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人生，早已有了許多種比喻。

我想，人生也是可以比做一塊畫布的。有人的一生如巨幅的畫布，其上所展現的情形波瀾壯闊，氣象萬千。有人的一生充滿了潑墨式的，大寫意式的浪漫，或充滿了起伏跌宕的戲劇性。看他們的人生畫布，好比看連環畫。

但大多數人的人生畫布是小幅的。我的人生畫布就屬於大多數人中的一例。我曾與朋友們戲稱之為“手帕人生”。是的，我也就是在這麼大的尺寸中，以寫實的，有時甚至是以工筆的畫法，相當認真地一層層塗抹我的尋常人生。我的人生畫布上太缺乏浪漫色彩，更沒什麼戲劇性，內容簡明甚是單調。我的童年和少年，其實也就根本不怎麼值得回憶，更不值得寫出來供人看。

又，我覺得，童年是人生畫布的底色。底色上即使勾勒出了影影綽綽的人形，卻往往屬於“點彩”派、“印象”派的那一種。遠看或還辨得清輪廓，近看則就與底色模糊成一片了。畢竟，那輪廓的邊緣，與底色融得太平貼，並不能從底色上凸現出來……

我覺得，少年是人生畫布上關於人的首次白描。此時畫布上一個少年的眉目略清。他的表情已能默默無言地預示著他未來的性情和品格。甚至，已有幾分先天性的因素含蓄在他的眼裏，預示著他未來的命運了……

分析我們大多數人之人生的畫布，皆證明著這麼一種較普遍的現象。

我的童年和少年，在我人生的畫布上，尤其符合此一種普遍性。那“手帕”上的小人兒有我今天的影子。

我自己這麼認為……

筆

它是黑色的，筆身粗大，外觀笨拙。全裸的筆尖，旋擰的筆帽。膠皮筆囊沒有夾管，吸墨水時，捏一下，鼓起緩慢。墨水吸得太足，寫字常常“嘔吐”，弄臟紙和手。

這種老式產品，十五年前就被淘汰了。如今，要尋找它的一個“同類”，不比尋找一件馬褂容易。若壞了，任何修筆鋪都無法修配，人家肯定會勸你幹脆扔掉，買支新的。

我使用它，已經二十多年了。筆尖劈過，斷過，被我磨齊了，也磨短了。筆道很粗，寫一個筆劃多的字，大稿紙的兩個格子也容不下。已不能再用它寫作，只能寫便箋或信封。筆帽倘非膠布纏著，早就四分五裂。筆囊幾年前就硬化，被我取消，權當蘸水筆用。筆桿換過了，用火烤著硬“安”上的。“安”是“安”上了，卻不可能再擰下來。

它是母親給我買的。是我使用的第一支鋼筆。那一年，我升入小學五年級了。學校規定，每星期有兩堂鋼筆字課。某些作業，要求學生必須用鋼筆完成。全班每一個同學，都有了一支嶄新的鋼筆。有的同學甚至兩支。我卻沒有鋼筆可用，連支舊的也沒有。我只有蘸水鋼筆。每次完成鋼筆作業，右手總被墨水染藍。染藍了的手又將作業本弄臟。我常因此而感到委屈。我真羨慕我的同學們，做夢都想得到一支嶄新的鋼筆。

一天，我終於哭鬧起來，折斷了那支蘸水筆，逼著母親非立刻給買一支吸水筆不可。

母親對我說：“孩子，媽媽不是答應過你，等你爸爸寄回錢來，一定給你買支吸水筆嗎?”

我不停止哭鬧，喊叫：“不，不！我今天就要！你去給我借錢買！……”

母親嘆了口氣，為難地說：“你這孩子，真不懂事！這月買糧的錢，是向鄰居借的。交房費的錢，也是向鄰居借的。給你妹妹看病，還是向鄰居借的錢。為了今天給你買一支吸水筆，你就非逼著媽媽再去向鄰居借錢麼？叫媽媽怎麼向鄰居張得開口啊？……”

我卻不管母親好不好意思再向鄰居張口借錢，哭鬧得更兇。母親心煩了，打了我兩巴掌。我賭氣哭著跑出了家門……

那天下雨。我在雨中遊蕩了大半日不回家，衣服淋濕了，頭腦也淋得平靜了，心中不免後悔自責起來。是啊，家裏生活困難，僅靠在外地工作的父親每月寄回幾十元錢過日子，母親不得不經常向鄰居開口借錢。母親是個很顧臉面的人，每次走向鄰居家借錢，都需鼓起一番勇氣。我怎麼能為了買一支吸水筆，就那樣為難母親呢？我覺得自己真是太對不起母親了。

於是我產生了一個念頭，要靠自己掙錢買一支鋼筆。這個念頭一產生，我就冒雨朝火車站走去。火車站附近有座坡度很陡的橋。一些大孩子常等在坡下，幫拉貨的手推車夫們推上坡，可討得五分錢或一角錢。

我走到那座大橋下，等待許久。不見有手推車來。雨越下越大，我只好站到一棵樹下躲雨。雨點劈劈啪啪地抽打著肥大的楊樹葉，沖刷著馬路。馬路上不見一個行人的影子，只有公共汽車偶爾駛來駛往。幾根電線桿子遠處，就迷迷蒙蒙地看不清楚什麼了。

我正感到沮喪，想離開雨又太大，等下去肚子又餓，忽然發現了一輛手推車，裝載著幾層高高的木箱子，遮蓋著雨布。拉車人在大雨中緩慢地、一步步地朝這裏拉來。看得出，那人拉得非常吃力，腰彎得很低，上身幾乎俯得與地面平行了，兩條褲腿都挽到膝蓋以上，雙臂拼力壓住車把，每邁一步，似乎都使出了渾身的勁。那人沒穿雨衣，頭上戴頂草帽。由於他上身俯得太低，無法看見他的臉，也不知他是個老頭還是個小夥兒。

他剛將車拉到大橋坡下，我便從樹下一躍而出，大聲問：“要幫一把嗎？”

他應了一聲。我沒聽清他應的是什麼，明白是正需要我“幫一把”的意思，就趕快繞到車後，一點也不隱藏力氣地推起來。車上不知拉的何物，非常沈重。還未推到半坡，我便一點力氣也沒有了，雙腿發軟，氣喘籲籲。那時我才知道，對於有些人來說，錢並非容易掙到的。即或一角錢，也是並非容易掙到的。我空著肚子呢。又推了幾步，實在推不動了，產生了“偷勁”的念頭。反正拉車人是看不見我的！我剛剛松懈了一點力氣，就覺得車輪分明順坡倒轉。不行！不容我“偷勁”。那拉車人，也肯定是憑著最後一點力氣在堅持，在頑強地向坡上拉。我不忍心“偷勁”了。我咬緊牙關，憋足一股力氣，發出一個孩子用力時的哼唷聲，一步接一步，機械地向前邁動步子。

車輪忽然轉動得迅速起來。我這才知道，已經將車推上了坡，開始下坡了。手推車飛快地朝坡下沖，那拉車人身子太輕，壓不住車把，反被車把將身子懸起來，雙腿離了地面，控制不住車的方向。幸虧車的方向並未偏往馬路中間，始終貼著人行道邊，一直滑到坡底才緩緩停下。

我一直跟在車後跑，車停了，我也站住了。那拉車人剛轉過身，我便向他伸出一只手，大聲說：“給錢！……”

那拉車人呆呆地望著我，一動不動，也不掏錢，也不說話。

我仰起臉看他，不由得楞住了。“他”……原來是母親！

雨水，混合著汗水，從母親憔悴的臉上直往下淌。母親的衣服完全淋透了，像從水裏撈出來的一樣，濕漉漉地貼在身上，顯出了她那瘦削的兩肩的輪廓。她胸口劇烈地起伏著，臉色蒼白，大口大口地喘著氣……

我望著母親，母親望著我，我們母子完全怔住了。

就在那一天，我得到了那支鋼筆，夢寐以求的鋼筆。

母親將它放在我手中時，滿懷期望地說：“孩子，你要用功讀書啊！你要是不用功讀書，就太對不起媽媽了啊！……”

在我的學生時代，我一刻都沒有忘記過母親滿懷期望對我說的這番話。

如今，二十多年過去了，我已經是個成年人了，母親變成老太婆了。那支筆，也可以說早已完成它的使用價值和歷史使命了。但我，卻要永遠保存它，永遠珍視它，永遠不拋棄它。

現在的五年級學生，是不會再因家裏買不起一支鋼筆而哭鬧了；現在的母親們，也是不會再為給孩子買一支鋼筆而去冒著大雨拉車了。我們發展著的生活，正在從九百六十萬平方公裏土地上消除著貧困。成熟在貧困之中的有益的東西，將會存留在下一代心裏。

母親，母親，我永遠感激您當年為我買了那支老式的廉價的鋼筆……

梁曉聲·你在今天還在昨天（）我和橘皮的往事
（暢遊書海，品嘗文化，陶冶情操，彰顯智慧。米花書庫為您營造舒適閱讀環境而努力，希望書友繼續支持。）
多少年過去了，那張清瘦而嚴厲的，戴六百度黑邊近視鏡的女人的臉，仍時時浮現在我眼前，她就是我小學四年級的班主任老師。想起她，也就使我想起了一些關於橘皮的往事……

其實，校辦工廠並非是今天的新事物。當年我的小學母校就有校辦工廠。不過規模很小罷了。專從民間收集橘皮，烘幹了，碾成粉，送到藥廠去。所得加工費，用以補充學校的教學經費。

有一天，輪到我和我們班的幾名同學，去那小廠房裏義務勞動。一名同學問指派我們幹活的師傅，橘皮究竟可以治哪幾種病？師傅就告訴我們，可以治什麼病，尤其對平喘和減緩支氣管炎有良效。

我聽了暗暗記在心裏。我的母親，每年冬季都被支氣管炎所困擾，經常喘做一團，憋紅了臉，透不過氣來。可是家裏窮，母親舍不得花錢買藥，就那麼一冬季又一冬季地忍受著，一冬季比一冬季氣喘得厲害。看著母親喘做一團，憋紅了臉透不過氣來的痛苦樣子，我和弟弟妹妹每每心裏難受得想哭。我暗想，一麻袋又一麻袋，這麼多這麼多橘皮，我何不替母親帶回家一點兒呢？〞

當天，我往兜裏偷偷揣了幾片幹橘皮。

以後，每次義務勞動，我都往兜裏偷偷揣幾片幹橘皮。

母親喝了一陣子幹橘皮泡的水，劇烈喘息的時候，分明地減少了，起碼我覺著是那樣。我內心裏的高興，真是沒法兒形容。母親自然問過我——從哪兒弄的幹橘皮？我撒謊，騙母親，說是校辦工廠的師傅送給的。母親就撫摸我的頭，用微笑表達她對她的一個兒子的孝心所感受到的那一份兒欣慰。那乃是窮孩子們的母親們普遍的最由衷的也是最大的欣慰啊！……

不料想，由於一名同學的告發，我成了一個小偷，一個賊。先是在全班同學眼裏成了一個小偷，一個賊，後來是在全校同學眼裏成了一個小偷，一個賊。

那是特殊的年代。哪怕小到一塊橡皮，半截鉛筆，只要一旦和“偷”字連起來，也足以構成一個孩子從此無法洗刷掉的恥辱，也足以使一個孩子從此永無自尊可言。每每的，在大人們互相攻訐之時，你會聽到這樣的話——“你自小就是賊！”——那賊的罪名，卻往往僅由於一塊橡皮，半截鉛筆。那賊的罪名，甚至足以使一個人背負終生。即使往後別人忘了，不再提起了，在他或她的內心裏，也是銘刻下了。這一種刻痕，往往扭曲了一個人的一生。改變了一個人的一生。毀滅了一個人的一生……

在學校的操場上，我被迫當眾承認自己偷了幾次橘皮，當眾承認自己是賊。當眾，便是當著全校同學的面啊！……

於是我在班級裏，不再是任何一個同學的同學，而是一個賊。於是我在學校裏，仿佛已經不再是一名學生，而僅僅是，無可爭議地是一個賊，一個小偷了。

我覺得，連我上課舉手回答問題，老師似乎都佯裝不見，目光故意從我身上一掃而過。

我不再有學友了。我處於可怕的孤立之中。我不敢對母親講我在學校的遭遇和處境，怕母親為我而悲傷……

當時我的班主任老師，也就是那一位清瘦而嚴厲的，戴六百度近視鏡的中年女教師，正休產假。

她重新給我們上第一堂課的時候，就覺察出了我的異常處境。

放學後她把我叫到了僻靜處，而不是教員室裏，問我究竟做了什麼不光彩的事？

我哇地哭了……

第二天，她在上課之前說：“首先我要講講梁紹生（我當年的本名）和橘皮的事。他不是小偷，不是賊。是我吩囑他在義務勞動時，別忘了為老師帶一點兒橘皮。老師需要橘皮摻進別的中藥治病。你們再認為他是小偷，是賊，那麼也把老師看成是小偷，是賊吧！……

第三天，當全校同學做課間操時，大喇叭裏傳出了她的聲音。說的是她在課堂上所說的那番話……

從此我又是同學的同學，學校的學生，而不再是小偷不再是賊了。從此我不想死了……

我的班主任老師，她以前對我從不曾偏愛過，以後也不曾。在她眼裏，以前和以後，我都只不過是她的四十幾名學生中的一個，最普通最尋常的一個……

但是，從此，在我心目中，她不再是一位普通的老師了。盡管依然像以前那麼嚴厲，依然戴六百度的近視鏡……

在“文革”中，那時我已是中學生了，沒給任何一位老師貼過大字報。我常想，這也許和我永遠忘不了我的小學班主任老師有某種關系。沒有她，我不太可能成為作家。也許我的人生軌跡將徹底地被扭曲、改變，也許我真的會變成一個賊，以我的墮落報復社會。也許，我早已自殺了……

以後我受過許多險惡的傷害。但她使我永遠相信，生活中不只有壞人，像她那樣的好人是確實存在的……因此我應永遠保持對生活的真誠熱愛！

過年的斷想

我曾問兒子：“是不是經常盼著自己快快長大？”

他搖頭，斷然地回答：“不！”

我也曾鄭重地問過他的小朋友們同樣的話，他們都搖頭斷然地回答並不盼著自己快快長大。說長大了多沒意思呀。現在才是小學生，每天上學就夠累了。長大了每天上班豈不更累了？連過年過節都會變成一件累事兒。多沒勁啊！瞧你們大人，年節前忙忙碌碌的。年節還沒過完往往就開始抱怨——仿佛是為別人忙碌為別人過的……

是的，生活在無憂無慮環境之中的孩子是不會盼著自己快快長大的。他們本能地推遲對任何一種責任感的承擔。而一個窮人家庭裏的孩子，卻會像盼著穿上一件衣服似的，盼著自己早一天長大。他們或她們，本能地企望能早一天為家庭承擔起某種責任。《紅燈記》裏的李玉和，不是曾這麼誇獎過女兒麼——

提籃小賣拾煤渣，擔水劈柴也靠她，裏裏外外一把手，窮人的孩子早當家。

我從童年起，就是一個早當家的窮人的孩子。

有時候瞧著自己的兒子，在心裏默默地問我自己——我十二歲的時候，真的每天要和比我小兩歲的弟弟到很遠的地方去擡水嗎？真的每個月要拉著小板車買一次煤和燒柴嗎？那加在一起可是五六百斤啊！在做飯時，真的能將北方熬粥的直徑兩尺的大鐵鍋端起來嗎？在買了糧後，真的能扛著二三十斤重的糧袋子，走一站多遠回到家裏嗎？……

連我自己也不敢相信，殘存在記憶之中的童年和少年時期的生活情形都是真的。而又當然是真的。不是夢……

由於家裏窮，我小時候頂不願過年過節。因為年節一定要過，總得有過年過節的一份錢。不管多少，不比平時的月份多點兒錢，那年那節可怎麼個過法呢？但遠在萬裏之外的四川工作的父親，每個月寄回家裏的錢，僅夠維持最貧寒的生活。我從很小的時候就懂得體恤父親。他是一名建築工人。他這位父親活得太累太累，一個人掙錢，要養活包括他自己在內一大家子七口人。他何嘗不願每年都讓我們——他的子女，過年過節時都穿上新衣裳，吃上年節的飯菜呢？我們的身體年年長，他的工資卻並不年年長。他總不能將自己的肉割下來，血灌起來，逢年過節寄回家啊。如果他是可以那樣的，我想他一定會那樣。而實際上，我們也等於是靠他的血汗哺養著……

窮孩子們的母親，逢年過節時是尤其令人憐憫的。這時候，人與鳥獸相比，便顯出了人的無奈。鳥獸的生活是無年節之分的，故它們的母親也就無須在乎某些日子將來臨時，惶惶不安地日夜想著自己格外應盡的什麼義務。

我討厭過年過節，完全是因為看不得母親不得不向鄰居借錢時必須鼓起勇氣又實在鼓不起多大勇氣的樣子。那時母親的樣子最使我心裏暗暗難過。我們的鄰居也都是些窮人家。窮人家向窮人家借錢，尤其逢年過節，大概是最不情願的事之一。但年節客觀地橫現在日子裏，不借錢則打發不過去。當然，不將年節當成年節，也是可以的。但那樣一來，母親又會覺得太對不起她的兒女們。借錢之前也是愁，借錢之後仍是愁。借了總得還的。總不能等我們都長大了，都掙錢了再還。母親不敢多借。即或是過春節，一般總借二十元。有時鄰居們會善良地問夠不夠？母親總說：“夠！夠……”許多年的春節，我們家都是靠母親借的二十來元過的。二十來元過春節，今天仿佛是不可思議之事。當年也真難為了母親……

記得有一年過春節，大約是我上初中一年級十四歲那一年，我堅決地對母親說：“媽，今天春節，你不要再向鄰居們借錢了！”

母親嘆口氣說：“不借可怎麼過呢？”

我說：“像平常日子一樣過唄！”

母親說：“那怎麼行！你想得開，還有你弟弟妹妹們呢！”

我將家中環視一遍，又說：“那就把咱家這對破箱子賣了吧！”

那是母親和父親結婚時買的一對箱子。

見母親猶豫，我又補充了一句：“等我長大了，能掙錢了，買更新的，更好的！”

母親同意了。

第二天，母親幫我將那一對破箱子捆在一只小爬犁上，拉到街市去賣。從下午等到天黑，沒人買。我渾身凍透了，雙腳凍僵了，後來終於凍哭了。我哭著喊：“誰買這一對兒箱子啊……”

我將兩只沒人買的破箱子又拖回了家。一進家門，我撲入母親懷中，失聲大哭……

母親也落淚了。母親安慰我：“沒人買更好，媽還舍不得賣呢……”

母親告訴我——她估計我賣不掉，已借了十元錢。不過不是向同院的鄰居借的。而是從城市這一端走到那一端，向從前的老鄰居借的。向我出生以前的一家老鄰居借的……

如今，我真想哪一年的春節，和父母弟弟妹妹聚在一起，過一次春節。而父親已經去世了。母親牙全掉光了。什麼好吃的東西也嚼不動了，只有看著的份兒。弟弟妹妹們都已成家了，做了父母了。往往針對我的想法說——“哥你又何必分什麼年節呢！你什麼時候高興團聚，什麼時候便當是咱們的年節唄！”

是啊，畢竟的，生活都好過些，年節的意義，對大人也就不那麼重要了。

所以，我現在也就不太把年當年，把節當節了。正如從來不為自己過生日。便是有所準備地過年過節，多半也是為了兒女高興……

梁曉聲·你在今天還在昨天（）我的小學

我永遠忘不了這樣一件事。

某年冬天，市裏要來一個衛生檢查團到我們學校檢查衛生，班主任老師吩咐兩名同學把守在教室門外，個人衛生不合格的學生，不準進入教室。我是不許進入教室的幾個學生之一。我和兩名把守在教室門外的學生吵了起來，結果他們從教員室請來了班主任老師。

班主任老師上下打量著我，冷起臉問：“你為什麼今天還要穿這麼臟的衣服來上學？”

我說：“我的衣服昨天剛剛洗過。”

“洗過了還這麼臟？”老師指點著我衣襟上的汙跡。

我說：“那是油點子，洗不掉的。”

老師生氣了：“回家去換一件衣服。”

我說：“我就這一件上學的衣服。”

我說的是實話。

老師認為我頂撞了她，更加生氣了，又看我的雙手，說：“回家叫你媽把你兩手的皴用磚頭蹭幹凈了再來上學！”接著像扒亂草堆一樣亂扒我的頭發：“瞧你這滿頭蟣子，像撒了一腦袋大米！叫人惡心！回家去吧！這幾天別來上學了，檢查過後再來上學！”

我的雙手，上學前用肥皂反復洗過，用磚頭蹭也未必能蹭幹凈。而手生的皴，不是我所願意的。我每天要洗菜、淘米、刷鍋、刷碗。家裏的破屋子四處透風，連水缸在屋內都結冰，我的手上怎麼不生皴？不衛生是很羞恥的，這我也懂。但衛生需要起碼的“為了活著”的條件。這一點我的班主任老師便不懂了。陰暗的，夏天潮濕冬天寒冷的，像地窖一樣的一間小屋，破炕上每晚擁擠著大小五口人，四壁和天棚每天起碼要掉下三斤土，爐子每天起碼要向狹窄的空間飛揚四兩灰塵……母親每天早起晚歸去幹臨時工，根本沒有精力照料我們幾個孩子，如果我的衣服居然還幹幹凈凈，手上沒皴頭上沒有蟣子，那倒真是咄咄怪事了！我當時沒看過《西行漫記》，否則一定會頂撞一句：“毛主席當年在延安住窯洞時還當著斯諾的面捉虱子呢！”

我認為，對於身為教師者，最不應該的，便是以貧富來區別對待學生。我的班主任教師嫌貧愛富。我的同學中的區長、公社書記、工廠廠長、醫院院長們的兒女，他們都並非品學兼優的好學生，有的甚至經常上課吃零食、打架，班主任老師卻從未嚴肅地批評過他們一次。

對班主任老師尖酸刻薄的訓斥，我只有含侮忍辱而已。

我兩眼湧出淚水，轉身就走。

這一幕卻被語文老師看到了。

她說：“梁紹生，你別走，跟我來。”扯住我的一只手，將我帶到教員室。

她讓我放下書包，坐在一把椅子上，又說：“你的頭發也夠長了，該理一理了，我給你理吧！”說著就離開了辦公室。

學校後勤科有一套理發工具，是專為男教師們互相理發用的。我知道她準是取那套理發工具去了。

可是我心裏卻不想再繼續上學了。因為窮，太窮，我在學校裏感到一點兒尊嚴也沒有。而一個孩子需要尊嚴，正像需要母愛一樣。我是全班唯一的一個免費生。免費對一個小學生來說是精神上的壓力和心理上的負擔。“你是免費生，你對得起黨嗎？”哪怕無意識地犯了算不得什麼錯誤的錯誤，我也會遭到班主任老師這一類冷言冷語的訓斥。我早聽夠了！

語文老師走出教員室，我便拿起書包逃離了學校。

我一直跑出校園，跑著回家。

“梁紹生，你別跑，別跑呀！小心被汽車撞了呀！”

我聽到了語文老師的呼喊。她追出了校園，在人行道上跑著追我。

我還是跑。她緊追。

“梁紹生，你別跑了，你要把老師累壞呀！”

我終於不忍心地站住了。

她跑到我跟前，已氣喘籲籲。

她說：“你不想上學啦？”

我說：“是的。”

她說：“你才小學四年級，學這點兒文化將來夠幹什麼用？”

我說：“我寧肯和我爸爸一樣將來靠力氣吃飯，也不在學校裏忍受委屈了！”

她說：“你這種想法是錯誤的。小學四年級的文化，將來也當不了一個好工人！”

我說：“那我就當一個不好的工人！”

她說：“那你將來就會恨你的母校，恨母校所有的老師，尤其會恨我。因為我沒能規勸你繼續上學！”

我說：“我不會恨您的。”

她說：“那我自己也不會原諒我自己！”

我滿心間自卑，委屈，羞恥和不平，哇的一聲哭了。

她撫摸著我的頭，低聲說：“別哭，跟老師回學校吧。啊？我知道你們家裏生活很窮困，這不是你的過錯，沒有值得自卑和羞恥的。你要使同學們看得起你，每一位老師都喜愛你，今後就得努力學習才是啊！”

我只好順從地跟她回到了學校。

如今想起這件事，我仍覺後怕。沒有我這位小學語文老師，依著我從父親的秉性中繼承下來的那種九頭牛拉不動的倔犟勁兒，很可能連我母親也奈何不得我，當真從小學四年級就棄學了。那麼今天我既不可能成為作家，也必然像我的那位小學語文老師說的那樣——當不了一個好工人。

一位會講故事的母親和從小的窮困生活，是造成我這樣一個作家的先決因素。狄更斯說過——窮困對於一般人是種不幸，但對於作家也許是種幸運。的確，對我來說，窮困並不僅僅意味著童年生活的不遂人願。它促使我早熟，促使我從童年起就開始懷疑生活，思考生活，認識生活，介入生活。雖然我曾千百次地詛咒過窮困，因窮困感到過極大的自卑和羞恥。

我發現自己也具有講故事的“才能”，是在小學二年級。認識字了，語文課本成了我最早閱讀的書籍，新課本發下來未過多久，我就先自通讀一遍了。當時課文中的生字，標有拼音，讀起來並不難。

一天，我坐在教室外的樓梯臺階上正聚精會神地看語文課本，教語文課的女老師走上樓，好奇地問：“你在看什麼書？”

我立刻站起，規規矩矩地回答：“語文課本。”

老師又問：“哪一課？”

我說：“下堂您要講的新課——小山羊看家。”

“這篇課文你覺得有意思嗎？”

“有意思。”

“看過幾遍了？”

“兩遍。”

“能講下來嗎？”

我猶豫了一下，回答：“能。”

上課後，老師把我叫起，對同學們說：“這一堂講第六課——小山羊看家。下面請梁紹生同學先把這一篇課文講述給我們聽。”

我的名字本叫梁紹生，梁曉聲是我在“文革”中自己改的名字。“文革”中興起過一陣改名的時髦風。我在一張辭去班級“勤務員”職務的聲明中首次署了現在的名字——梁曉聲。

我被老師叫起後，開始有些發慌，半天不敢開口。

老師鼓勵我：“別緊張，能講述到哪裏，就講述到哪裏。”

我在老師的鼓勵下，終於開口講了：“山羊媽媽有四個孩子，一天，山羊的媽媽要離開家……”

當我講完後，老師說：“你講得很好，坐下吧！”看得出，老師心裏很高興。

全班同學都很驚異，對我十分羨慕。

一個窮困人家的孩子，他沒有任何值得自我炫耀的地方，當他的某一方面“才能”當眾得以顯示，並且被羨慕，並且受到誇獎，他心裏自然充滿驕傲。

以後，語文老師每講新課，總是提前幾天告訴我，囑我認真閱讀，到講那一堂新課時，照例先把我叫起，讓我首先講述給同學們聽。

我們的語文老師，是一位主張教學方法靈活的老師。她需要我這樣一名學生，喜愛我這樣一名學生。因為我的存在，使她在我們這個班講的語文課，生動活潑了許多。而我也同樣需要這樣一位老師。因為是她給予了我在全班同學面前顯示自己講故事“才能”的機會。而這樣的機會當時對我是重要的，使我幼小的意識中也有一種驕傲存在著，滿足著我匱乏的虛榮心。後來，老師的這一語文教學方法，在全校推廣開來，引起區和市教育局領導同誌的興趣，先後到我們班聽過課。從小學二年級至小學六年級，我和我的語文老師一直配合得很默契。她喜愛我，我尊敬她。小學畢業後，我還回母校看望過她幾次。“文革”開始，她因是市的教育標兵，受到了批鬥。記得有一次我回母校去看她，她剛剛被批鬥完，握著掃帚掃校園，剃了“鬼頭”，臉上的墨跡也不許她洗去。

我見她那樣子，很難過，流淚了。

她問：“梁紹生，你還認為我是一個好老師嗎？”

我回答：“是的，您在我心中永遠是一位好老師。”

她慘然地苦笑了，說：“有你這樣一個學生，有你這樣一句話，我挨批挨鬥也心甘情願了！走吧，以後別再來看老師了，記住老師曾多麼喜愛你就行！”

那是最後一次見到她。

不久，她跳樓自殺了。

她不但是我的小學語文老師，還是我小學母校的少先隊輔導員老師。她在同學們中組織起了全市小學校的第一個“故事小組”和第一個“小記者委員會”。我小學時不是個好學生，經常逃學，不參加校外學習小組，除了語文成績較好，算術、音樂、體育都僅是個“中等”生，直到五年級才入了隊。還是在我這位語文老師的多次力爭下有幸戴上了紅領巾。也是在我這位語文老師的力爭下才成為“故事小組”和“小記者委員會”的成員。對此，我的班主任老師很有意見，認為她所偏愛的是一個壞學生。我逃學並非因為我不愛學習。那時母親天不亮就上班去了，哥哥已上中學，是校團委副書記兼學生會主席，也跟母親一樣，早晨離家，晚上才歸，全日制，就苦了我。家裏還有兩個弟弟一個妹妹。我得給他們做飯吃，收拾屋子和擔水，他們還常常哭著哀求我在家陪他們。將六歲、四歲、兩歲的小弟小妹撇在家裏，我常常於心不忍，便逃學，不參加校外學習小組。班主任老師從來也沒有到我家進行過家訪，因而不體諒我也就情有可原，認為我是一個壞學生更理所當然。班主任老師不喜歡我，還因為穿在我身上的衣服一向很不體面，不是過於肥大就是過於短小，不僅破，而且臟，衣襟幾乎天天帶著鍋底灰和做飯時弄上的油汙。在小學沒有一個和我要好過的同學。

語文老師是我小學時期在學校裏的唯一的一個朋友。

我至今不忘她。永遠都難忘。

不僅因為她是我小學時期唯一關心過我喜愛過我的一位老師，不僅因為她給予了我唯一的樹立起自豪感的機會和方式，還因她將我向文學的道路上推進了一步——由聽故事到講故事。

語文老師牽著我的手，重新把我帶回了學校，重新帶到教員室，讓我重新坐在那把椅子上，開始給我理發。

語文教員室裏的幾位老師百思不得其解地望著她。

一位男老師對她說：“你何苦呢？你又不是他的班主任。曲老師因為這個學生都對你有意見了，你一點兒不知道？”

她笑笑，什麼也未回答。

她一會兒用剪刀剪，一會兒用推子推，將我的頭發剪剪推推擺弄了半天，總算“大功告成”。

她歉意地說：“老師沒理過發，手太笨，使不好推子也使不好剪刀，大冬天的給你理了個小平頭，你可別生老師的氣呀！”

教員室沒面鏡子，我用手一摸，平倒是很平，頭發卻短得不能再短了。哪裏是“小平頭”，分明是被剃了一個不徹底的禿頭。蟣子肯定不存在了，我的自尊心也被剪掉剃平。

我並未生她的氣。

隨後她又拿起她的臉盆，領我到鍋爐房，接了半盆冷水再接半盆熱水，兌一盆溫水，給我洗頭，洗了三遍。

只有母親才如此認真地給我洗過頭。

我的眼淚一滴滴落在臉盆裏。

她給我洗好頭，再次把我領回教員室，脫下自己的毛坎肩，套在我身上，遮住了我衣服前襟那片無法洗掉的汙跡。她身材嬌小，毛坎肩是綠色的，套在我身上盡管不倫不類，卻並不顯得肥大。

教員室裏的另外幾位老師，瞅著我和她，一個個搖頭不止，忍俊不禁。

她說：“走吧，現在我可以送你回到你們班級去了！”

她帶我走進我們班級的教室後，同學們頓時哄笑起來。大冬天的，我竟剃了個禿頭，棉衣外還罩了件綠坎肩，模樣肯定是太古怪太滑稽了！

她生氣了，嚴厲地喝問我的同學們：“你們笑什麼？有什麼可笑的？哄笑一個同學迫不得已的做法是可恥的行為！如果我是你們的班主任，誰再敢哄笑我就把誰趕出教室！”

這話她一定是隨口而出的，絕不會有任何針對我的班主任老師的意思。

我看到班主任老師的臉一下子拉長了。

班主任老師也對同學們呵斥：“不許笑！這又不是耍猴！”

班主任老師的話，更加使我感到被當眾侮辱，而且我聽出來了，班主任老師的話中，分明包含著針對語文老師的不滿成分。

語文老師聽沒聽出來，我卻無法知道。我未看出她臉上的表情有什麼變化。

她對班主任老師說：“曲老師，就讓梁紹生上課吧！”

班主任老師拖長語調回答：“你對他這麼盡心盡意，我還有什麼話可說？”

市教育局衛生檢查團到我們班檢查衛生時，沒因為我們班有我這樣一個剃了禿頭，棉襖外套件綠色毛坎肩的學生而貼在我們教室門上一面黃旗或黑旗。他們只是覺得我滑稽古怪，惹他們發笑而已……

從那時起直至我小學畢業，我們班主任老師和語文老師的關系一直不融和。我知道這一點。我們班級的所有同學也都知道這一點，而這一點似乎完全是由於我這個學生導致的。幾年來，我在一位關心我的老師和一位討厭我的老師之間，處處謹小慎微，循規蹈矩，力不勝任地扮演一架天平上的小砝碼的角色。扮演這種角色，對於一個小學生的心理，無異於扭曲，對我以後的性格形成不良影響，使我如今不可救藥地成了一個憂郁型的人。

我心中暗暗銘記語文老師對我的教誨，學習努力起來，成績漸好。

班主任老師卻不知為什麼對我愈發冷漠無情了。

四年級上學期期末考試，我的語文和算術破天荒第一遭拿了“雙百”，而且《中國少年報》選登了我的一篇作文，市廣播電臺“紅領巾”節目也廣播了我的一篇作文，還有一篇作文用油墨抄寫在“兒童電影院”的宣傳欄上。同學對我刮目相看了，許多老師也對我和藹可親了。

校長在全校師生大會上表揚了我的語文老師，充分肯定了在我這個一度被視為壞學生的轉變和進步過程中，她所付出的種種心血，號召全校老師向她那樣對每一個學生樹立起高度的責任感。

受到表揚有時對一個人不是好事。

在她沒有受到校長的表揚之前，許多師生都公認，我的“轉變和進步”，與她對我的教育是分不開的。而在她受到校長的表揚之後，某些老師竟認為她是一個“機會主義者”了。“文革”期間，有一張攻擊她的大字報，赫赫醒目的標題即是——“看機會主義者××是怎樣在教育戰線進行投機和沽名釣譽的！”

而我們班的幾乎所有同學，都不知掌握了什麼證據，斷定我那三篇給自己帶來榮譽的作文，是語文老師替我寫的。於是流言傳播，鬧得全校沸沸揚揚。

四年二班梁紹生，

是個逃學精，

老師替他寫作文，

《少年報》上登，

真該用屁崩！

……

一些男同學，還編了這樣的順口溜，在我上學和放學的路上，包圍著我譏罵。

班主任老師親眼目睹過我被淩辱的情形，沒制止。

班主任老師對我冷漠無情到視而不見的地步。她教算術。在她講課時，連掃也不掃我一眼了。她提問或者叫同學在黑板上解答算術題時，無論我將手舉得多高，都無法引起她的註意。

一天，在她的課堂上，同學們做題，她坐在講課桌前批改作業本。教室裏靜悄悄的。

“梁紹生！”她突然大聲叫我的名字。

我嚇了一跳，立刻怯怯地站了起來。

全體同學都停了筆。

“到前邊來！”班主任老師的語調中隱含著一股火氣。

我惴惴不安地走到講桌前。

“作業為什麼沒寫完？”

“寫完了。”

“當面撒謊！你明明沒寫完！”

“我寫完了。中間空了一頁。”

我的作業本中夾著印廢了的一頁，破了許多小洞，我寫作業時隨手翻過去了，寫完作業後卻忘了扯下來。

我低聲下氣地向她承認是我的過錯。

她不說什麼，翻過那一頁，下一頁竟仍是空頁。

我萬沒想到我寫作業時翻得匆忙，會連空兩頁。

她拍了一下桌子：“撒謊！撒謊！當面撒謊！你明明是沒有完成作業！”

我默默地翻過了第二頁空頁，作業本上展現出我接著做完了的作業。

她的臉倏地紅了：“你為什麼連空兩頁？想要捉弄我一下是不是？！”

我垂下頭，訥訥地回答：“不是。”

她又拍了一下桌子：“不是？！我看你就是這個用意！你別以為你現在是個出了名的學生了，還有一位在學校裏紅得發紫的老師護著你，托著你，拼命往高處擡舉你，我就不敢批評你了！我是你的班主任，你的小學鑒定還得我寫呢！”

我被徹底激怒了！我不能容忍任何人在我面前侮辱我的語文老師！我愛她！她是全校唯一使我感到親近的人！我覺得她像我的母親一樣，我內心裏是視她為我的第二個母親的！

我突然抓起了講臺桌上的紅墨水瓶。班主任以為我要打在她臉上，吃驚地遠遠躲開我，喝道：“梁紹生，你要幹什麼？！”

我並不想將墨水瓶打在她臉上，我只是想讓她知道，我是一個人，在忍無可忍的情況下我是會憤怒的！

我將墨水瓶使勁摔到墻上。墨水瓶粉碎了，雪白的教室墻壁上出現了一片“血”跡！

我接著又將粉筆盒摔到了地上。一盒粉筆盡斷，四處滾去。

教室裏長久的一陣鴉雀無聲，直至下課鈴響。

那天放學後，我在學校大門外守候著語文老師回家。她走出學校時，我叫了她一聲。

她奇怪地問：“你怎麼不回家？在這裏幹什麼？”

我垂下頭去，低聲說：“我要跟您走一段路。”

她沈思地瞧了我片刻，一笑，說：“好吧，我們一塊兒走。”

我們便默默地向前走。

她忽然問：“你有什麼事要告訴我吧？”

我說：“老師，我想轉學。”

她站住，看著我，又問：“為什麼？”

我說：“我不喜歡我們班級！在我們班級我沒有朋友，曲老師討厭我！要不請求您把我調到您當班主任的四班吧！”我說著想哭。

“那怎麼行？不行！”她語氣非常堅決，“以後你再也不許提這樣的請求！”

我也非常堅決地說：“那我就只有轉學了！”眼淚湧出了眼眶。

她說：“我不許你轉學。”

我覺得她不理解我，心中很委屈，想跑掉。

她一把扯住我，說：“別跑。你感到孤獨是不是？老師也常常感到孤獨啊！你的孤獨是窮困帶來的，老師的孤獨……是另外的原因帶來的。你轉到其他學校也許照樣會感到孤獨的。我們一個孤獨的老師和一個孤獨的學生不是更應該在一所學校裏嗎？轉學後你肯定會想念老師，老師也肯定會想念你的。孤獨對一個人不見得是壞事……這一點你以後會明白的。再說你如果想有朋友，你就應該主動去接近同學們，而不應該對所有的同學都充滿敵意，懷疑所有的同學心裏都想欺負你……”

我的小學語文老師她已成泉下之人近二十年了。我只有在這篇紀實性的文字中，表達我對她虔誠的懷念。

教育的社會使命之一，就是應首先在學校中掃除嫌貧諂富媚權的心態！

而嫌貧諂富，在我們這個國家，在我們這個國家的小學、中學乃至大學，在二十世紀九十年代的今天，依然不乏其例。

因為我小學畢業後，接著進入了中學，而後又進入過大學，所以我有理由這麼認為。

我詛咒這種現象！鄙視這種現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