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馬斯·庫恩（1922——1996），美國科學哲學家。早年就讀於哈佛大學，1949年獲哲學博士學位。1952年起在普林斯頓大學和馬薩諸塞理工學院任教，講授科學史。他致力於研究科學革命的發生和發展規律，是西方科學哲學中歷史——社會學派的重要代表。著有《科學革命的結構》等。

　　把科學完全等同於對真理的追求，任何時候都顯得太過強烈了，即使對於絕大多數獻身科學的人來說也是這樣。有些人本來拒斥傳統教義，認為思辨形而上學不值得信賴，沒有說服力，也缺乏清晰而有用的意義，卻也往往轉而把科學當作處理個人生活和社會生活問題的指導。最典型的是，他們坦率地批評宗教，但又高度評價那些研究工作者——他們借助於社會學以至心理學等科學理論去解釋各種不同宗教的社會事實和信仰。正如現代自然科學取代了古代神話宇宙學和古典哲學一樣，社會科學也可望取代對人和社會的神話觀念。因此，在現階段，科學似乎可提供一切人們所能獲知的真理中的最重要部分。它們總是不完備的，但這一缺點又是變化發展以及修正錯誤的發端。不完備性恰好可以激發更多的變化發展，從而避免更徹底的中斷。或者說，不完備性可通過社會學的、哲學的以及技術的批評而發現，從而刺激嶄新的思想和實踐。但是典型的是，在技術和理性的獨立歷史發展中，在二者的相互作用中，科學既可以等同於技術實踐，也可以等同於抽像理性。的確，可以把現代科學理解為先進技藝同幾何化的新動態數學的溶合。 
　　科學由於社會因素而被局限在某幾個方面，部分被約束，部分被集中起來，部分被歪曲了。可以肯定，它也可以從社會中解放出來，有可能獲得部分的自主性。同樣簡單而肯定的是，由社會外加上去的約束和自由也是一直存在的，從古典時代直到伽利略、萊布尼茲、赫姆霍茲、玻爾的時代。科學的歷史是一部社會的歷史，它涉及所進攻的問題、工具、技術、儀器、隱喻和符號、解釋準則，也涉及進行檢驗、核實、否定或證實的有目的活動的專業。但它的社會歷史起源以及連續的社會支持，卻不一定非要我們相信科學的真理性等於科學的有用性不可。在一些尋求真理的文化事業中，要是沒有科學，就必須把對於一個判斷的真理性檢驗從實際上以及從理論上同它對於人的目標是否重要的價值檢驗區別開來。如果我們說科學屬於意識形態，那並不是因為科學判斷存心欺騙或本質上就是騙人的，只是說科學除了單單服務於真理之外，還為權力和利益服務，這也並不總是存心如此。由科學確立的真理服務於一定的目標。科學方法也是為了確立自然界的真理而提出的。自從歐洲封建時期以來目標一直都是控制自然界，以便不把自然秩序當作一種超級工具，而當作一種馬克思所謂人與自然之間進行代謝的有機器官。這一新的代謝系統究竟是不是成功，還大成問題，但是人在自然界中這一新的地位卻似乎是這個科學時代所特有的，因為它創造了某種新的「為了人的自然界」。 
　　不管由科學獲致的特定真理是否實際上對人類有用，這都是一個經驗探究的問題，也是一個哲學判斷的問題，而且這一用途將隨著社會需要的變化而變化。這也不僅僅是一個任何給定真理是否有用的問題，因為在單純的有用性之外，還有人類的約束和解放的問題。自然界具有極大的可塑性，具有各種可供選擇的發展可能性。個體生命得到仁慈的實現，同人們所瞭解的人的本性和自然本性是一致的；但某些個體伴隨著對他人壓制性的罪惡貶值而來的虐待狂的滿足，也同樣是這樣。說真理本質上是解放的，這只是意識形態上的半真理。即使掌握自然規律，也不能保證有力量滿足人類的每一個目標。即使掌握也不是完全掌握。恩格斯在一個世紀以前曾寫道：「我們不要過於得意我們對自然界的勝利。對於我們的每一次勝利，自然界都報復了我們。」 
　　這還不是全部。通過科學和現代技術的協作而控制自然界，還不是所有的人都能控制，只是少數人控制。從日常生活的特定處境作出的判斷來看，個人只是在嚴格限定的環境中獲得統治自然界的途徑，他們自己又是主要由財產關係和行政權力的權威結構所決定的。利用精通技術或者通過把科學研究轉向自己關心的問題上來作出決策，都不是一般個人作出的，事實上個人似乎比自覺力量或實際的能手更易於成為犧牲品，最多也只是被動的接受者。正像一個馬克思主義者也會做的那樣，基督教神學家C.S．劉易斯得出結論說：「我們所謂人統治自然的力量，結果轉化為某些人以自然作為工具而統治另一些人所發揮的力量。」為了人的自然界代謝的有機隱喻轉化為工具的工藝和武器隱喻；因此毫不奇怪，科學的批評者要輕蔑地談論「工具理性」。 
　　總的說來，科學是權力的奴僕，是現代社會支配力量和精神文化固有的部分，並在上層結構與基礎二者之中結合於生產設備內，如同它也存在於認知與工具二者之中一樣。科學既然是權力的一個方面，也必須要受到權力的判定。當權力中人需要科學時，他們就會提倡科學；當他們需要一部分真理時，他們就會提倡不完備的科學；需要自我欺騙，就提倡偽科學；需要欺騙別人，就提倡操作社會心理科學的半真理。當科學結構為不同的利害和階級所分裂，科學探究也會大不一樣。如果聯繫到人們的不同利益，科學可以是保守的，也可以是革命的。科學家是這個社會的產物，不是以前社會的產物，正像工廠工人一樣。文學藝術中蘊藏了沒有階級性的真理，在科學成就中也有類似情況。科學加倍地是這樣。首先，科學提倡者和工作者的階級立場都一樣，不管他們是統治者還是被統治者；其次科學發現的立場是全人類的，也即潛在的無階級性。從長遠看，這二者可能構成這樣一種可愛的前景，即沒有嚴格的人種或經濟、階級的區別的全人類民主社會。但是在目前即使談到這一點也是空想，甚至於是欺騙。因此民主前景也屬於意識形態，但是這種興趣卻不完全是有害的，即使這種空想精神在當前實際鬥爭中也可能具有減弱自覺性的實際後果。 
　　科學以它的巨大的實際效果、它的理論危機和驚人的認識成就，在一個領域跟著另一個領域中取得勝利。但是這個世紀的總危機是屬於政治經濟方面的，不是科學危機。在這一危機中，科學只是某些並沒有也不可能產生明顯作用的因素之一。除了物資、技巧、機器以外，這個世界並沒有得到應有的好處；科學成就的財富為其他生產力所包圍並淹沒，因為它的應用同人類的實際需要嚴重脫節。也完全不能肯定科學家自己能夠找到這種不諧調的原因和解決辦法，除非他們具有不同的社會利益，或者發現自己正在發展一種新的自覺性。更有可能的是，嚴峻的科學自我覺醒同確定的意識形態奴役之間的競爭，將繼續伴同著對真心關切的東西的自由表達，例如C.P.斯諾在《兩種文化》中那種令人尊敬的內疚；智力和物質資源的分配，將由這種已確立的秩序所支配。改變這種分配只能隨著改變這種已確立的秩序而實現。 
　　我們的科學文明的這種意識形態性質，與其說在於錯誤和謊言，遠不如說更在於它對極端重要問題的模稜兩可，同時對實踐所指示和規定的事物卻清晰明確。科學之內的意識形態是「科學對它閉起眼睛的時候出現的」。科學眼睛對它基本上閉了起來的人類真理，可能像迄今為止的自然界其餘部分一樣，也並不難理解，因為人類即使作為唯一具有定性歷史的物種隨著自我超越的結果而不斷變化，卻也像其他一切物種一樣，也理所當然是一種研究對象。但是科學在力求瞭解它為什麼未能完善地應用於個體生命的解放時，仍然深受其歷史根源和現代大師之害。科學的基本意識形態是控制自然界，這是現代社會的一個基本要素。但又必須由哲學和政治，亦即由內省，行動和變化來控制這種控制。（紀樹立　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