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嶽論叢》2004年第1期

世紀之交的這幾年中，歷史工作者對中國史學究竟應該往何處發展的討論，又變得熱鬧起來。在上世紀結束以前，《歷史研究》雜誌曾邀請史學界的前輩學者，對中國史學的演變和前景，做了不少回顧和展望(註：譬如林甘泉發表了《二十世紀的中國歷史學》和《新的起點：世紀之交的中國歷史學》，分別載於《歷史研究》1996年第2期和199 7年第4期。山東人民出版社在2001年出版《20世紀的中國：學術與社會》叢書，其史學卷由羅誌田主編，分上下兩卷出版。類似的論著還有不少，此處不再羅列。)。2002年，中國人民大學清史研究所和香港的中文大學，又分別召開了兩次有關的會議，探討這一問題(註：中國人民大學清史研究所的會議由楊念群發起組織，於2002年8月在北京召開。香港中文大學的會議由《歷史研究》編輯部、中山大學歷史系和香港中文大學合辦 ，2002年11月召開。)。2002年正是梁啟超發表《新史學》的一百周年，而《新史學》 又是中國近現代史學誕生和演化的重要標誌，所以我們在目前這個時候討論中國史學的發展前景，似乎的確有所必要。

　　
從已經發表的論著來看，大都具有高屋建瓴的氣度，但又似乎對中國史學的理論建設 ，缺少足夠和深入的討論。依筆者管見，中國史學在近現代的演化，以觀念的改變為先導，以理論的探討為主要，然後帶動了史學方法的更新、研究對象的擴大，以致引起歷史研究整體面貌的根本變革。因此，展望中國史學的前景，理論的探索也十分必要。從世界史學的發展潮流來看，後現代主義以及與之有關的一系列文化現象的出現，對歷史研究的發展，已經產生了根本的影響，無法忽視或者漠視(註：參見王晴佳：《如何看待後現代主義對史學的挑戰?》，《新史學》(臺北)，第10卷第2期，第107-144頁。另見王晴佳、古偉瀛：《後現代與歷史學：中西比較》，臺北：巨流出版社，2000年版。)。但是，同時我們也應看到，在歐美史學界，對於後現代主義對史學的沖擊，真正加以全面討論的學者，也並不太多。而自稱為後現代主義的歷史學家，更不多見。因此我們也不必說後現代主義史學在西方已經蔚為風潮，更不必認為因為西方已經刮起了這一思潮，所以我們就必須效仿，生怕落後。後一種態度，從本質上與後現代主義的主旨相對立，因此並無助於研究後現代主義本身及其對歷史研究的影響。
　　
讀者也許會問，既然後現代主義已經對歷史研究產生了根本的影響，但為什麽自稱為後現代主義的歷史學家不多呢?這裏的原因，與後現代主義本身的思想與實踐有關。我們應該註意的是，後現代主義雖然定義復雜，但就總體而言，是對現代主義的一種反省，但又不是一種簡單的更替，而是希求突破現代主義的歷史階段發展理論，用新的思維角度來看待、總結當今的世界歷史。既然後現代主義是對現代主義的一種反省，甚至批判，那麽我們就必須首先考慮兩個方面的問題。第一是現代主義的緣起、定義和現狀。第二是產生反省現代主義的社會條件，亦即對我們目前所處的時代，有一個理解。然後我們才能對後現代主義及其對現代史學的影響以及中國史學的未來發展，有所認識和闡述。當然，要想對這些問題有深入的討論，並不是這篇文章能夠做到的。因此，這裏只能就其主要方面，略加敘述，希望能拋磚引玉，獲得讀者方家的指點。

一、現代與後現代：現代主義與後現代主義
　　
所謂現代主義，自然與現代社會的產生有關。但現代社會究竟產生於何時，史學界尚 未有明確的結論。但就大體而言，文藝復興以後，西歐社會產生了很大的變化，不但資 本主義開始從意大利北部逐步擴展，延伸到整個西歐，而且在思想意識、社會觀念上， 也產生了明顯的不同。天主教的宗教裁判所，在那時運作特別積極，既表明教會力圖維持在思想界的一統天下，又顯示其在那個時代這一思想的一統已經岌岌可危。17世紀科 學革命的成功，使得人們對於世界的認識與以往有了顯著的不同，更加強了自文藝復興以來的世俗主義思潮。但在另一方面，科學革命的成功，科學技術的發達，也使得人們開始對文藝復興時期對古典文化的崇拜，發出了一系列疑問，於是在英、法兩國，就有了所謂“古代與現代的爭論”(querelle des anciens et des modernes)，其焦點是如 何評價古典文化及其與現代的關系，究竟是古典文化先進，還是現代文化發達?[1]這一爭論在17世紀沒有結論，但到了18世紀，特別是啟蒙運動以後，主張現代文化先進的一方，明顯占了優勢，因為在那個時代，歷史進步的觀念已經為不少人所贊同。啟蒙思想家伏爾泰就強烈主張歷史學家應該首先研究近現代的歷史，不希望史學家沈迷於故紙堆中。他還認為歷史研究應該有一種哲學的眼光，而不應該僅僅以重建過去為滿足[2]。這些觀念，都鮮明地表明到了18世紀後期，就現代與古代的關系而言，現代已經明顯地占了上風。現代本身不但已經獲得研究的價值，而且現代人還可以用現代的眼光來研究過去，不一定要依照先賢的教誨行事。這些都是現代主義的主要特征。
　　
但是，雖然啟蒙運動代表了西方近代文化的一個突破，可像其它所有的文化現象一樣 ，這一突變之中也自然包含某種繼承的成分。伏爾泰等人希望能用哲學的眼光看待、研究過去，但這一哲學的眼光，也並非無中生有，而是繼承了以往文化的某種傳統。譬如啟蒙思想家所主張的歷史進步觀念，就與基督教的“天國”觀念有思想上的淵源關系；而他們對歷史進步的過程的描繪，也像基督教思想家一樣，視其為一個一線發展的統一過程，亦即認為所有的人類歷史，都會百川歸海，走到一起來[3]。值得註意的是，這一歷史觀念，與18和19世紀歷史的發展，也有很大的契合之處。隨著資本主義的長足發展，西方的政治與文化形式，也走向全世界，古老的美洲文明和東亞的日本與中國文明，都相繼在與西方現代文明的較量中受挫，而同樣古老且又四分五裂的非洲，更是無法阻止西方的入侵。於是到了19世紀的下半葉，西方史家開始認為現代的西方不僅勝於古代的西方，而且還遠勝於世界上的其它文明，因此，現代化也就自然成了世界歷史演進的大趨勢。現代主義思維，於是也就高歌猛進，一路凱旋。
　　
現代主義是一個內容復雜的文化現象，在社會文化的各個方面，從藝術、建築到文學 、思想和衣著，都有表現。就它的形成來看，主要指的是一種標新立異的企圖，希求突破以往傳統的束縛。中文裏面將英文的“現代moddrn”，曾音譯成“摩登”，而在現代中文裏，“摩登”便有標新立異的意思。就現代主義的歷史思維而言，我們或許可以舉兩個例子。第一是黑格爾的《歷史哲學》。眾所周知，黑格爾不但將世界歷史視為一個一線發展、演化的過程，而且還指出了演化的動因及其最後由西方統帥全球的趨勢。第二是黑格爾的德國同胞蘭克。蘭克不滿黑格爾對世界歷史的抽象概括，認為史家的任務，應該是將這一世界歷史的趨勢，加以仔細描繪。但是，像黑格爾一樣，蘭克並不懷疑這一世界歷史的趨勢，他甚至可能認為是不言而喻的。因此黑格爾為此大費筆墨，似乎沒有什麽必要。而蘭克自己想做的僅是“如實直書”(wie es eigentlich gewesen)而 已。
　　
其實，在這一著名的聲明的背後，隱藏了蘭克的現代主義政治理念。這一理念表現在三個方面：歷史研究的目的、對象和方法。蘭克強調“如實直書”，其實是為了將古代與近代的史學，劃出一條明顯的界限。他說近代的史家，應以“如實直書”為目的，就是批判以往的道德史學，而給予近代史學一個新的出發點。在歷史研究的對象方面，雖然蘭克不像啟蒙思想家那樣，將古代視為一錢不值，但他還是認為，現代勝於古代。而這一優勝的原因，在他看來，就是民族國家的興起。於是他的著作，大都以此為題，研究和敘述了意大利、法國和英國等國家的民族興旺史。在史學方法上，蘭克強調原始、檔案史料的運用以及對史料的審查和批判，以此來達到忠實地再現過去的目的。為此，他在柏林大學開辦“研討班”(Seminar)，與學生們一起，就史料的真偽、價值和意義加以討論。這一做法，與科學家在實驗室裏與助手們一道做科學實驗有相似之處。於是，蘭克史學便成為了“科學史學”、“客觀史學”的象征。而其結果是，蘭克的宗教信仰、政治理念及其對他史學觀念和實踐的影響，則為他的追隨者所忽視了[4]。
　　
在二戰以前，也曾有人對蘭克史學的“科學性”加以質疑。如30年代美國史家比爾德( Charles Beard)和貝克爾(Carl Becker)，就指出蘭克並無法保證其史學的“客觀性”；比爾德甚至嘲笑蘭克的“如實直書”，只是“那個高尚的夢想”(That Noble Dream) 而已[5]。但是，他們並不懷疑蘭克史學對世界歷史趨向的勾畫。換言之，他們也像19 世紀的蘭克一樣，認為現代西方的發展，代表了世界歷史演化的總體趨勢。當然，對於這一世界歷史的趨勢，在19世紀末已經有尼采等人對此表示了懷疑，對西方人的盲目自信提出了警告。但這些懷疑和警告真正得到認真的對待，則要到二戰以後。
　　
二戰以後出現了兩大陣營：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這便明確表明，西方並無法一統天 下；西方歷史的方向，並不一定是世界歷史的方向。於是，一些現實感強的西方史家，如英國的巴勒克勞夫(Geoffrey Barraclough)，就寫作了《變動世界中的歷史學》(History in a Changing WOrld)，指出蘭克史學的歷史觀念，已經有點落伍和過時了(註：吳於廑先生曾對巴勒克勞夫的這一著作作過批評，吳於廑：《巴拉克勞的史學觀念與歐洲歷史的末世感》，《武漢大學人文科學學報》，1950年第8期。)。以後巴勒克勞 夫在主編《歷史學的主要趨勢》(Main Trends in History)(1979)時，繼續想突破“西方中心論”的歷史觀。在《歷史學的主要趨勢》中，我們可以看到西方之外、特別是俄國和蘇聯的史學成就。該書也涉及了亞洲、非洲和拉美等地史學的發展(該書由楊豫譯成中文，上海譯文出版社1987年出版)。客觀地講，戰後的世界局勢，看起來是兩個超級大國爭霸，似乎平分秋色，但如果從其變化來看，則並非完全如此。戰後西方殖民主義逐漸垮臺，拉美、非洲、亞洲和太平洋地區的一些國家紛紛獨立，他們所建立的國家，雖然並不完全照搬西方民主國家的模式，但還是大同小異。而真正遵循蘇聯模式，建立社會主義國家的，並不太多。於是，西方資本主義的國家模式，還是有逐漸擴大的趨 勢，因此英國史家和思想家湯因比(Arnold Toynbee)，就用了“後現代”的這一術語，來描述這一現象。他認為，一旦現代西方人將自己的政治體制、文化形態、思維方式和生活習慣輸出到非西方地區，並為當地人所接受，這一“現代性”，就不再那麽單一，而是在與其它文化的較量、交流中，起了變化，形成了一種“後現代”的現象[6]。的 確，雖然20世紀的歷史，仍然以西方為中心和主導，特別是到了世紀之末，由於蘇聯的 崩潰，更加深了這一印象。但其實，即使是以西方為中心，仍然有非西方地區為其邊緣；中心與邊緣的互動，既改變了非西方人，也改變了西方人。舉例來說，美國在二戰以後，成為世界大國，到處顯示其軍事實力，但也並非無往不勝。美國在越南戰爭中所遭到的挫折，就是一例。美國人一方面厭戰，另一方面也確實有人對美國的霸權行徑產生了不滿，並對越南人和越南文化產生了同情和興趣。同樣，法國在戰後喪失了不少殖民地，特別是北非的阿爾及利亞。但在阿爾及利亞獨立的前後，也有不少法國人認為法國在那裏的統治，對雙方都無益處。更有人還同情對方，對殖民主義的危害，加以深刻的反省。以後成為法國後現代主義思想家的德裏達，就有在阿爾及利亞生活的經驗。當今法國著名的社會學家布迪厄(Pierre Bourdieu)也有相似的經歷。
　　
的確，戰後的歷史演變，為後現代主義的興起創造了條件。這些條件包括了社會經濟和思想文化兩個方面。先就思想文化而言，西方資本主義在20世紀的發展，使得世界變小，各地區之間的接觸十分頻繁。這些接觸和交流使人看到，雖然西方的政治模式、生活方式有其吸引力，但非西方地區在吸收引進的同時，也加以了改造，而不是照單全收。而許多殖民地在戰後的獨立建國，更為這一文化的交流提供了各種例證。於是，對現代主義歷史觀念的疑問和批判，也就應運而生。這些疑問和批判的主要對象是西方中心論和歷史一線進步的觀念。與後現代主義幾乎同時出現的後殖民主義理論，就特別註重對這些曾經主導了西方歷史思想的觀念進行深入的批判。後殖民主義理論指出，即使在西方統治的殖民地中，如印度，西方文化也沒有完全主導。甚至，為了統治殖民地的需要，西方的學術與思想都有所調整。換言之，西方現代學術與思想的發展，也由於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而產生了明顯的變化。再具體點說，受到西方殖民教育的非西方人士，有不少人往往比西方人更了解西方，寫出的英文常常比英國人更優美、更動人。但他們同時又保留了自身的文化傳統與信仰，因此也就能獲得一種學術、文化上的優勢。反過來，西方人如果能接觸和了解非西方的文化，也就會比一般的西方人更有知識，因此也能新見倍出。上面提到的德裏達和布迪厄，就是顯例(註：有關後殖民主義、後現代主義的關系及它們對現代歷史學的影響，可參見Robert Young,White Mythologies和Shelley Walia,Edward Said and the Writing of History(Cambridge:Icon,2001)。 中文可參見王晴佳：《後殖民主義與中國歷史學》，《中國學術》，第三輯，第255-28 8頁，北京：商務印書館，2000年版。)。
　　
西方與非西方地區的接觸，不但造成上述思想文化的變化，而且還促成西方社會經濟的變遷，為後現代主義觀念的興起提供了物質的基礎。資本主義的發達，除了資本以外，還需要勞工、原料及銷售市場。到了二戰以後，西方資本主義已經十分發達，不但能從世界各地獲得原料，而且還依賴非西方地區的廉價勞工進行產品的加工。但就銷售的市場而言，還是主要以西方社會為主，因為非西方地區的人士，還常常缺乏足夠的購買能力。這一情況，造成西方社會文化的重大變遷，亦即從原來的工業制造社會，成為商品消費的社會。如果用美國社會學家貝爾(Daniel Bell)的說法，那就是進入了“後工業社會”。因為西方工業依賴非西方地區的廉價勞工，因此在西方社會內部，產業工人日漸減少。而因為西方仍然是產品的主要銷售市場，因此服務性的行業以及與之相關的廣告、媒體、信息和娛樂行業日益發達。這一“後工業社會”或“信息社會”、“後現 代社會”的到來，對人們的思維方式和生活習慣都產生了巨大的影響。首先，由於生產制造已經遠離了一般人的生活，人們對生產制造的過程也逐漸陌生。生產制造，一般有一個按部就班、循序漸進的過程，表現出我們所熟悉的一種歷史的思維：由低到高、由簡單到復雜、由原因到結果。但產品銷售的行業，則完全是另外一種思維，因為其目的只是為了在很短的時間內，讓可能的消費者對某種產品產生一種印象、形成一種記憶，以便在將來購物的時候，會自然而然地選擇這一產品。因此，廣告商通常不會用歷史說理的方式來闡明這一產品的優點，因為這樣既費時又無效。相反，商品的廣告常常為了追求瞬間的效果，采用鮮艷的色彩、奇特的音樂、怪異的組合甚至荒唐的概念，以求一種深刻的印象，達到推銷產品的目的。用法國思想家布希亞(Jean Baudrillard)的術語來分析，那就是“真實”，亦即產品的制造和產品本身，被隱藏在這些精心制作的“印象”甚至“假象”的後面，反而顯得無關緊要[7]。事實上，由於產品制造大都在非西方地區，因此，對西方人來說，產品的“真實”也確實離他們的生活日漸遙遠。
　　
如果“真實”不再重要，為“印象”、“形象”等各種人為的東西所取代，那麽對真實的追求以及為這一追求而發展出來的一系列科學方法、理性思維，也就慢慢變得無關緊要。於是，西方自文藝復興、科學革命和啟蒙運動以來所獲得的一切成就，從經濟結構到文化思想，都必須經過新的考量，不再被視為理所當然的了。換言之，現代主義的思維方式、觀念模式，受到了史無前例的挑戰。後現代主義也就像幽靈那樣，逐漸在西方社會輾轉徘徊了。

二、後現代主義對現代史學的沖擊
　　
雖然後現代主義的流行，必須依賴一定的社會條件，但作為一種哲學思想，其形成則往往先行於時代，發生於這些條件形成以前。如果把後現代主義定義為對現代社會的一種批判和反省，那麽這種批判、反省遠在20世紀到來以前就已經出現。馬克思主義便是一個重要的例子，因為馬克思對資本主義一直持有一種批判的態度，並且預測了資本主義發展中將會產生的困境及其衰亡。雖然這一預測得到了不少人的修正，而且就整個思維方式來看，馬克思主義仍然是現代主義的，因為馬克思的歷史觀，不但強調歷史的一線發展，而且也認為西方是現代歷史的主導力量。但可貴的是，馬克思同時又指出，西方的這一歷史的領導作用，有其時間的限制，將會在以後為另一種力量所取代。這一看法，對以後的後現代主義理論家有很多啟發。實際上，不少後現代主義理論家，都是馬 克思主義者。如美國的詹明信(Frederic Jameson)和哈維(David Harvey)，前者著有《後現代主義：後資本主義的文化邏輯》(Postmodernism:or the Cultural Logic ofLater Capitalism)，後者寫有《後現代性的條件：文化變遷根源的一種探究》(TheCondition of Postmodernity:An Enquiry into the Origin of Cultural Change)。 他們都從社會經濟發展、思想文化的變化，來探討西方資本主義的前景和出路。
　　
用法國思想家李歐塔(Jean-Francois Lyotard)的話來說，詹明信、哈維以及布希亞等人指出的是西方資本主義社會的“後現代情境”。由於這一情境的形成，現代主義的思維模式便顯得落伍了。從歷史學的角度來看，現代主義與後現代主義的主要區別在於兩個方面：第一是歷史研究興趣的轉移；第二是歷史認識論的變化。就第一個方面來說，現代主義的歷史研究，以揭示歷史演變的大趨勢為目的，因此便以中心、精英為主要對象。這一取向表現在各個方面，譬如，以世界歷史的演化而言，現代史家就常常以西方社會為中心，因為自16世紀以來，西方的確在世界歷史的舞臺上，扮演了主要的角色。而為了探討西方崛起的原因，史家還必須追溯到過去，因此在研究現代以前的歷史時，也無法不把西方看作中心。西方在現代歷史中的主導作用，主要表現為其民族國家的形成領先於其它地區，這也是蘭克史學的一個結論，因此歷史研究便以民族史為主。而就民族國家的歷史研究而言，又以認定一個中心為主。於是該民族中的多數族裔的演變便成為史家寫作民族史的主要脈絡，而該民族的少數族裔的歷史與文化則常常被忽略不計，甚至被視為對立的“它者”來對待。同樣，因為在人類社會形成的大部分時間裏，男性常常扮演了主導的角色，因此歷史研究便自然以男性為主，而將女性視為陪襯點綴或者無關緊要的“它者”。而就男性活動來說，又主要以一些精英人士為重要，因此幾乎所有的歷史研究，無論是政治史、外交史還是思想史，都以精英人士的活動為對象，而視一般的民眾為簡單的聽眾或者盲目的跟從者，因而忽略、漠視後者的歷史作用。
　　
後現代主義的歷史研究，則與上述的作法正好相反。我們可以舉幾個例子來說明。比如法國著名的歷史思想家福科(Michel Foucault)，其研究就以打破歷史一線進化、註重非中心、非精英和非理性的活動為主要特點。對福科來說，由於現代史學的定式化，“歷史”、特別是“大寫的歷史”(History)，已經自然包含了一線進化、因果相連的意思，但真正的歷史活動並非如此，因此必須避免使用。他建議用“考古學”(Archaeology)和“系譜學”(Genealogy)來代替，因為前者能顯示出歷史研究的偶然性，因為在考古發掘中，什麽時間、什麽地點發現什麽東西，並無法掌握，所以史家根本 就不必將本來偶然的東西，硬把它們串聯起來，並還做牽強附會的解釋和敘述。而“系 譜學”的用處在於，它與歷史學從過去到現在的研究脈絡相反，是從現在回溯到過去，為的是尋找祖宗的發源。而且，系譜的形成，與“大寫的歷史”不同，不能“中心化”和“精英化”，因為你有什麽祖宗，完全不由你掌握。再就福科研究的興趣而言，他所註意的課題都是一般專業史家所忽略的。譬如他的《瘋狂與文明》一書，不但以瘋狂為 研究對象，而且還指出犯精神病的人，並不比其他人更少理性。事實上，福科認為，那 些自認為清醒的人，將精神病人關入醫院、隔離人世，本身就不是一種理性、人道的行 為。這裏，福科非但以作為“它者”的精神病人為研究的對象，而且還挑戰了“它者”和自身、邊緣與中心的界限。在福科看來，這一界限本來就是人為的。更重要的是，劃出這條界限，並不代表社會的進步、醫學的發達和理性的普及，相反從人道主義的角度 來看，則表現為一種退步、甚至野蠻的行為。為了證明這一退步，亦即知識的進展並沒 有促進人類活動的進步這一現象，福科又出版了《性史》，指出對性這一人類基本活動 所開展的學術研究，其結果只是將一種所謂理性的、現代的性生活方式，強加於人，因 此反而妨礙了人類活動的自由。總之，在福科看來，現代社會所信奉的“知識就是力量 ”這句話，應該譯成“知識就是權力”(事實上在英文中，“力量”和“權力”用的是同一個詞—power)。換言之，知識是一個優勢團體壓制其它弱勢團體的一種方式。如果從現代歷史的發展而言，現代西方所形成的話語系統，也成了西方在思想界、文化界主導、影響、甚至統治非西方地區的手段。
　　
雖然福科常常不被認為是專業的史家，但福科的歷史研究，在歷史學界有廣泛和深遠 的影響。從當代著名史家的一些作品來看，福科所提倡的對“它者”和弱勢團體的研究，已經得到普遍的重視。事實上，在福科發表他的作品的60年代，西方史學界已經有了明顯的變化，其標誌為社會史的興起，而社會史的研究對象，已經不再是社會的精英，而是一般的民眾。即使是研究個人，也不再是著名的個人，而常常是一些“小人物”的生活。如美國的達頓(Robert Darnton)，以寫作《貓的大屠殺》(The Great CatMassacre)出名，其主題是有關一批學徒將他們主人家養的貓殺死的事件。另一位北美的史家戴維斯(Natalie Davis)，則寫了《馬丁•基爾回鄉記》(The Return of Martin　Guerre)，講述的是一位退伍的兵士，假冒身份，到一村莊行騙的故事。他們用這些可以說是名不見經傳的事件，來探討歷史上的階級關系、兩性關系以及個人和社會的心理活動，而意大利的史家金茲葆(Carlo Ginzburg)，在《奶酷和蛀蟲》(The Cheese and　the Worms)一書中，則細致地重構了一個磨坊主的文化生活，一方面展現當時宗教裁判所的活動，另一方面披露現代科學知識在下層社會的普及過程[7]。
　　
如果下層的小人物代表了一個弱勢團體，那麽婦女則更是歷史研究中長期被忽略的一 個弱勢團體，雖然婦女其實占了整個人口的一半。二戰之後開始的婦女史研究，既與歷史研究者隊伍中婦女人數的增加有關，更與西方歷史學的發展潮流相連。在婦女史研究 的初期，其研究者主要還是采用“精英式”的研究態度，以發掘、研究婦女中的精英人物為目的，力圖顯示婦女並不弱於男子。但很快婦女史的研究便開始發展出特殊的研究角度，並由此而挑戰以前視為理所當然的歷史觀念。譬如美國的凱莉(Joan Kelly)，就從婦女地位的角度，質疑文藝復興在西方歷史上的重要地位。她指出就婦女地位來看，文藝復興時期反而比中世紀晚期退步，因為在中世紀時期，婦女還有一定的經濟權，但到了文藝復興時期，這一權益則漸漸被男子所侵襲了。司各特的結論很顯然，從男性歷史的角度來看，文藝復興也許是劃時代的，但從婦女史的角度來看，文藝復興並沒有什麽劃時代意義可言[8]。
　　
以上的討論，主要牽涉歷史研究的對象，亦即後現代主義思潮對“大寫的歷史”的沖擊。如果單就這一方面來看，後現代主義的歷史研究在西方可以說是蔚為風潮，只要稍微看一下西方國家歷史研究的雜誌所發表論文的題目，就能看出這一演變趨勢。19世紀史家所關心的課題，大都是各種精英人物，特別是各個民族國家的開國元勛、扭轉危局的軍事家和折沖樽俎的外交家。但在二戰以後，這些人物已經漸漸不為專業史家所重視。即使是研究外交史，也十分註重文化傳統對各國外交政策的影響，而不是專重個別傑出的外交家。日裔美國著名外交史家入江沼，就以提倡用文化史的取徑研究外交史而聞名。美國著名學者，也是美國政府的重要智囊人物亨廷敦(Samuel Huntingtun)，也主張重視文明、文化傳統對現今和未來世界局勢的影響，因而提出了“文明的沖突”的重要理論。
　　
後現代主義對現代史學沖擊的第二個方面，表現在對現代主義歷史認識論的根本顛覆 。由於這一沖擊，重新界定了歷史研究的性質和意義，重新區分了歷史學與其它學科的 關系，因此影響十分重大，爭議也十分激烈。上面提到的幾位歷史學家(福科除外)，雖 然其研究反映了後現代主義的影響，但就他們個人而言，都沒有也不願接受後現代主義 的歷史認識論。金茲葆甚至還激烈地批判了後現代主義的理論，對後現代主義否定歷史 真實的態度，進行了猛烈的抨擊[9]。他還在史學界展開的有關希特勒“屠殺猶太人”( 簡稱“屠猶”)的爭論中，批判了懷特(Hayden White)的觀點。其實懷特雖然被視為美 國史學界提倡後現代主義認識論的先驅，但他在私下，也對“後現代主義者”這一稱謂 有所警惕，而願意稱自己是“最後一位現代主義者”(註：參見History and Theory:Contemporary Readings,eds.Brian Fay,Philip Pomper and Richard T.Vann.Malden, MA:Blackwell publishers,1998.第237-239頁。懷特稱自己是“最後一位現代主義者” ，則由Georg Iggers所告知，特此致謝。)。
　　
那麽，後現代主義的歷史認識論有哪些主要特征呢?我們還必須從其與現代主義認識論 之間的關系談起。事實上，懷特對“後現代主義”這一稱謂的警惕，也不無原因，因為 現在我們稱之為“後現代主義”的觀念，其淵源出自對現代主義認識論的修正。現代主 義的認識理論，以實證主義的觀念為基礎，其前提是主、客觀之間的區分，前者是對後 者的認識或者反映。如果沒有這一嚴格的區分，則認識這一過程無法開展。但在戰後， 特別是在美國科學史家庫恩(Thomas Kuhn)《科學革命的結構》(The Structure ofScientific Revolutions)(1963)出版以來，就開始了一個所謂“話語的轉折”(discursive turn)。這一轉折的結果，是將以前事實與理論、分析與綜合、描述與解釋、事實與價值、科學與形而上學之間的界限，做了根本的模糊處理，不再將這一界限視 為天經地義的了[10]。譬如庫恩對科學革命發生的描述，視為從一個“話語”到另一個“話語”的轉折，即從牛頓到愛因斯坦的轉折。換言之，根據庫恩的觀點，科學家進行科學研究，並不完全從事實或材料出發，然後歸納、總結出某種結論。相反，他們的科學研究，其實是針對一個已經形成的先行觀念，亦即庫恩所謂的“範式”(或者是牛頓 的、或者是愛因斯坦的)，加以修正、補充或者(如果可能)，加以推翻。
　　
庫恩的理論，對歷史學界影響殊大，其中的主要原因是因為庫恩所處理的課題，是現代科學的演變發展，而現代科學對於現代史學，幾乎有一種高不可攀的榜樣作用。如果科學研究尚有某種“先驗”的前提，那麽歷史研究則更無法擺脫理論和觀念的束縛了。其次，由於對“話語”的重視，使得歷史學家和歷史理論家對歷史認識論產生了濃厚的興趣。與科學史的研究相比，一般歷史研究中所包含的歷史認識論問題，似乎更為復雜。在科學研究中，即使按照庫恩的說法，也只有兩個“範式”，但若要尋找歷史研究中的“範式”，則可以說是層出不窮、豐富多樣。換句話說，如果承認歷史研究中存在一種“範式”，那等於是打開了“潘多拉的盒子”(Pandora’s box)，歷史學家可以從宗 教信仰政治理念、寫作風格和語言結構等多種方面來探討歷史研究中的主觀因素。事實上，歷史學家對於科學史學、客觀史學，本來就不具很大的信心。他們無法無視歷史研究中歷史學家的宗教信仰和政治理念對其論著所產生的影響。但後現代主義的歷史認識論似乎更加徹底，因為後現代主義者所關註的，不是宗教和政治等顯而易見的因素，而是語言的運用和語言的結構等並不明顯的問題。通過後現代主義的研究，這些問題對歷史研究的負面影響便彰顯出來了，以致使得不少歷史學家無法完全接受這一新的歷史認識論。
　　
易言之，自20世紀60年代以來，西方學術界不但有“話語的轉折”，還有一個“語言學的轉折”(linguistic turn)。這一語言學的轉折，主要是指語言在人們認識過程中的限制和作用。在現代主義的認識論看來，客觀事實通過感官的觀察，進入人們的頭腦，經過思維，人們又通過語言加以表述。在這一過程中，頭腦的思維是一種加工的過程；一旦思維形成，則可以通過語言直接無誤地表述出來。但經過語言學的轉折，人們開始看到語言本身並不透明，而是有其自身的結構，因此在運用語言表述的時候，思維的成果不但會有表述上的限制，而且還會反過來影響思維的過程。於是，德裏達就指出，現代文化的理性主義，其前提是一種普遍主義，亦即承認理性的普遍性。而這一理性的 普遍性，必須通過語言的轉達才能實現。一旦語言無法轉達無誤，那麽這一理性主義的 普遍性，也就十分讓人懷疑了。這也即是說，如果現代西方的“理性”這一概念，無法通過語言的表述和轉譯讓其它地區的人們理解並對此有同樣的認識，那麽這一“理性”，也就不存在什麽普遍性了。德裏達指出，即使通過口頭表述，都無法達到完全的溝通，更何況訴諸文字了。他也因此而對現代主義的認識論，做了徹底的解構，認為主觀與 客觀、作者與讀者之間，並沒有嚴格的界限，因為思維一旦轉手於語言，便變得模糊不清了。
　　
與德裏達相比，懷特所註意的是歷史寫作中語言運用的問題，因此更註重文字風格、 修辭形式對歷史研究的影響。在懷特於1973年出版的名著《元史學》(Metahistory)中，他選擇了馬克思、黑格爾等四位歷史思想家和蘭克、布克哈特等四位歷史學家，分別把他們的著作從文字風格上，做了細致的分析。懷特所關心的，並不是這些人的主觀意圖及其對歷史思想、歷史寫作的影響，而是他們在運用語言寫作時，如何受到修辭風格的限制而凸顯出其著作的特殊風格。換言之，懷特所註意的是比一般人更為深一層的東西，不僅是政治、宗教等因素對歷史研究的影響。懷特認為，即使歷史學家能擺脫這些常見的主觀因素的幹擾，他們還是會受到另一種主觀的、甚至先驗的因素的幹擾，那就是語言風格和修辭形式。因為歷史寫作必須訴諸語言來寫作，並采取敘述的形式，而所謂敘述，就是講故事。而故事就有情節，於是歷史學家在寫作歷史的時候，就自然而然地會設置、安排情節(emplotment)。至於設置什麽樣的情節(什麽時候開始、什麽時候結尾、牽涉多少人物)、講什麽樣的故事(喜劇的、悲劇的、諷刺劇的等)，則與歷史學家的愛好、性情、人格等因素有關。如懷特認為，布克哈特講的是悲劇性的故事，而蘭克則講的是提喻式的故事。如此，懷特便指出歷史學家的工作，與文學家的創作，沒有根本的差別，因為兩者都必須設置情節。而一旦將史學與文學等量齊觀，那麽歷史的真實性，便所存無幾了。當然，懷特還是認為，歷史事實仍然存在，只不過沒有實際的意義，因為一旦歷史學家將歷史事實編織到歷史敘述中去，該事實的客觀性就喪失殆盡了 [11]。
　　
另一位後現代主義理論家柯爾納(Hans Kellner)則從因果關系的角度，來批判現代史學的客觀性。他像懷特一樣，也認為歷史寫作離不開敘述，而一旦采用敘述的形式，便無法做到客觀，因為敘述體自然有起始、轉承與結束，這些方面，都由歷史學家決定。而歷史本身，要比歷史著作所能包括的長得多。另外，為了敘述得有道理，歷史學家通常會使用“由於”、“因此”和“所以”等表達因果關系的用語。因此，也許他在主觀上並不想表現自己的看法，僅僅是想“如實直書”，但實際上，一旦用了這些轉折詞語，歷史學家其實就已經將自己的看法，融會到他的歷史著作中了。因此所謂歷史學的客觀性，在柯爾納看來，無異於一種神話[12]。
　　
以上的簡單討論，只是就“話語的轉折”和“語言學的轉折”這兩者對現代史學的沖 擊，舉幾個例子來加以說明。就歷史研究的實際情形來看，一般的史學家對於這些討論，雖然大致有所了解，但又並不熱心參與，因此似乎後現代主義的觀念，與實際的歷史研究，其直接關系並不明顯。但如果細心觀察的話，目前的歷史研究，已經與蘭克那個年代差別非常明顯。蘭克強調歷史研究從原始材料出發，因此在“研討班”上，與學生、助手們一起圍著一堆史料加以探究、考訂。而目前的狀況則常常是，原始材料已經被 前輩耙梳、整理和使用過了，新的史家為了突出新意，必須對前輩的著作先有所了解，然後才能在自己的研究中，通過補充史料來修正原來的解釋或者提出自己的看法。由此看來，歷史研究已經不是從原始史料出發，而是從大量閱讀現成的著作來熟悉課題，發現一些可能的問題以後，才開始對原始的史料進行再發掘、再發現的工作。後現代主義理論家安科史密特(Frank Ankersmit)由此認為，後現代主義的理論之所以有用，是因為歷史研究已經造成一種“生產過剩”的現象，因此了解現成的話語並進行話語之間的交流、轉換，已經取代了現代史學強調史料優先的習慣作法了[12]。由此，歷史研究也就在實質上成為文本與文本之間的互動，而不是歷史學家對過去的重建了。

三、後現代主義與現代中國史學—代結尾
　　
後現代主義的討論對於中國當代的歷史研究，有無任何關聯或者益處，這是本文希望提出的問題。下面只就其犖犖大者，略加論述，目的是激發讀者的興趣，以便共同來參與討論。首先應該看到的是，現代主義的史學，在中國雖然起步較日本等國要慢，但一旦開始，則幾乎有一種不可阻擋之勢，自20世紀初年起，迅猛地開展起來了。如果說在 甲午戰爭之前，康有為宣傳歷史進化論，還必須通過對儒家學說的改造，改造傳統的“三世說”來為之接軌，那麽到了甲午戰爭以後，梁啟超提倡“新史學”，則直截了當地 強調“史界革命”不起，那麽中國就沒有希望。於是，西方的“大寫歷史”，便成為中 國史學發展的楷模；歷史研究的目的不再是道德訓誨，而是為了闡明民族的進化、民智 的開發和國家的進步。在五四的時期，由於胡適等人的倡導，現代史學的認識論，也與中國傳統的考據學接上了軌，於是考訂史實的真偽、鑒定史料的價值，便也成為歷史研 究的宗旨。雖然胡適、梁啟超和以後提倡“史學即是史料學”的傅斯年，都是民族主義者，但他們都認為如果能摒棄道德史觀，歷史研究就能獲得一種科學性，而科學的建設，則正是中國的現代化所必須的。30年代以後馬克思主義史學在中國的開展，也大致朝 著同一個大方向發展，盡管其手段和興趣都有不同。換言之，雖然中國是一個非西方的國家，但中國現代史學的發展，則幾乎完全跟隨現代西方史學的觀念與實踐。因而對於西方史學中的弊病，如西方中心論，缺乏深入的批判。對自西方引進的民族主義史學，從梁啟超時候開始，便一直保持相當高的熱情，視為現代史學的圭臬。因此對於歷史進化的理論，也幾乎照單全收、遵照不誤。最近幾年，學界又曾對西方60、70年代所開展的“現代化”理論，表現出特別的興趣。其實，這一“現代化”理論，帶有強烈的西方中心論的色彩，是世界歷史以西方為先導而進化發展的理念的延伸而已。
　　
在歷史認識論的方面，由於現代西方史學的影響，中國現代史家將考據學的傳統，視為史學的正宗，認為這一傳統與西方的科學史學方法，有異曲同工之處。但實際上，無論是中國的考據學家，還是蘭克學派的傳人，都從來沒有將歷史研究簡單視為純粹的、無功利的科學探究。清代的考據學研究，本來就是從明末清初顧炎武等思想家強調經世 的傳統中演化出來的。因此考據家對經典的精心考證，並不都是為考證而考證的。那時 著名的考據大師戴震，就撰寫了討論儒家義理的著作(註：有關清代學術中考據與義理 的復雜關系，可見余英時之《論戴震與章學誠》(香港：龍門書店，1976年版)和趙園之《明清之際士大夫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同樣，蘭克本人及 其弟子，也都沒有真正實踐“為史學而史學”的宗旨。蘭克的弟子們形成的“普魯士學派”，帶有強烈的民族主義色彩，為普魯士的獨立建國，搖旗吶喊，不遺余力。
　　
更為重要的是，如果我們過分推崇科學史學，貶低傳統的道德史學，就容易忽視考據 學之外的傳統史學的理論與實踐，因而也就無法全面總結中國傳統史學的豐富遺產。譬 如中國的儒家史學，向來主張“直書”，反對“曲筆”。但另一方面，儒家史學又強調 歷史寫作，必須經世，並鑒往知來。因此這裏就有一個歷史認識論上的辯證統一的問題 ，其包含的內容，或許比將主觀與客觀嚴格區分的現代主義、亦即實證主義的認識論， 更有探討的價值(註：參見Q•Edward Wang,“Objectivity,Truth,and Hermeneutics:Re-reading the Chunqiu”,Classics and Interpretations:The HermeneuticTraditions in Chinese Culture,ed.Ching-i Tu.New Brunswick:TransactionPublishers,2000.第155-172頁。)。通過討論後現代主義，我們也許能對中國的文化傳 統，有一種不同的認識。甚至，後現代主義將歷史研究，視為文本與文本之間的互動， 這一觀念的實踐也能在清代史家趙翼的《廿二史劄記》中，找到一些相似的地方。趙翼 的著作，既是對前人史學著作的一種考證，更是他借題發揮、展開史學評論的場所。在 這些評論中，趙翼以前人的文本為基礎，但又不拘束於其內，而是能自由出入其中，以 構成自己的文本，提出自己對歷史與史學的看法(註：參見王晴佳：《後現代主義與經 典詮釋》，《國立中央大學人文學報》(臺北)，第20卷第20、21期合刊(2000)，第315- 340頁。)。自然，趙翼的作法，也並非史無前例，而且也不是後繼無人。在中國傳統的 經學史研究中，就已經可以找到不少先例。而當代學問大師錢鐘書的《管錐編》等著作 ，也顯然繼承了這一傳統，並作了提煉和升華。

　　
不過，應該指出的是，雖然後現代主義對於我們總結傳統的遺產、開發傳統的資源，有一定的啟發作用，但我們同時應該看到，後現代主義是現代西方文化的產物，其產生與特征都有其特殊的場景與條件。我們不必認為如果中國的現代化往前走得更遠一點，這些場景和條件就也會在中國出現。其實，這不是完全符合實際的想法。因為即使在現代西方，現代化的道路和特征也多種多樣，並非劃一不變，而是有一種“多元現代性 ”(multiple-modernity)的現象。將來中國經過現代化的努力，也躋身世界先進國家的行列，但事實上也不會重復現代西方所走過的道路。那種認為後現代主義源自現代西方，因此我們必須加以重視和模仿，以求趕上先進的西方文化的想法，顯然仍然無法擺脫現代主義的思想束縛。同樣，認為後現代主義是西方現代化成功以後的產物，而中國尚未完全實現現代化，因此不必研究和討論後現代主義，其實也陷入了同樣的觀念藩籬。如果我們能真正從這些觀念的藩籬中解放出來，也許就能對中國現代史學的演變軌跡、觀念模式及其發展前景，有一種深入的體認與合理的預測。同時，我們也會對後現代主義的實質及其對現代史學的沖擊，有一種更為真切的了解。這是本文的目的，也是筆者的期望。
　　
【參考文獻】
　　
[1]Joseph M.Levine,The Battle of the Books:History and Literature in theAugustan Age.Ithaca: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91.
　　
[2]Fritz Stern,The Varieties of History:From Voltaire to the Present.NewYork,1973.30-45；王晴佳.西方的歷史觀念：從古希臘到現代[M].上海：華東師範大學 出版社，2002.89-97.
　
[3]Carl Becker,The Heavenly City of the 18[th]-century Philosophers.NewHaven:Yale Unrversity Press,1932.
　　
[4]Georg Iggers,“The Image of Ranke in American and German HistoricalThought”,History and Theroy,2(1962):17-40.
　　
[5]王晴佳.西方的歷史觀念[M].201-208；Peter Novick.That Noble Dream:The“Objectivity Question”and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Profession.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8.252-278.
　　
[6]參見Robert Young,White Mythologies:Writing History and the West.London:Routledge,1990.19.
　　
[7]參見王晴佳，古偉瀛.後現代與歷史學：中西比較[M].臺北：巨流出版社，2000.56 -58，178-186.
　　
[8]參見Joan Kelly,“Did Women Have a Renaissance?”Women,History and Theory :The Essays of Joan Kelly.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4.19-50.
　　
[9]Carlo Ginzburg,“Checking the Evidence:The Judge and the Historian”,Critical Inquiry,1991(18).79-98.
　　
[10]參見History and Theory:Contemporary Readings.2.
　　
[11]Hayden White,Metahistory:The Historical Imagination inNineteenth-century Europe.Baltimor: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73. 關於他的“情節設置”分析，可見Hayden White,Tropics of Discourse:Essays inCultural Criticism.Baltimore: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78.66-67.
　　
[12]見The Postmodern History Reader,ed.Kerth Jenkins.London:Routledge,1977. 127-138,277-297.

（收藏自 2008-3-31《新思考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