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10月12日到16日，第十九屆中國金雞百花電影節暨第三十屆大眾電影百花獎頒獎典禮在江蘇省江陰市舉行。據《瞭望東方周刊》統計，此次電影節共有70多部影片參加展映，來自國內外包括嘉賓、媒體和演職人員在內的參加者近萬。
　　自2003年至2009年，中國電影年產量由140部到超過456部；年票房收入由8.6億暴漲至62億。今年，中國電影年產量超過500部，預計票房突破100億。
　　在電影節的不同場合，這組數字被反復提及，建立在這個數字基礎上，眾多業內人士得出一個結論：中國電影工業的黃金時代已經到來。
　　但是，在每年產出的幾百部國產片中，能進入院線的不過百部，質量過關、能讓觀眾普遍認可的更屈指可數。大量小制作電影變成電影工業大發展的“炮灰”，中國式大片又屢被詬病，劇本的粗制濫造和影片中的文化缺失，這些都是不可回避的國產電影之痛。
　　
　　　　騎虎難下的大片
　　
　　“如果說是觀眾選擇了大片肯定會被罵，但事實就是這樣。”在電影節的“中國電影論壇”上，中國傳媒大學影視藝術學院教授趙寧宇說。
　　他簡單勾勒了中國式大片的成長史：上世紀最後十年中國電影陷入低谷，2001年華裔導演李安的《臥虎藏龍》獲奧斯卡最佳外語片獎，為華語影片成功提供了一個完美範例：大制作、大導演、大明星，外加古裝動作，這個模式一直延續至今。2002年張藝謀憑《英雄》壟斷電影院5周以上，創下了第一個票房神話。2005年陳凱歌《無極》雖然被觀眾罵得體無完膚，但院線和投資方依然賺得盆滿缽滿。之前之後，中國電影也曾經有過各種其他的嘗試：2004年到2006年，中影曾經做過如《胡同裏的陽光》、《點亮歐洲》等16部中小成本電影，全部以失敗告終。最終，市場的選擇令廣電總局和影視界共同轉向了大片。
　　大片連戰連捷的另一面是泥沙俱下、誇大成本、炒作明星、過度營銷、撈一票就走，就這樣撐起了中國電影的“百億票房”。
　　“很多大片的制作經費並不高，因為大部分投資被明星大腕拿走了，大片太依賴演員了。比如金雞百花電影節，從觀眾到市領導，都會問，哪個明星來？”趙寧宇說。
　　“有什麽樣的觀眾，就有什麽樣的電影，大片很爛，為什麽還要看呢？大片的高票房是人民群眾慣出來的。”趙寧宇問。
　　而且，並不是所有的大片都賺錢。
　　趙寧宇算了一筆賬：國產電影的制片方一般只能拿到票房的40%（好萊塢通行的是制片方拿回票房款的55%），其中還要扣除發行方分成，必須上交的稅費，最後只剩下30%多。
　　這個論斷，從中國藝術研究院電影電視藝術研究所教授趙衛防提供的一張數據統計表可窺一斑。
　　“誰能算出，整個行業是否已經扭虧為盈了呢？假如把100億視作毛收入，中國電影仍然是個舉步維艱、利潤微薄的產業。”趙寧宇接受《望東方周刊》采訪時說。
　　投資方賺不到錢，在市場中意味著這種生產方式的不可持續。
　　“這也就是全國院線一致稱贊3D電影，業界瘋狂跟拍3D電影的根本原因所在，可以‘合情合理’地漲票價。”趙寧宇說。
　　談到大片的未來，趙寧宇表示，“只有觀眾膩了，不再買票了，就不會有人再拍了。”
　　
　　　　香港電影“北伐”成功
　　
　　在進入本屆百花獎提名的10部影片中，除了《鐵人》《驚天動地》兩部主旋律影片外，剩下的八部（《建國大業》《花木蘭》《十月圍城》《畫皮》《非誠勿擾》《葉問》《孔子》《風聲》）都是合拍片，其中七部為內地與香港合拍（《風聲》為大陸與臺灣合拍）。
　　根據趙衛防研究統計，自1982年至2010年8月中旬，在內地上映的所有華語電影中，共有39部影片的單片票房超過1億元人民幣，其中29部為內地香港兩地合拍片。
　　1997年後的香港電影進入低谷，新世紀之後的國產大片操作模式為他們提供了進軍內地的契機，數年之內，香港電影團隊已經全面占領內地市場。縱觀2009到2010之間獲得贏利或者產生影響的華語電影，絕大部分均具有香港背景，如《花木蘭》、《錦衣衛》、《孔子》等。
　　“香港電影人的加入為內地電影產業提供了重要的幫助，但也李代桃僵，替代了華語電影的內涵，就是王朔所說的‘香港俗文化北上’。因為香港制作更多是在重復之前的商業運作模式，缺乏真正的更新升級。”趙寧宇說，他把這個現象稱為“香港電影‘北伐’成功”。
　　“香港俗文化”除了“港味”明星之外，更重要的是缺乏人文關懷的內涵，乏味地“惡搞”，近兩年的《熊貓大俠》、《大內密探零零狗》、《月光寶盒》、《三笑之才子佳人》堪稱此中代表。
　　“周星馳電影中的‘惡搞’其實是一種反諷，他的電影最能抓住觀眾的仍然是中國傳統文化中積澱下來的愛與正義，真善美。而現在很多這類合拍片失落了這一核心，出現大量垃圾作品，這樣下去，香港電影對內地電影市場帶來的破壞性會遠大於建設性。”趙衛防對本刊記者說。
　　沒有價值取向，缺乏文化質感，不僅表現在合拍片中，也已成為國產電影的通病。在電影節的中國電影論壇上，多位專家為國產電影的文化缺失大聲疾呼。
　　“心靈的缺失是國產電影最大的黑洞，除了打打殺殺，幹嚎幾聲民族大義，幾乎看不到心靈的對話和靈魂的拷問。但看一下好萊塢，不管《阿凡達》還是《2012》，充滿了人與人、甚至與其他星球物種之間心靈的溝通，以及對自身文明、自我心靈的反思與追問。”上海戲劇學院博士萬傳法在電影論壇上的發言中說。
　　“中國電影的悲哀，以前從屬於政治，現在從屬於經濟。”國家廣電總局電影審查委員會成員、原中國文聯副主席仲呈祥在發言中說。
　　仲呈祥每年審過的國產片有兩三百部，“大部分根本就沒法跟觀眾見面，最後能跟觀眾見面的，質量好的數不出10部。”
　　
　　　　難以恢復的編劇獎
　　
　　《建國大業》獲得此次百花獎多項提名，並最終奪得最佳影片獎，但王興東作為此片編劇卻沒有到場—— 這個盛典與所有的編劇無關。
　　因為不設編劇獎，在此次頒獎前曾有過不小的風波。
　　“沒有編劇獎項，將編劇整體排除掉，這是一次集體的忘恩負義，一個業界的過河拆橋。”
　　百花獎於1962年設立，最初分設最佳故事片、編劇、導演、女演員、男演員等15項大獎。第一屆最佳編劇獎頒發給夏衍，後來百花獎因“文革”一度中斷，1980年恢復，但恢復後的百花獎取消了最佳編劇獎，至今沒有恢復。
　　“不用問為什麽要設編劇獎，就是應該設。沒有劇本，導演導什麽？劇本是一劇之本，是影視創作的首要環節，它使導演有了工作，使演員有了角色，使投資有了項目。”王興東接受本刊記者電話采訪時說。
　　作為電影文學學會會長，王興東在五年前就開始為恢復編劇獎奔走號呼，但始終沒有結果。
　　他認為，百花獎首開惡例，其後1993年創立的大學生電影節的十幾個獎項中，也沒有編劇獎。而美國的奧斯卡中設立兩個編劇獎，“最佳原創劇本獎”和“最佳改編劇本獎”。
　　“中國影視界對編劇不僅是忽視，往往是很惡劣的侵權和違法，”王興東說，“2008年，美國編劇罷工，也只是為了爭取手機和網絡播出的版稅。而我們連最基本的權利都得不到保障。”
　　王興東對本刊記者列舉了中國編劇經常遇到的種種遭遇。
　　“在大大小小的宣傳海報中，不為編劇署名，即使署名也淹沒在一大堆的名字中，和場務、端茶水的、司機放在一起”；
　　“稿費拿不全，比如電視劇《牟氏莊園》原作者王伊，官司打了三年，最後贏了，但至今六萬元的稿費還沒有拿到手”；
　　“不經過原作者同意，隨便修改、加戲，楞加出一個女主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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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不尊重原創導致的影視劇本創作的貧乏，已經成為日益突出的問題。老一代劇作家已經老去，新生代編劇一時接不了班。
　　王興東告訴本刊記者，在北京從事編劇職業的有上千人，多以寫劇本為生，因為待遇差，生活往往難以為繼。他們沒有時間體驗生活，只能閉門造車，跟風，翻寫老故事，或用外國故事拼湊。
　　因此，不難理解，中國電影裏常常出現讓人笑場的對白；一年有六個“關公劇”立項；更有許多電影、電視劇互相翻拍。
　　“這是不尊重編劇創作的必然結果！”王興東說。
　　
　　　　小片的“炮灰”命運
　　
　　此屆電影節專門設有“國產新片展”，參展影片36部，多為小成本制作，在展映前一般辦一個小型的主創人員與媒體見面會。雖然能到電影節參展的已經是國產電影中的佼佼者，但觀眾和媒體的熱情明顯不夠，甚至在自由提問時間裏常常冷場。
　　今年國產電影超過500部，但是能進入院線的只有100多部，大部分小片誕生之日起就註定了“炮灰”命運。
　　“炮灰”是怎麽生產出來的。
　　“目前，國內電影投資者大部分是業余的，非常缺乏清醒的判斷，中影、上影、華誼兄弟等這些專業的電影公司則缺資金。”當過演員和導演，在影視圈工作十幾年的趙寧宇對業界非常熟悉。
　　他向本刊記者打了個比方，比如一位做能源的老板，投了300萬，某影視公司再出200萬，共同拍片，那麽這個做能源的老板就有絕對的發言權，導演、演員都是這位老板說了算，甚至對拍攝現場的角度和燈光也會提意見。結果是“非專業的投資者決定了電影”。
　　作為北京市電影審查委員會成員，趙寧宇告訴本刊記者，他看過很多劇本，都是已經通過審查立項的，“大部分一看就知道血本無歸”，但是還有人在投資，還要組成明星陣容。
　　趙寧宇說他有時眼見著有些投資者把劇本“往壞了改”，“連場工都知道這麽拍就傻了，但是他還會堅持，他要體現到底你是老板還是我是老板。”
　　“中國很多投資商沒有明白，投資商和藝術家是兩回事，（藝術）水平有限，但特敢指揮。因此，導演因為意見不一致被炒掉的現象屢見不鮮。而很多導演有機會拍片子已經不錯了，（碰到這種情況）只能忍著。”
　　“炮灰”電影的另一個生產渠道是超低成本操作。
　　趙寧宇透露，在今年500多部國產電影中，約有300部投資在50萬到100萬之間。
　　“50萬，拍出好電影就是見鬼了。一套基本的數字攝影機，15天的租金就是5萬塊錢，此外，再除去燈光、車輛、賓館、盒飯需要的錢，基本上沒留下創作的成本。一天要拍16個小時，完全不符合創作規律。”趙寧宇說。
　　“我們的電影產業壯大之後，需要更多的人才，我們要靠中小成本電影錘煉從業者的技術和藝術水準，將來中國電影接班的就是他們。”趙寧宇說，“但這些人完全不是按照電影的創作規律成長的，這樣，即使有好人才也磨沒了。”
　　在電影論壇上的發言者中，趙寧宇的話更像是“盛世危言”。
　　“中國電影2002年之後一直在增長。是好機遇也是挑戰。再這樣下去很危險，觀眾總受騙，以後再也不進電影院了，投資方賺不到錢，也會走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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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來源：《瞭望東方周刊》2010.1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