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永玉談沈從文

一

有一天傍晚，我正在孔廟前文星街和一群孩子進行一場簡直像真的廝殺的遊戲，忽然一個孩子告訴我，你們家來了個北京客人！

　　我從來沒親眼見過北京客人。我們家有許許多多北京、上海的照片，那都是我的親戚們寄回來讓大人們覺得有意思的東西，對孩子來說，它又不是糖，不是玩意，看看也就忘了。這一次來的是真人，那可不是個隨隨便便的事。

　　這個人和祖母圍著火爐膛在矮凳上坐著，輕言細語地說著話，回頭看見了我。

　　「這是老大嗎？」那個人問。

　　「是呀！」祖母說，「底下還有四個咧！真是旺丁不旺財啊！」

　　「餵，」我問，「你是北京來的嗎？」

　　「怎麼那樣口氣叫二表叔！」祖母說，「是你的從文表叔！」

　　我笑了，在他周圍看了一圈，平平常常，穿了件灰布長衫。

　　「嗯……你坐過火車和輪船？」

　　他點點頭。

　　「那好！」我說完馬上衝出門去，繼續我的戰鬥。一切一切就那麼淡漠了。

　　幾年以後，我將小學畢業，媽媽叫我到45裏外的外婆家去告窮，給罵了一頓，倒也在外婆家住了一個多月。有一天，一個中學生和我談了一些很深奧的問題，我一點也不懂，但我馬上即將小學畢業，不能在這個中學生面前丟人，硬著頭皮裝著對答如流的口氣問他，是不是知道從鳳凰到北京要坐幾次輪船和幾次火車？

　　他好像也不太懂，這叫我非常快樂。於是我又問他知不知道北京的沈從文？他是我爸爸的表弟，我的表叔。

　　「知道！他是文學家，寫過許多書，我有他的書，好極了，都是鳳凰口氣，都是鳳凰事情，你要不要看？我有，我就給你拿去！」他借了一本書叫做《八駿圖》，我看了半天也不懂，「怎麼搞的？見過這個人，又不認得他的書？寫些什麼狗皮醪糟的事？老子一點也不明白……」我把書還給那個中學生。

　　「怎麼樣？」

　　「唔、唔、唔。」

　　許多年過去了。

　　我流浪在福建德化山區裡，在一家小瓷器作坊裡做小工。我還不明白世界上有一種叫做工資的東西，所以老闆給我水平極差的三頓夥食已經十分滿足。有一天，老闆說我的頭髮長得已經很不成話，簡直像個犯人的時候，居然給了我一塊錢。我高高興興地去理了一個「分頭」，剩下的七角錢在書店買了一本《昆明年景》。

　　我是衝著沈從文三個字去買的。鑽進閣樓上又看了半天，仍然是一點意思也不懂。這我可真火了。我怎麼可以一點也不懂呢？就這麼七角錢？你還是我表叔，我怎麼一點也不明白你在說些什麼呢？七角錢，你知不知道我這七角錢要派多少用場？知不知道我日子多不好過？我可憐的七角錢……

二

　　我已經和表叔沈從文開始通信。他的毛筆蠅頭行草是很著名的，我收藏了將近30年的來信，好幾大捆，可惜在令人心疼的前些日子，都散失了。有關傳統藝術系統知識和欣賞知識，大部分是他給我的。那一段時間，他用了許多精力在研究傳統藝術，因此我也沾了不少的光，他為我打開了歷史的窗子，使我有機會沐浴著祖國偉大傳統藝術的光輝。在1946年還是1947年，他有過一篇長文章談我的父母和我的行狀，與其說是我的有趣的家世，不如說是我們鄉土知識分子在大的歷史變革中的寫照，表面上，這文章猶如山巒上抑揚的牧笛與江流上浮遊的船歌相呼應的小協奏。實質上，這文章道盡了舊時代小知識分子、小山城相互依存的哀哀欲絕的悲慘命運。我在傍晚的大上海的馬路上買到了這張報紙，就著街燈，一遍又一遍地讀著，眼淚濕了報紙，熱鬧的街肆中沒有任何過路的人打擾我，誰也不知道這哭著的孩子正讀著他自己的故事。

　　朋友中，有一個是他的學生，我們來往密切，大家雖窮，但都各有一套蹩腳的西裝穿在身上。記得他那套是白帆布的，顯得頗有精神。他一邊寫文章一邊教書，而文章又那麼好，使我著迷到了極點。人也像他的文章那麼灑脫，簡直是渾身的巧思。於是我們從「霞飛路」來回地繞圈，話沒說完，又從頭繞起。和他同屋的是一個報社的夜班編輯，我就睡在那具夜裡永遠沒有主人的鐵架床上。床年久失修，中間回得像口鍋子，據我的朋友說，我窩在裡面，甜蜜得像個嬰兒。

　　那時候我們多年輕，多自負，時間和精力像希望一樣永遠用不完。找和他時常要提到的自然是「沈公」，我以為，最瞭解最敬愛他的應該是我這位朋友。如果由他寫一篇有關「沈公」的文章，是再合適也沒有的了。

　　在寫作上，他文章裡流動著從文表叔的血型，在文字功夫上他的用功使當時大上海許多老人都十分驚歎。我真是為他驕傲。所以我後來不管遠走到哪裡，常常用他的文章比較我當時讀到的另一些文章是不是蹩腳？

　　在香港，我呆了將近六年，在那裡歡慶祖國的解放。與從文表叔寫過許許多多的信。解放後，他是第一個要我回北京參加工作的人。不久，我和梅溪背著一架相機和滿滿一皮挎包的鈔票上北京來探望從文表叔和嬸嬸以及兩個小表弟了。那時他的編制還在北京大學而人已在革命大學學習。記得嬸嬸在高師附中教書。兩個表弟則在小學上學。

　　我們呢？年輕到了家，各穿著一套卡嘰布衣服，充滿了簡單的童稚的高興，見到民警同誌也務必上前問一聲好，熱烈地握手。

　　表叔的家在沙灘中老胡同宿舍。一位叫石媽媽的保姆料理家務。我們發現在北方每天三餐要吃這麼多麵食而驚奇不止。

　　我是一個從來不會深思的懶漢。因為「革大」在西郊，表叔幾乎是「全托」，週一上學，週末回來，一邊吃飯一邊說笑話，大家有一場歡樂的聚會。好久我才聽說，表叔在「革大」的學習，是一段非常奇妙的日子。他被派定要扭秧歌，要過組織生活。有時憑自己的一時高興，帶了一套精緻的小茶具去請人喝茶時，卻受到一頓奚落。他一定有很多作為一個老作家面對新事物有所不知、有所仿徨困惑的東西，為將要捨棄幾十年所熟悉用慣的東西而深感惋惜、痛苦。他熱愛這個嶄新的世界，對工作他正確地估計到將有一番開拓式的轟轟烈烈，曠古未有的文化大發展，這與他素來的工作方式很對胃口。他熱愛祖國的土地和人民，但新的社會新的觀念對於他這個人能有多少瞭解？這需要多麼細緻的分析研究，而誰又能把精力花在這麼微小的個人哀樂上呢？在這個大時代裡多少重要的工作正等著人做的時候……

　　那一段日子裡，從文表叔和嬸嬸一點也沒有讓我看出在生活中所發生的重大的變化。他們親切地為我介紹當時還健在寫過《玉君》的楊振聲先生，寫過《莫須有先生坐飛機以後》的廢名先生，至今生氣勃勃、老當益壯的朱光潛先生、馮至先生。記得這些先生當時都住在一個大院子裡。

　　兩個表弟那時候還戴著紅領巾，我們四人經過賣冰棍攤子時，他們還客氣地做出少先隊員從來不嗜好冰棍的樣子，使我至今記憶猶新。現在他們的孩子已經跟當時的爸爸一般大了，真令人唏噓……

　　我們在北京住了兩個月不到就返回香港，通信中知道表叔已在「革大」畢業，並在歷史博物館開始新的工作。

　　兩年以後，我和梅溪就帶著七個月大的孩子坐火車回到北京。

三

　　從文表叔一家老是遊徒不定。在舊社會他寫過許多小說，照一位評論家的話說：「疊起來有兩個等身齊。」那麼，他該有足夠的錢去買一套四合院的住屋了，沒有；他只是把一些錢買古董文物，一下子玉器，一下子宋元舊錦，明式傢具……精精光。買成習慣，也送成習慣，全搬到一些博物館和圖書館去。有時連收條也沒打一個。別人知道他無所謂，索性捐贈者的姓名也省卻了。

　　現在租住下的房子很快也要給遷走了，所以住得很匆忙，很不安定。但因為我們到來，他就製造一副長住的氣氛，免得我們年輕的遠客惶惑不安。晚上，他陪著我刻木刻，看刀子在木板上運行，逐漸變成一幅畫。他為此而興奮，輕聲地念道一些鼓勵的話。……

　　他的工作是為展品寫標籤，無須用太多的腦子。但我為他那精密之極的腦子擱下來不用而深深惋惜。我多麼地不瞭解他，問他為什麼不寫小說，粗魯的逼迫有時使他生氣。

　　一位我們多年尊敬的、住在中南海的同誌寫了一封信給他，願意為他的工作順利出一點力氣。我從旁觀察，他為這封回信幾乎考慮了三四年，事後恐怕始終沒有寫成。凡事他總是想得太過樸素，以致許多年的話不知從何談起。

　　保姆石媽媽的心靈的確像塊石頭。她老是強調從文表叔愛吃熟豬頭肉夾冷饅頭。實際上這是一種利用老人某種虛榮心的鼓勵，而省了她自己做飯做菜的麻煩。從文表叔從來是一位精通可口飯菜的行家，但他總是以省事為宜，過分的吃食是浪費時間。每次回家小手絹裡的確經常脹鼓鼓地包著不少豬頭肉。

　　幾十年來，他從未主動上館子吃過一頓飯，沒有這個習慣。當他得意地提到有限的幾次宴會時——徐誌摩、陸小曼結婚時算一次，郁達夫請他吃過一次什麼飯算一次，另一次是他自己結婚。我沒有聽過這方面再多的回憶。那些日子距今，實際上已有半個世紀。

　　借用他自己的話說：

　　「美，總不免有時叫人傷心……」

　　什麼力量使他把湘西山民的樸素情操保持得這麼頑強？真是難以相信，對他自己卻早已習以為常。

四

　　從文表叔滿屋滿床的畫冊書本，並以大字報的形式把參考用的紙條條和畫頁都粘在牆上。他容忍世界上最啥蘇的客人的馬拉松訪問，尤其仿彿深怕他們告辭，時間越長，越熱情越精神的勁頭使我不解，因為和我對待生熟朋友的情況竟如此相似。

　　有關民族工藝美術及其他史學藝術的著作一本本出來了，天曉得他用什麼時間寫出來的。

　　嬸嬸像一位高明的司機，對付這麼一部結構很特殊的機器，任何情況都能駕駛在正常的生活軌道上，真是神奇之至。兩個人幾乎是兩個星球上來的人，他們卻巧妙地走在一道來了。沒有嬸嬸，很難想像生活會變成什麼樣子，又要嚴格，又要容忍。她除了承擔全家運行著的命運之外，還要溫柔耐心引導這長年不馴的山民老藝術家走常人的道路。因為從文表叔從來堅信自己比任何平常人更平常，所以形成一個幾十年無休無止的學術性的爭論。嬸嬸很喜歡聽我講一些有趣的事和笑話，往往笑得直不起身。這裡有一個秘密，作為從文表叔文章首席審查者，她經常為他改了許多錯別字。嬸嬸一家姐妹的書法都是非常精彩的，但她謙虛到了靦腆的程度，面對著稱讚往往像是身體十分不好受起來，使人簡直不忍心再提起這件事。

　　那時候，《新觀察》雜誌辦得正起勁，編輯部的朋友約我為一篇文章趕著劉一幅木刻插圖。那時候年輕，一晚上就交了卷。發表了，自己也感覺弄得太倉促了，不好看。為這幅插圖，表叔特地來家裡找我，狠狠地批了我一頓：

　　「你看看，這像什麼？怎麼能夠這樣浪費生命？你已經30歲了。沒有想像，沒有技巧，看不到工作的莊嚴！準備就這樣下去？……好，我走了……」

　　給我的打擊是很大的。我真感覺羞恥。將近30年，好像昨天說的一樣，我總是提心吊膽想到這些話。

五

　　在從文表叔家，常常碰到一些老人。金嶽霖先生、巴金先生、李健吾先生、朱光潛先生、曹禺先生和卞之琳先生。他們相互間的關係溫存得很，親切地談著話，吃著客人帶來的糖食。印象較深的是巴老伯（家裡總那麼稱呼巴金先生），他帶了一包雞蛋糕來，兩個老人面對面坐著吃這些東西，缺了牙的腮幫動得很滑稽，一面低聲地品評這東西不如另一家的好。巴先生住在上海，好些時候才能來北京一次，看這位在文學上早已斂羽的老朋友。

　　金嶽霖先生的到來往往會使全家沸騰的。他一點也不像在世紀初留學英國的洋學生，而更像哪一家煤廠的會計老夥計。長長的棉袍，紮了腿的棉褲，尤其怪異的是頭上戴的羅宋帽加了個自製的馬糞紙帽簷，裡頭還貼著紅紙，用一根粗麻繩繞在腦後捆起來。金先生是從文表叔的前輩，表弟們都叫他「金爺爺」，這位哲學家來家時不談哲學，卻從懷裡掏出幾個奇大無比的蘋果來和表弟家裡的蘋果比賽，看誰的大（當然就留下來了），或者和表弟妹們大講福爾摩斯。老人們的記憶力真是驚人，信口說出的典故和數字，外行幾乎不大相信其中的準確性。

　　表叔自己記性也非常好，但談論現代科學所引用的數字明顯地不準確。儘管是在聊天，孩子們卻很認真，抓著辮子就不放手，說爺爺今天講的數字很多相似。表叔自己有時發覺了也會好笑起來：「怎麼我今天講的全是『七』字（七十輛車皮，七萬件文物，七百名幹部調來搞文物，七個省市……）」

　　「文化大革命」時，那些「管」他的人員要他背《毛主席語錄》，他也是一籌莫展。

　　我說他的非凡的記憶力，所有和他接觸過的年輕朋友是無有不佩服的。他曾為我開過一個學術研究的100多個書目，註明了出處和卷數以及大約頁數。

　　他給中央美院講過古代絲綢錦緞課，除了隨帶的珍貴古絲綢錦緞原件之外，幾乎是空手而至，站在講臺上把近百的分期和斷代信口講出來。

　　他那麼熱衷於文物，我知道，那就離開他曾經朝夕相處近40年的小說生涯越來越遠了。解放後出版的一本《沈從文小說選集》序言中有一句話：

　　我和我的讀者都行將老去

　　聽起來真令人傷感……

　　有一年我在森林，我把森林的生活告訴他，不久就收到他一封毛筆蠅頭行草的長信，他給我三點自己的經驗：

　　一、充滿愛去對待人民和士地；二、摔倒了，趕快爬起來往前走，莫欣賞摔倒的地方耽誤事，莫停下來哀歎；三、永遠地、永遠地擁抱自己的工作不放。

　　這幾十年來，我都嘗試著這麼做。

　　有時候，他也講俏皮話——

　　「有些人真奇怪，一輩子寫小說，寫得好是應該的，不奇怪；寫得不好倒真叫人奇怪。」

　　寫小說，他真是太認真了，十次、二十次地改。文字音節上，用法上，一而再的變換寫法，薄薄的一篇文章，改三百回根本不算一回事。

六

　　從文表叔有時也畫畫，那是一種極有韻致的妙物，但他竟然不承認那是正式的作品，很快地收藏起來，但有時又很豪爽地告訴我，哪一天找一些好紙給你畫些畫。我知道，這種允諾是不容易兌現的。他自然是極懂畫的。他提到某些畫，某些工藝品高妙之處，我用了許多年才醒悟過來。

　　他也談音樂，我懷疑這七個音符組合的常識他清不清楚？

　　但是明顯地理解音樂的深度，用文學的語言闡述得非常透徹。

　　「音樂、時間和空間的關係。」

　　他也常常說，如果有人告訴他一些作曲的方法，一定寫得出非常好聽的音樂來。這一點，我特別相信，那是毫無疑義的。但我的孩子卻偷偷地笑爺爺吹牛，他們說：自然咯！如果上帝給我肌肉和力氣，我就會成為大力士……

　　孩子們不懂的是，即使有了肌肉和力氣的大力士，也不一定是個傑出的智慧的大力士。

七

　　從文表叔在反右前夕出過一件有驚無險的巧遇。

　　那時「引蛇出洞」剛開始，號召大家「向黨提意見」。表叔這個人出於真心誠意，他完全可能口頭或書面弄出些意見來的。他之所以一聲不響是因為一個偶然的賭氣救了他。

　　「鳴放」期間，上海《文匯報》辦事處開了一個在京的知名人士的約稿或座談的長長名單，請他們「向黨提意見」，名單上，恰好著名演員小翠花的名字跟他隔鄰，他發火了。他覺得怎麼能跟一個唱戲的擺在一起呢？就拒絕在那張單子上簽名。

　　我沒有聽說過他喜歡京戲，高興的時候曾吹牛用過幾塊光洋買票，看楊小樓、梅蘭芳的「別姬」，我半信半疑。即使是真事，他仍是逢場作戲。否則，看見自己的名字跟小翠花這京劇大師排在一起時就會覺得十分光彩。怎麼生這麼大的氣呢？

　　由於京戲的外行而失掉了「向黨提意見」的機會，從而在以後不致於變成「向黨進攻」的右派分子。小翠花京劇大師救了他，他還不知道。

　　曾有一位文化權威人士說沈從文是「政治上的無知」，這不是太壞的貶詞，可能還夾帶著一點暱愛。到了20年後的「文化大革命」時期，對「政治的無知」已成為普遍的群病，那位文化權威身陷囹圄渾身不自在時，笑余之暇，不知有否想到當年對沈從文的政治評價？雖然至今我認為他還是說得對的。只可惜在歷史的嘲諷中他忘了自己。

八

　　錢鍾書先生有次對我談起他：

　　「從文這個人，你不要認為他總是溫文典雅。骨子裡很硬。不想幹的事，你強迫他試試！……」

　　這是真的。

　　倒也是對了。如果解放以後不斷地寫他的小說的話：第一是老材料，沒人看，很容易掃興；第二，勉強學人寫新事物，無異弄險。老媳婦擦粉打胭脂，難得見好。要緊的倒是逢到「運動」，抓來當「醜化新社會」，「醜化勞動人民形象」典型，命中率一定會是很高的。

　　當時下決心不寫小說，恐怕他也沒有太多的「預見性」，不過只是退出文壇，省卻麻煩而已，也免得擔驚受怕。

　　這個決心是下對了。

　　30多年來在文物研究上的孜孜不倦出了成績，就這點看，說他是個老老實實、勤勤懇懇的一直工作到嚥氣的研究者，怕還不過分吧？

　　文學在他身上怎麼發生的？

　　他的故鄉，他的家庭，他的稟賦，他的際遇以及任何人一生都有的那一閃即過的機會的火花，這都是他成為文學家的條件。

　　在作品中，他時常提到故鄉的水和水上水邊的生活。少年和青年時代，水跟船令他得到接觸生活的十足的方便，加上年輕的活躍時光，自由的情感，以及對於自己未來命運的嚴肅的「執著」。

　　他說的那本「大書」，是他取之不盡的寶藏。他的用功勤奮，特殊的記憶力，都使他成為以後的這個豐盛的「自己」。

　　他成為作家以後的漫長年月，好像就沒有什麼認真的玩過了。他也不會玩，他只是極好心、極有趣地談論，傳達別人的快樂。為別人玩得高興而間接得到滿足，凡是認識他的人都瞭解這個特點。

　　他敏感於幽默。他極善於掌握運用幽默的斤兩和尺寸，包括嘲笑自己。

　　他誠實而守信。擁有和身受過說不盡的欺騙和蒙受欺騙的故事。卻從不自我欺騙或欺騙別人。他頑固的信守有時到不近人情的程度。然而他的容易上當常常成為家中的笑柄。

九

　　表叔在臨終前兩三年，得到黨和政府的認真關註。給了他一套寬大的房子，並且配備了一部汽車和一位司機。遺憾的是太晚了。他已沒有能力放手地使用這套房子了。如果早20年給他這種完美的工作環境，他是一定不會辜負這種待遇的。

　　眼前他只能坐在籐椅上了。熟人親戚到來，說一點好朋友近況，他聽得見，卻只能作出「哇、哇、哇」的細微的聲音和奪眶而出的眼淚的反應。

　　去年，我從家鄉懷化博物館的熱心朋友那裡，得到一大張將近六尺的拓片，從文表叔為當年的內閣總理熊希齡的年輕部屬的殉職書寫的碑文。字體俊秀而神風透脫之極。我的好友黃苗子看了說：「這真不可思議；要說天才，這就是天才；這才叫做書法廣

　　書寫時間是民國十年，也即1921年，他是1902年出生的，那時19歲整。

　　為什麼完整地留下這塊碑文呢？因為石頭太好，底面用來洗衣十分光潔適用。

　　我帶給表叔看，他註視了好一會兒，靜靜地哭了。

　　我妻子說：「表叔，不要哭。你19歲就寫得那麼好，多了不得！是不是？你好神氣！永玉60多歲也寫不出……」

　　他轉過眼睛看著我，眼簷一閃一閃，他一定在笑……

　　更早些年住在另一套較小的房子的時候，英國B．B．C的《龍的心》電視專輯攝制組訪問過他。他精神好，高高興興地說了許多話，有些話十分動人：

　　「我一生從事文學創作，從不知道什麼叫『創新』和『突破』，我只知道『完成』，……克服困難去『完成』。」

　　又說：「……我一生的經驗和信心就是，不相信權力，只相信智慧。」

　　有一次我也在場，他對一個愛發牢騷的搞美術理論的青年說：「……洩氣幹什麼？咦？怎麼怕人欺侮？你聽我說，世界上只有自己欺侮自己最可怕！別的，時間和歷史會把它打發走的……」

十

　　在從文表叔家，多少年來有一位常常到家裡來走動的年輕人。後來又增加了一個女的。他們總是匆匆忙忙地挾著一大卷紙或一厚疊文件包，再不就是幾大捆書冊進屋，然後靦腆的跟大家打個招呼，和表叔到另一屋去了。

　　這種來往多久開始的呢？我已經記不起來。只是至令才覺得這兩位來客和我一樣都已經老了。那還是從文表叔逝世後的有一天偶然地見面才猛然醒悟到的。

　　作為我這個經常上門的親戚，幾十年和他們兩位的交往的關係，只是凍結在一種奇妙的永遠的邂逅的狀態之中。我們之間很少交談，自然，從文表叔也疏忽讓我們成為交談的對手的時機。三方都缺乏一種主動性。

　　解放以來從文表叔被作賤、被冷落、直到以後的日子逐漸鬆動寬坦、直到從文表叔老邁害病、直到逝世，他都在場。

　　表叔逝世之後，我們偶然地說了幾句也是有關於表叔的話。他說：

　　「……我每一次來，也沒讓他見著我，我站在房門外他見不著我的地方，……他見著我會哭；他說不了話了……」

　　聽說他是一位共產黨員。另一位女同誌是不是我不知道。我不敢用好聽的話來讚美他們；怕玷汙了他們這幾十年對從文表叔的感情和某種神聖的義務。

十一

　　從文表叔對待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是個什麼態度呢？這是個有趣的問題。

　　我從來沒聽他談過學習的經歷和心得。

　　我們這些政治上擡不起頭的人有一個致命的要害，就是對熟人提起「學習」就會難為情。

　　他書房裡有「馬恩全集」（不是選集）「列寧全集」，自然還有「毛選」，還有「魯迅全集」，記得還有「聯共黨史」，其他的學習材料也整整齊齊排了幾個書架。

　　我家裡當然也有一些這類的書，但沒有從文表叔家的「全」。他是真正在革命大學畢業的。我不是。說老實話，對於「毛選」四卷喜不喜歡都要認真學習之外，其他的馬列書籍我有時也認真地翻翻，倒是非常佩服馬恩列知識的淵博、記性和他們的歸納的力量。斯大林的文章每一篇形成和反映的歷史背景以及揮叱權力、掌握生殺的那股輕鬆瀟灑的勁頭，都令我看了又驚又喜。

　　有時從中也得到自鳴得意的快感。比如恩格斯的《自然辯證法》中說到藍眼睛的長毛白貓都是聾子的論點，我卻在心裡暗暗駁倒了他的不是。因為我家裡的那只長毛藍眼睛白貓的耳朵卻是靈敏異常。輕輕叫一聲「大白」，它就會老遠從鄰家屋頂上狂奔回來。

　　我的學習生活凡心太重，不專註、愛走神、缺乏誠意。過多的「文學欣賞」的習慣。

　　在從文表叔家，他的馬恩列斯毛的選、全集，有的已經翻得很舊，毛了邊，黃了書皮。要不是存心從舊書攤買來，靠自己「讀」成那種水平，不花點心力是辦不到的。

十二

　　幾十年來咱叔侄倆言語詞彙都很陳腐，老調老腔。在學習生活裡難得撐抖，很不流暢大方。在表叔說來就更不值得。他學習得夠可以了，卻不暖身子。有如每頓吃五大碗白米飯的人長得瘦骨伶仃，患了「疳積」一般，及至幾篇文章和《中國古代服飾研究》出現之後，我才大吃一驚。覺得他的歷史唯物主義、辯證唯物主義學得實在不錯，而且勇敢的「活學活用」上了。

　　文物研究，過去公婆各有道理是大家都知道的規矩。權威和權威的爭議文物真偽，大多直憑個人鑒別修養見識。一幀古畫，說是吳道子的，只能有另一位身份相等的權威來加以否定。從紙、墨、圖章、畫家用筆風格、畫的佈局、年譜、行狀諸多方面引證畫之不可靠。對方亦一鼓作氣從另一角度，另一材料引證此畫之絕對可靠。爭得滿面通紅，各退50裏偃兵息鼓，下次再說。

　　表叔從社會學、從生產力生產關係上、社會制度上，論證一些文物的真偽，排解了單純就畫論畫、就詩論詩、就文論文的老方子的困難糾纏局面。

　　《孔雀東南飛》裡「媒人下床去」曾給人帶來疑惑，啊！連媒人也在床上。就現有文物具體材料引證，彼時的「床」字，接近現在北方叫做炕的東西，那媒人是上得的。在一篇《論鬍子》的文章中提到了這個辦法。

　　一個吳道子的手卷，人物環飾中見出宋人制度，不是唐畫肯定無疑了。能幹的吳道子也不可能有這種預見性。

　　詩詞作者考證上，我也聽見過他有力的意見。只是已非他的正業。

　　中國古代錦緞、傢具、紙張，都有過類似的開發。

　　大半輩子文物學術研究的成果，反證了社會發展史的價值。豐富了它的實證內容。但對於沈從文，卻是因為他幾十年前文學成就在國外引起反響，才引起國內的註意的。

　　註意的重點是，限制沈從文影響的蔓延。

　　因此，沈從文的逝世消息也是如此的緩慢。人死在北京，消息卻從海外傳來，北京報紙最早公佈的消息是在一周之後了。據說是因為對於他的估價存在困難。

　　表叔呀表叔！你想你給人添了多少麻煩！

　　全國第一家報紙，用一個多星期的智慧還得不出你準確斤兩的估價。

　　不免令我想起了莎士比亞的哈姆雷特先生的那句話來：「死還是活？這真是一個問題。」

十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