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奚奴·瀟湘夜雨，胡琴幽咽　

“文起八代之衰，道濟天下之溺，忠犯人主之怒，勇奪三軍之帥。”這幾句概括韓愈的形狀事跡，是蘇軾發自肺腑的極高評價。按此並非空穴來風，皆有所本，韓愈倡導古文運動，以儒門道統繼承人自居，諫迎佛骨表遭貶，孤身深入叛軍說降朝廷，凡斯種種，舉世無二。而這幾句用以移評《笑傲江湖》裏衡山派掌門莫大先生，倒也有幾分恰切。當然，倘若一一對號排說，定難免穿鑿之譏，不過清夜無聊，何妨“自尋煩惱”，附會一番。
　　文起八代之衰，江湖上的“文”，混飯吃的專業技能，就是“武”了。從武林而觀，莫大固然不足以領袖群雄，一統江湖，但以衡山派內部言之，倒當得斯評，試想若無莫大細狹短劍的輕靈鋒利，衡山派也難於五嶽劍派之中分庭抗禮。即便拋卻武學不論，真就文藝一途言之，莫大也是全書中為數不多幾個音樂人之一。曲洋與劉正風互為知音，並以此不見容於正邪兩道，成為眾矢之的，而莫大並未因此對劉正風有清理門戶對曲洋有誅殺魔頭的言論與行動。蓋以其多年的胡琴演奏實踐而理解了曲劉之交，可見世不可以語廣陵散，如語之，惟莫大一人而已。而這個可以語，這個知音，當然不僅是音樂本身的問題，而涉及武林中的重大主題，即動輒引來殺身之禍的，有關正邪之爭的價值判斷。
　　這個價值判斷，體現於莫大，正是其核心的光輝之處，貨真價實的“道濟天下之溺”。金庸武俠小說，至《笑傲江湖》，其於人性之理解與把握，已經漸趨圓熟，故而出現令狐沖這樣介於正邪之間率情任性又不失為人也罷為俠也罷的根本規矩原則的人格理想化身。而與此人真正莫逆於心者，兒女情長則任盈盈，朋友義重當數莫大了。劉正風是曲洋的知音，莫大是令狐沖的知己。祝融峰神女峰真是神秀所鐘，衡山派兩個主要領導，正是全書精神內涵與人格境界最光輝因素承載點化之柱石。莫大出劍殺費彬，對令狐沖的援手，正是典型的對主流意識形態所謂“武林正義”之虛偽專制的實際否定與堅決反抗。
　　君不見，彼時正邪數派，各懷鬼胎，紛爭之武林，一如今日之國際叢林社會，多少邪惡卑鄙假正義之名以行，而莫大於是明察秋毫，洞如觀火，他實際是人性完善最清醒也最孤獨的代表，超越了正邪的機械二分。設想其本意，劉正風全家被逼殺時，他早萌反抗之誌，奈何顧念衡山百年基業，大小弟子生靈性命，才不得不采取實用主義的外交路線，忍而作罷。而一旦把握時機，仍會斷然出手，絕不姑息，如殺費彬是。
　　這種價值取向的選擇本身，已觸各派當事逆鱗，不過表現得還比較抽象隱曲，而且莫大低調如無、大音稀聲的處事作風，化解了對其的關註與攻擊。而於對五嶽並派旗幟鮮明的反對，莫大對於衡山基業江湖制衡的“忠”就表現得比較突出了，因此也就更加觸怒了五嶽劍派的最高領袖左冷禪。而之所以是定逸師太先遭毒手，是因為她剛烈耿直少存戒備，不像莫大那樣詭秘飄忽，行蹤不定。
　　最後勇奪三軍之帥，殺費彬已是義勇之舉，而封禪臺比劍明知不可而為之，充分展現其武林壯士的英雄本色。其封禪臺敗跡與孔丘陳蔡之困，根本意義上庶幾近之，所在正是原儒精義，俠之大者。
　　不過，這樣將莫大的事跡一一落實，倒是違背了這個人物的實質與和諧。實則他在小說中出現次數極少，且每如過隙之駒，乍現已杳。正如有人所說，他只有靈魂而沒有肉，其美學特征有幾分近似《浮士德》裏的瓶中小人，一個純粹精神的聚合化身。莫大，也正是《笑傲江湖》裏一縷情緒，刀光劍影之中幾絲煙雨搖曳、琴聲吞吐，而對全書的意蘊營造卻是至關重要，堪稱文心所在。金庸作《笑傲江湖》，正值“文革”之秋，連載小說同時，金庸更在報上僻“北望神州”專欄，撰寫政評，有關權力爭執之種種，既忡忡於胸衷，自不免娓娓於筆墨。因此《笑傲江湖》實為一部政治寓言，而此種隱性的政治主題顯在的武俠主題，使小說面目狠戾霸悍，雖然男癡女怨的情愛糾纏，琴棋書畫的文化噱頭，使之稍增柔和，畢竟也是尋常手段，難臻神奇，惟有莫大的塑造，真正巧撥千鈞，以其無奈、輕靈、飄忽和濕冷，富有人類悲劇命運象征的哲學意味，使得小說剛柔並濟境界幽邃。
　　莫大是個只可意會難以言傳的人物，悲哀淒惻，惘惘依依，並無一個具體之理由，一切宿命般地，莫知所以然，心底驀然升騰，如鯁在喉，壓抑在胸，而摶之又不可得，堪輿之間悠忽拋置，這般夜雨如幕，胡琴如咽。花果飄零，天地沙鷗，龔定庵“不是懷人不是禪，夢回清淚一泫然”，仿佛此境。

葫蘆·關於錢鍾書

關於錢鐘書，已經不是一個新鮮的話題了。可是這本書是新鮮的——《民國第一才子錢鐘書》，作者湯晏，紐約大學歷史系博士，常年在臺北“中央通訊社”以及美國華文報紙任編輯。此書部分章節曾在香港報章刊載過，題為《錢鐘書新傳》，不知出版時為何改了個讓人不太舒服的題目。
　　錢鐘書一直是我敬佩的前輩大師（這個稱呼現在已經給用濫了）。有關他的作品、生平、議論等等諸種，我是非常留意的。以前也看見過幾種錢鐘書的傳記，老實說，除了張文江的那本，基本上都乏善可陳。一個“錢迷”，不可能沒讀過楊絳寫的有關錢老的文字，也不可能沒讀過海內外各種錢鐘書“印象記”。於是乎，有人將這些常見的文章，一一拉長，點綴些無關緊要的議論，馬馬虎虎地就湊成一部傳記。這樣的寫作，我以為還不如老老實實編一部錢鐘書先生的年譜。按余英時先生的說法，“中國的年譜學先後經過清代考證學的洗禮和近代史學的沖擊已發展得相當成熟了……可以充分地承擔起‘連貫敘事’的傳記任務。‘周邦雖舊，其命維新。’”（余英時：《中國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適》）可惜，現代文學思想史上有地位的作家、學者的年譜，我還沒見過幾部像樣的。
　　扯遠了，這是題外話。回到湯晏的這部“新傳”來。書後附有楊絳先生2001年10月28日致作者的信，誇獎作者“不采用無根據的傳聞，不憑想當然的推理來斷定過去，力求歷史的真實；遇到不確切的事，不憚其煩的老遠一次次來信問我”，可見是一部受到傳主呵護，興許也可以說是認可的書。楊絳回答的問題，當然是重要的，為以後的“錢學”又提供了寶貴的資料。周策縱、林博文二位史學前輩也為這本書做了序，周策縱的序文，重點是感慨中國知識分子幾十年前的悲慘遭遇。
　　書分16章，1949年前的內容頗為詳細，後半部則顯得有些單薄。此書也是以“考據”和敘述生平為主，較少涉及對具體作品的評價，除了書後有一篇簡單的《讀英譯〈管錐編〉》。書中的一些情節，以前沒有看到過，顯得頗為新鮮。
　　比如錢鐘書和胡適究竟是否見過面。《寫在錢鐘書邊上》裏有文章稱胡適請年少氣盛的錢鐘書吃過三頓飯，但是在胡頌平的《胡適之先生晚年談話錄》裏，胡適親口說他從來沒有見過錢——那是他對胡頌平談論《宋詩選註》的時候。湯晏因此特地寫信詢問楊絳。據楊絳回憶，錢胡會面，是在1949年春夏之交的上海，地點在合眾圖書館（熟悉歷史的不妨考證一下，這個圖書館舊址在哪裏），是前輩女作家裏和楊絳最親的陳衡哲邀請：“我們吃個tea吧，我們兩個，你們兩個，還有適之。”陳和胡適的關系，回憶一下唐德剛的《胡適雜憶》就明白了。於是錢鐘書夫婦赴約，“我們談得極親密。”（以上均引自楊絳至作者的信）當然他們見面還不止這一回。某次鄭振鐸請胡適吃飯，錢氏夫婦也到場了。可是胡適為什麽說不曾見過，楊絳就不明白了，而湯晏認為，時值大陸批《宋詩選註》，再加上胡在大陸已被批臭，出於好意，胡適不想談那些事，以免錢再受牽連。這個推測應該可信。
　　有關錢鐘書數學低分，但仍被當時清華校長羅家倫破格錄取一事，作者也做了一番“考證”，不過重點不在於錢考了幾分。因為作者發現，比錢鐘書低一班的校友季羨林，考取清華外文系的時候，數學分數比錢還要低。書中另引1940級清華外文系畢業的陳慈女士回憶，參加入學考試，考數學的那天，題目一發下來，“我整個人楞住了，因為翻來覆去，我也找不出幾題是我會做的”，所以她最後也沒明白是怎麽考上清華的。然後就輪到作者不明白了：為什麽別人數學不好，中英文好，就可過關，何以錢鐘書的情況要驚動校長大人呢？
　　我想，這恐怕是為了襯托錢鐘書的不同凡響吧？此外，一般“錢迷”都知道錢鐘書小時候“抓周”，結果抓到了一本書。有位研究聖奧古斯丁的學者，曾經譏諷傳記中的這類現象說，“這些傳主在童年時代已顯出種種跡象，將來必然要攀登生命的‘高峰’，例如聖安博從小遊戲時便扮演主教；聖卡斯貝特從小就莊重，不肯轉動車輪。這些傳主幾乎一出場就已成大器：好像他們很早就達到十全十美的境地了。”正因為這些現象的普遍存在，我覺得這本傳記的優點，是作者下功夫還原歷史的原狀，不惜做大量查閱，咨詢，而且沒有太大的功利性，因為不必也不存在和國內的“錢學家”爭搶頭銜的可能。有些學者，在掌握錢鐘書的資料方面，確實勝人一籌，但是對持異議者，以致對楊絳本人，所表現的那種不依不饒的態度，實在令人齒冷。
　　說到“交白卷”的故事，楊絳也有一次，是她選修溫源寧先生的課，考試時覺得題目太難，幹脆“不知為不知”，交了半白卷。此時的溫源寧已經知道楊和錢的關系，私下提醒錢“pretty girl往往無頭腦，她的考卷甚劣，不及格。”當然，二三年後，錢楊結婚，並結伴去英國留學，經上海上船出發之前，又見到了溫。過去的事情已經過去，“溫先生請我們到他家會見師母，他們倆又請我們上館子吃飯。後來又送我們上渡船，送到海輪上。”（以上均為楊絳至湯晏信）
　　此書中，有關錢鐘書不敢違抗父命，被迫離開西南聯大轉藍田師範任教，期間和聯大之間的誤會和矛盾，後來曾決意返回昆明，卻正逢太平洋戰爭爆發，上海淪陷，因而滯留一事，也交代得比較清楚。那段時間，錢鐘書夫婦，宋淇夫婦，經常聚集在傅雷家“樸素優雅的客廳裏各抒己見，也好比開開窗子，通通空氣，破一破日常生活裏的沈悶苦惱”。不幸的是，抗日戰爭結束，中國並未走向和平，真正打開窗子可以呼吸新鮮空氣，要等到30多年之後了。
　　下面一個掌故，發生在30多年後，非常值得做一回文抄公。1979年春天，錢鐘書隨中國社科代表團訪美。9月，臺灣《聯合報》刊載陳若曦的小說《城裏城外》。小說寫斯坦福歷史系華裔教授尤義，在家設晚宴，招待大陸來訪代表團領隊侯立，團員秦征、畢老等。談到秦征的《圍城》和《宋詩選註》，聽說是熱門小說，秦老十分開心，直呼“年輕時代的遊戲之作”，但是一臉的喜氣洋洋。小說通篇把錢鐘書漫畫化，如同得誌小人。小說中還寫道，吃飯時秦老問尤義，“我女兒去年到英國去了，現在是兩個侄兒想來美國，請問你有什麽路子？”畢老也希望尤義幫忙把孫子弄去美國，而侯立則在告辭時，將一張條子塞在尤的手中，自然也是為了兒子出國之事。除秦征外，小說中的畢老是指費孝通；侯立，自然是領隊宦鄉。陳若曦意圖模仿錢鐘書，且不說不可能到位，而且在那樣的大環境之下，也不太地道。也許她意識到了什麽，所以幾年後在北京，她親赴三裏河錢寓“請罪”。錢先生並不計較，他寫信給夏誌清，稱與陳晤面，“談笑頗歡”，且直言“我greatly amused　by　her　naughties，無罪可請也”。
　　有關錢鐘書訪美的情況，作者的評價也很實在。他說，錢至今在西方漢學界的地位，尚不如胡適和魯迅，許多贊揚錢鐘書訪美成功的文章，誇大事實而不足信。所謂“轟動一時”，也不過是學術圈小範圍之內，和當年杜威羅素來華的“盛況”比，相差不可以道裏計。這似乎就涉及自尊心的問題了。要民族自尊心，如同人要面子，都是應該的，但是不可過頭，以至於鬧出中國女孩在牛津如何受賞識的假新聞等。整天追求別人認同，過渡的敏感和自尊，就不是面子而是病態，不值得稱許而要警惕了。湯晏批評《寫在錢鐘書邊上》一書，有不少胡說八道的情節，比如普林斯頓大學邀錢講學，開價16萬美元雲雲。
　
　　“錢學”成為顯學，錢鐘書成為熱門人物，麻煩也接踵而至。作者援引了大量錢鐘書和夏誌清的來往信函，內容多為錢拒絕來自世界各國的講學邀請，乃至拒絕受領五花八門的獎章、勛章等等，其中當然少不了笑料，還有人私吞香港客人贈送錢楊夫婦的禮物！晚年的錢鐘書，對各種幹擾的確煩不勝煩。“錢學”也成為各門“顯學”裏官司最多的一門。昨天我才知道為了一本《破圍》，可能又要訴諸公堂。
　　錢鐘書仙逝三年有半，楊絳也年過九旬。作為讀者，希望她能在有生之年，將錢先生的著作整理完畢，將她要寫的文章寫好，不要受俗事雜務過多的幹擾，則讀者幸甚！

梁惠王·文人黃侃　

與章太炎、劉師培相比，黃侃才是一個地道的文人，雖然他也首先是一個學者。
在那個時代，光做文人是很讓人鄙視的。我曾尋繹過章太炎的論文標準，唐宋八大家之所以被他罵得狗血淋頭，不過是因為他覺得人家“小學”不精通，那便不配有做文人的資格。而黃侃有，所以這師徒倆能其樂融融。
　　可是黃侃的文章是不及章太炎的，他喜寫駢文，和乃師大異其趣，只是好用古字倒也半點不含糊，時時擺出一副不讓咱老百姓讀的架勢。那也沒辦法，由他去吧。
　　我對他的詞很感興趣，首先是名字很吸引我，他的詞集名《攜秋華室詞》，顯得很野逸。雖然還改不了樸學大師的毛病，把“花”寫成“華”，但足以讓人遐想。他喜歡帶著學生去野外，群坐桃李樹下，以滿地落紅為席，飲酒賦詩，不醉無歸。駿足踏明月，秋華且縈懷。這是循規蹈矩的學者們所無法想像的。然而，不是很可愛嗎？
　　這樣的人自然就不會不好色，據說他搞了不少女學生，他大概屬於是搞完之後拍拍屁股揚長而去的那一類型，以致有的竟尾隨他，抱著孩子追到章太炎堂上哭訴。現在想來猶且讓人艷羨之余發一大噱。可是這廝似乎從不覺得滿足，在詞中他發感慨道：滄波淚濺，算留得、閑愁未斷。
　　憑曲欄，訝瘦楊如我，難招鶯燕。“訝瘦楊如我，難招鶯燕”，大約是怨自己不夠帥，泡的妞還不夠多吧。他到底想招多少鶯燕呢？
　　不像同樣感情豐富的王國維，黃侃善於發泄他豐富的感情，追逐異性自然是一個重要方式。這本無可厚非。也許天底下男人都不滿足只和一個女人做愛的。黃侃不滿足，王國維也未必滿足。可是王國維缺乏這脫落不羈的名士風度，他只好轉移雄性的註意力去考慮人生，他的詩“至今呵壁天無語，終古埋憂地不牢”，是真實的憂愁，他的“人生過處唯存悔，知識增時只益疑”，是真實的悔恨。他想不清楚，又不能聽之任之，只好自殺。而黃侃的“閑愁”是多多少少有些假的，我覺得，真正的文人，他的憂愁都有點假，“為賦新詞強做愁”，就是很好的自白。他永不會自殺。如果自殺，也不會為了所謂某種崇高的理由。
　　黃侃是很崇尚魏晉風度的，那確是任意宣泄的重要理由。三國時的阮籍，不循禮法，可是聽到母親死了，一慟之下吐了數升血。在章太炎筆下的黃侃，也是如此。他認為這個愛徒具有至情至性，是最真實的人的典型。他告誡別人：“恐世人忘其閎美而以繩墨格之，則斯人或無以自解也。”要人家只看到黃侃的優點，不要看缺點。他挺蠻橫的，雖然他手下沒有一條槍，也並非什麽黨的領袖。
　　作為文人的學者黃侃自然不會有什麽大的政治懷抱。如果說早年他曾是反清誌士的話，那完全是血液中的年輕在作怪。當然，基於他所治的中國傳統學問，他也不會對國事完全漠然置之。在給學生講《詩經》時，他念到“牂羊墳首，三星在罶；人可以食，鮮可以飽”，為之低徊不已。這是一首周幽王時的詩歌，西戎東夷交侵中國，“大夫憫時”之作。這時他全然忘了自己在課堂，把這幾句詩的毛傳翻來覆去低吟了數遍：“牂羊墳首，言無是道也；三星在罶，言不可久也。”使在場的學生皆為之動容。時值1935年，是他最後一堂課。
　　長年的治學辛勤和率性酒色摧毀了他還算強壯的身體，他可是曾經為了某個學術問題，敢跟人“刀杖相決”的，孱弱的知識分子決沒有這個氣魄。我是這樣認為。50歲剛到的他躺在病床上懨懨一息。他曾經發誓，不到五十不著書。可是現在他縱然想著，又安可得？
　　章太炎及時給他送來一副五十壽聯，他掙紮著爬起來看，那聯是：韋編三絕今知命
　　黃絹初裁好著書別人都邊誇贊，邊趁機為他道喜。可是他黯然道：“此中有‘絕命’二字。”
　　他認為是讖語，果然不久下世。
　　今天的黃侃季剛先生在學界仍非常知名，開創了所謂章黃學派。雖然他沒什麽成形的著作，可是他春風惠及，學生遍布禹域，都願意死力為他吹噓。他確實對學生頗多沾概，不僅是女生而已。
　　著書是件累事，而且可能吃力不討好。黃侃是何等聰明。他寧願去喝酒，吟詩作賦，搞女人，享受這些天賦的快樂。因此，他的一生，才是真正不虛度的。任何所謂藏之名山的事業，都無須來作比方。在這裏，我忍不住武斷地說一句：文人多有悲劇，而黃侃沒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