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在捷克的每一處，都不由自主要想起昆德拉的小說。精巧、古典的瑪利亞溫泉市是療養勝地，歌德晚年在那裏與少女瑪利亞有一段戀情。一到溫泉鎮，腦子裏就不時浮現出《為了告別的聚會》，它的背景也是布拉格附近一個溫泉療養鎮。小說寫得嚴絲合縫：幾天緊迫緊張的時間，幾個各懷心事的男女，幾段錯綜複雜的關係，幾番陰差陽錯的愛恨生死，煞是眼花繚亂。人物的境遇五花八門：受牽制而不得舒展的慾望，想掌控卻措手不及的局面，機關算盡的聰明，無可奈何的迷情；人物的性情也形形色色：遲疑、造作、癡情、清爽、狡黠……昆德拉以貌似輕鬆的筆觸和精巧的結構，探究了人性微妙、隱秘的角落，展露了人與人之間深刻的錯位，有諷喻有悲憫，落筆意味深長。
布拉格著名的瓦茨拉夫廣場，煙火氣濃郁。賣鐵製工藝品的攤點前，圍滿了挑挑揀揀的顧客。更撩撥人的，是煙熏火燎的燒烤攤子。柴火暖融融的，上面旋轉着碩大的、已烤得酥黃油亮的豐腴豬腿，要不是剛吃過披薩和捷式烤鴨，我們也很難抵禦這道大名鼎鼎的捷克美食的誘惑。
瓦茨拉夫廣場其實是一條長七百五十米、寬六十米的大街，它如今是布拉格的商業區，酒店、寫字樓、快餐店和商場彙聚。街中央紅色電車改裝的咖啡館，別有一番趣味。街心綠地常有攝影展，展出歷史或現實題材的圖片，引人圍觀。行人如鰂，裝扮新潮，加上烤豬腿與烤香腸的濃香，讓廣場糅合了商業與美食的世俗氣息。
但人們不會忽略，這裏既是公共集會與慶典的傳統舉行地，更是許多重大歷史事件的發生地：一九六八年的布拉格之春、一九八九年的天鵝絨革命，瓦茨拉夫廣場都曾無數次聚集數萬、數十萬民眾，呼籲民主或抗議侵略。一九六九年初，相繼有三名大學生在廣場中心自焚，抗議蘇聯及華約成員國武裝入侵。有幾十萬捷克人沉寂而悲憤地參加葬禮。如今，街心那樸素的墓地緊鄰瓦茨拉夫雕像，被幾叢常綠植物掩映。黑色花崗岩墓碑上鑲嵌有兩男一女的頭像，周圍擺放着市民敬獻的鮮花。逝者分別生於一九四八和一九五○年，最小的那位去世時還不滿十九歲。他們都長得很好看，有殉道者純淨、清朗的面相。
塔德．舒爾茨（當年為《紐約時報》駐捷克斯洛伐克記者）在他所著《「布拉格之春」前後》（新華出版社一九八三年四月版）裏講述：一九六八年初，新上任的共產黨第一書記杜布切克順應民心，在長期陷入僵化、萎頓的捷克斯洛伐克，探求一條「具有人性面貌的社會主義」道路，實施政治、經濟、文化改革。知識分子一直是社會變革的呼籲和引領者，他們的影響力在文化和政治自由的領域尤其明顯。在前一年，也即一九六七年的作家代表大會上，昆德拉就曾帶頭發言，他強調，捷克斯洛伐克文化「最大的繁榮時期」是在兩次世界大戰之間，「可是這一發展首先由於納粹佔領、然後由於斯大林主義的影響而中斷幾乎長達四分之一世紀之久。捷克斯洛伐克文化同周圍世界隔絕，它的豐富的內在傳統被破壞，它竟淪落為一種枯燥無味的宣傳工具──這是一個悲劇，其後果將使捷克民族永遠脫離歐洲文明。」（三一五頁）他的講話得到與會作家的熱烈反響。
布拉格之春帶來思想和文化領域短暫的春意盎然。它與當時東歐各國長期爭取社會主義人道化、自由化、民主化和民族化的不懈努力，一脈相依，其間隱約包含的「去蘇聯化」傾向，一直為莫斯科所忌憚。一九六八年八月二十日，以蘇聯為首的華沙條約成員國軍隊悍然兵分十八路，進入捷克斯洛伐克。二十一日，配備有輕型坦克、裝甲車和反坦克炮的空降部隊在布拉格和布拉迪斯拉發降落……布拉格之春從此凋零，無數知識分子流亡異國。
昆德拉的長篇處女作、成名作《玩笑》寫成於一九六五年，兩年之後，借着布拉格之春前夕的暢暖之風，才得以出版，旋即贏得好評如潮，印數驚人，每次重印都在幾天內售罄。隨着蘇聯坦克開進布拉格，《玩笑》很快被禁，昆德拉也被解除了在大學教授電影的職務。一九七五年，他和妻子移居法國。
有此經歷，就不難理解，為甚麼昆德拉的小說會貫穿沉重的社會批判主題。但是，對強權政治的控訴絕不是他唯一的興奮點。他在《玩笑》自序裏提到：一九八○年，在為他的作品舉辦的一次電視公開討論會上，當聽到有人稱《玩笑》是「對斯大林主義的一個有力控訴」時，昆德拉當即忍不住插嘴：「請不要拿你們的斯大林主義來難為我了。《玩笑》是一部愛情小說。」
昆德拉的人物被種種矛盾糾纏，他自己又何嘗不處於悖論中？他認為，媚俗是人類境況的一個組成部份，人們但凡留心公眾的存在，就免不了媚俗；所有同情姿態下的刻意做秀也都屬於媚俗。他強調，如果為這種做秀而感動、流淚，那麼眼淚就「使媚俗更媚俗」。《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中，弗蘭茨等西方知識精英向柬埔寨的「偉大進軍」浩浩蕩蕩，高高飄揚的旗幟背後，各人隱秘的動機其實千差萬別；美國參議員居高臨下地對薩賓娜闡釋幸福的涵義，他們不可能理解，來自東歐的薩賓娜為甚麼會說，她的敵人是媚俗而不是共產主義……
昆德拉鄙夷那一類西方人，他們帶着優越、憐憫的眼光看待來自「共產黨小國」的「難民」──同情這個姿態本身意味着一定程度的俯就或俯視，是媚俗式的同情。然而，當年流亡法國的昆德拉在西方社會受到推崇，一定程度上又取決於他的祖國捷克的處境──被侵略的、弱小苦難的社會主義國家飄搖又陰鬱的命運，總是令歐美人動情地關注，也充滿悲憫。昆德拉通過托馬斯等知識分子的選擇與思考，表明了他對一切泛政治化傾向的反感，但他有時也無法掙脫泛政治化這張無形而密實的大網。
昆德拉從各個層面描述了世界的荒謬。在互聯網還不曾產生的年代，他已經敏銳地指出，電視等越來越發達的訊息媒介，使公眾的生活方式、思維方式被深刻影響，他們往往不自覺地隨波逐流、模仿迎合，努力讓自己的表現與表達顯得入流、得體、無懈可擊。如此這般刻意梳妝，是不是「自由」造就的另一種虛偽或局限呢？今天來看，其前瞻性不言而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