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玲生前介紹《人民政協報》的鄒士方同誌向我約稿，通過接談，知鄒君相當熱情。老聶有何遺稿，可與鄒君聯系。匆上，敬候夏安

弟文懷沙拜上八六.五.十.燈下

找鄒士方同誌可打電話到“人民政協報”（65.5302），該報社地址是：“本市太平橋大街23號”，他家住：“西四北頭條28號”。

文先生對我如此信任，使我覺得他真是一位肝膽相照的人。通過研讀文先生這三首詩，使我這種感覺更加真實強烈：

挽丁玲文懷沙

重樓夜氣驀然收，五十年來挽逆流。

文采桑幹河上照，風雲沙跡北荒秋。

蒼茫魯迅虛垂淚，筆記莎菲撫卷留。

正式百花春盛日，神州有女耀高丘。

30年代初，傳聞丁玲在南京被反動派殺害，魯迅有《悼丁君》七律一首：“如磬夜氣壓重樓，剪柳春風導九秋。瑤瑟凝塵清怨絕，可憐無女耀高丘。”這詩滿蘊《離騷》之音。前句，恍惚“時暖暖其將罷兮，結幽蘭而延佇”；第二句則近“世混濁而分兮，好蔽關而嫉妒”；末句明顯來自：“忽反顧以流涕兮，哀高丘之無女”。我這首律句乃承魯迅悼丁玲之遺緒，但對於這位近代傑出女作家之逝，深感她在憂患的歷程中從容地走完了光榮的一生，於是她給我們的完成感幾乎淹沒了悲涼感。

挽聶紺弩文懷沙

危坐讀君通塞詩，遊天戲海有余思。

從來大德生為用，百遍重尋繹散宜。

才性由來不自知，只今猶似暢談時。

舊新新舊千重變，又值清明雨似絲。

紺弩生前在病床上告訴我，胡喬木同誌曾建議他對《散宜生詩》可考慮出註釋本，我也有“但恨無人作鄭箋”的想法。紺弩本人則覺得為其作註甚不易，但“不易”非必“不能”。紺弩在《散宜生詩》一書的自序中援引《莊子》釋散宜生，並說：“假定‘名以義取’，則恰為‘無用（散）終天年’（適宜於生存）。”“無用之用，實為大用（茍活偷生的大用）。”我覺得這是作者故意把話扯遠了。然則“散宜生”是什麼意思呢？根據我對作者的了解，我以為可釋為：“我是你們啃不爛咬不動的硬木頭、硬骨頭，我將永遠生意盎然，有詩為證，你們其奈我何！”因為無論紺弩其人或其詩，都浸透著作為一個社會鬥士的魂魄，他是莊子精神的反動，他無愧是魯迅精神的繼承者！

文先生詩的高妙且不說，就是這些註釋語亦堪稱美文。文先生對魯迅詩的講解及他所作之詩，處處顯示出他作為楚辭專家的風貌。文先生對“散宜生”的獨到見解切中肯綮，振聾發聵，實為難得的一家之言。

文先生的詩，報社領導不同意發表，故未見報。而詩稿及信稿我自然收藏至今，為文壇留一段佳話。

1987年5月先生寄《大康贊》一文並附信曰：

鄒士方兄：

大康是個卓越的文字學家和書畫家，倒了一輩子黴，理應贊之。

我甫自河南講學歸，疲憊不堪，寫了篇《大康贊》，務祈能在他的展期內刊出。大康的藝術是正經八百的中國氣派，當前能在政協報上登載文章，也許還是有些意思的。

拙書近期內必奉呈博粲。此候

撰祺

文懷沙拜手五月八日

在信的前面他又加一段文字：“送奉五康展部分展品影象，如荷從中酌選刊諸貴報，尤所翹企。”

《大康贊》由我編發見報，但被主管副總編石肖巖刪去兩節。

同年6月文先生贈我書法一幅，文曰：“宋謗窺鄰屈善謠，老夫何幸嗣騷音。歸程已渡沙千劫，猶有微情一徑深。拙詩七絕一首丁卯五月錄奉士方

仁仲博粲燕堂文懷沙”。

又附信曰：

“文章本無求，妙手偶得之”。我不擅書法，但偶爾也能寫成頗不惡，甚或頗有筆趣的字（書法大家沈尹默先生所藏之件即此類妙品）。我某日寫一小條幅，乃“偶得之”之品，原決定送奉的，不知塞到那裏了。無法，只得另書大幅，字未能愜意，殆昔人所言：求工翻拙是也。自審詩尚不惡，敬祈收存。如上述“偶得之”之件找出，當再寄奉即可。拙文《大康贊》有溢美之嫌，貴報副主編所以刪去兩小節，可能出於為我留有余地之好意。晤時乞代致謝。專此並頌士方仁仲撰祺

文懷沙拜啟八七年六月十八日

文先生對刪節其稿如此寬容和達觀，令人感動。

過了不久，先生又讓人送來一小幅書法，當是“偶得之”作。求一玉而得雙璧，不亦快哉！

文老健談，與朋友談到興奮處，眉飛色舞，手舞足蹈，真是“老夫聊發少年狂”也！他滿腹經綸，語驚四座，說他是一位卓越的“演說家”，不為過譽。我多次面對面地聽他這種口無遮攔的演說，簡直驚世駭俗，但仔細一琢磨，他的話錄下來就是一部新的《世說新語》。下面擇取部分大師的語錄。

我寫這篇碑文（指法乳堂碑—筆者），要使和尚們滿意，不是使一家一派的，而是使所有宗派的滿意。中國佛教的宗派是客觀存在，佛學思想正是在宗派鬥爭中發展推進的，沒有宗派就沒有佛學。我還要使外國宗教滿意，使政府滿意。此碑文是趙樸初讓我寫的，那次立碑時呂正操、丁玲、黃宗英、方成等都去了。（1985年4月18日）

印度文化傳入中國，使中國有了近體詩，有了四聲，有了粘，有了對體，有了唐詩。如果不是這樣，中國的詩歌發展又是另一種情況。（1985年4月18日）

一種外國語會給你一種新的思維方法，也是對一種新的世界觀的占有。外國人冷眼旁觀我們的文化，會有許多新鮮的見解。如外國人問我：“抓緊”，為什麼不是“抓松”？

我現在教兩個外國人學楚辭，一周兩次。因為他們同中國文化圈子的人隔絕，可以避免很多麻煩。同外國人的接觸能使我的思想不斷更新。（1985年4月18日）

文學有時是不講語法的。如上海人夏天曬太陽說是“孵太陽”，多生動。我們人像太陽的兒子，被她孵化出來。唐詩有“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飲琵琶馬上催”，看似不通，卻有它特殊意義。一男一女接吻，如果讓他們把嘴唇消毒，抹上紅藥水，那就把愛情的情致全破壞了。語言科學到極點就沒有文學。（1985年4月18日）

解放初期，我們向國外提出三個《楚辭》專家，一個郭沫若，一個遊國恩，一個我，這是郭的提拔。我沾了姓“文”的光，聞一多姓聞，我也姓“文”，音同字不同。搞《楚辭》說大話，我不如郭；細心考釋，我不如遊。屈原是一往情深的，《楚辭》不能肢解。（1985年4月18日）

世界上有賭徒之城摩納哥，有宗教之城梵蒂岡，我們為什麼不搞個文化之城？應該搞一個屈原—楚文化旅遊中心，讓外國人來中國以看不到此地為憾事。但這事有很多困難，“其漫漫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1985年4月18日）

大人物要不甘寂寞，小人物要甘寂寞，要有“雅懷”。我是小人物，我要隱藏起來，最好讓人忘記我，以為我死了。我是“閑時有味卻無能”。（1985年4月18日）

有的戲不能有續集，《白毛女》寫到此為止，如寫續集就荒唐了：白毛女兒子奸汙黃世仁女兒。（1985年4月18日）

人就是有骯臟的一面，暴露出來也沒什麼不好。有一位革命者說“我看見女人的大腿就流口水”，大家都批評他，可這人在大革命失敗後卻能犧牲為烈士。人肚裏有骯臟的東西很正常，運動後都要拉出來，否則積在肚子裏倒不好。（1985年4月18日）

女孩子可以略輸文采，但不可以稍遜**。略輸文采只是少知少識，稍遜**則是無風無趣。（1985年4月18日）

解放初蘇聯大百科全書委托我、艾青、聶紺弩寫文學卷，從蔔辭寫到“王貴李香香”，有些人如魯迅要有專章。當時寫哲學卷的是湯用彤、馮友蘭，其中馮友蘭有條目，寫他是“蔣介石禦用唯心主義哲學家”。湯看了，說不好。那時馮友蘭在清華講毛澤東哲學思想，讓馮友蘭看看這條目。馮念了念，說，這是事實，沒錯，不用改。他臉上沒有表情。（1985年4月18日）

郭沫若對我很好，抗戰時我在他那兒住，可以說是他養活了我。郭是像李白那樣的人。李白遇見農民汪倫，可以寫“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倫送我情”，把你歌頌一番，過後就忘了。郭也是這樣的人，他對宗白華就是這樣。（1985年4月18日）

聶紺弩現在正寫一文《賈寶玉論》，他艱難得一天寫幾行，但堅持寫。別人要送他去醫院，他說等寫完了再去。他對我說，現在搞《紅樓夢》的都是烏龜王八蛋。（1985年4月18日）

“文如其人”不一定對，有的人文很好，人很壞，如某詩人就是如此。我說，某某你的詩，我花幾毛錢就可以買到，你不要老到我這兒來。（1985年4月18日）

改革開放後，周揚對陳企霞道歉，對丁玲不說。艾青問周揚，我二十二年挨整算怎麼回事？周揚只說了三個字：“整錯了。”艾青說，這稿費太貴了，一個字值7年。（1985年4月18日）

作協開會，有人送胡喬木對聯：“此會為文，江郎才盡；此會整人，黔驢技窮”。橫批為“可以休矣”。（1985年4月18日）

聶紺弩寫的《散宜生詩》集已印好，胡喬木不讓裝訂，聶同我說：“禍事來了。”我說未必。原來是胡看了香港出了聶的詩集，跑到聶家說：“我要給你作個序。”後來寫了序才裝訂。（1985年4月18日）

孔子是述而論道，著作中常有矛盾之處，如對性急的人說沈默寡言是好人，對性子慢的人說的又相反。看起來矛盾，實際是因材施教，話是針對具體人的。（1986年1月）

學問學問，會學還要會問。現在的教授只是把前人的東西重述一下，他提不出什麼問題來，那是講師的活兒。

如果我對梁漱溟提問題（我對他很崇拜），就要問他從信佛如何到崇儒，是哪個意念上的轉變。（1986年1月）

我曾向胡耀邦寫信申請解決房子問題，胡批：此人50年代頗有影響。後來我去丁玲家，丁玲說“頗有影響”來了。（1986年1月）

我的字這次寫得不好，正像臺上耍花槍，耍過頭，槍頭掉了。（1986年1月）

我就是不抽煙，因為我這輩子太缺德了，一抽煙不就成了缺德帶冒煙了嗎？誰到我家裏抽煙，我就讓他出去。我手提著拐杖騎自行車，這是北京街頭一奇景。（1987年6月）

我看到一個女孩子長得漂亮，我會說我喜歡她。這是真誠的，為什麼不能說呢？但別人會說我“流氓”。（1988年9月）

文老經歷過生死大坎坷。在20世紀70年代被監禁時，他一度面臨絕境。1970年他因為莫須有的罪名在晉南的一所監獄服刑，由於肝區疼得厲害，他到醫院做了肝部穿刺，取出一塊活體進行檢查。這難忍的疼痛讓文有一種不祥的預感。由於當年不完善的醫療條件，他的肝癌沒有得到較好的救治，在周圍的人看來，他身患絕癥，似乎只有等死了。可是他卻在這個痛苦的過程中，做著一件令自己非常享受的事情。他每天不論坐著還是躺著都在背誦《離騷》等詩，把讀過的書角色化，給自己演電視。文老明白，“醫者意也”，自己用的是心療法。心療讓他變得積極起來，他甚至把掃院子也當成了鍛煉。正是這些由詩和文章組成的精神良方，在他身上發生了奇跡。兩個月後，被醫生認為時日不多的他，肝腹水居然逐漸消失了，精神也慢慢好了起來。

文老晚年，創造了一個養生三字經，“正、清、和”，念正字時吸氣進去，念清、和兩字時，用嘴微微地將氣吐出來，這樣可以起到清氣上升、濁氣下降的作用。文老解釋：“正、清、和乃儒、道、釋之精髓。‘正’為正心、修身，即為自愛，一個自愛的人，定會愛家、愛國，定會心存正氣；‘清’為不同流俗，分清陰陽涇渭，即使商風日熾，物欲洶洶，人皆如是，我亦獨清；‘和’則和諧也，人類向往和諧，生命向往和諧，藝術向往和諧，人類心靈世界的和諧是世界和平的保證。”他還說，“正清和”三個字是他晚年創造的哲學，是他寫的最短的文章，也叫《文子三十三箴言》，全文懷沙贈作者的書法印刷品，看起來洋洋灑灑。

文正文僅三個字，加上解釋共33個字：“孔子尚正氣，老子尚清氣，釋迦尚和氣。東方大道，其在貫通並弘揚斯三氣也。”中國的傳統文化基本上由儒、道、釋三部分組成，孔子儒學的核心便是一個“正”字，700年前文家的前輩文天祥寫了《正氣歌》。正，就是講的無羞無愧，精神健康；老子的道家追求的最高境界則是一種“清氣”，而釋迦的佛教講究萬事以“和”為貴。

文老每天抽出一點時間來，朗聲誦念“正清和”，故而至今耳聰目明，老而不衰。他的手上、臉上看不到一般老年人都會長的長壽斑，皮膚紅潤而有光澤。對於自己沒有壽斑的秘訣，他這樣解釋：戶樞不蠹，流水不腐，流水太急了，容易有結石，要慢慢地流淌，血液循環好了，就不會有血沈。“我用心來指揮它，老年人要以平和的心境來幫助自己調整血液循環，就可以避免壽斑的產生。”

2005年9月由文懷沙主編的、一批大師歷時十年精心編纂的恢弘巨著百卷本《隋唐文明》出版。該書收錄古籍原著626種，共6千萬字。9月10日，在人民大會堂舉辦首發式，文先生說：“我今年不到50公歲，自認為不老。”“要編這套‘四部文明’—《商周文明》《秦漢文明》《魏晉南北朝文明》和《隋唐文明》，並不是發思古之幽情，而是要為中華文明聚原典，為千秋歷代存信史。前三個文明加起來100卷，和現在出版的100卷《隋唐文明》共200卷，大約明年這個時候完工，如果摞起來有十幾米高。”

關於這部巨著的編纂過程，他介紹說：“起初就是我個人的一個小小的活動，很寒酸。後來，我的弟子傅光還有幾位誌同道合的年輕人，加入了這個隊伍。乾隆皇帝發工資，請了200多人編《四庫全書》。我們只有8個老弱病殘，但我們發了弘願，要做好這件事情。後來被納入國家重點圖書規劃，我感到十分榮幸。我還要感謝一個人，在我們最困難的時候，一個朋友資助我們270萬元。還有國家圖書館的領導，無條件地向我們提供了孤本、善本使用，給我們很大支持。”

關於《隋唐文明》的特色，他說：“秉承著大清王朝為維護統治需要而修纂的《四庫全書》的紀曉嵐，是清三百年‘奴才文化’的代表人物，他們在修纂過程中，對中國古籍進行了大規模清剿。我們本著‘擇善存真’為準，兼寓‘撥亂反正’之宗旨，在編纂上以‘罕見’與‘實用’並舉；在文獻上，首次披露了國內外收藏的大量隋唐文獻珍善本古籍，有極高的收藏價值。”

苦心孤詣，歷時十余年，現在《四部文明》已全部問世，共600卷，45000萬字。

文老晚年注重研究茶文化，有關方面請他寫關於茶文化的文章，只寫500字。條件是：一要中學生看得懂，二要越是學問大的人越能從中得到心靈震動。文章為迎接2008年奧運會，刻了兩塊石碑，一塊在上海浦東，一塊在深圳，正面是文先生的文章，反面是陳琳翻譯的英文。文中寫道：“茶文化與酒文化是兩種截然不同的文化。酒令人糊塗，茶令人清醒。鄭板橋說，難得糊塗，文懷沙說，難得清醒。只聽說酗酒鬧事，未聽說品茶打架。酒始於奴隸社會，茶先於階級社會，因此茶是酒的老前輩……我青年時代曾酒精中毒，所以主張設茶館，少開酒樓。”

文先生說：“我酒精中毒差點死掉，所以移情於茶，別人說：文懷沙你不是視酒為妻嗎？怎麼中途變節了？我說，是酒謀害親夫。哈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