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位摩托車騎警意外地不知道從哪裏（他們總是這樣）轟鳴而至時，那個男的在路旁深深的草叢中四肢著地，在學狗叫。那個女的當時在慢慢開一輛車，到差不多 八十英尺外停了下來，車頭燈照著那個男的：中年人，思想混亂，慣於久坐。他站了起來。
“這兒是怎麽回事？”警察問。那個女笑得咯咯響。“不正常。”警察心想。他沒有看她。
“我看是找不到了，”那個男的說，“我，呃，找不到了。”
“找什麽？”
“我丟了什麽？”那個男的不高興地瞇起了眼睛。“是——是袖扣，金質嵌黃玉。”他猶豫了一下：警察顯得不相信他的話。“是優質白葡萄酒的顏色。”那個男的說。他戴著眼鏡，眼鏡原先一直在他手裏拿著。那個女的咯咯地笑。
“您找東西不戴眼鏡？”警察問。他把摩托車推到路邊，為一輛小汽車讓路。“最好別占著路面，女士。”他說。她把車開離公路。
“我近視。”那個男的說，“遠處的東西，我戴著眼鏡就能看到，可是如果我離東西近，取了眼鏡更好找。”警察用沈重的靴子踢了踢那個男的蹲過的草叢。
“他學狗叫，”車上的那位女士大著膽子說，“是為了讓我看到他在哪裏。”警察把摩托車拉起來撐在支架上，他和那個男的走到那輛汽車前。
“我不明白的是，”警察說，“您怎麽會在你們的汽車前面一百英尺處掉了袖扣，人們一般是把車停在過了丟東西的地方，而不是離那裏還有一百英尺的地方。”
那位女士又哈哈大笑；她丈夫慢慢上了汽車，似乎他害怕那位警官也許隨時會阻止他。警察仔細看他們兩個人。
“去參加派對了？”他問。當時已經過了午夜。
“我們沒喝醉，如果您指的是這個意思。”那個女的微笑著說。警察用手指輕輕敲著車門。
“你們根本沒丟什麽袖扣。”他說。
“一個人在路邊四肢著地，完全是文明地學狗叫，那樣做犯法嗎？”那位女士質問道。
“沒有，太太。”警察說。但是他根本沒去騎上摩托車忙自己的事。有一陣子，只能聽到摩托車和汽車發動機不算響的突突聲。
“我跟您說說是怎麽回事吧，警官。”那個男的換了種語氣利索地說，“我們在打賭，好嗎？”
“好吧。”警察說，“誰贏了？”又是一陣聽得到心跳的沈默。
“這位女士打賭，”她丈夫不失尊嚴地說，似乎他在給一位剛剛聘用的職員解釋行業的中的一個重要階段。“這位女士打賭說在夜裏，我的眼睛會像貓的一樣發光，如果我在路邊貼近地面的地方她突然照到我。我們以前經過過貓，貓的眼睛閃光了。我們還經過過幾個人，他們的眼睛沒有閃光——”
“那只是因為他們的眼睛在光線上方，而不是下方。”那位女士說，“如果一般時候人們像貓一樣，在同樣角度被車頭燈照到，人的眼睛也會像貓的一樣閃光。”警察走到他停摩托車的地方，提起來，踢開支架，把車又推了回來。
“貓眼，”他說，“跟你我的眼睛不一樣。狗的，貓的，黃鼠狼的，全都一樣，它們能在黑暗的房間裏看到東西。”
“在完全黑暗的房間裏看不到。”那位女士說。
“不，能看到。”警察說。
“對，看不到。如果房間裏沒有一點光線，如果完全是漆黑的就看不到。”那位女士說，“前不久有天晚上提出了這個問題；當時有一位教授在場，他說至少得有一縷光線，不管多麽微弱。”
“可能吧，”警察嚴肅地頓了一會兒後，一邊戴手套一邊說，“可是人的眼睛不會發光——我每天晚上都在這條路上，經過幾百只貓和幾百個人。”
“人們從來不會貼近路面。”那個丈夫說。
“我當時就貼近路面。”她丈夫說。
“這麽看吧，”警察說，“我夜裏看到過樹上的野貓，它們的眼睛發光。”
“您說對了！”那位女士的丈夫說，“那樣就證明了。”
“我看不出怎麽能證明，”那位女士說。大家又是一陣沈默。
“因為樹上野貓的眼睛比人眼的高度更高。”她丈夫說。那位警察有可能聽懂了，那位女士顯然沒有；他們兩個人都什麽也沒說。那位警察跨上摩托車，轟了一下油門，似乎在考慮什麽，後來又把油門關小。他轉身對著那個男的。
“把您的眼鏡取下來，好不讓車頭燈讓你的眼鏡反光，對嗎？”他說。
“對。”那個男的說。警察得意地揮了揮手，然後轟鳴而去。“自作聰明的家夥。”那個男的不高興地跟他的妻子說。
“我還是不明白野貓又能證明什麽。”他妻子說。他慢慢把車開走了。
“你看，”他說，“你說整件事情，都取決於一只野貓的眼睛有多低；我——”
“我沒說；我說那完全取決於一個人的眼睛有多高……” （孫仲旭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