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大爺死後，朱師傅來了。接替趙大爺，成為我們兒童電影制片廠宿舍樓的管理員。職責和趙大爺一樣，擔負環境衛生及安全。

朱師傅可能比我年齡小七八歲，安徽農民。自然，他住在趙大爺住過的小小門房裏。門房約十平方米左右，隔為兩間。外間是收發和傳達，朱師傅住裏間。小小門房一分為二，裏間擺一張單人床和一張窄桌外，也就沒什麼余地了。

收發和傳達另有人負責。地方也特別小。所以朱師傅的起居，客觀上就限定在裏間了。

別人都叫他朱師傅，或叫他老朱。他年齡明明比我小，我叫他老朱自覺不合適，故也隨年輕人們叫他朱師傅。他則隨年輕人們叫我“梁老師”。

有次我說：“朱師傅，別叫我梁老師，叫我老梁。”

他楞了楞，卻說：“那哪兒成呢？那麼多人都叫你梁老師，我怎麼能叫你老梁呢？”

我說：“那就叫我曉聲。不是也有那麼多人叫我曉聲嗎？”

他說：“他們是你朋友啊！”

我說：“那你也當我是朋友嘛。”

他說：“行，梁老師，以後我就當你是朋友！”

直到現在，他仍叫我“梁老師”——雖然，我這方面覺得，他已經拿我當朋友了。看來“梁老師”他是叫定了，沒法兒要求他改了。

和趙大爺一樣，朱師傅也是極有責任心的人。我們宿舍樓周圍的環境衛生一直挺好，人們都是比較滿意的。這受益於朱師傅的責任心和勤勞。

記不得從哪一年起，朱師傅的女兒朱霞來了。朱霞已經是大姑娘了，二十一二歲了，但看去仍像少女。自幼患了小兒麻痹，一只手有些殘疾。人們都很喜歡朱霞，我也喜歡地。她是個有禮貌又懂事的姑娘。人們也都很惋惜她的病，都希望她的病能在北京治好。

不久朱師傅的妻子和兒子也一道來了。他妻子是位質樸的農村婦女。她隨朱師傅叫我“梁老師”，而我稱她“嫂子”，這在輩分上是顛倒的。其實我應叫她“弟妹”。但我不習慣那麼叫她。而她呢，既然我稱她“嫂子”，她似乎也就只有姑妄聽之了。

朱師傅的兒子比朱霞小兩歲，叫朱凡。朱凡是個清秀且聰明的農村小青年。比少年大不點兒那類青年。

朱師傅常替人們修自行車。朱凡從旁看了幾次，會修了。遇有誰家的自行車壞了，推到門房外，請朱師傅修，倘若朱師傅沒時間親自修，便將“任務”交待給朱凡。往往還要嚴肅地叮囑：“要認真修啊，不許對付！”

我曾對朱師傅說：“朱師傅，別不好意思，要收錢。”

朱師傅笑著說：“那哪兒行呢？那成什麼事兒了呢？”

我也曾對朱凡說：“你爸不好意思收錢，你有什麼不好意思的？你要收！”

朱凡也和他父親那麼憨厚地笑，不吱聲兒。

“朱霞，你收！”

朱霞也笑。

“嫂子，他們都不好意思，你出面收！在這一點上不必學雷鋒，不必搞無償服務！”

她同樣憨厚地笑。

我也曾暗中對某些關系親密者打招呼——“咱們都不要讓人家朱師傅白修車啊！”

人們都說對。

其實街口就有修自行車的。但那修自行車的天一黑就收攤了。住在樓裏的大人們或學生們，往往晚上了才想起自行車有毛病，怕影響第二天上班上學，於是只有求助於朱師傅。而朱師傅從來有求必應。即使自己沒空兒，也是先應下來，讓兒子修。尤其冬季的晚上，不能把自行車搬屋裏修，只能將電燈拉到外邊，凍手凍腳地修……

這不給幾元錢真是讓人過意不去。

但據我所知，他們是從來不收錢的。非塞錢給他們，反而會搞得他們非常窘。

我妻子的自行車，我兒子的自行車，他們也不知貪黑給修過多少次了。

我們也只能送些東西，變相地表示感謝。

朱霞曾在北京住院治過病，廠裏為此發起了募捐。或多或少，是一份心。總之幾乎都捐了。捐的都很情願。證明人們對朱師傅和他的一家都是很友善的。也證明朱師傅和他的一家，給人們的印象是非常良好的。

原本僅容得下一張床的傳達室裏間，四口之家是顯然的，絕對的沒法兒同住的。但這世上在一些人看來是顯然的，絕對的事，在另外一些被逼到被推到那事前的人們，往往也就不那麼顯然不那麼絕對了。正所謂事是死的，人是活的；生存空間是小的，人生活的心氣兒卻可以大一些。朱師傅撿了一張破木床，修修，將兩張木床摞起來了，成了雙層的床。又撿了一塊板，晚上臨睡前將下床接出一條。就這樣，顯然而又絕對解決不了的困難，似乎也就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解決。朱霞和母親每晚睡下床，睡得多麼擠是可想而知的。朱凡睡上床。而朱師傅自己，則每晚在廠裏到處找地方借宿。好在廠裏有些供值班人員睡的床，一般情況下他借宿不會遭到拒絕。

現在，這一家四口的生活，主要靠朱師傅一人的微薄收入維持著。

但我從未見朱師傅愁眉苦臉過。

朱師傅另外還有沒有收入呢？

有是有的——四處撿些廢物賣。

他清除七個垃圾通道時，常將易拉罐兒，塑料瓶眼細地挑出來攢著。我也常見他推了滿滿一車廢物送往什麼地方的廢品站。

我曾聽有人說：“嘿，又發了，也許賣不少錢呢！”

我不相信現而今誰靠撿廢物賣會“發”。

倘真能，為什麼我們城裏人不也“發”一把呢？

一個易拉罐兒幾分錢，一斤廢報幾角錢，這我也是知道的。一車廢物賣不了多少錢的。明擺著的事兒。

朱師傅掙的是城裏人，尤其是北京人顯然的，絕對的不願掙的錢。也是顯然地絕對地在靠誠實的勞動掙錢。

故我常將能賣錢的廢物替朱師傅積攢了，親自送給他。

有次我問：“怎麼最近沒見朱凡啊？”

他笑了，欣慰地說：“去學電腦了！”

這一位中年的，安徽農村來的農民父親，就用自己賣廢品所得的錢，供他的兒子去學最現代的謀職技能。

現在朱凡已經在某郵局謀到了一份臨時的工作。盡管收入和他父親的收入一樣很低微，但畢竟的，全家多了一份收入啊！

某日，朱師傅見了我，吞吞吐吐地問：“你看，如果我想在車棚這一角用些膠板圍一處我睡覺的地方，廠裏會同意嗎？”

我說：“我不是早就建議你這樣做了嗎？只管照你的想法做吧，廠裏我替你說。”

廠裏的領導也很體恤他一家。

現在，朱師傅有了自己的棲身之處——就在門房的邊上，一米多寬，兩米多長，用膠板圍的一個箱子似的“房間”。睡在裏邊，夏天的悶熱，冬天的森冷，大約非一般城裏人所能忍受。

現在，這一家人已在北京——確切地說，在我們童影的門房生活了七八年了。除了朱霞，朱師傅、“嫂子”和朱凡，都在為生活而掙錢。不管一份工作多麼臟，多麼累，收入多麼低微，在北京人看來是多麼不值得幹，不屑於幹，在他們看來，卻都是難得的機遇……

在風天，在雨天，在寒冬裏，在赤日下，我常見“嫂子”替朱師傅清理七個垃圾通道，替朱師傅打掃宿舍區和廠區的衛生。也像朱師傅一樣，從垃圾裏挑揀出可賣點兒錢的東西。她替朱師傅時，朱師傅則也許往廢品站送廢品去了，也許另有一份兒活，去掙另一份兒錢了。

“嫂子”推垃圾車的步態，騰騰有力，顯示出一種“小車不倒只管推”的樣子。

這一家的每一個成員，似乎總是那麼樂觀，似乎總是生活得那麼親情融融。

有時我不免奇怪地想——他們的樂觀源於什麼呢？

當然的，我知道，他們一家人要通過共同的努力，早日積攢下一筆錢，然後回安徽農村去蓋房子。

那須是多大數目的一筆錢呢？

三萬？還是五萬？

他們離這個目標還有多遠呢？

似乎，為了達到這個目標，他們再豁上七八年的時間也不足惜。而且，一定要達到，一定能達到。

難道，這便是他們樂觀的生活態度的因由嗎？

哪一個人沒有生活的目標呢？

哪一個家庭沒有生活的目標呢？

但是，有多少人，有多少個家庭，身在到處聲色犬馬燈紅酒綠的大都市裏，不謗世妒人，不自卑自賤，不自暴自棄，一心確定一個不超出實際的尋常得不能再尋常的生活目標，全家人同舟共濟，付出了一個七八年，並準備再付出一個七八年去辛辛苦苦地實現呢？

我清楚，這樣的人，這樣的人家，在北京也是不少的。

這一種生活態度不是很可敬嗎？

自尊，自強，自立——於老百姓而言，不就是得像朱師傅一家一樣嗎？

十分難得的是，他們還有那麼一種仿佛任什麼都腐蝕不了的樂觀！

這樂觀可貴呀！

我常對自己說——朱師傅是我的一面鏡子。他這一面鏡子，每每照出我這個小說家生活的矯情。

我也常對妻子和兒子說——朱師傅一家是我們一家的鏡子。

相比於朱師傅和他的一家，我和我的一家，還有什麼理由不樂觀地生活？我們對生活所常感到的不滿足不如意，不是矯情又是什麼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