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留學日本還在民國以前,只在東京住了六年,所以對於文化雲雲夠不上說什麽認識,不過這總是一個第二故鄉,有時想到或是談及,覺得對於一部分的日本生活很有一種愛著。這裏邊恐怕有好些原因,重要的大約有兩個,其一是個人的性分,其二可以說是思古之幽情罷。我是生長於東南水鄉的人,那裏民生寒苦,冬天屋內沒有火氣,冷風可以直吹進被窩來,吃的通年不是很鹹的腌菜也是很鹹的腌魚,有了這種訓練去過東京的下宿生活,自然是不會不合適的。我那時又是民族革命的一信徒,凡民族主義必含有復古思想在裏邊,我們反對清朝,覺得清以前或元以前的差不多都好,何況更早的東西。聽說夏穗卿、錢念勛兩位先生在東京街上走路,看見店鋪招牌的某文句或某字體,常指點贊嘆,謂猶存唐代遺風,非現今中國所有。岡千側著《觀光紀遊》中亦紀楊惺吾回國後事雲:

“惺吾雜陳在東所獲古寫經,把玩不置曰,此猶晉時筆法,宋元以下無此真致。”這種意思在那時大抵是很普通的。我們在日本的感覺,一半是異域,一半卻是古昔,而這古昔乃是健全地活在異域的,所以不是夢幻似地空假,而亦與高麗安南的優盂衣冠不相同也。

日本生活中多保存中國古俗,中國人好自大者反汕笑之,可謂不察之甚。《觀光紀遊》卷二《蘇杭遊記》上,記明治甲申(一八八四)六月二十六日事雲:

“晚與楊君赴陳松泉之邀,會者為陸雲孫,汪少符,文小坡。楊君每談日東一事,滿坐哄然,余不解華語,癡坐其旁。因以為我俗席地而坐,食無案桌,寢無臥床,服無衣裳之別,婦女涅齒,帶廣,蔽腰圍等,皆為外人所訝者,而中人辮發垂地,嗜毒煙甚食色,婦女約足,人家不設廁,街巷不容車馬,皆不免陋者,未可以內笑外,以彼非此。”岡氏言雖未免有悻悻之氣,實際上卻是說得很對的。以我淺陋所知,中國人紀述日本風俗最有理解的要算黃公度,《日本雜事詩》二卷成於光緒五年己卯,已是五十六年前了,詩也只是尋常,註很詳細,更難得的是意見明達。卷下夫子房屋的註雲:

“室皆離地尺許,以木為板,藉以莞席,入室則脫屨戶外,襪而登席。無門戶窗隔,以紙為屏,下承以槽,隨意開闔,四面皆然,宜夏而不宜冬也。室中必有閣以度物,有床第以列器皿陳書畫。(室中留席地,以半掩以紙屏,架為小閣,以半懸掛玩器,則緣古人床第之制而亦仍其名。)楹柱皆以木而不雕漆,晝常掩門而夜不局鑰。寢處無定所,展屏風,張帳幕,則就寢矣。每日必灑掃拂拭,潔無纖塵。”又一則雲:

“坐起皆席地,兩膝據地,伸腰危坐,而以足承尻後,若跌坐,若蹲踞,若箕踞,皆為不恭。坐必設褥,敬客之禮有敷數重席者。有君命則設幾,使者宣詔畢,亦就地坐矣。皆古禮也。因考《漢書》賈誼傳,文帝不覺膝之前於席。《三國誌》管寧傳,坐不箕股,當膝處皆穿。《後漢書》,向栩坐板,坐積久板乃有膝踝足指之處。朱子又雲,今成都學所存文翁禮殿刻石諸像,皆膝地危坐,兩蹠隱然見於坐後帷裳之下。今觀之東人,知古人常坐皆如此。”(《日本國誌》成於八年後丁亥,所記稍詳略有不同,今不重引。)

這種日本式的房屋我覺得很喜歡。這卻並不由於好古,上文所說的那種坐法實在有點弄不來,我只能胡坐,即不正式的趺跏,若要像管寧那樣,則無論敷了幾重席也坐不到十分鐘就兩腳麻痹了。我喜歡的還是那房子的適用,特別便於簡易生活。《雜事詩》註已說明屋內鋪席,其制編稻草為臺,厚可二寸許,蒙草席於上,兩側加麻布黑緣,每席長六尺寬三尺,室之大小以席計數,自兩席以至百席,而最普通者則為三席,四席半,六席,八席,學生所居以四席半為多。戶窗取明者用格子糊以薄紙,名曰障子,可稱紙窗,其他則兩面濃暗色厚紙,用以間隔,名曰唐紙,可雲紙屏耳。閣原名戶棚,即壁櫥,分上下層,可分貯做褥及衣箱雜物。床第原名“床之間”,即壁龕而大,下宿不設此,學生租民房時可利用此地堆積書報,幾乎平白地多出一席地也。四席半一室面積才八十一方尺,比維摩鬥室還小十分之二,四壁蕭然,下宿只供給一副茶具,自己買一張小幾放在窗下。再有兩三個坐褥,便可安住。坐在幾前讀書寫字,前後左右凡有空地都可安放書卷紙張,等於一大書桌,客來遍地可坐,客六七人不算擁擠,倦時隨便臥倒,不必另備沙發,深夜從壁櫥取被攤開,又便即正式睡覺了。昔時常見日本學生移居,車上載行李只鋪蓋衣包小幾或加書箱,自己手拿玻璃洋油燈在車後走而已。中國公寓住室多在方丈以上,而板床桌椅箱架之外無多余地,令人感到局促,無安閑之趣。大抵中國房屋與西洋的相同都是宜於華麗而不宜於簡陋,一間房子造成,還是行百裏者半九十,非是有相當的器具陳設不能算完成,日本則土木功畢,鋪席糊窗,即可居住,別無一點不足,而且還覺得清疏有致。從前在日本旅行,在吉松高鍋等山村住宿,坐在旅館的樸素的一室內憑窗看山,或著浴衣躺席上,要一壺茶來吃,這比向來往過的好些洋式中國式的旅舍都要覺得舒服,簡單而省費。這樣房屋自然也有缺點,如《雜事詩》註所雲宜夏而不宜冬,其次是容易引火,還有或者不大謹慎,因為槽上拉動的板窗木戶易於偷啟,而且內無扃鑰,賊一人門便可各處自在遊行也。

關於衣服《雜事詩》註只講到女子的一部分,卷二云:

“宮裝皆披發垂肩,民家多古裝束,六八歲時丫髻雙垂,尤為可人。長,耳不環,手不釧,髻不花,足不弓鞋,皆以紅珊瑚為管。出則攜蝙蝠傘。帶寬腿尺,圍腰二三匝,復倒卷而直垂之,若褪負者。衣袖尺許,襟廣微露胸,肩脊亦不盡掩,傅粉如面然,殆《三國誌》所謂丹朱紛身者耶。”又雲:

“女子亦不著褲,裏有圍裙,《禮》所謂中單,《漢書》所謂中裙,深藏不見足,舞者回旋偶一露耳。五部洲惟日本不著褲,聞者驚怪。今按《說文》,袴,腔衣也。《逸雅》,袴,兩股各跨別也。袴即今制,三代前固無。張營《疑耀》曰,袴即褲,古人皆無襠,有襠起自漢昭帝時上宮宮人。考《漢書》上官後傳,宮人使令皆為窮袴。服虔曰,窮袴前後有襠,不得交通。是為有襠之袴所緣起。惟《史記》敘屠岸賈有置其袴中語,《戰國策》亦稱韓昭侯有敝袴,則似春秋戰國既有之,然或者尚無襠那。”這個問題其實本很簡單。日本上古有袴,與中國西洋相同,後受唐代文化衣冠改革,由簡管袴而轉為燈籠袴,終乃袴腳益大,袴襠漸低,今禮服之“袴”已幾乎是裙了。平常著袴,故裏衣中不復有袴類的東西,男子但用犢鼻袴裈,女子用圍裙,就已行了,迫後民間平時可以衣而不裳,遂不復著,但用作乙種禮服,學生如上學或訪老師則和服之上必須著袴也,現今所謂和服實即古時之所謂“小袖”,袖本小而底圓,今則甚深廣,有如口袋,可以容手中箋紙等,與中國和尚所穿的相似,西人稱之曰Kimono,原語雲“著物”,實只是衣服總稱耳。日本衣裳之制大抵根據中國而逐漸有所變革,乃成今狀,蓋與其房屋起居最適合,若以現今和服住洋房中,或以華服住日本房,亦不甚適也。《雜事詩》註又有一唄!關於鞋襪的雲:

“襪前分歧為二靫,一靫容拇趾,一靫容眾趾。展有如兀字者,兩齒甚高,又有作反凹者。織蒲為苴,皆無墻有梁,梁作人字,以布綆或紉蒲系於頭,必兩趾問夾持用力乃能行,故襪分作兩歧。考《南史》虞玩之傳,一履著三十年,蒵斷以芒接之。古樂府,黃桑柘履蒲子履,中央有絲兩頭系。知古制正如此也,附註於此。”這個木履也是我所喜歡著的,我覺得比廣東用皮條絡住腳背的還要好,因為這似乎更著力可以走路。黃君說必兩趾間夾持用力乃能行,這大約是沒有穿慣,或者因中國男子多裹腳,腳指互疊不能銜梁,銜亦無力,所以覺得不容易,其實是套著自然著力,用不著什麽夾持的。去年夏間我往東京去,特地到大震災時沒有毀壞的本鄉去寄寓,晚上穿了和服木履,曳杖,往帝國大學前面一帶去散步,看看舊書店和地攤,很是自在,若是穿著洋服就覺得拘束,特別是那麽大熱天。不過我們所能穿的也只是普通的“下馱”,即所謂反凹字形狀的一種,此外名稱“日和下馱”底作開字形而不很高者從前學生時代也曾穿過,至於那兩齒甚高的“足馱”那就不敢請教了。在民國以前,東京的道路不很好,也頗有雨天變醬缸之概,足馱是雨具中的要品,現代卻可以不需,不穿皮鞋的人只要有日和下馱就可應付,而且在實際上連這也少見了。

《雜事詩》註關於食物說的最少,其一云:

“多食生冷,喜食魚,聶而切之,便下箸矣,火熟之物亦喜寒食。尋常茶飯,蘿蔔竹筍而外,無長物也。近仿歐羅巴食法,或用牛羊。”又雲:

“自天武四年因浮屠教禁食獸肉,非餌病不許食。賣獸肉者隱其名曰藥食,復曰山鯨。所懸望子,畫牡丹者豕肉也,畫丹楓落葉者鹿肉也。”講到日本的食物,第一感到驚奇的事的確是獸肉的稀少。二十多年前我還在三田地方看見過山鯨(這是野豬的別號)的招牌,畫牡丹楓葉的卻已不見。雖然近時仿歐羅巴法,但肉食不能說很盛,不過已不如從前以獸肉為穢物禁而不食,肉店也在“江都八百八街”到處開著罷了。平常鳥獸的肉只是豬牛與雞,羊肉簡直沒處買,鵝鴨也極不常見。平民的下飯的菜到現在仍舊還是蔬菜以及魚介。中國學生初到日本,吃到日本飯菜那麽清淡,枯槁,沒有油水,一定大驚大恨,特別是在下宿或分租房間的地方。這是大可原諒的,但是我自己卻不以為苦,還覺得這有別一種風趣。吾鄉窮苦,人民努力日吃三頓飯,唯以腌菜臭豆腐螺螄為菜,故不怕鹹與臭,亦不嗜油若命,到日本去吃無論什麽都不大成問題。有些東西可以與故鄉的什麽相比,有些又即是中國某處的什麽,這樣一想就很有意思。如味噌汁與幹菜湯,金山寺味噌與豆板醬,福神漬與醬咯噠,牛蒡獨活與蘆筍,鹽鮭與勒鯗,皆相似的食物也。又如大德寺納豆即鹹豆豉,澤庵漬即福建的黃土蘿蔔,藥藕即四川的黑豆腐,刺身即廣東的魚生,壽司(《雜事詩》作壽誌)即古昔的魚鮮,其制法見於《齊民要術》,此其間又含有文化交通的歷史,不但可吃,也更可思索。家庭宴集自較豐盛,但其清淡則如故,亦仍以菜蔬魚介為主,雞豚在所不廢,唯多用其瘦者,故亦不油膩也。近時社會上亦流行中國及西洋菜,試食之則並不佳,即有名大店亦如此,蓋以日東手法調理西餐(日本昔時亦稱中國為西方)難得恰好,唯在赤扳一家雲“酋”者吃中餐極佳,其廚師乃來自北平雲。日本食物之又一特色為冷,確如《雜事詩》註所言。下宿供膳尚用熱飯,人家則大抵只煮早飯,家人之為官吏教員公司職員工匠學生者皆裹飯而出,名曰“便當”,匣中盛飯,別一格盛菜,上者有魚,否則梅幹一二而已。傍晚歸來,再煮晚飯,但中人以下之家便吃早晨所余,冬夜苦寒,乃以熱苦茶淘之。中國人慣食火熱的東西,有海軍同學昔日為京官,吃飯恨不熱,取飯鍋置坐右,由鍋到碗,由碗到口,迅疾如暴風雨,乃始快意,此固是極端,卻亦是一好例。總之對於食物中國大概喜熱惡冷,所以留學生看了“便當”恐怕無不頭痛的。不過我覺得這也很好,不但是故鄉有吃“冷飯頭”的習慣,說得迂腐一點,也是人生的一“點小訓練。希望人人都有“吐斯”當晚點心,人人都有小汽車坐,固然是久遠的理想,但在目前似乎刻苦的訓練也是必要。日本因其工商業之發展,都會文化漸以增進,享受方面也自然提高,不過這只是表面的一部分,普通的生活還是很刻苦,此不必一定是吃冷飯,然亦不妨說是其一。中國平民生活之苦已甚矣,我所說的乃是中流的知識階級應當學點吃苦,至少也不要太講享受。享受並不限於吃“吐斯”之類,抽大煙娶姨太太打麻將是中流享樂思想的表現,此一種病真真不知道如何才救得過來,上文雲雲只是姑妄言之耳。

六月九日《大公報》上登載梁實秋先生的一篇論文,題曰《自信力與誇大狂》,我讀了很是佩服,有關於中國的衣食住的幾句話可以引用在這裏。梁先生說中國文化裏也有一部分是優於西洋者,解說道:

“我覺得可說的太少,也許是從前很多,現在變少了。我想來想去只覺得中國的菜比外國的好吃,中國的長袍布鞋比外國的舒適,中國的宮室園林比外國的雅麗,此外我實在想不出有什麽優於西洋的東西。”梁先生的意思似乎重在消極方面,我們卻不妨當作正面來看,說中國的衣食住都有些可取的地方。本來衣食住三者是生活中最重要的部分,因其習慣與便利,發生愛好的感情,轉而成為優劣的辨別,所以這裏邊很存著主觀的成分,實在這也只能如此,要想找一根絕對平直的尺度來較量蓋幾乎是不可能的。固然也可以有人說,“因為西洋人吃雞蛋,所以兄弟也吃雞蛋。”不過在該吃之外還有好吃問題,恐怕在這一點上未必能與西洋人一定合致,那麽這吃雞蛋的兄弟對於雞蛋也只有信而未至於愛耳。因此,改變一種生活方式很是煩難,而欲了解別種生活方式亦不是容易的事。有的事情在事實並不怎麽愉快,在道理上顯然看出是荒謬的,如男子拖辮,女人纏足,似乎應該不難解決了,可是也並不如此,民國成立已將四半世紀了,而辮發未絕跡於村市,士大夫中愛賞金蓮步者亦不乏其人,他可知矣。谷崎潤一郎近日刊行《攝陽隨筆》,卷首有《陰翳禮贊》一篇,其中說漆碗盛味噌汁(以醬汁作湯,蔬類作料,如茄子蘿蔔海帶,或用豆腐)的意義,頗多妙解,至悉歸其故於有色人種,以為在愛好上與白色人種異其趣,雖未免稍多宿命觀的色彩,大體卻說得很有意思。中日同是黃色的蒙古人種,日本文化古來又取資中上,然而其結果乃或同或異,唐時不取太監,宋時不取纏足,明時不取八股,清時不取雅片,又何以嗜好迥殊那。我這樣說似更有陰沈的宿命觀,但我固深欽日本之善於別擇,一面卻亦仍夢想中國能幹將來蕩滌此諸染汙,蓋此不比衣食住是基本的生活,或者其改變尚不至於絕難歟。

我對於日本文化既所知極淺,今又欲談衣食住等的難問題,其不能說得不錯,蓋可知也。幸而我預先聲明,這全是主觀的,回憶與印象的一種雜談,不足以知日本真的事情,只足以見我個人的意見耳。大抵非自己所有者不能深知,我尚能知故鄉的民間生活,因此亦能幹日本生活中由其近似而得理會,其所不知者當然甚多,若所知者非其真相而只是我的解說,那也必所在多有而無可兔者也。日本與中國在文化的關系上本猶羅馬之與希臘,及今乃成為東方之德法,在今日而談日本的生活,不撒有“國難”的香料,不知有何人要看否,我亦自己懷疑。但是,我仔細思量日本今昔的生活,現在日本叫“非常時”的行動,我仍明確地看明白日本與中國畢竟同是亞細亞人,興衰禍福目前雖是不同,究竟的命運還是一致,亞細亞人豈終將淪於劣種乎,念之偶然。因談衣食住而結論至此,實在乃真是漆黑的宿命論也。廿四年六月甘一日,在北平。(1935年6月作,選自《苦竹雜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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