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見張愛玲三十年了。

　　「三十年前的上海，一個有月亮的晚上……我們也許沒趕上看見三十年前的月亮。年輕的人想著三十年前的月亮該是銅錢大的一個紅黃的濕暈，像朵雲軒信箋上落了一滴淚珠，陳舊而迷糊。老年人回憶中的三十年前的月亮是歡愉的，比眼前的月亮大，圓，白；然而隔著三十年的辛苦路望回看，再好的月色也不免帶點淒涼。」

　　這是《金鎖記》裡開頭的一段。我現在正是帶著滿頭的白髮，回看那逝去的光陰，飛揚的塵土，掩映的雲月。

　　70年代末葉，我從一場惡夢中醒來，我的作品又可以享受災梨禍棗的奢侈了。每當一本新書出版的時候，我照例興沖沖地親自簽名包紮，跑郵政局，當作一種友情和尊敬的「念心兒」分送朋友。1980年春，感謝香港昭明書店，給我印了一本裝幀、排印、紙張都很漂亮的《選集》，多年的舊交劉以鬯兄，還寫了長序，獎飾有加。我特地挑了一冊精裝本，在扉頁鄭重地寫上「愛玲老友指正」，準備寄往美國。但我隨即聽說，張愛玲近年來杜門謝客，幾乎擯絕交遊。我這才猛然清醒：我們之間不但隔著浩浩蕩蕩的時空鴻溝，還橫梗一道悠悠忽忽的心理長河。雖然我們沐著同一的月光，但是天各一方。我決定把這本書什襲珍藏，作為我暮年天真未混的一個紀念。

　　國內實行對外開放以後，「海內存知己，天涯若比鄰」，這一聯唐詩忽然走紅。但在外交場合杯酒言歡中濫用的結果，最好的詩也會變成愛倫堡所謂「磨光的二戈比」，我真有點替王勃叫屈。僭稱「愛玲老友」，天外郵書，大概難免落謬托知己之譏。但彼此以文字交往始，已經整整四十年；闊別至今，她也未嘗從我內心深處的「親友題名錄」中註銷，卻是事實。她的著作，40年代在大陸出版的《傳奇》、《流言》，我至今好好地保存著；她近三十年在台灣和香港出版的著作，也已經大體搜集完全，只是最近得到的三本來不及讀。唐文標的《張愛玲研究》、《張愛玲資料大全集》等書，我手頭都有。胡蘭成的《今生今世》和《山河歲月》，我也找來讀了。我自己忝為作家，如果也擁有一位讀者——哪怕只是一位，這樣對待我的作品，我也就心滿意足了。

　　我最初接觸張愛玲的作品和她本人，是一個非常嚴峻的時代。1943年，珍珠港事變已經過去一年多，離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和中國抗戰勝利還有兩年。上海那時是日本軍事佔領下的淪陷區。當年夏季，我受聘接編商業性雜誌《萬象》，正在尋求作家的支持，偶爾翻閱《紫羅蘭》雜誌，奇跡似的發現了《沉香屑——第一爐香》。張愛玲是誰呢？我怎麼能夠找到她，請她寫稿呢？紫羅蘭囗主人周瘦鵑，我是認識的，我躊躇再四，總感到不便請他作青鳥使。正在無計可施，張愛玲卻出乎意外地出現了。出版《萬象》的中央書店，在福州路晝錦裡附近的一個小弄堂裡，一座雙開間石庫門住宅，樓下是店堂，《萬象》編輯室設在樓上廂房裡，隔著一道門，就是老闆平襟亞夫婦的臥室。好在編輯室裡除了我，就只有一位助手楊幼生（即洪荒，也就是現在《上海抗戰時期文藝叢書》的實際負責人之一），不至擾亂東家的安靜。舊上海的文化，相當一部分就是在這類屋簷下產生的。而我就在這間家庭式的廂房裡，榮幸地接見了這位初露鋒芒的女作家。那大概是7月裡的一天，張愛玲穿著絲質碎花旗袍，色澤淡雅，也就是當時上海小姐普通的裝束，脅下夾著一個報紙包，說有一篇稿子要我看看，那就是隨後發表在《萬象》上的小說《心經》，還附有她手繪的插圖。會見和談話很簡短，卻很愉快。談的什麼，已很難回憶，但我當時的心情，至今清清楚楚，那就是喜出望外。雖然是初見，我對她並不陌生，我誠懇地希望她經常為《萬象》寫稿。

　　張愛玲在寫作上很快登上燦爛的高峰，同時轉眼間紅遍上海。這使我一則以喜，一則以憂。因為環境特殊，清濁難分，很犯不著在萬牲園裡跳交際舞。——那時賣力地為她鼓掌拉場子的，就很有些背景不乾不淨的報章雜誌，興趣不在文學而在於替自己撐場面。上海淪陷後，文學界還有少數可尊敬的前輩滯留隱居，他們大都欣喜地發現了張愛玲，而張愛玲本人自然無從察覺這一點。鄭振鐸隱姓埋名，典衣節食，正肆力於搶購祖國典籍，用個人有限的力量，挽救「史流他邦，文歸海外」的大劫。他要我勸說張愛玲，不要到處發表作品，並具體建議：她寫了文章，可以交給開明書店保存，由開明付給稿費，等河清海晏再印行。那時開明編輯方面的負責人葉聖陶已舉家西遷重慶，夏囗尊和章錫琛老闆留守上海，店裡延攬了一批文化界耆宿，名為編輯，實際在那裡韜光養晦，躲雨避風。王統照、王伯祥、周予同、徐調孚、周振甫、顧均正諸位，就都是的。可是我對張愛玲不便交淺言深，過於冒昧。也是事有湊巧，不久我接到她的來信，據說平襟亞願意給她出一本小說集，承她信賴，向我徵詢意見。上海出版界過去有一種「一折八扣」書，專門翻印古籍和通俗小說之類，質量低劣，只是靠低價傾銷取勝，中央書店即以此起家。我順水推舟，給張愛玲寄了一份店裡的書目，供她參閱，說明如果是我，寧願婉謝垂青。我懇切陳詞：以她的才華，不愁不見知於世，希望她靜待時機，不要急於求成。她的回信很坦率，說她的主張是「趁熱打鐵」。她第一部創作隨即誕生了，那就是《傳奇》初版本，出版者是《雜誌》社。我有點暗自失悔：早知如此，倒不如成全了中央書店。

　　《萬象》上發表過一篇《論張愛玲的小說》，作者「迅雨」，是傅雷的化名，現在已不成為秘密，這是老一輩作家關心張愛玲明白無誤的證據。他高度評價她藝術技巧的成就，肯定《金鎖記》是「我們文壇最美的收穫之一」，同時對《連環套》提出嚴格的指責。一褒一貶，從兩個不同的站頭出發，目標是同一終點——熱情期待更大的成就。「沒有《金鎖記》，本文作者決不在下文把《連環套》批評得那麼嚴厲，而且根本也不會寫這篇文字。」如果我們對傅雷素昧平生，憑這幾句話，也可以幫助瞭解他對人生和藝術的態度。張愛玲的反應，是寫了一篇隨筆，遠兜遠轉，借題發揮，實質是不很禮貌地回答說：「不！」很久以前，文壇上流行過一句玩笑話：「老婆人家的好，文章自己的好。」張愛玲這篇隨筆的題目，就叫做《自己的文章》，後來收在散文集《流言》裡。現在經過迢迢四十年，張愛玲本人對《連環套》提出了比傅雷遠為苛刻的批評。其實傅雷的議論，還有個更高的立足點，那就是以張愛玲之所長，見一般新文學作品之所短，指出「我們的作家一向對技巧抱著鄙夷的態度。『五四』以後，消耗了無數筆墨的是關於主義的論戰。彷彿一有準確的意識就能立地成佛似的，區區藝術更不成問題。」一揚一抑，有一段還涉及巴金的作品。我以為未必公允恰當，利用編輯的權力，把原稿擅自刪掉一段，還因此惹惱了傅雷，引起一場小風波。我在1978年寫的《懷傅雷》一文中，已經提到這件事，這裡不再重複。

　　唐文標在《張愛玲研究》一書中說到：傅雷的文章一經刊出，《連環套》就被「腰斬」，以後張愛玲也不再在《萬象》出現。他看到了事實，卻沒有闡明真相。《連環套》的中斷有別的因素，並非這樣斬釘截鐵。我是當事人，可惜當時的細節已經在記憶中消失，說不清楚了。但有一點確切無誤：我和張愛玲接觸不多，但彼此一直懷有友好的感情，不存在任何芥蒂。有事實為證。

　　張愛玲把小說《傾城之戀》改編為舞台劇本，又一次承她信賴，要我提意見，其間還有個反覆的修改過程。我沒有敷衍塞責，她也並不嫌我信口雌黃。後來劇本在大中劇團上演，我也曾為之居間奔走。劇團的主持人是周劍雲，我介紹張愛玲和他在一家餐館裡見面。那時張愛玲已經成為上海的新聞人物，自己設計服裝，表現出她驚世駭俗的勇氣，那天穿的，就是一襲擬古式齊膝的裌襖，超級的寬身大袖，水紅綢子，用特別寬的黑緞鑲邊，右襟下有一朵舒捲的雲頭——也許是如意。長袍短套，罩在旗袍外面。《流言》裡附刊的相片之一，就是這種款式。相片的題詞：「有一天我們的文明，不論是昇華還是浮華，都要成為過去。然而現在還是清如水明如鏡的秋天，我應當是快樂的。」周劍雲戰前是明星影片公司三巨頭之一，交際場上見多識廣，那天態度也顯得有些拘謹，張愛玲顯赫的文名和外表，大概給了他深刻的印象。

　　這台戲後來在新光大戲院上演了，導演是朱端鈞，當年上海的四大導演之一，飾流蘇的羅蘭，飾范柳原的舒適，都是名重一時的演員。事後我因此得到張愛玲饋贈的禮物：一段寶藍色的綢袍料。我拿來做了皮袍面子，穿在身上很顯眼，桑弧見了，用上海話說：「赤刮刺新的末。」桑弧是影片《不了情》的導演，張愛玲的熟朋友。——但這是後話。

　　1944年6月和1945年6月，我兩次被日本滬南憲兵隊所捕。第一次幸而沒有受武士道精神文明的洗禮——嚴刑拷打，卻聽夠了被害者受刑時那種錐心刺骨的號叫聲。京劇《文昭關》裡描寫伍子胥一夜間鬚髮變白，我此時才有些親身的體會。憲兵隊在貝當路，人們談虎色變，諱言其名，稱之為「貝公館」。地點在美國學堂舊址，原來是雪白的建築，碧綠的草地，純潔得像天使；對門是莊嚴肅穆的國際教堂，紫醬色的斜屋頂，牆上爬滿長春籐；貝當路幽雅安靜，是情侶散步的好地方。日本人不知出於什麼心理，挑選這麼個環境來開設他們的現世地獄。我被釋放時，恰像剛從死亡線上脫險，對那個環境感覺特別靈敏，覺得人世真是美好。回到家裡，又看到張愛玲的留言，知道她在我受難時曾來存問，我立即用文言復了她一個短箋，寥寥數行，在記憶裡是我最好的作品之一。原因是平常寫作，很難有這種激動的心情。這事情過去整四十年了，直到去年，我有機會讀到《今生今世》，發現其中有這樣一段：「愛玲與外界少往來，惟一次有個朋友被日本憲兵隊逮捕，愛玲因《傾城之戀》改編舞台劇上演，曾得他奔走，由我陪同去慰問過他家裡，隨後我還與日本憲兵說了，要他們可釋放則釋放。」我這才知道，原來還有這樣一回事。一時間我產生了難分難解的複雜情緒。在此以前，我剛好讀過餘光中針對胡蘭成的人品與文品而發的《山河歲月話漁樵》。抗日戰爭是祖國生死存亡的關頭，而胡蘭成的言行，卻達到了顛倒恩仇、混淆是非的極致，餘光中對他嚴正的抨擊，我有深切的共鳴。因為我個人的遭遇就提供了堅實的論據。但是對張愛玲的好心，我只有加倍的感激。

　　「出名要早呀！來得太晚的話，快樂也不那麼痛快。」「時代是倉促的，已經在破壞中，還有更大的破壞要來。」（《傳奇》再版序言，1944年8月。）張愛玲是敏感的，預言彈指間成為現實。日本宣佈無條件投降以後，戰火依然瀰漫神州大陸，的確是「更大的破壞」，但破壞不等於毀滅。古老中國和她的兒女，都在經受水深火熱的考驗。——張愛玲也在經受考驗：內外交困的精神綜合症，感情上的悲劇，創作的繁榮陡地萎縮，大片的空白忽然出現，就像放電影斷了片。

　　全國解放，在張愛玲看來，對她無疑是災難。但事實不像她設想的那麼壞。抗戰勝利初期對她喧鬧一時的指責早已沉靜，天翻地覆的大變革吸引著億萬人的注意——沒有什麼比這更大的事了。1952年，上海召開第一次文學藝術界代表大會，張愛玲應邀出席。季節是夏天，會場在一個電影院裡，記不清是不是有冷氣，她坐在後排，旗袍外面罩了件網眼的白絨線衫，使人想起她引用過的蘇東坡詞句，「高處不勝寒」。那時全國最時髦的裝束，是男女一律的藍布和灰布中山裝，後來因此在西方博得「藍螞蟻」的徽號。張愛玲的打扮，儘管由絢爛歸於平淡，比較之下，還是顯得很突出。（我也不敢想張愛玲會穿中山裝，穿上了又是什麼樣子。）任何事物都有複雜性，不像一般觀念所理解的那麼簡單。左翼陣營裡也不乏張愛玲的讀者，「左聯」元老派的夏衍就是一個。抗戰結束，夏衍從重慶回到上海，就聽說淪陷期間出了個張愛玲，讀了她的作品；解放後，他正好是上海文藝界第一號的領導人物。這就是張愛玲出現在文代會上的來龍去脈。夏衍從不諱言自己愛才，但用「左」視眼看起來，也就是「右傾」，「溫情主義」。上海電影劇本創作所成立，夏衍親自兼任所長，我被委任為他的副手。他告訴我，要邀請張愛玲當編劇，但眼前還有人反對，只好稍待一時。我來不及把消息透露給張愛玲，就聽說她去了香港。夏衍一片惋惜之情，卻不置一詞。後來夏衍調到文化部當副部長，我還在上海書店的書庫裡，購了《傳奇》和《流言》，寄到北京去送給他。

　　生活是個謎，自己切身的事，尚且包藏著許多秘密和未知數，何況是身外冷暖，背後文章；加上彩鳳折翼，靈犀失明，大陸長期與世隔絕，被海外視為「鐵幕」，彼此缺少瞭解，也就無怪其然了。

　　人沒有未卜先知的本能，哪怕是一點一滴的經驗，常要用痛苦作代價，這就是悲劇和喜劇的成因。時間蠶食生命，對老人來說，已經到了酒鬧燈囗的當口；但是，感謝上帝，我們也因此能夠看得寬一些，懂得多一些了。——真要明白，當然不見得，老糊塗多的是。專門研究張愛玲的唐文標教授，說「張愛玲寫作在一個不幸的時代，她不能為同時代的中國人所認識，可說是陰差陽錯，也許亦是她自己所決定的。」這話說得好，但也還可以推敲，因為同實際有距離，原因也是由於隔膜。我倒是想起了《傾城之戀》裡的一段話：「香港的陷落成全了她。但是在這不可理喻的世界裡，誰知道什麼是因，什麼是果？誰知道呢？也許就因為要成全她，一個大都市傾覆了。成千上萬的人死去，成千上萬的人痛苦著，跟著是驚天動地的大改革……流蘇並不覺得她在歷史上的地位有什麼微妙之點。」如果不嫌擬於不倫，只要把其中的「香港」改為「上海」，「流蘇」改為「張愛玲」，我看簡直是天造地設。中國新文學運動從來就和政治浪潮配合在一起，因果難分。五四時代的文學革命——反帝反封建；30年代的革命文學——階級鬥爭；抗戰時期——同仇敵汽，抗日救亡，理所當然是主流。除此以外，就都看作是離譜，旁門左道，既為正統所不容，也引不起讀者的注意。這是一種不無缺陷的好傳統，好處是與國家命運息息相關，隨著時代亦步亦趨，如影隨形；短處是無形中大大減削了文學領地。譬如建築，只有堂皇的廳堂樓閣，沒有迴廊別院，池台競勝，曲徑通幽。我扳著指頭算來算去，偌大的文壇，哪個階段都安放不下一個張愛玲；上海淪陷，才給了她機會。日本侵略者和汪精衛政權把新文學傳統一刀切斷了，只要不反對他們，有點文學藝術粉飾太平，求之不得，給他們什麼，當然是毫不計較的。天高皇帝遠，這就給張愛玲提供了大顯身手的舞台。抗戰勝利以後，兵荒馬亂，劍拔弩張，文學本身已經成為可有可無，更沒有曹七巧、流蘇一流人物的立足之地了。張愛玲的文學生涯，輝煌鼎盛的時期只有兩年（1943—1945），是命中注定：千載一時，「過了這村，沒有那店」。幸與不幸，難說得很。

　　張愛玲不見於目前的中國現代文學史，毫不足怪，國內卓有成就的作家，文學史家視而不見的，比比皆是。這絕不等於「不能為同時代的中國人所認識」，已經有足夠的事實說明。往深處看，遠處看，歷史是公平的。張愛玲在文學上的功過得失，是客觀存在；認識不認識，承認不承認，是時間問題。等待不是現代人的性格，但我們如果有信心，就應該有耐性。

　　今年1月，我在香港，以鬯伉儷賞飯，座上有梅子、黃繼持、鄭樹森，茶餘酒後，談到了張愛玲。我說她離開大陸，是很自然的事，對社會主義感到格格不入，不合則去，正是各行其是，各得其所。國內曾經「運動」成風，到「文化大革命」而達於頂點，張愛玲留在大陸，肯定逃不了，完全沒有必要作這種無謂的犧牲，我為此代她慶幸。但對她的《秧歌》和《赤地之戀》，我坦率地認為是壞作品，不像出於《金鎖記》和《傾城之戀》作者的手筆，我很代張愛玲惋惜。並不因為這兩部小說的政治傾向，我近年來有一種越來越固執（也許可以說堅定）的信念：像政治、宗教這一類有關信仰的問題，應當彼此尊重，各聽自便，不要強求，也決不能強求。誰如果確信自己的理想崇高美好，就孜孜以求地做去，不必害怕別人反對。《秧歌》和《赤地之戀》的致命傷在於虛假，描寫的人、事、情、境，全都似是而非，文字也失去作者原有的美。無論多大的作家，如果不幸陷於虛假，就必定導致在藝術上繳械。張愛玲在這兩部小說的序跋中，力稱「所寫的是真人實事」，而且不嫌其煩，縷述「故事的來源」，恰恰表現出她對小說本身的說服力缺乏自信，就像老式店舖裡掛「真不二價」的金字招牌一樣。事實不容假借，想像也須有依托，張愛玲1953年就飄然遠引，平生足跡未履農村，筆桿不是魔杖，怎麼能憑空變出東西來！這裡不存在什麼秘訣，什麼奇跡。海外有些評論家把《秧歌》和《赤地之戀》讚得如一朵花，醉翁之意不在酒。——他們為小說暴露了「鐵幕」後面的黑暗，如獲至寶。但這種暴露也是膚淺而歪曲的，在國內讀者看來，只覺得好笑。新社會不是天堂，卻決非地獄。只要有點歷史觀點，新舊中華之間，榮枯得失，一加對照，明若觀火。現在中國正在吸取過去的教訓，滿懷信心地走自己的路，這是可以告慰於真正悲天憫人、關心祖國休咎的海外同胞的。

　　三十年風馳電掣般過去了，作為張愛玲的忠實讀者，我多麼期待能看到她新的《金鎖記》，新的《傾城之戀》。——「三十年前的月亮早已沉下去」，我希望，「三十年前的故事還沒有完。」

　　我在北方湛藍的初冬，萬里外，長城邊，因風寄意，向張愛玲致以良好的祝願，親切的問候。

　　　　　　　　　　　　　　　　　（選自《墨磨人》，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1年7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