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遊語境中乾州古城文化的再生產研究

一、文化資源的存在

  乾州是一座歷史悠久的古城,距今約有1752年歷史。從古時的軍事重地到商業發展的交通要塞,乾州古城的歷史文化十分豐富。它曾是南長城軍事防禦線上重要的指揮中心,清朝中衰之戰――乾嘉苗民起義的主戰場,流傳著1925年川軍熊克武部隊炸不開乾州石城的傳奇故事;它曾開通司馬、鎮溪(峒河)、武溪(??溪或萬溶江)三大水系,商旅直底洞庭與漢口,條條官道分別通往瀘、鳳、永餒、思南、印江、茶桐、秀山等地;抗日戰爭時期為了戰略的轉移,修築了湘川公路及乾州至所裏(吉首)的公路支線,水陸並進,創造了乾州古城的輝煌。

  乾州古城文化景觀資源亦是豐富。從軍事防禦性建築到祠堂會館、樓閣古塔、古城巷道、河道碼頭及明清時期的特色建築群隨處可見。古城內北城門、胡家塘古民居群、羅榮光故居、文廟、抗日文化紀念館、楊嶽斌故居、觀音閣、節孝牌樓、萬溶江畫舫觀光、三王閣風雨橋等,都極具民族特色。從建築景觀價值看,古城的選址、城防的設置、街道的規劃布局,除了具有鮮明的軍事特征外,更具有層次豐富的民間特色,同時也積澱了深厚的文化底蘊①。世代居住此地的土家族、苗族、漢族人民,共同創造了古城光輝燦爛的文明史。陽戲、辰河高腔、儺戲、漢戲、苗劇是古城裏的主要戲種。四月八、賽龍舟、六月六、玩龍燈、耍武術、趕秋對歌、遊“春”會、趕廟會、跳鬼、巫術絕技、趕場等民俗節慶活動,充分體現了古城人民的古樸民風。

  乾州古城自身的豐富文化資源,契合了湘西州對旅遊資源的發掘和開發。2009年2月,州委書記何澤中在州委經濟工作會議上提出了“建設一個龍頭、一個集散中心、兩條風景線、三個核心景點圈、實現六個增值”的“11236”旅遊發展思路,為湘西旅遊產業格局畫好了藍圖②。其中“三大景點圈”之一就是乾州古城景點圈。因此,乾州古城的打造是必然的結果,開發乾州古城,成為實現湘西旅遊戰略格局中重要的一環。

  二、文化景觀的再現

  古城鎮的旅遊發展是以文化資源為主導的,構成古鎮旅遊文化資源的要素,既有有形的實物,如:古街區、古民居、寺廟宗祠等能明確的被感知的東西;也有無形態的意境,如:古城鎮的民風民情、古韻氛圍等,可通過人們的體驗所感知的東西。可以說,古城鎮的打造即是對古城鎮文化空間的一種再造。因此,不僅要在硬件即能明顯感知的物質形態上下功夫,保持其全面而真實的風貌,更要在軟件即通過體驗才能感知的非物化形態上下功夫,註重文化氛圍、場景的營造,讓有形的和無形的要素都能很好的展現出來,體現古城鎮旅遊的特色。

  (一)物質空間的再造――古鎮古街重塑建

  2005年,乾州古城被省人民政府列為省級歷史文化保護街區,這為乾州古城的保護和重建提供了很好的契機。當時乾州古城破壞嚴重,核心景區面目全非。吉首市政府引進了大漢集團對古城主街區進行了恢復式開發建設。對古城北城門、文廟、胡家塘、三門開城樓、風雨橋、觀音閣、貞節牌樓、田碑林壩和田碑林茶館等標誌性景點進行了修復,修整了楊嶽斌、羅榮光、張一尊、翦伯贊等名人故居,清理了萬溶江河道並建設了沿河遊道。其建設工作主要圍繞古城核心保護區域內的人民南路、迎賓路、建新路、乾正街、東門巷、觀音閣街、萬溶江等旅遊主線展開。

  從2005年至今,乾州古城內景點的修復已基本完成。對76棟有保護價值的典型古民居實施掛牌保護,完成了6個文保單位和22棟重點居民的修繕,完成21處單位房屋和420 棟民居的仿古改造,涉及建築面積7.8萬平方米,拆除臨時建築、違章建築和不協調建築四層以上部分5000平方米。景點重點項目建設停車場及遊客服務中心已投入使用。在此基礎上,乾州古城還規劃了六大旅遊主題瀏覽區:文廟文化展示區、胡家塘傳統民居群、城隍廟民俗風情觀光區、萬溶江觀光休閑區、解放路傳統商業街、抗戰標語展示區。這些“歷史遺跡”是地方文化的代表,都借助於現代方法得以“復原”,並在復原的基礎上針對旅遊市場的需要進行了相應的建設和改造。

  (二)心理空間的再造――“湘西坊”創業園的創辦

  作為旅遊景區外在形象、內在文化的綜合反映,旅遊紀念品的開發成功與否直接影響旅遊經濟效益的好壞。旅遊紀念品的生產應立足當地,無論是工藝品還是土特產都應有明顯的地方標誌性,這樣不僅能提高遊客的購買興致,還能起到宣傳作用。

  為做好地方特色旅遊紀念品的開發項目,以加快旅遊產品集散中心建設為目標,湘西自治州、吉首市勞動保障部門以湘西文化為主線和紐帶,乾州古城為依托,大力建設集創業孵化、創業培訓、項目交流、產品展示為一體的綜合性創業基地――“湘西坊”創業園,大力發展特色商品產業、民族經典文化產業、地方飲食產業和旅遊休閑娛樂產業。2010年,湘西州政府在國家工商局註冊了“湘西坊”商標。同年2月5日,湘西坊名優特旅遊商品一條街在乾州古城內正式開街,湘西坊淘寶旗艦店、百工坊、百味街、能工巧匠創業園等項目亦相繼啟動,“湘西坊”旅遊商品品牌正式確立。

  (三)意識空間的再造――非物質文化遺產園的進駐

  從傳統到現代,在整個中國社會轉型和變遷的大環境下,乾州古城,這一有著四千多年歷史的古鎮,發生著全面而深刻的變化,主要表現為傳統在傳承的過程中不斷受到沖擊――意識空間快速被現代生活方式肢解為碎片,但同時這些碎片又在現代化建設中不斷地被再造。旅遊開發讓乾州古城整體產業結構發生了變化,不再具有鮮明的村落建制。意識空間的再造主要是通過“旅遊化生存③”實踐而實現的。“旅遊化生存”又可分為兩種具體形態:生活化生存、舞臺化生存。   生活化生存是充分發揮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活態性”的特點,將對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展現、使用、保護和傳承融入到古城的日常生活中。2011年5月10日,湖南省湘西州非物質文化遺產園在吉首市乾州古城揭牌開園。湘西非物質文化遺產園由非遺展示館、百工坊、百味坊、百戲坊等組團構成,集研發、展演、銷售、休閑為一體。再造的文化空間裏,遊客可以看到工藝大師現場織錦,繪制苗畫,雕刻儺面具、硯臺、菊花石、手工制作粘貼畫等,可以親身感受湘西民族民間文化的博大精深,亦使古老的民間手工重獲新生。

  舞臺化生存指經過藝術加工和提煉,將傳統文化搬上“舞臺”,使其轉化為舞臺表演藝術向遊客展示,且隨著規模的擴大,形成了一種全新的旅遊表演業。2011年5月,以“格朗渡”為名,在湘西吉首市乾城巫儺堂內,由湘西州格朗渡藝術團表演的非物質文化遺產實景演出正式開演,演出通過湘西12項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人的現場演示,把湘西的風土人情、文化、歷史淵源集中呈現在舞臺上。目前該節目已經成為讓遊人了解湘西的一個主打節目。

  三、多方力量的共同發聲

  克利福德·格爾茨在《文化的解釋》一文中表示,文化作為一個系統,它的形成不是一種力量的塑造,而是各種不同力量最終“妥協、交易而形成的”。乾州古城一新的面貌重新出現在人們的視野中正是不同力量作用的結果。

  (一)政府主導

  文化資本的不斷再生產過程,政府的力量不可忽視。旅遊開發模式主要為三種:政府主導模式:政府運用掌握的城市規劃審批權力對文化旅遊開發進行宏觀的管理;政府主導的項目公司模式:政府成立相應的旅遊開發項目公司,相關資產以政府財政劃撥的形式註入項目公司;經營權出讓模式:地方政府將管轄範圍內的旅遊景點開發出來後,通過出讓旅遊開發經營權的方式,吸引投資商介入古鎮旅遊開發。從旅遊開發模式中可以看出,政府是公共旅遊資源的最大整合和調配者,是行業運行和發展的“遊戲規則制定者”。一方面,政府為了使民族文化旅遊更好的發展,必須使民族文化不斷傳承;另一方面,為了打造民族地區旅遊文化品牌,增強旅遊文化的可視性,就必須在民族地區開展形式多樣的活動來吸引註意力。從乾州古城生產與再生產過程來看,政府在其中起著主導地位,其主要活動是由政府牽頭投入巨額資金開發修復,同時制定一系列的管理政策和規定來規範乾州古城以及乾州旅遊方面的管理。

  (二)市場推動

  旅遊業的發展方向是引起文化資源重構與民間文化重組的重要因素。為了迎合市場的需要很多文化被重構,很多如民族風情園等充滿民族特色的景區都是為了旅遊的發展而建立起來的。而在以文化為主題的景區中,基本都有民族歌舞表演,這些表演者大都是旅遊公司聘請的,他們對原有文化進行了選擇性的傳承。乾州古城的被挖掘開發過程亦是迎合了市場經濟的需求。2004年,作為吉首市人民政府的重點招商引資項目,湘西州五十年州慶重點工程“錦繡乾城”項目正式進入規劃階段。由政府牽頭引進的大漢集團在此項目中投入了大量的資金,其看好的亦是在文化遺產旅遊新興下,乾州古城的潛力。旅遊公司的招商為古城旅遊發展帶來直接的經濟效益。錦繡乾成的打造,一方面對原有的乾州古城進行了多方位的復原,另一方面又使得乾州古城的發展區別於歷史的軌跡,成為了一個集特色土產購物、民俗表演、品牌餐飲、旅遊休閑、商務會所、賓館住宿為一體的4A級仿古旅遊商業風情小鎮。市場為民族文化的傳承與發展提供了經濟支撐,文化的再生產使得傳統民族文化被重新挖掘開發出來,顯示出新的生機和活力。

  (三)專家學者發掘

  文化學者是文化遺產保護的主腦④。民族地區的人民在學者們的幫助下,充分挖掘和利用當地的民族民間傳說,通過文物和歷史遺址來確定當地的民族歷史文化,並由此重新構建新的民族文化資源,為旅遊者描繪或是說虛擬了一個新的有著深厚的民族特色的文化空間⑤。湘西州文化學者為乾州古城開發做了大量的考證,從其歷史人物、文化民俗、建築風格等等各方面進行了資料的整理,對乾州古城的開發方向做了一個歷史文化的再構建。楊良華《乾州風韻》、盛天寧《清代中衰之戰――乾嘉苗民起義研究》等著作,便是以乾州為藍本而著。

  另外,在專家學者的發掘和旅遊開發中,許多民族傳統節慶裏的禁忌與章法逐漸淡化消失,民族禮儀不再具有傳統的祭祀性,取而代之的是娛樂性,節慶不再是本民族的節日,而變成了遊客與當地人的共慶。如乾州古城正月十五火燒龍儀式,本是靠天吃飯的土家族先民,祈求風調雨順、五谷豐登的一種意識,帶有濃厚的稻作文化及神靈崇拜的烙印。由於專家學者的發掘和旅遊開發的需要,它成了一種帶有娛樂性、觀賞性的節目,燒龍的形式也在變遷的過程中更具戲劇化。

  綜上所述,乾州古城的打造,向我們展現了文化景觀在旅遊語境下的當代變遷過程。它並非是單純的對歷史景觀的修復,而是各種力量因不同的利益需要,相互作用的結果,它的變遷具有再生產性。通過對古城再造模式的研究及動力機制的分析,對其他地區的古城鎮旅遊化打造具有指導意義。論文網 2016-0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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