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組緗（1908～1994），安徽涇縣人，作家，學者。著有長篇小說《山洪》，有《吳組緗小說散文集》印行。

俞平伯先生過去了。他享有九十高齡。照中國的舊說法，應該說這是“順事”，但是俞先生在我心目中占有特殊的位置，我還是不勝悲戚。

我在少年時候就讀他的新詩《冬夜》、《西還》等書，當時許多篇可以背得出來 ；“養在缸中，栽在盆中，你的辛苦，我的歡欣。”像這樣的詩句常常給我很大的感動和啟發，因此我至今還能記得這些詩句的大意。朱自清、俞平伯是五四運動的兩位新作家，新詩人，他們的作品對廣大青年有深刻的影響。我就是其中之一。

我在30年代初，在清華讀書的時候，俞先生是中文系的講師。我要在這裏說明，在我們那個時期，講師和教授在我們腦子裏是一樣的崇高，沒有什麼高下。那時俞先生住在南院，他同余冠英兄住處同院，我常到南院去。俞先生往往熱情地要我到他屋裏坐談。談的時候完全把我當成朋友，雖然我比他年小很多。我們上下古今無所不談，而且他一點也沒有把我當成學生看待。他主動地寫條幅字給我。那時他同周作人特別親密，並代我向周作人要了四張屏條。他們的字都寫得認真工整，可惜以後多次搬遷都丟掉了。他有個人特殊的愛好，就是喜歡唱昆曲。他請了一位年老的笛師，常常在星期假日全家人都到圓明園廢墟去呆一整天。我很喜歡他們唱的曲子。以後清華請了溥侗（紅豆館主）先生，開了教唱昆曲的課。我受俞先生的影響，也選了這門課。可溥先生對學生要求過嚴，我慢慢地就退下來了。俞先生知道了，也沒有責備我。我選過俞先生兩門課，一門是“詞選”，他講的內容絕不是考證和詮釋詞句，而是用他自己的感受引導我們來欣賞這些名作。比如李白的菩薩蠻“平林漠漠煙如織，寒山一帶傷心碧”，我們問什麼是“傷心碧”，他講了足足有半堂課，引導我們體會作者的感情加上他自己的聯想，使我們能在一個廣闊的領域來體會作品豐富的情思。他的這些見解都收在他的《讀詞偶得》這本書裏。他對我的重要影響，就是叫我拿起一種古代文學作品來總是先從鑒賞方面來探索，而對當時流行的考證或註釋不怎麼感興趣。朱自清先生也說，“你不適宜做考證工作”。這不能不說當時是受俞先生的影響。有一次余冠英兄告訴我，他做了一首詞，其中有一句“兩瓣黃葉走墻蔭”，自以為這句詞很好。但俞先生說，好是好，可不入格。可見詞是有“格”的。而我還沒有學到這水平。

俞先生還給我們開了一門課“小說史”，就是“中國古代小說研究”。他的教法很特別，是把所有的有關資料，如魯迅的“小說史略”，胡適的關於中國明清小說的考證，以及其他的零碎資料指定叫我們自己看，進行思考和研究。甚至同顧頡剛、胡適之一封有關的通信也印發給我們參考。他自己要上課的話，就叫註冊課貼一張布告說俞先生那天上課。不貼布告，他就不上課。他上課的時候就說，“我兩個星期沒來上課了，你們對小說研究有什麼收獲？我這兩個星期對小說得有兩點想法：第一點是什麼，第二點是什麼”，說完了，他就點頭下課，往往不過十五分鐘或二十分鐘。當時我們對俞先生這種教法是最歡迎的了。因為他安排我們和他一塊兒來動腦筋，讀作品，收集資料，研究作品，而不是把我們放在一個被動的受教的地位。

俞先生在北京文化界裏，人人都知道他和周作人最親密，而且很尊重周作人。可是在日本占領北京的時候，周作人被拉下水去。在這點上俞先生絕不受影響，他巍然自主，一心幫助北京做地下工作的，和愛國人士，從不考慮自己的安全，全力相助，使他們達到目的。這不能不叫人肅然起敬，設身處地，這是非常難能可貴的。解放以後，他衷心擁護共產黨，對新中國的建立歡喜得像個小孩子一樣。

1954年忽然來了個《紅樓夢》研究批判，正是以他為主展開的，以後發展成為一個大規模的政治運動。這是大家都沒想到的。那時，我們經常在一起開會，他像平常一樣，不顯出緊張和反感。他說，“我正好趁此機會好好地學習。”第一次批判他，是在作家協會古典文學部，主持人是鄭振鐸先生，他點我第一個發言。我把這次當成一個學術討論會。因此，我對俞先生的《紅樓夢》研究提了幾點意見，對李希凡、藍翎兩位的文章也提了幾點意見，表示參加討論的意思。當時有幾位，都是我的熟人，狠狠地批判了我一頓，說我在唯物主義和唯心主義激烈戰鬥的時候，站在中間向兩邊打槍。休息的時候，我問鄭先生，這是怎麼回事，這是學術問題還是政治問題？鄭先生笑著說，“你年輕的都不知道，我哪裏知道。”可是周揚同誌坐在旁邊，沒有作聲。他站起來同我握手，說我的發言很好。可見當時有些領導同誌也不認為是政治問題。後來這個批判運動大大發展了，俞先生就說我不應該那樣發言，也是思想落後。

回顧俞先生的一生，我在一首悼念他的詩中說他平生略如“清風明月，高山流水”。這是他留在我心中的風儀。我認為我對他這個比擬大致不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