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約兩年前（我找不到原信了），甘農從瓜萊瓜伊楚來信，說是給我寄來的一本拉爾夫·沃爾多·愛默生長詩《往昔》也許是第一個西班牙文譯本，並在附言中說，我可能還記得的堂佩德羅·達米安前幾天夜裏因肺充血去世。那人高熱譫妄時仿佛又置身於血雨腥風的馬索列爾戰役；那個消息在我聽來似乎是意料中事，並不感到突然，因為堂佩德羅十九或二十歲時就已在阿帕裏西奧·薩拉維亞麾下作戰。1904年革命時，他在裏奧內格羅或派桑杜一個莊園裏當雇工；佩德羅是恩特雷裏奧斯省瓜萊瓜伊楚地方的人，跟著朋友們從了軍，像他們一樣勇敢無知。他經歷了一些混戰和最後一次戰役；1905年解甲歸田，繼續幹他辛苦而卑微的農活。據我所知，他此後沒有離開過本省。過去三十年，他是在離尼安開伊一兩裏格的一個非常偏僻的地點度過的；1942年一天下午，我在那荒涼的地方同他聊天（試圖同他聊天）。他是個沈默寡言、想像力不多的人。他敘述的馬索列爾戰役僅限於殺喊聲和兇猛；他臨死的時刻仿佛又回到戰場上並不使我感到奇怪……我知道我再也見不到達米安了，我想回憶他的模樣；他本人的相貌已記不清了，我只記得甘農替他拍的一張照片。這件事並不奇怪，因為他本人我只在1942年年初見過一次，而他的照片卻見過多次。甘農把那張照片寄給我；我不知放在什麼地方，沒有尋找。也不敢找。

第二件事是幾個月後在蒙得維的亞發生的。那個恩特雷裏奧斯人的高燒和臨終前的痛苦使我靈機一動，認為可以就馬索列爾的失敗寫一篇精彩的故事；我把我的想法告訴了埃米爾·羅德裏格斯·莫內加爾，他寫了一個便箋，介紹我去見指揮那次戰役的迪奧尼西奧·塔巴雷斯上校。上校在一天晚飯後接見了我。他坐在天井裏的一張帆布椅子上，雜亂無章而深情地回憶過去的時光。他談到彈藥供應不上，馬匹疲憊不堪，士兵們渾身塵土，因得眼睛都睜不開，仿佛在迷宮中行軍，薩拉維亞本來可以進入蒙得維的亞，但他沒有進城，"因為高喬人見到城市就怕"，還談到喉嚨被割斷的士兵的慘狀，他敘述的內戰情況在我聽來不像是兩支軍隊的沖突，反像是一個逃亡者的夢魔。他談到伊列斯卡斯、圖潘巴埃和馬索列爾。他一件件事講得如此生動，使我覺得這些事他講過多次，他的話根本不需要回憶。他間歇時，我總算提到達米安的名字。

"達米安？佩德羅·達米安？"上校說。"他在我部下。是個塔佩土著，弟兄們管他叫做雇工。"他哈哈大笑，接著突然停住，假裝或確實感到不快。

他換了一種口氣說，戰爭像女人一樣，對男人是個考驗，在投入戰鬥之前，誰都說不上自己究竟是不是好漢。自以為是膽小鬼的人，可能很勇敢；自以為勇敢的人也可能是膽小鬼，那個可憐的達米安正是如此，他佩著白黨的標誌在酒店裏進進出出，後來在馬索列爾卻成了膿包。有一次同酗酒的人槍戰，他像是一條漢子，可是在戰場上遠不是那回事，戰場上兩軍對陣，開始打炮，每個人都覺得五千個人聯合起來要殺他一個。可憐的小土著，他一向趕羊藥浴，突然給卷進了那場愛國戰爭……

塔巴雷斯的介紹使我荒唐地感到羞愧。我原指望的事情不是這樣的。多年前一天下午我同老達米安談話之後，不由自主地塑造了某種偶像；塔巴雷斯的說法把它打得粉碎。我突然領悟出達米安寡言少語、離群索居的原因；促使他這麼做的不是謙虛，而是慚愧。我一再說服自己，一個被怯懦行為困擾的人要比一個單純勇敢的人復雜得多，有趣得多，但無濟於事。我認為高喬人馬丁·菲耶羅給人的印象不如吉姆老爺或者拉佐莫夫深刻。那固然不錯，但是作為高喬人，達米安有責任要成為馬丁·菲耶羅——尤其是在烏拉圭的高喬人面前。從塔巴雷斯的話和言外之意裏我覺察到所謂阿蒂加斯主義的粗獷氣息：一種也許是無可置疑的意識，認為烏拉圭比我們的國家更重要，從而也更勇敢……我記得那晚我們萬分熱情地告了別。

到了冬天，我那篇故事遲遲不能脫稿，還缺一兩處情況，我不得不又去塔巴雷斯家拜訪。同他一起的還有一位上了年紀的先生：胡安·弗朗西斯科·阿馬羅醫生，派桑杜人，也參加過薩拉維亞領導的革命。話題自然談到了馬索列爾。阿馬羅提到一些軼聞，然後仿佛自言自語地緩緩說：

"我記得我們在聖伊雷內莊園宿營，又有一些人趕來參加我們的隊伍。其中有一位法國獸醫，戰役前夕犧牲，還有一個恩特雷裏奧斯的剪毛工，一個名叫佩德羅·達米安的小夥子。"

我粗魯地打斷了他的話。

"我已經知道了，"我說。"就是那個被槍彈嚇破膽的阿根廷人。"

我住了嘴；他們兩人莫名其妙地看著我。

"您錯啦，先生，"阿馬羅終於說。"佩德羅·達米安視死如歸。那時候是下午四點來鐘。紅黨的步兵占領了山頭；我們的部隊向山頭持矛沖鋒；達米安一馬當先，大聲呼喊，一顆子彈正中他前胸。他站在馬蹬上，停止了呼吸，接著翻身落地，倒在亂馬蹄下面。他當場身亡，馬索列爾最後一次沖鋒是踩在他身上過去的。他勇敢非凡，死時還不滿二十歲。"

毫無疑問，他講的是另一個達米安，我忽發奇想，問那土著當時喊的是什麼。

"臟話，"上校說。"沖鋒時都滿口臟話。"

"可能是那樣，"阿馬羅說。"不過他也喊了烏爾基薩萬歲！"

我們都不做聲。上校最後喃喃說：

"那不像是在馬索列爾，倒像是一世紀前在卡甘查或印第亞穆埃塔打仗。"

他大惑不解地說：

"我是那些部隊的指揮官，但我敢發誓說，我第一次聽說有一個叫達米安的士兵。"

我們無法讓他想起當時情況。

在布宜諾斯艾利斯，我因他的遺忘而產生的驚愕又重演一次。一天下午，在米切爾的英國書店的地下室，我正翻閱愛默生的賞心悅目的十一卷全集時，遇到了帕特裏西奧·甘農。我問起他翻譯的《往昔》。他說他根本沒有翻譯的計劃，再說西班牙文學作品已經夠沈悶的了，沒有必要再把愛默生介紹過來。我提醒他，他給我的信裏說是要寄一本西班牙文譯本給我，並且還提到達米安去世的消息。他問我誰是達米安。我告訴了他，但他毫無印象。我驚駭地註意到，他聽我談這事時十分詫異，我便岔開話題，同他討論攻擊愛默生的人；作為詩人，愛默生要比坎坷終生的愛倫·坡更復雜、更老練，因而更獨特。

還有些事實我應該提一提。4月份，我接到迪奧尼西奧·塔巴雷斯上校來信；他理清了頭緒，如今清楚地記得那個在馬索列爾帶頭沖鋒的恩特雷裏奧斯人，還記得當晚在山腳下掩埋了他部下的戰士。7月份，我路過瓜萊瓜伊楚；沒找到達米安住過的小屋，當地誰都記不起有這麼一個人。我想向牧主疊戈·阿巴羅亞了解，因為他親眼見到達米安陣亡；但是阿巴羅亞冬天前就已去世。我想回憶達米安的模樣；幾個月後，我翻閱照相本，發現我記憶中那張陰沈的臉竟是著名男高音歌唱家坦伯裏克扮演奧賽羅的劇照。

於是我進行猜測。最簡單、但也最不令人滿意的設想是有兩個達米安：一個是1946年在恩特雷裏奧斯去世的懦夫；另一個是1904年在馬索列爾犧牲的勇士。這個設想的缺點是沒有解答真正的謎：塔巴雷斯上校的奇怪的反復無常的記憶，在很短的時間內怎麼會忘掉那個復員的人的模樣，甚至忘了名字。（我不同意，也不願同意另一個更簡單的猜測：那就是我在夢中見到第一個達米安。）還有一個更匪夷所思的超自然的猜測是烏爾裏克·馮·庫爾曼提出的。烏爾裏克說，佩德羅·達米安戰鬥陣亡，他死時祈求上帝讓他回到恩特雷裏奧斯。上帝賜恩之前猶豫了一下，祈求恩典的人已經死去，好幾個人親眼看到他倒下。上帝不能改變過去的事，但能改變過去的形象，便把死亡的形象改成昏厥，恩特雷裏奧斯人的影子回到了故土。他雖然回去了，但我們不能忘記他只是個影子。他孤零零地生活，沒有老婆，沒有朋友；他愛一切，具有一切，但仿佛是在玻璃的另一邊隔得遠遠的；後來他"死了"，他那淡淡的形象也就消失，仿佛水消失在水中。這種猜測是錯誤的，然而使我得到真實的設想（我今天認為是真實的設想），既簡單，又是前所未聞。我是在比埃爾·達米安厄的專著《論萬能》裏幾乎奇跡般地發現那種設想的，《神曲·天國篇》第二十一歌裏有兩行詩句恰好談到同一性的問題，引起我研究《論萬能》的興趣。比埃爾·達米安尼在那部專著的第五章裏一反阿裏斯多德和弗雷德加裏奧·德·托爾的意見，聲稱上帝能實現以前沒有發生過的事。我研究了那些古老的神學討論，開始領悟了堂佩德羅·達米安的悲劇性故事。

故事是這樣的：達米安在馬索列爾戰場上表現怯懦，後半輩子決心洗清這一奇恥大辱。他回到恩特雷裏奧斯；他從不欺侮人，不和人家動刀子，不尋找勇敢的名聲，只在尼安開伊的田野上埋頭苦幹，同山林和野性未除的牲畜鬥爭。他一直在準備奇跡的出現，顯然不知道什麼時候才會出現。他暗暗思忖：如果命運給我帶來另一次戰役，我一定不辜負眾望。四十年來，他暗暗等待，命運終於在他臨終的時刻給他帶來了戰役。戰役在譫妄中出現，但古希臘人早就說過，我們都是夢幻的影子。他垂死時戰役重現，他表現英勇，率先作最後的沖鋒，一顆子彈打中他前胸。於是，在1946年，由於長年的激情，佩德羅·達米安死於發生在1904年冬春之交的敗北的馬索列爾戰役。

《神學總論》裏否認上帝能使過去的事沒有發生，但只字不提錯綜復雜的因果關系，那種關系極其龐大隱秘，並且牽一發而動全身，不可能取消一件遙遠的微不足道的小事而不取消目前。改變過去並不是改變一個事實；而是取消它有無窮傾向的後果。換一句話說；是創造兩種包羅萬象的歷史。比如說，在第一種，佩德羅·達米安於1946年死在恩特雷裏奧斯；在第二種，於1904年死在馬索列爾。也就是我們現在經歷的歷史，但取消前一種歷史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產生了我提到的種種不連貫的情況。拿迪奧尼西奧·塔巴雷斯上校來說，他經歷了各個階段：最初他記得達米安是個膽小鬼；接著把他忘得一幹二凈；後來又回憶起他悲壯的犧牲。牧主阿巴羅亞的情況也足以證實；他死了，我知道，因為他對堂佩德羅·達米安的回憶太多。

至於我自己，我知道我沒有冒相似的危險。我猜測到人們不得而知的過程，猜測到某種悖論；但是有些情況使那種可怕的特權有點遜色。首先，我不敢肯定寫的是否都是真事。我懷疑我的故事裏有些虛假的回憶。我懷疑佩德羅·達米安（如果真有其人的話）不一定叫佩德羅·達米安，我記憶中他之所以叫這個名字，是因為有朝一日會想起他的故事是受到比埃爾·達米安層論點的啟發。我在第一段裏提到的詩集也有相似的原因，因為它涉及無可挽回的往昔。1951年。我認為自己創作了一篇異想天開的故事，卻記載了一件真事；兩千年前，始料不及的維吉爾認為自己宣告了一個人的誕生，卻預言了神子的降臨

可憐的達米安！他二十歲時就被死亡帶到一場可悲的、不知其所以然的戰爭和一次自家的戰役中，但獲得了他心想的東西，並且經過很長時間才得到，也許是他最大的幸福。

博爾赫斯·德意誌安魂曲

雖然他必殺我，我仍對他信賴。

《約伯記》十三章十五節

我名叫奧托·迪特裏希·林德。我的一個祖先，克裏斯托夫·林德，在決定住恩道夫戰役勝利的騎兵沖鋒時陣亡。我的外曾祖父，烏爾裏克·福克爾，於1870年底在馬歇諾森林中被法蘭西狙擊手冷槍打死；我的父親，迪特裏希·林德上尉，在1914年圍攻那慕爾和兩年後橫渡多秒河的行動中屢建功勛。至於我，我將因嚴刑拷打和殘殺無辜的罪名被槍決。審理過程公正合理；我一開頭就承認自己有罪。明天，當監獄的鐘敲響九點時，我將接受死刑處決；我想起先輩是很自然的事，因為我已接近他們的陰影，在某種意義上說來，我就是他們。

審理期間（幸好時間不長）我緘口不語；當時為自己申辯會幹擾判決，並且顯得怯懦。現在情況起了變化；在處決的前夕，我可以無所畏懼地暢所欲言。我井不要求寬恕，因為我根本無罪，但我希望得到理解。能聽我表白的人就能理解德國的歷史和世界未來的歷史。我知道像我這樣的情況目前雖然駭人聽聞，不出多久將是微不足道的。明天我將死去，但我是未來幾代人的象征。

我於1908年出生在馬林貝格。對音樂和玄學的兩種愛好，如今幾乎遺忘，曾使我勇敢地、甚至懷著幸福感面對許多不幸的歲月。我不能一一舉出有惠於我的人，但有兩個名字不能不提，那就是勃拉姆斯和叔本華。我也涉獵詩歌；在那些名字中我還想添上另一個偉大的日耳曼語系的名字——威廉·莎士比亞。以前我對神學感興趣，但是叔本華以直截了當的道理使我永遠偏離了這門奇妙的學科（以及基督教信仰）；莎士比亞和勃拉姆斯的絢麗多彩的世界使我心醉神迷。那些高手的作品使別人擊節嘆賞、欣羨不已，也會使我這個可惡的人感到心靈的震撼。

1927年前後，尼采和施本格勒闖進了我的生活。18世紀的一位作家說過，誰都不願向同時代的人借鑒；我為了擺脫我預感壓抑的影響，寫了一篇題為《與施本格勒商榷》的文章，指出作家稱之為具有浮士德特征的無可爭辯的巨著並不是歌德的駁雜的詩劇，而是一首兩千年前寫的詩；《論自然》。盡管如此，我對那位歷史上的哲學家，對他的徹底的日耳曼尚武精神仍作了公正的評價。1929年，我加入了納粹黨。

我不想談我在黨內接受鍛煉的年月。那些年月對我說來比許多別人要艱難得多，因為我雖然不乏勇氣，但我缺少暴力的天賦。盡管這樣，我明白我們處於一個新時代的邊緣，這一時代，正如伊斯蘭教或基督教創始時期，要求一批新人的出現。作為個別的人，我的同誌們都使我厭惡；我試圖說服自己，為了我們獻身的崇高目的，我們並不是個別的人，但是說服不了。

神學家們斷言，只要上帝的關懷離開我寫字的右手一秒鐘之久，這只手就頓時消失，仿佛被不發光的火焰燒掉一樣。我卻說誰都不能毫無理由地存在，毫無理由地喝一杯水或者掰開一個面包。每人的理由各各不同；我期待著那場考驗我們信仰的無情的戰爭。我知道我將參加那場戰爭就夠了。有時我擔心英國和俄羅斯的怯懦會使我們失望。機遇或命運使我的未來完全改變：1939年3月1日傍晚，蒂爾西特發生了騷亂，報上沒有報導；在猶太教堂的後街，兩顆槍彈穿過我的大腿，這條腿不得不鋸掉。幾天後，我們的軍隊開進波希米尼；當汽笛齊鳴，宣布這一消息時，我正躺在醫院裏動彈不得，企圖在叔本華的書裏忘掉自己。一只碩大懶散的貓睡在窗檻上，正是我幻滅的命運的象征。

我重新閱讀了《附錄與補遺》的第一卷，看到叔本華說一個人從出生的一刻起到死為止所能遭遇的一切都是由他本人事前決定的。因此，一切疏忽都經過深思熟慮，一切邂逅相遇都是事先約定，一切屈辱都是懲罰，一切失敗都是神秘的勝利，一切死亡都是自盡。我們的不幸都是自找的想法是再好不過的寬慰；這種獨特的神學向我們揭示了一個隱秘的旨意，奇妙地把我們同神混為一談。我心想，是什麼不為人知的意圖使我找上那個傍晚，那些槍彈和那次截肢手術的呢？當然不是對戰爭的畏懼，這一點我很清楚；而是某些更深奧的東西。我終於自以為搞明白了。為一種宗教而死比終身弘揚它要簡單得多；在以弗所與猛獸搏鬥（不少默默無聞的殉道者這麼做過）比做耶穌基督的仆人保羅要輕松一些；一個人始終不渝的時間遠遠多於一次行動。戰役和光榮是不難的；拉斯科爾尼科夫的事業比拿破侖的更為艱巨。1941年2月7日，我被任命為塔爾諾維茨集中營的副主任。

我並不喜歡這個職務；但是我克盡厥責，從不懈怠。懦夫在刀光劍影中露出真正面目；慈悲憐憫的人則在監獄和他人的痛苦中得到考驗。納粹主義本質上是道德問題，是棄舊圖新，擺脫敗壞的舊人成為新人的過程。在戰場上長官的喝斥和士兵的殺喊聲中，那種轉變是稀松平常的事；在局促的囚室中情況就不一樣，引人上當的惻隱之心往往用以前的溫情來打動我們。我說憐憫不是沒有理由的；查拉圖斯特拉認為罪莫大於對出類拔萃的人表示憐憫。我承認當傑出的詩人大衛·耶路撒冷從勃雷斯勞轉移到我們的集中營時，我幾乎犯下那種罪孽。

這個人有五十歲。他身無長物，遭到迫害、否認和責罵，卻把他的才能用於歌頌幸福。我記得艾伯特·塞格爾在《時間的詩》那部作品裏把他同惠特曼相提並論。這個比擬並不恰當；惠特曼以一種先期的、一般的甚至冷漠的方式歌頌宇宙；耶路撒冷卻以細致的愛為每一件事物感到歡欣。他從不列舉清單目錄。我還能背誦那首名為《畫虎大師楊子》的意味深長的詩篇的許多六音步詩行，仿佛一串串靜悄悄的老虎橫貫全詩。我也忘不了那首名為《羅森克蘭茨對天使說》的獨白，其中一個16世紀的倫敦高利貸者臨死前還死乞白賴地為自己的過錯辯護，並不懷疑他生活的隱秘理由是在一個債戶（他只見過一面，已經記不清了）的心目中引起了夏洛克這個角色的形象。大衛·耶路撒冷的眼神給人印象深刻，皮膚青黃，胡子幾乎墨黑，盡管他屬於那些邪惡可憎的北歐猶太人，倒像是西班牙猶太人的後裔。我對他十分嚴厲；我不允許同情心和他的光榮使我軟下心腸。多年來我弄懂了一個道理，那就是世界上任何事物都可能成為地獄的萌芽；一張臉、一句話、一個羅盤、一幅香煙廣告，如果不能忘掉，就可能使人發狂。假如一個人念念不忘匈牙利地圖的話，他豈不就成了瘋子？我決定把那個原則應用於我們機構的紀律管理，終於……1942年年底，耶路撒冷失去了理智；1943年3月五日，他自殺身亡。

我不知道耶路撒冷是否理解，如果是我毀滅了他，我的出發點也是為了毀滅自己的側隱之心。他在我眼裏並不是一個人，甚至不是一個猶太人；他已經成為我靈魂中那個可憎的區域的象征。我同他一起受苦，一起死去，在某種意義上同他一起消失；因此我心如鐵石，毫不容情。

與此同時，一場順利的戰爭的偉大的日日夜夜在我們身邊展開。我們呼吸的空氣中有一種近乎愛的感情。仿佛海洋突然就在近處，血液裏有一種驚奇和興奮。在那些年裏，一切都不同；甚至夢的意境都不一樣。（我也許從未完全幸福過，但眾所周知，不幸需要失去的天堂。）人人都向往得到一個人所能獲得的全部經驗；人人都怕那無限的財富中有些許落空。但是我這一代人經歷了一切，因為他們先得到了光榮，然後又遭到了失敗。

1942年10月或門月，我的弟弟弗裏德裏克在埃及沙漠裏，在阿拉曼第二次戰役中陣亡；幾個月後，一次空襲炸毀了我們老家的房屋；1943年年底，另一次空襲炸毀了我的實驗室。在幾大洲的圍攻下，第三帝國正走向滅亡；它到處樹敵，現在是幹手所指，四面楚歌。當時發生了一件奇特的事，現在我認為我已懂得。我覺得我能喝幹那杯苦酒，但是我在沈渣裏嘗到一種沒有料到的滋味，神秘的、幾近可怕的幸福的滋味。我試圖尋找各種解釋；但都不能使我滿意。我想：失敗使我高興，因為我秘密地知道自己有罪，只有懲罰才能拯救我。我想：失敗使我高興，因為它是下場，而我已經非常疲倦。我想：失敗使我高興，因為它同過去、現在和將來的事情有千絲萬縷的聯系，因為指責或痛惜一件孤零零的真正的事情是對整個世界的褻瀆。我尋找種種理由，直到和真正的理由對上號。

據說人們生下來不是亞裏士多德式，便是柏拉圖式。這等於說，任何抽象性質的爭辯都是亞裏士多德和柏拉圖論爭的一個片斷；古往今來，東南西北，姓名、方言、面孔可以改變，但主角是永遠不變的。人民的歷史也記載了隱秘的連續性。當阿爾米尼奧在沼澤地大敗瓦羅的軍團時，他並不知道自己成了日耳曼帝國的先驅；翻譯《聖經》的路德沒有料到他的目的是造成徹底消滅《聖經》的人民；1758年被一顆莫斯科人的槍彈殺死的克裏斯托夫·林德在某種意義上來說是為1914年的勝利作了準備；希特勒以為自己是為一個國家而奮鬥，事實上他是為所有的國家，甚至為他所侵略和憎惡的國家而奮鬥。他的自我也許不了解，但他的血液，他的意誌知道這一點；世界由於猶太教，由於猶太教的毛病——對耶穌的信仰——而趨於死亡；我們用暴力和對劍的信仰來教導世界，那把劍如今在殺我們；我們好比那個建了一座迷宮結果自己困死在裏面的巫師；也好比大衛，他審理一個隱掉名字的人，判了那人死刑，然後聽到揭示：你就是那個人。不破不立，為了建立新秩序，必須摧毀許多東西；我們現在知道德國就是那些東西之一。我們付出了比我們生命更多的東西，我們付出了我們親愛的國家的命運。讓別人去詛咒、哭泣吧；我高興的是我們的才幹是完美無缺的。

一個毫不通融的時代如今籠罩著世界。造就這個時代的是我們，已經成為時代犧牲品的我們。讓英國當錘子，我們當砧子又有何妨？重要的是讓暴力占統治地位，不能讓基督徒的奴顏媚骨的怯懦得勢。如果勝利、不公平、幸福不是為德國所設，那就讓別的國家去享受吧。讓天堂存在下去吧，即使我們的去處是地獄也無所謂。

我用鏡子照照臉以便知道自己是誰，知道再過幾小時當我面對自己的下場時如何動作。我的肉體也許會害怕；我卻不怕。

博爾赫斯·阿維羅斯的探索

他認為悲劇無非是贊美的藝術……

埃內斯特·勒南：《阿維羅斯》，48（1861）

阿布瓜利德·穆罕默德·伊本一阿赫馬德·伊本一穆罕默德·伊本-拉什德（這一連串名字很長，中間還有本拉斯特、阿文裏茲、阿本-拉薩德、菲利烏斯·羅薩迪斯，最後才到阿維羅斯，一口氣念完要好長時間）正在撰寫《毀滅之毀滅》的第十一章，以駁斥《哲學家之毀滅》的作者、波斯禁欲主義作家加紮利，他聲稱神只了解宇宙的普遍規律，該規律與整個物種有關，而不是與個體有關。他從右到左緩慢而穩健地書寫著；三段論法的運作和大段文字的連結，並不妨礙他享受他所處的深宅大院的舒適氛圍。天籟中有鴿子調情的咕噥聲；遠處的一個庭院傳來噴泉的潺潺水聲；阿維羅斯的祖先來自阿拉伯沙漠，他打骨子裏就喜歡不分晝夜的流水。下面是花園和菜圃；再往下是奔流的瓜達爾基維爾河，然後是可愛的科爾多巴城，像一臺精巧復雜的儀器，但是明快的程度不亞於巴格達或者開羅。阿維羅斯還感到他周圍的西班牙土地一直延伸到邊界，固然顯得空曠，但是每一件事物都實實在在、終古常新。

翎筆在紙面上移動，論據絲絲入扣，無可辯駁，然而一絲疑慮使阿維羅斯有點掃興。引起疑慮的不是《毀滅》這部一時心血來潮而寫的著作，而是他要向人們證實與這部詮釋亞裏士多德的煌煌巨著有關的哲學問題。作為哲學鼻祖，這個希臘人已被公認是能教導人們了解一切可知事物的人；像伊斯蘭教的先哲們詮釋《古蘭經》那樣，詮釋他的著作便成了阿維羅斯的艱巨任務。一個阿拉伯醫生專心致誌地鉆研比他早生一千四百年的人的思想，歷史上沒有比這更美妙動人的事情了；除了內在的困難以外，我們還應該了解，阿維羅斯不懂敘利亞文和希臘文，他是根據轉譯的譯文工作的。昨夜，《詩學》一開頭就有兩個吃不準的詞把他難住了。那兩個詞是"悲劇"和"喜劇"。幾年前，他在《修辭學》的第三卷裏見過，整個伊斯蘭教界沒有誰能揣摩出這兩個詞的意思。他翻遍了阿弗羅狄西亞的亞歷山大所有卷帙，查閱了聶斯托利亞教派的胡耐因·伊本-伊薩克和阿布-巴薩爾·馬塔的所有版本，都一無所獲。這兩個神秘的詞在《詩學》裏俯拾皆是；不可能避開。

阿維羅斯擱下翎筆。他尋思著（但沒有很大把握）：我們尋找的東西往往就在手邊。他收好《毀滅》，走到書架前，那上面排列著波斯書法家抄寫的盲人阿本西達的多卷本《莫卡瑪》。如果認為他沒有看過這些卷帙，就未免可笑了。但是這些卷帙勾起了他重新翻閱的閑情逸致。一陣有節奏的呼喊聲分散了他的註意。他從安有柵欄的陽臺望去；下面狹窄的院子有幾個光著膀子的小孩在泥地上玩耍。一個小孩站在另一個小孩的肩上，顯然是裝扮禱告報時人；他閉著眼睛，拖長聲音喊道：真主以外無真主。充當人梯的小孩一動不動，假裝是廟宇的尖塔；第三個小孩匍匐在地，權充教徒。這場遊戲很快就結束了：大家爭著當報時人，誰都不願意做信徒或者尖塔。阿維羅斯聽到他們在爭吵，用的是粗俗的方言，也就是伊比利亞半島的穆斯林平民們用的初學的西班牙語。他打開哈利爾的《基塔烏蘭》，自豪地想道：全科爾多巴（甚至全安達盧西亞）再也找不到比這更好的抄本了，這是埃米爾雅庫布·阿爾曼蘇從丹吉爾捎給他的。這個港口的名字使他想起從摩洛哥回來的旅行家阿布卡西姆·阿薩裏，此人回來的當天晚上和他一起在《古蘭經》學者法拉赫的家裏共進晚餐。阿布卡西姆說他到過中國大清帝國的國土；攻汗他的人以出於忌恨的特殊邏輯，一口咬定他從未到過中國；即使到過，肯定在中國的宇宙裏褻瀆了真主。仔細回憶那次聚會，不免要花好幾個小時；阿維羅斯便匆匆拿起《毀滅》，繼續寫下去，直到傍晚。

在法拉赫家裏的那次談話，從總督無與倫比的美德談起，一直談到他的弟弟埃米爾的賢操；後來在花園裏話題轉到了玫瑰。阿布卡西姆還沒有看玫瑰就發誓說安達盧西亞的紅玫瑰是蓋世無雙的。但是法拉赫不以為然；他說博學的伊本·庫泰巴描述過印度斯坦的花園裏有一種玫瑰品種優良，久開不敗，艷紅的花瓣上有字，寫的是：真主之外無真主，穆罕默德是真主的使徒。還說阿布卡西姆肯定見過那種玫瑰。阿布卡西姆驚訝地瞅了他一眼。假如他回說確實見過，大家理所當然會把他看做是信口開河的騙子；假如他否認，大家就會說他不信真主。於是他嘟囔著說，打開世上一切奧秘的鑰匙掌握在真主手裏，世上一切常綠或者雕謝的事物在真主的聖書裏都有記載。這番話在《古蘭經》的開頭幾章有案可查；博得了一片尊敬的喃喃聲。阿布卡西姆為自己的能言善辯揚揚得意，正要說真主的作為是十全十美、無法探知的。阿維羅斯想起休謨的一個仍有爭議的論點，插嘴道：

"我寧願猜測那是博學的伊本·庫泰巴或者抄寫員的筆誤，而不認為世界上長有公開宣布信仰的玫瑰。"

"是啊，這是大實話，"阿布卡西姆說。

"某個旅行家，"詩人阿布達馬立克說，"談到一種樹長出的果子竟是綠鳥。我覺得他的話比有字的玫瑰更可信。"

"這很可能是鳥羽毛的顏色引起的誤會，"阿維羅斯說，"此外，果實和鳥都是自然界的事物，而文字卻是藝術。從樹葉到鳥比從玫瑰到文字容易得多。"

另一位客人激烈反對把文字說成是藝術，因為書籍之母《古蘭經》的原件在混飩初開以前就有了，一直保存在天堂裏。另一個客人說《古蘭經》是一種實質，它的形式既可以是人，也可以是動物，這一見解和主張《古蘭經》有兩面性的人的見解相似。法拉赫詳盡地闡述了正統的學說。他說，《古蘭經》好比慈悲，乃是真主的屬性之一；抄在書上，掛在嘴邊，記在心裏；語言、符號、文字都是人類創造的，但《古蘭經》是永恒不變的。詮釋過《理想國》的阿維羅斯原可以指出書籍之母和柏拉圖的模式有相似之處，但他說神學這門學問不是阿布卡西姆所能理解的。

別人也註意到了這一點，敦請阿布卡西姆講些奇事。當時和現在一樣，世道兇險；大膽的人可以闖蕩江湖，可憐的人逆來順受。阿布卡西姆的記憶只反映了隱秘的怯懦。他有什麼可講的？再說，他們要他講些奇跡，而奇跡根本不能言傳：孟加拉的月亮和也門的月亮不一樣，但描述所用的語言是一樣的。阿布卡西姆考慮了片刻，拿腔拿調地開口說：

"到過許多地區和城市的人當然有許多值得一提的見聞。有一件事我只對土耳其國王說過。那發生在新卡蘭（廣州），也就是生命之河的入海口。"

法拉赫問那個城市是不是離長城很遠，也就是伊斯坎達·卡拿因（馬其頓的戴雙角頭盔的亞歷山大）為了防禦戈格和馬戈格入侵而修建的長城。

"中間隔著大片沙漠，"阿布卡西姆不禁自命不凡地說。"駝隊要走四十天才望見長城的烽火臺，據說還要走四十天才能到達城下。我在新卡蘭沒有遇到一個親眼看見過或者聽說過長城的人。"

阿維羅斯突然感到一種對無限寥廓的空間的敬畏。他瞅著布局對稱的花園；覺得自己衰老沒用、不合時宜了。阿布卡西姆接著說：一天下午，新卡蘭的穆斯林商人們把我帶到一棟住著許多人的木頭房屋去。那棟外面刷了油漆的房屋很難形容，其實只能算是一個大房間，裏面一排排閣樓或者陽臺疊床架屋。隔開的空間裏，以及地上和屋頂平臺上都有人吃吃喝喝。平臺上的人有的敲鼓，有的彈琴，還有十五或二十個人（戴著大紅顏色的面具）在禱告、歌唱和談話。他們受囚禁之苦，但沒有看到牢房；他們作騎馬狀，但沒有看到馬匹；他們在戰鬥，但手中握的是竹竿；他們倒下死去，隨後又爬了起來。

"瘋子們的把戲，"法拉赫說，"正常的人看不懂。"

"他們不瘋，"阿布卡西姆不得不加以解釋，"一個商人告訴我說他們是在描述一段歷史。"

誰也不明白，似乎誰也不想弄明白。阿布卡西姆不知所措，尷尬地向那些洗耳恭聽的人作出解釋：

"我們不妨設想，他們不是在講而是在扮演故事。甚至是以弗所的睡覺的人的故事。我們看他們回屋就寢，禱告入睡，他們是睜著眼睛睡的，一面睡一面成長，三百零九年後蘇醒過來。我們看他們向小販買東西時付的是古代錢幣，看他們在天堂裏和狗一起醒來。那天下午，平臺上的人向我們扮演的就是這些。"

"那些人說話嗎？"法拉赫問道。

"當然說話啦，"阿布卡西姆為一場他幾乎記不清的演出的真實性辯護，厭煩透了。"他們又說又唱，還滔滔不絕地演講！"

"在那種情況下，"法拉赫說，"根本不需要二十個人。不論怎麼復雜的事，有一個人就能說清楚。"

大家同意這個見解。他們贊揚阿拉伯語的優點；說它是真主用來指揮天使們的語言；接著又贊揚阿拉伯人的詩歌。阿布達馬立克給予阿拉伯詩歌必要的贊揚之後，卻說大馬士革或科爾多巴的詩人們抓住田園形象和貝督因人的詞匯不放，未免過時了。他說，浩浩蕩蕩的瓜達爾基維爾河近在眼前，卻要去贊美一口井水，豈不可笑。他主張在比喻方面要創新；他說，當祖哈伊爾把命運比作一頭瞎眼的駱駝時，人們贊嘆不已，但是五個世紀的時光已把贊嘆消磨殆盡。大家同意這種見解，雖然已聽許多人說過許多遍。阿維羅斯默默不語。最後說話時仿佛在自言自語。

"我也曾支持過阿布達馬立克的論點，"阿維羅斯說，"雖然不那麼雄辯，道理是一樣的。亞歷山大城有人說過，只有犯過錯誤並且悔改的人，才不會再犯；我們不妨補充一句，為了避免錯誤，最好是有所認識。祖哈伊爾說，經歷了八十年的痛苦和光榮之後，他多次看到命運像一頭瞎眼的駱駝那樣突然把人們踩得稀爛；阿布達馬立克知道，那個比喻已經不能令人拍案叫絕。對於這種責難，有許多答復。第一，如果詩歌的目的在於使人驚奇，用來計算驚奇的時間就不是世紀，而是日子、小時、甚至分鐘。第二，著名的詩人不應是創造者而是發現者。贊揚貝爾哈詩人伊本一沙拉夫時，人們一再指出，唯有他才能想到拂曉的星星像徐徐飄落的樹葉那樣的比喻；如果屬實，只能證明這種形象不值一提。一個人所能提出的形象與任何人無關。世上的事物千千萬萬；任何事物都可以進行類比。把星星比作樹葉是毫無根據的，同把它們比作鳥和魚相差無幾。與此相反，誰都不會想到，命運是強大而笨拙，單純而冷漠無情的。誰都會產生這種短暫或者持久的想法，但是唯有祖哈伊爾把它寫成了詩。誰表達的都不及他好。此外（這也許是我思考的實質），可以使城堡銷蝕的時間，卻使詩歌更為充實。祖哈伊爾當初在阿拉伯寫詩時，是把老駱駝和命運兩個形象加以對比；如今我們重提，是為了紀念祖哈伊爾，並把我們的悲痛和那個亡故的阿拉伯人加以混淆。那個形象原先的兩項成分現在變成了四項。時間擴大了詩歌的範圍，據我所知，有些詩歌譜了音樂已經廣為流傳。幾年前，我在馬拉喀什苦苦思念科爾多巴，不由得吟誦阿布杜拉曼在盧紮法的花園裏對一株非洲棕櫚的傾訴：

棕櫚呵，你和我一樣，

也是身在異鄉……這就是詩歌特有的好處；一個懷念東方的國王所說的話被流放非洲的我用來抒發我對西班牙的思念。

後來，阿維羅斯談到伊斯蘭教創立前蒙昧時代的最早的詩人們，他們已經運用沙漠的無窮無盡的語言闡述過種種事物。他為伊本一沙拉夫的空泛感到震驚不是沒有道理的，他說古人和《古蘭經》裏早已涵蓋了詩歌的全部內容，他申斥創新的野心是無知和狂妄。大家津津有味地聽著，因為古老的東西得到了維護。

阿維羅斯回書房時，報時人在呼喚人們做晨禱。（女眷居住的後院裏，黑發的女奴們欺侮了一個紅發的女奴，不過他到了下午才知道。）關於那兩個難解的詞義，他若有所悟。他用穩健仔細的字體在書稿裏加上如下的幾行文字：亞裏士圖（亞裏士多德）把歌頌的作品稱為悲劇，把諷刺和譴責的作品稱為喜劇。《古蘭經》的篇章和寺院的聖器裏隨處都有精彩的悲劇和喜劇。

睡意襲來，他覺得有點冷。他解掉頭巾，照照銅鏡。我不知道他看到了什麼，因為歷史學家從沒有描述過他的長相。我只知道他仿佛被沒有發光的火焚燒似的，突然消失了，隨之消失的是那座房屋，那處只聞其聲、不見其形的噴泉，以及書籍，文稿，鴿子，許多黑頭發的女奴，那個哆哆嗦嗦的紅發女奴，法拉赫，阿布卡西姆，玫瑰樹，也許還有瓜達爾基維爾河。

我在上面的故事裏想敘述一次失敗的過程。我首先想到的是那位企圖證明上帝存在的坎特伯雷大主教；接著想到那些尋找點金石的煉金術士；又想到那些妄圖三等分一個角和證明圓周是直線的數學家。最後，我認為更有詩意的是一個樹立了目標，卻不讓自己去探索的、作繭自縛的人。我想起了阿維羅斯，他把自己幽禁在伊斯蘭教的圈子裏，怎麼也弄不明白"悲劇"和"喜劇"兩個詞的意義。我記敘這件事的時候，忽然有一種伯頓提到的神的感覺，那個神本想創造一頭黃牛，卻創造了一頭水牛。我覺得自己遭到了作品的嘲弄。我認為那個絲毫不懂戲劇、卻想了解劇本的阿維羅斯並不比我可笑，因為我只憑勒南、萊恩和阿辛·帕拉西奧斯的片言只字竟然要揣摩出阿維羅斯的情況。寫到最後一頁時，我覺得我寫的東西象征著正在寫的人，也就是我自己；為了寫故事，我必須成為那個人；為了成為那個人，我又必須寫故事，如此循環不已。（一旦我不再信他的時候，"阿維羅斯"也就消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