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見張愛玲三十年了。

  「三十年前的上海,一個有月亮的晚上……我們也許沒趕上看見三十年前的月亮。年輕的人想著三十年前的月亮該是銅錢大的一個紅黃的濕暈,像朵雲軒信箋上落了一滴淚珠,陳舊而迷糊。老年人回憶中的三十年前的月亮是歡愉的,比眼前的月亮大,圓,白;然而隔著三十年的辛苦路望回看,再好的月色也不免帶點淒涼。」

  這是《金鎖記》裡開頭的一段。我現在正是帶著滿頭的白髮,回看那逝去的光陰,飛揚的塵土,掩映的雲月。

  70年代末葉,我從一場惡夢中醒來,我的作品又可以享受災梨禍棗的奢侈了。每當一本新書出版的時候,我照例興沖沖地親自簽名包紮,跑郵政局,當作一種友情和尊敬的「念心兒」分送朋友。1980年春,感謝香港昭明書店,給我印了一本裝幀、排印、紙張都很漂亮的《選集》,多年的舊交劉以鬯兄,還寫了長序,獎飾有加。我特地挑了一冊精裝本,在扉頁鄭重地寫上「愛玲老友指正」,準備寄往美國。但我隨即聽說,張愛玲近年來杜門謝客,幾乎擯絕交遊。我這才猛然清醒:我們之間不但隔著浩浩蕩蕩的時空鴻溝,還橫梗一道悠悠忽忽的心理長河。雖然我們沐著同一的月光,但是天各一方。我決定把這本書什襲珍藏,作為我暮年天真未混的一個紀念。

  國內實行對外開放以後,「海內存知己,天涯若比鄰」,這一聯唐詩忽然走紅。但在外交場合杯酒言歡中濫用的結果,最好的詩也會變成愛倫堡所謂「磨光的二戈比」,我真有點替王勃叫屈。僭稱「愛玲老友」,天外郵書,大概難免落謬托知己之譏。但彼此以文字交往始,已經整整四十年;闊別至今,她也未嘗從我內心深處的「親友題名錄」中註銷,卻是事實。她的著作,40年代在大陸出版的《傳奇》、《流言》,我至今好好地保存著;她近三十年在台灣和香港出版的著作,也已經大體搜集完全,只是最近得到的三本來不及讀。唐文標的《張愛玲研究》、《張愛玲資料大全集》等書,我手頭都有。胡蘭成的《今生今世》和《山河歲月》,我也找來讀了。我自己忝為作家,如果也擁有一位讀者——哪怕只是一位,這樣對待我的作品,我也就心滿意足了。

  我最初接觸張愛玲的作品和她本人,是一個非常嚴峻的時代。1943年,珍珠港事變已經過去一年多,離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和中國抗戰勝利還有兩年。上海那時是日本軍事佔領下的淪陷區。當年夏季,我受聘接編商業性雜誌《萬象》,正在尋求作家的支持,偶爾翻閱《紫羅蘭》雜誌,奇跡似的發現了《沉香屑——第一爐香》。張愛玲是誰呢?我怎麼能夠找到她,請她寫稿呢?紫羅蘭囗主人周瘦鵑,我是認識的,我躊躇再四,總感到不便請他作青鳥使。正在無計可施,張愛玲卻出乎意外地出現了。出版《萬象》的中央書店,在福州路晝錦裡附近的一個小弄堂裡,一座雙開間石庫門住宅,樓下是店堂,《萬象》編輯室設在樓上廂房裡,隔著一道門,就是老闆平襟亞夫婦的臥室。好在編輯室裡除了我,就只有一位助手楊幼生(即洪荒,也就是現在《上海抗戰時期文藝叢書》的實際負責人之一),不至擾亂東家的安靜。舊上海的文化,相當一部分就是在這類屋簷下產生的。而我就在這間家庭式的廂房裡,榮幸地接見了這位初露鋒芒的女作家。那大概是7月裡的一天,張愛玲穿著絲質碎花旗袍,色澤淡雅,也就是當時上海小姐普通的裝束,脅下夾著一個報紙包,說有一篇稿子要我看看,那就是隨後發表在《萬象》上的小說《心經》,還附有她手繪的插圖。會見和談話很簡短,卻很愉快。談的什麼,已很難回憶,但我當時的心情,至今清清楚楚,那就是喜出望外。雖然是初見,我對她並不陌生,我誠懇地希望她經常為《萬象》寫稿。

  張愛玲在寫作上很快登上燦爛的高峰,同時轉眼間紅遍上海。這使我一則以喜,一則以憂。因為環境特殊,清濁難分,很犯不著在萬牲園裡跳交際舞。——那時賣力地為她鼓掌拉場子的,就很有些背景不乾不淨的報章雜誌,興趣不在文學而在於替自己撐場面。上海淪陷後,文學界還有少數可尊敬的前輩滯留隱居,他們大都欣喜地發現了張愛玲,而張愛玲本人自然無從察覺這一點。鄭振鐸隱姓埋名,典衣節食,正肆力於搶購祖國典籍,用個人有限的力量,挽救「史流他邦,文歸海外」的大劫。他要我勸說張愛玲,不要到處發表作品,並具體建議:她寫了文章,可以交給開明書店保存,由開明付給稿費,等河清海晏再印行。那時開明編輯方面的負責人葉聖陶已舉家西遷重慶,夏囗尊和章錫琛老闆留守上海,店裡延攬了一批文化界耆宿,名為編輯,實際在那裡韜光養晦,躲雨避風。王統照、王伯祥、周予同、徐調孚、周振甫、顧均正諸位,就都是的。可是我對張愛玲不便交淺言深,過於冒昧。也是事有湊巧,不久我接到她的來信,據說平襟亞願意給她出一本小說集,承她信賴,向我徵詢意見。上海出版界過去有一種「一折八扣」書,專門翻印古籍和通俗小說之類,質量低劣,只是靠低價傾銷取勝,中央書店即以此起家。我順水推舟,給張愛玲寄了一份店裡的書目,供她參閱,說明如果是我,寧願婉謝垂青。我懇切陳詞:以她的才華,不愁不見知於世,希望她靜待時機,不要急於求成。她的回信很坦率,說她的主張是「趁熱打鐵」。她第一部創作隨即誕生了,那就是《傳奇》初版本,出版者是《雜誌》社。我有點暗自失悔:早知如此,倒不如成全了中央書店。

  《萬象》上發表過一篇《論張愛玲的小說》,作者「迅雨」,是傅雷的化名,現在已不成為秘密,這是老一輩作家關心張愛玲明白無誤的證據。他高度評價她藝術技巧的成就,肯定《金鎖記》是「我們文壇最美的收穫之一」,同時對《連環套》提出嚴格的指責。一褒一貶,從兩個不同的站頭出發,目標是同一終點——熱情期待更大的成就。「沒有《金鎖記》,本文作者決不在下文把《連環套》批評得那麼嚴厲,而且根本也不會寫這篇文字。」如果我們對傅雷素昧平生,憑這幾句話,也可以幫助瞭解他對人生和藝術的態度。張愛玲的反應,是寫了一篇隨筆,遠兜遠轉,借題發揮,實質是不很禮貌地回答說:「不!」很久以前,文壇上流行過一句玩笑話:「老婆人家的好,文章自己的好。」張愛玲這篇隨筆的題目,就叫做《自己的文章》,後來收在散文集《流言》裡。現在經過迢迢四十年,張愛玲本人對《連環套》提出了比傅雷遠為苛刻的批評。其實傅雷的議論,還有個更高的立足點,那就是以張愛玲之所長,見一般新文學作品之所短,指出「我們的作家一向對技巧抱著鄙夷的態度。『五四』以後,消耗了無數筆墨的是關於主義的論戰。彷彿一有準確的意識就能立地成佛似的,區區藝術更不成問題。」一揚一抑,有一段還涉及巴金的作品。我以為未必公允恰當,利用編輯的權力,把原稿擅自刪掉一段,還因此惹惱了傅雷,引起一場小風波。我在1978年寫的《懷傅雷》一文中,已經提到這件事,這裡不再重複。

  唐文標在《張愛玲研究》一書中說到:傅雷的文章一經刊出,《連環套》就被「腰斬」,以後張愛玲也不再在《萬象》出現。他看到了事實,卻沒有闡明真相。《連環套》的中斷有別的因素,並非這樣斬釘截鐵。我是當事人,可惜當時的細節已經在記憶中消失,說不清楚了。但有一點確切無誤:我和張愛玲接觸不多,但彼此一直懷有友好的感情,不存在任何芥蒂。有事實為證。

  張愛玲把小說《傾城之戀》改編為舞台劇本,又一次承她信賴,要我提意見,其間還有個反覆的修改過程。我沒有敷衍塞責,她也並不嫌我信口雌黃。後來劇本在大中劇團上演,我也曾為之居間奔走。劇團的主持人是周劍雲,我介紹張愛玲和他在一家餐館裡見面。那時張愛玲已經成為上海的新聞人物,自己設計服裝,表現出她驚世駭俗的勇氣,那天穿的,就是一襲擬古式齊膝的裌襖,超級的寬身大袖,水紅綢子,用特別寬的黑緞鑲邊,右襟下有一朵舒捲的雲頭——也許是如意。長袍短套,罩在旗袍外面。《流言》裡附刊的相片之一,就是這種款式。相片的題詞:「有一天我們的文明,不論是昇華還是浮華,都要成為過去。然而現在還是清如水明如鏡的秋天,我應當是快樂的。」周劍雲戰前是明星影片公司三巨頭之一,交際場上見多識廣,那天態度也顯得有些拘謹,張愛玲顯赫的文名和外表,大概給了他深刻的印象。

  這台戲後來在新光大戲院上演了,導演是朱端鈞,當年上海的四大導演之一,飾流蘇的羅蘭,飾范柳原的舒適,都是名重一時的演員。事後我因此得到張愛玲饋贈的禮物:一段寶藍色的綢袍料。我拿來做了皮袍面子,穿在身上很顯眼,桑弧見了,用上海話說:「赤刮刺新的末。」桑弧是影片《不了情》的導演,張愛玲的熟朋友。——但這是後話。

  1944年6月和1945年6月,我兩次被日本滬南憲兵隊所捕。第一次幸而沒有受武士道精神文明的洗禮——嚴刑拷打,卻聽夠了被害者受刑時那種錐心刺骨的號叫聲。京劇《文昭關》裡描寫伍子胥一夜間鬚髮變白,我此時才有些親身的體會。憲兵隊在貝當路,人們談虎色變,諱言其名,稱之為「貝公館」。地點在美國學堂舊址,原來是雪白的建築,碧綠的草地,純潔得像天使;對門是莊嚴肅穆的國際教堂,紫醬色的斜屋頂,牆上爬滿長春籐;貝當路幽雅安靜,是情侶散步的好地方。日本人不知出於什麼心理,挑選這麼個環境來開設他們的現世地獄。我被釋放時,恰像剛從死亡線上脫險,對那個環境感覺特別靈敏,覺得人世真是美好。回到家裡,又看到張愛玲的留言,知道她在我受難時曾來存問,我立即用文言復了她一個短箋,寥寥數行,在記憶裡是我最好的作品之一。原因是平常寫作,很難有這種激動的心情。這事情過去整四十年了,直到去年,我有機會讀到《今生今世》,發現其中有這樣一段:「愛玲與外界少往來,惟一次有個朋友被日本憲兵隊逮捕,愛玲因《傾城之戀》改編舞台劇上演,曾得他奔走,由我陪同去慰問過他家裡,隨後我還與日本憲兵說了,要他們可釋放則釋放。」我這才知道,原來還有這樣一回事。一時間我產生了難分難解的複雜情緒。在此以前,我剛好讀過餘光中針對胡蘭成的人品與文品而發的《山河歲月話漁樵》。抗日戰爭是祖國生死存亡的關頭,而胡蘭成的言行,卻達到了顛倒恩仇、混淆是非的極致,餘光中對他嚴正的抨擊,我有深切的共鳴。因為我個人的遭遇就提供了堅實的論據。但是對張愛玲的好心,我只有加倍的感激。

  「出名要早呀!來得太晚的話,快樂也不那麼痛快。」「時代是倉促的,已經在破壞中,還有更大的破壞要來。」(《傳奇》再版序言,1944年8月。)張愛玲是敏感的,預言彈指間成為現實。日本宣佈無條件投降以後,戰火依然瀰漫神州大陸,的確是「更大的破壞」,但破壞不等於毀滅。古老中國和她的兒女,都在經受水深火熱的考驗。——張愛玲也在經受考驗:內外交困的精神綜合症,感情上的悲劇,創作的繁榮陡地萎縮,大片的空白忽然出現,就像放電影斷了片。

  全國解放,在張愛玲看來,對她無疑是災難。但事實不像她設想的那麼壞。抗戰勝利初期對她喧鬧一時的指責早已沉靜,天翻地覆的大變革吸引著億萬人的注意——沒有什麼比這更大的事了。1952年,上海召開第一次文學藝術界代表大會,張愛玲應邀出席。季節是夏天,會場在一個電影院裡,記不清是不是有冷氣,她坐在後排,旗袍外面罩了件網眼的白絨線衫,使人想起她引用過的蘇東坡詞句,「高處不勝寒」。那時全國最時髦的裝束,是男女一律的藍布和灰布中山裝,後來因此在西方博得「藍螞蟻」的徽號。張愛玲的打扮,儘管由絢爛歸於平淡,比較之下,還是顯得很突出。(我也不敢想張愛玲會穿中山裝,穿上了又是什麼樣子。)任何事物都有複雜性,不像一般觀念所理解的那麼簡單。左翼陣營裡也不乏張愛玲的讀者,「左聯」元老派的夏衍就是一個。抗戰結束,夏衍從重慶回到上海,就聽說淪陷期間出了個張愛玲,讀了她的作品;解放後,他正好是上海文藝界第一號的領導人物。這就是張愛玲出現在文代會上的來龍去脈。夏衍從不諱言自己愛才,但用「左」視眼看起來,也就是「右傾」,「溫情主義」。上海電影劇本創作所成立,夏衍親自兼任所長,我被委任為他的副手。他告訴我,要邀請張愛玲當編劇,但眼前還有人反對,只好稍待一時。我來不及把消息透露給張愛玲,就聽說她去了香港。夏衍一片惋惜之情,卻不置一詞。後來夏衍調到文化部當副部長,我還在上海書店的書庫裡,購了《傳奇》和《流言》,寄到北京去送給他。

  生活是個謎,自己切身的事,尚且包藏著許多秘密和未知數,何況是身外冷暖,背後文章;加上彩鳳折翼,靈犀失明,大陸長期與世隔絕,被海外視為「鐵幕」,彼此缺少瞭解,也就無怪其然了。

  人沒有未卜先知的本能,哪怕是一點一滴的經驗,常要用痛苦作代價,這就是悲劇和喜劇的成因。時間蠶食生命,對老人來說,已經到了酒鬧燈囗的當口;但是,感謝上帝,我們也因此能夠看得寬一些,懂得多一些了。——真要明白,當然不見得,老糊塗多的是。專門研究張愛玲的唐文標教授,說「張愛玲寫作在一個不幸的時代,她不能為同時代的中國人所認識,可說是陰差陽錯,也許亦是她自己所決定的。」這話說得好,但也還可以推敲,因為同實際有距離,原因也是由於隔膜。我倒是想起了《傾城之戀》裡的一段話:「香港的陷落成全了她。但是在這不可理喻的世界裡,誰知道什麼是因,什麼是果?誰知道呢?也許就因為要成全她,一個大都市傾覆了。成千上萬的人死去,成千上萬的人痛苦著,跟著是驚天動地的大改革……流蘇並不覺得她在歷史上的地位有什麼微妙之點。」如果不嫌擬於不倫,只要把其中的「香港」改為「上海」,「流蘇」改為「張愛玲」,我看簡直是天造地設。中國新文學運動從來就和政治浪潮配合在一起,因果難分。五四時代的文學革命——反帝反封建;30年代的革命文學——階級鬥爭;抗戰時期——同仇敵汽,抗日救亡,理所當然是主流。除此以外,就都看作是離譜,旁門左道,既為正統所不容,也引不起讀者的注意。這是一種不無缺陷的好傳統,好處是與國家命運息息相關,隨著時代亦步亦趨,如影隨形;短處是無形中大大減削了文學領地。譬如建築,只有堂皇的廳堂樓閣,沒有迴廊別院,池台競勝,曲徑通幽。我扳著指頭算來算去,偌大的文壇,哪個階段都安放不下一個張愛玲;上海淪陷,才給了她機會。日本侵略者和汪精衛政權把新文學傳統一刀切斷了,只要不反對他們,有點文學藝術粉飾太平,求之不得,給他們什麼,當然是毫不計較的。天高皇帝遠,這就給張愛玲提供了大顯身手的舞台。抗戰勝利以後,兵荒馬亂,劍拔弩張,文學本身已經成為可有可無,更沒有曹七巧、流蘇一流人物的立足之地了。張愛玲的文學生涯,輝煌鼎盛的時期只有兩年(1943—1945),是命中注定:千載一時,「過了這村,沒有那店」。幸與不幸,難說得很。

  張愛玲不見於目前的中國現代文學史,毫不足怪,國內卓有成就的作家,文學史家視而不見的,比比皆是。這絕不等於「不能為同時代的中國人所認識」,已經有足夠的事實說明。往深處看,遠處看,歷史是公平的。張愛玲在文學上的功過得失,是客觀存在;認識不認識,承認不承認,是時間問題。等待不是現代人的性格,但我們如果有信心,就應該有耐性。

  今年1月,我在香港,以鬯伉儷賞飯,座上有梅子、黃繼持、鄭樹森,茶餘酒後,談到了張愛玲。我說她離開大陸,是很自然的事,對社會主義感到格格不入,不合則去,正是各行其是,各得其所。國內曾經「運動」成風,到「文化大革命」而達於頂點,張愛玲留在大陸,肯定逃不了,完全沒有必要作這種無謂的犧牲,我為此代她慶幸。但對她的《秧歌》和《赤地之戀》,我坦率地認為是壞作品,不像出於《金鎖記》和《傾城之戀》作者的手筆,我很代張愛玲惋惜。並不因為這兩部小說的政治傾向,我近年來有一種越來越固執(也許可以說堅定)的信念:像政治、宗教這一類有關信仰的問題,應當彼此尊重,各聽自便,不要強求,也決不能強求。誰如果確信自己的理想崇高美好,就孜孜以求地做去,不必害怕別人反對。《秧歌》和《赤地之戀》的致命傷在於虛假,描寫的人、事、情、境,全都似是而非,文字也失去作者原有的美。無論多大的作家,如果不幸陷於虛假,就必定導致在藝術上繳械。張愛玲在這兩部小說的序跋中,力稱「所寫的是真人實事」,而且不嫌其煩,縷述「故事的來源」,恰恰表現出她對小說本身的說服力缺乏自信,就像老式店舖裡掛「真不二價」的金字招牌一樣。事實不容假借,想像也須有依托,張愛玲1953年就飄然遠引,平生足跡未履農村,筆桿不是魔杖,怎麼能憑空變出東西來!這裡不存在什麼秘訣,什麼奇跡。海外有些評論家把《秧歌》和《赤地之戀》讚得如一朵花,醉翁之意不在酒。——他們為小說暴露了「鐵幕」後面的黑暗,如獲至寶。但這種暴露也是膚淺而歪曲的,在國內讀者看來,只覺得好笑。新社會不是天堂,卻決非地獄。只要有點歷史觀點,新舊中華之間,榮枯得失,一加對照,明若觀火。現在中國正在吸取過去的教訓,滿懷信心地走自己的路,這是可以告慰於真正悲天憫人、關心祖國休咎的海外同胞的。

  三十年風馳電掣般過去了,作為張愛玲的忠實讀者,我多麼期待能看到她新的《金鎖記》,新的《傾城之戀》。——「三十年前的月亮早已沉下去」,我希望,「三十年前的故事還沒有完。」

  我在北方湛藍的初冬,萬里外,長城邊,因風寄意,向張愛玲致以良好的祝願,親切的問候。

                 (選自《墨磨人》,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1年7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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