年權知紹興府，至清康熙六十年整整是五百年，那街道大概就一直整理得頗好，又過二百年直至清末還是差不多。我們習慣了也很覺得平常，原來卻有天下紹興街之謠，這是在現今方才知道。小時候聽唱山歌，有一首雲：

知了喳喳叫，

石板兩頭翹，

懶惰女客困旰覺。

知了即是蟬的俗名，盛夏蟬鳴，路上石板都熱得像木板曬幹，兩頭翹起。又有歌述女仆的生活，主人乃是大家，其門內是一塊石板到底。由此可知在民間生活上這石板是如何普遍，隨處出現。我們又想到七星巖的水石宕，通稱東湖的繞門山，都是從前開采石材的遺跡，在繞門山左近還正在采鑿著，整座的石山就要變成平地，這又是別一個證明。普通人家自大門內凡是走路一律都是石板，房內用磚鋪地，或用大方磚名曰地平，貧家自然也多只是泥地，但凡路必用石，即使在小村裏也有一條石板路，闊只二尺，僅夠行走。至於城內的街無不是石，年久光滑不便於行，則鑿去一層，雨後即著；日釘鞋行走其上亦不虞顛仆，更不必說穿草鞋的了。街市之雜邏仍如；日誌所說，但店家侵占並不多見，只是在大街兩邊，就店外擺攤者極多，大抵自軒亭口至江橋，幾乎沿路接聯不斷，中間空路也就留存得有限，從前越中無車馬，水行用船，陸行用轎，所以如改正舊文，當雲僅容肩輿而已。這些擺攤的當然有好些花樣，不曉得如今為何記不清楚，這不知究竟是為了年老健忘，還是嘴饞眼饞的緣故，記得最明白的卻是那些水果攤子，滿臺擺滿了秋白梨和蘋果，一堆一角小洋，商人大張著嘴在那裏嚷著叫賣。這種呼聲也很值得記錄，可惜也忘記了，只記得一點大意。石天基《笑得好》中有一則笑話，題目是老虎詩，其文曰：

“一人向眾誇說，我見一首虎詩，做得極好極妙，止得四句詩，便描寫已盡。旁人請問，其人曰，頭一句是甚的甚的虎，第二句是甚的甚的苦，旁人又曰，既是上二句忘了，可說下二句罷。其人仰頭想了又想，乃曰，第三旬其實忘了，還虧第四句記得明白，是很得很的意思。”市聲本來也是一種歌謠，失其詞句，只存意思，便與這老虎詩無異。叫賣的說東西賤，意思原是尋常，不必多來記述，只記得有一個特殊的例：賣秋白梨的大漢叫賣一兩聲，頻高呼曰，來馱哉，來馱哉，其聲甚急迫。這三個字本來也可以解為請來拿吧，但從急迫的聲調上推測過去，則更像是警戒或告急之詞，所以顯得他很是特別。他的推銷法亦甚積極，如有長衫而不似寒酸或嗇刻的客近前，便雲：拿幾堆去吧。不待客人說出數目，已將臺上兩個一堆或三個一堆的梨頭用右手攪亂歸並，左手即抓起竹絲所編三文一只的苗籃來，否則亦必取大荷葉卷成漏鬥狀，一堆兩堆的盡往裏裝下去。客人連忙阻止，並說出需要的堆數，早已來不及。普通的顧客大抵不好固執，一定要他從荷葉包裏拿出來再擺好在臺上，所以只阻止他不再加入，原要兩堆如今已是四堆，也就多花兩個角於算了。俗語雲：拯賣情銷，上邊所說可以算作一個實例。路邊除水果外一定還有些別的攤子，大概因為所賣貨色小時候不大親近，商人又不是那麽大嚷大叫，所以不大註意，至今也就記不起來了。

與石板路有關系的還有那石橋。這在江南是山水風景中的一個重要分子，在畫面上可以時常見到。紹興城裏的西邊自北海橋以次，有好些大的圓洞橋，可以入畫，老屋在東郭門內，近處便很缺少了，如張馬橋，都亭橋，大雲橋，塔子橋，馬梧橋等，差不多都只有兩三級，有的還與路相平，底下只可通小船而已。禹跡寺前的春波橋是個例外，還是小圓洞橋，但其下可以通行任何烏篷船，石級也當有七八級了。雖然凡橋雖低而兩欄不是墻壁者，照例總有天燈用以照路，不過我所明了記得的卻又只是春波橋，大約因為橋較大，天幻亦較高的緣故吧。這乃是一支木竿高約丈許，橫木上著板制人字屋脊，下有玻璃方龕，點油燈，每夕以繩上下懸掛。翟晴江《無不宜齋稿》卷一《甘棠村雜詠》之十六《詠天燈》雲：

“冥冥風雨宵，孤燈一杠揭。熒光散空虛，燦逾田燭設。夜間歸人稀，隔林自明滅。”這所說是杭州的事，但大體也是一樣。在民國以前，屬於慈善性的社會事業，由民間有誌者主辦，到後來恐怕已經消滅了吧。其實就是在那時候，天燈的用處大半也只是一種裝點，夜間走路的人除了夜行人外，總須得自攜燈籠，單靠天燈是決不夠的。拿了“便行”燈籠走著，忽見前面低空有一點微光，預告這裏有一座石橋了，這當然也是有益的，同時也是有趣味的事。

三十四年十二月二日記，時正聞驢鳴。①——

①本文是周作人於1945年12月6日因漢奸案被捕入獄前所寫的最後一篇文章。本日北平各報載：北大代理校長傅斯年（五四時期《新潮社》骨幹，是周作人的學生）對記者談：“偽北大之教職員均系偽組織之公職人員。應在附逆之列，將來不可擔任教職。”周作人在日記中寫道：“見報載傅斯年談話，又聞巷中驢鳴，正是恰好，因記入文末”。後來周作人還寫有《騎驢》一詩，雲：“倉卒騎驢出北平，新潮寺響久銷沈”，暗含譏諷之意。（1945年12月作，選自《過去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