蕭富元·芬蘭教育,世界第一的祕密

教育,已成為芬蘭最成功的出口產品。人口不到台灣的四分之一,芬蘭憑什麼摘下教改桂冠?

世界前三大新聞通訊社路透社怎麼也想不到,他們傳送給全球新聞界使用的兩張照片,竟然活生生被一個十三歲的芬蘭中學生拆穿。 今年八月,路透社轉用俄羅斯電台影片,刊登兩張俄羅斯潛艇在北極海底下插國旗的照片,住在芬蘭北方小鎮的少年塞羅丁看到報紙後,覺得怪怪的,於是動手找資料,確認這張潛艇照片是翻拍自電影「鐵達尼」裡面的一個片段。路透社被迫認錯道歉。

這就是芬蘭教育為什麼能連年驚豔全球的原因:小孩會主動想、主動問、主動找答案。 教育已然成為芬蘭最成功的出口產品。近幾年,這個僻處北歐邊界的極地國度,訪客絡繹於途。

美國、韓國、日本、英國、南非等各國教育機構與領導,遠走天涯海角到此,為的就是汲取「芬蘭第一」的經驗。《經濟學人》更在去年為文建議,歐洲領導人應暫時放下所有活動,「回芬蘭的學校上課。」


OECD評比,芬蘭兩屆稱霸

自西元兩千年開始,經合組織(OECD)每三年舉辦十五歲學生能力評估測驗「國際學生評量計劃」(PISA),芬蘭青少年連續兩屆在閱讀與科學兩項評比稱霸,解決問題和數學則位居第二。 「芬蘭能,為什麼瑞典不能?」書櫃上兀自擺著教育部長杜正勝九月前來拜訪時所送的關公像,談到芬蘭的優異表現,瑞典教育部次長歐斯柏格(Bertil Ostberg)不無感慨。儘管瑞典中學生在PISA的表現仍高於平均水準,瑞典民眾顯然不夠滿意,畢竟,芬蘭三十年前啟動教育改革時,還是向瑞典取的經。

不光是瑞典,北歐在教育投注最多經費的丹麥和挪威,也跨海特聘芬蘭教育專家,為他們的教育體系把脈、抓藥方。 教育,讓芬蘭學生成為新的「北海小英雄」。過去二十年,世界各國前仆後繼,挹注龐大資源推動教育改革,小小一個芬蘭憑什麼摘下桂冠? 擬定長期策略、堅持核心價值、改革師資,是芬蘭教育成功的三大支柱。

綠蔭盎然。這棟原本是工廠的白色建築物,還維持乾淨樸實的樣貌。掌舵基礎教育的芬蘭國家教育委員會(Finnish National Board of Education,以下簡稱教委會),就隱身在首都赫爾辛基市區這片幽靜的社區裡。


九年義務教育,經費政府出

七○年代初期,教委會扛下芬蘭獨立建國後最大規模的改革重擔,他們的使命是提供高品質的九年一貫義務教育,訓練出能夠提升國家競爭力的下一代。 教委會決定採用「綜合學校」(comprehensive school)的模式,讓七歲到十五歲的中小學生,不分年級,都待在同一所學校學習。在九年一貫教育中,學生課本、交通和午餐費用,全由政府負擔,經費則由中央政府出資五七%,地方政府分攤四三%。這個決策延續三十年至今,不因政黨輪替而改變。


堅持平等精神,一個都不能少

貫穿改革脈絡、促使政策成功的教育核心價值,是「一個也不能少」的平等精神。
當其他國家還在施行菁英教育時,芬蘭卻反其道而行,絕不標榜菁英,堅持每一個小孩公平受教。 從制度設計到資源分配,芬蘭教育從平等出發。六十萬中小學學生,分布在四千所綜合學校,平均每校約一百五十人,班級人數不超過二十人,小班小校的制度有利於「無一人落後」(No Child Left Behind),沒有貴族和平民學校之分。翻開芬蘭各種教育文宣,從不高調「快樂學習」,對他們來說,有了公平,快樂就不是問題。

只是,北歐國家都強調平等,芬蘭能以黑馬之姿脫穎而出,關鍵就在於用了對的策略。

芬蘭不是砸更多錢辦教育,而是選擇「專注」策略,把資源配置在「最需要的地方」,也就是初級中學(相當於台灣國中階段)和學習遲緩者身上。 在OECD國家評比中,芬蘭是運用教育資源最有效率的國家之一。 不同的是,在大多數國家,高等教育學生平均分配到的經費最多;反觀芬蘭,投資在初級中學生的經費,每人平均達八千二百美元,在所有就學年齡中最高。

說話慢條斯理的教委會資深顧問勞卡南(Reijo Laukkanen),拿出去年在瑞士洛桑大學演講芬蘭教改策略的講稿剖析,之所以做這個策略選擇,是因為「這階段的小孩正發展自己的學習方法,需要最多的資源。」勞卡南表示,從PISA成果看出,芬蘭在這群初中生的投資報酬率很高。


絕不放棄學習慢的孩子

提升學習遲緩者的學習能力,是芬蘭專注策略的另一個重點。專門負責特殊教育的教委會顧問寇依薇拉(Pirjo Koivula)指出,教委會的目的是讓「每個」小孩都具備基本能力,當學生出現短暫學習困難時,老師會立即提出矯正計劃,在課堂上或是放學後進行個別輔導,費用由政府負擔。 芬蘭有將近二○%中小學生接受額外學習輔導,OECD國家平均只有六%。曾經當過特教老師的寇依薇拉邊看數據邊說,在老師早期介入輔導後,有輕微學習障礙的小孩都進步很快,一兩個月之後,就不再需要「補救」。

採用資源專注的策略還有一個好處,那就是芬蘭學生的學習表現並沒有明顯城鄉差距。在PISA測驗中,芬蘭校際差距全球第二小,不到五%(差距最小的是人口僅三十萬的冰島)。不論是首都赫爾辛基,或是偏遠北極圈的中學,測驗成績相差不大。


「排名」、「資優」犯大忌

「芬蘭沒有壞學生,即使最差的學生也很好,」以培育師資聞名的約瓦斯其拉大學(University of Jyvaskyla)教育研究所所長瓦里亞維(Jouni Valijarvi)直言,芬蘭十五歲以下人口逐年減少,將資源導入需要輔導的小孩身上,可以創造最大的國家利益,「我們承擔不起放棄任何一個人。」 且慢!學得快的人要怎麼辦?會不會是另外一種不公平?芬蘭人自有他們的邏輯:「學得快的人可以自己學,學得慢的人更需要幫忙。」

對此,五年前嫁到芬蘭、目前正攻讀教育博士的張家倩感受頗深。她曾到芬蘭的中小學實習,芬蘭學校乍看之下,毫不起眼,甚至有點沈悶;但是,看得愈多她就愈體會到,這就是芬蘭教育「平凡中見實力」的特質,老師上課總是花最多時間在「把慢的人教會」。 「寧可讓學得快的人等,也不能讓不會的人繼續不會,」張家倩觀察,芬蘭老師沒有趕進度的壓力,即使她在大學學芬蘭語,講師也總是要等全部人都學會,才繼續教新的課程。 芬蘭反對對學生進行任何形式的「分類」或「排名」,說「資優」和「菁英」是犯大忌,更沒有能力分班這回事。

二十八歲、在赫爾辛基大學任職的海蒂回憶,她念中小學時數學很好,但老師從來不會公開說她功課好,只是私下偷偷塞幾本進階數學讓她自己看。 最能展現教育平等價值的,是芬蘭政府對移民子女一視同仁的態度。 不論是否有芬蘭國籍,移民子女都能免費上學,政府還額外撥預算讓他們學習母語,每週上兩堂,為期四年。

一位住在首都近郊的台灣媽媽就說,學校原本聘請一位大陸籍教師教她兩個小孩中文,但她堅持要讓小孩學繁體字,地方政府同意她自己找台灣老師來教,老師的鐘點費和交通費由政府支付。 在專注的策略、平等的核心價值外,芬蘭教改能夠一路順暢無阻至今,還必須歸功於一群高素質的專業教師。


全球最嚴格的師資標準

回首來時路,三十年前主導教改的教委會前任主委阿侯(Erkki Aho)也不諱言,如果不是老師大力支持,配合師資改革決策,芬蘭教育絕不會有今天成果。 自一九七九年開始,教委會就定調,中小學老師屬「研究型」,必須具備碩士學歷,這幾乎是全球最嚴苛的規定。師資教育從原本的三年,延長為五年,高中生畢業申請師範學校時,除了要看在校成績,還必須通過層層面試,確認有教學熱誠與創新思維,才能擠進錄取率僅一○%的師範窄門。

專研師資培育的赫爾辛基大學教授坎薩寧(Pertti Kansanen)指出,芬蘭師範體系的唯一任務,是培育有能力的老師,並發展必要的專業品質,以確保教師生涯能夠持續進步。換句話說,在芬蘭,老師必須要有終身學習的能力與意願。

「有能力學習,才有能力創新教學,教育才會不斷提升,」作育無數教師的瓦里亞維比喻,在芬蘭,老師是一種「最愛學習的動物」。 芬蘭老師愛學習出了名,大學暑期班開課,座中最多的是中小學老師。芬蘭教育部長現在最頭痛的是缺老師,好學的老師都跑去繼續念博士;芬蘭企業也喜歡雇用老師,跟政府搶人。據芬蘭第一大報《赫爾辛基郵報》調查,芬蘭年輕人最嚮往的行業就是當老師;中小學教師受民眾敬重的程度,甚至超過總統和大學教授。

在芬蘭駐台灣商務辦事處代表史亞睿(Jari Seilonen)的眼中,芬蘭老師教的不是「知識」,而是「學習怎麼學習」。 史亞睿的母親就是幼教老師,他從小跟著其他小孩一起聽母親念書、閱讀;小孩問問題,老師不會直接講出正確答案,而是給他一個方向,自己去想、去找、去學。 挑高的天花板下,淡色木地板上,穿著各色襪子的腳丫子跑來跳去。赫爾辛基郊區小學教室裡十幾個小孩,華裔的Tina趴在桌上自己看書,對面的Sarka在畫畫,有的玩玩具、有的寫作業,教英文的老師拿著顏色圖卡,蹲在兩個小孩前面繼續比劃。

沒有吵鬧,也沒有不耐煩,老師不必時時刻刻盯著,每個小朋友都有老師為他們量身訂作的學習目標,知道自己接下來要做什麼。 儘管門檻高,又受歡迎,教師在芬蘭並非高薪工作。在OECD的調查中,不論是新進或資深者,芬蘭教師平均薪資都比先進國家和歐盟平均要低,甚至比不上國民所得較芬蘭低的南韓與西班牙。 留著一把大鬍子,在中學教物理已二十四年的史亞力屈指計算,他每月收入扣稅之後,大約有兩千歐元(約台幣八萬多元),跟大學畢業生差不多。 他笑說,家裡兩個小孩的育嬰假都是他在休的,因為太太賺得錢比他多很多。

「做老師不是為了錢,是因為我們真的相信這份工作對芬蘭很重要,」史亞力深信不疑,師資即國力,老師愈好,國家就愈強大。

嚴格要求師資品質,芬蘭政府也相對給老師和學校最大的教學自主權。教委會和教育部每四年制定並公布核心課程綱要,其他如徵聘師資、經營管理則由各校自治,舉凡班級大小、課程內容、學生課表,甚至是每年上課幾學期都由學校全權負責;至於要教什麼、怎麼教、用什麼教科書,則由老師自由選擇。

芬蘭中小學並沒有全國一致的聯合評量,學校也很少有考試;芬蘭官方也不進行教師評鑑。 被問到是否要考核教師表現,任職教委會長達三十年的資深顧問勞卡南幾乎動了氣,反問:「為什麼要評鑑老師?」他驕傲地說,芬蘭根本沒有不好的老師,每個老師都很自律,不需要打考績。 主管教育的中央教育部或地方政府,並不實施學校評鑑制度,對學校有絕對信任,再小的學校,也擁有絕對行政自主權。

赫爾辛基市內的拉托卡塔諾(Latokartano) 小學,決定在校內推行不分年級上課,一百八十個學生,每個人有自己的課表,有的人八點半上學,有的則是九點或九點半,大家放學的時間也不一樣。 學校事務的決策機關是董事會,七位董事中,有一位教師代表、一位職員代表,其他五位由家長與當地社區選出。董事會決定學校課程方針和預算使用,及聘用教師。 擁有法學和教育雙碩士學位的校長亨卡拉透露,每學期初,班級老師會邀請家長和學生一起坐下來討論小孩的學習目標,學生的學習評量不是根據和其他人的比較,而是看是否達成最初設定的目標。他們沒有成績單,只有學習報告。

「我們強調的是學習,不是競爭,芬蘭絕對不會用競爭來刺激品質。」說得一口流利英文,亨卡拉再三強調,在芬蘭,教育的目的是學習,而非競爭。

全世界最愛看書的國民更重要的是,芬蘭教育還有一筆他國難望其項背的幸運資產,那就是他們有一群熱愛閱讀的國民。芬蘭人在家閱讀的傳統已傳承四百多年,是全世界最愛跟圖書館借書的人,每人每年平均借十七本書。根據調查,四一%的芬蘭中學生,最常從事的「休閒活動」就是閱讀。在對的時間,做對的事情,有對的策略,用了對的人,芬蘭教育怎麼可能不好?(收藏自2011-05-06《天下雜誌》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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