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歐洲和東南亞的二十二個外交部長在德國開會。新加坡外長教訓歐洲人：“我們亞洲人擁有足夠的科技與資金去長期發展經濟…冷戰結束之後，歐洲人試圖外銷他們的文化價值；我們可以接受其中一部分，但不是全部。雙方必須學習去尊重對方的不同。”

說得理直氣壯，好像亞洲人整個的尊嚴都在裏面了。地主國德國的報紙也以顯著的排版突出新聞。主題是“亞洲和歐洲的文化沖突”。美國學者亨廷頓的說法當然又被引用：講究自由和個人尊嚴的西方文化對峙強調權威和集體利益的亞洲文化。”

新加坡外長的話有什麽不對嗎？ 表面上沒有不對。歐洲的文化輸出當然不僅只是冷戰後的幾年；對中國而言，應該說已有一百五十年的歷史，如果我們從鴉片戰爭算起。風水輪流轉，歐洲人向別國學習，也是時候了。令我不舒服的是，最近新加坡政府頻頻與西方對話，口氣中儼然以亞洲的代言人自居。開口就是 “我們亞洲人的價值怎麽樣怎麽樣…”西方的媒體竟然也跟著說 “他們亞洲人的價值怎麽樣怎麽…”兩造一唱一和，好像新加坡代表了亞洲，新加坡的文化價值就是整個亞洲的文化價值。

什麽時候，李光耀變成了我的代言人？

鞭打美國人的案件剛過去，新加坡在9月吊死了一個販毒的荷蘭人。已經廢除死刑的歐洲人議論紛紛。我並不特別同情這個荷蘭人—— 他知法犯法，而且，新加坡沒有理由因為他是歐洲人而對他法外開恩。但是，新加坡政府沒有傲慢的權利——至少，它沒有資格代表我這個臺灣人，而我可是個道地的亞洲人。

我不贊成死刑。我不贊成將死刑犯五花大綁拍照。我不喜歡看到丟紙屑的人被警察當眾羞辱作為合法的懲罰。我不喜歡人家來規定我能不能吃口香糖。我不願意買不到想讀的外國雜誌。我不願意任何人告訴我我能看什麽書不能看什麽書。

我不能忍受一小撮人指定我怎麽想，怎麽說，怎麽活，怎麽做愛生幾個小孩。我不能忍受一小撮自以為比我聰明的人告訴我我的文化價值是什麽。給我再高的經濟成長，再好的治安，再效率十足的政府，對不起，我也不願意放棄我那一點點個人自由與尊嚴。

而且，有這種想法的人絕對不只我一個亞洲人。日本，韓國，臺灣…多的是。新加坡
理想國內也很多，只不過我們外面的人聽不見他們的聲音罷了。

新加坡人當然有充分權利依照他們的價值準則去過日子——什麽樣的人民有什麽樣的政府。但是拜托，下次再有什麽西方人被打被吊的，說 “ 我們新加坡人如何如何？’吧！ 不要把我這一類不可救藥的講究個人尊嚴與自由的 “亞洲人” 包括進去。

還好我不是新加坡人，如果是的話，寫了這篇文章可不好玩了。

2. 我很慶幸自己是新加坡人

作者：梅子 日期：未詳 來源：http://www.nths.cn/chinese/dushubaodian/shuku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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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前遇到一位來自緬甸、在本地工作數個月的醫生，聽他訴說離鄉背井之情懷，也談起他居留在新加坡的感受。據悉，獲準出國的緬甸人向來受到嚴格限制，近年來政府比較開放，獲準出國工作的人也有所增加。目前在本地工作的緬甸人近千人，多數是工程師、醫生。可惜他們的專業資格未受到國際承認。因此，他打算一邊工作，一邊讀書，準備報考美國的醫學士學位，然後在該地發展。他認為這裏有理想的學習環境，他不但修讀英文，也學會不少簡單的方言。

新加坡給他的印象最深刻的是政府的廉潔公正。比較起來，這裏的人民非常幸運，他不明白為何還有那麽多人有那麽多的牢騷？ 他認為這麽好的政府，這麽有條理的國家，人民安居樂業，還有什麽好埋怨的呢？

我們是生長在一個平穩的社會中，如溫室中的花草，只要有任何風吹草動，人們都會覺得不尋常而作出反應。在一般情況下，人們對政府政策的意見或批評都是出自內心的關切，所謂“愛之深、責之切”，可能有些人的態度太過情緒化，卻未必有惡意的動機。人們提意見，特別是書面形式，都應當成有誠意的關心和交流，讓人們把心中的疑慮，開誠布公地提出來討論，使政府部門或首長有機會了解有關課題在民間的反響。這方面，報章等大眾媒體扮演著溝通橋梁的角色。

這些年來，我們的國家領導層更能聽取和容納不同的意見，報章和媒體的過濾也顯得更有伸縮性，這是可喜的現象。相信也是這個原因，我們有機會讀到原載臺北《中國時報》的《還好我不是新加坡人》這篇文章（見《聯合早報》1994年10月14
日《言論》版）。

龍應臺的論調，使我想起最近一位來訪的留日本選修社會學的臺灣學生所作的談話。針對新加坡的生活，她認為生活費高、物價貴，令她覺得負擔重之外，她還是很羨慕我們。雖然新加坡是那麽一個蕞爾小島，物資都靠外來供應，但是，我們的獨立自主，社會的和諧，都是難能可貴的。我們的日本留學生，她的同學，當被詢及國籍時，都能大聲地說我是新加坡人。

臺灣的學生卻常遇上尷尬的局面，許多時候她報上的臺灣籍都被改為中國籍，使她覺得難堪。不知尊嚴何在！ 她的一席話，使我倍覺我們所擁有的主權，是得之不易，是應該好好地珍惜。另一方面，我們不時在電視熒光屏、報章上看到有關臺灣境內政治鬥爭，在國會中或公開集會上大演鐵公雞，甚至發生流血事件的報道，不知那些是否龍應臺所謂“ 講究個人尊嚴與自由” 的國度所常發生的事？

我很慶幸自己是新加坡人！

3. 我想成為一個新加坡人！

作者：小葉 日期：未詳 來源：http://www.nths.cn/chinese/dushubaodian/shuku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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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第一次踏入新加坡國土後，面對新加坡花園般的城市、高科技的管理、齊備的法律等等，就深深地愛上了她！ 雖然我也多次去過東南亞各國，但我最喜愛的還是新加坡。在短短的一年裏，我連續到新加坡十三次！ 每次來每次都有新的感受！

我最尊重的是內閣資政李光耀。他親自掀起了“中國熱”，使我們中國人有機會了解新加坡的社會和經濟發展。同時，我們中國人也有更多機會到新加坡來和新加坡人做貿易，對新加坡有進一步的了解！

在短短的時間裏，新加坡獨立地將自己國家建設得這麽好，這在整個亞洲甚至全世界已有公論！中國雖然人口多土地闊，但“向新加坡學習”的口號已提出幾個年頭。只要你到中國做生意，你可以問任何一個做國際貿易的中國商人：“你最喜歡哪個國家的商人？”我估計一半以上的回答是：“新加坡商人！”並不是說和新加坡商人做生意一定有大錢賺，但和新加坡商人做生意的風險就相對比較小。

筆者所在的公司就是做進出口貿易的。去年7月一個偶爾的機會，認識了一個新加坡商人，很快做成一筆生意。雖然利潤非常薄，但新加坡商人的嚴肅作風給我們留下極深印象！ 從此我們之間的進出口貿易就多了起來！

筆者辦公室的隔壁，是一家規模不小的公司，雖已在深圳上市股票，最近又計劃在新加坡上市，並獲新加坡有關當局批準。我曾問他們：“為什麽不選擇在歐美國家上市股票？”他們說：“還是新加坡好！”為什麽？“因為新加坡的人好”，這一句話涵義十分之深！ 涉及一個國家的歷史、文化、人情、法律和制度！ 這對一個多次來過新加坡的我來說，深深理解這句話的內涵！ 也十分贊嘆這家公司的選擇！

但是，當我看到《聯合早報》10月14日轉載了臺北報紙上的一篇文章《還好我不是新加坡人》這標題時，倒吸一口冷氣，細細看下去，覺得這個龍應臺的話缺乏正常的邏輯。我始終想不出來“新加坡在9月吊死一個販毒的荷蘭人”和“新加坡政府沒有傲慢的權利”之間有什麽內在關連。我不知道龍應臺指責新加坡政府 “沒有資格代表我這個臺灣人” 這句話所指的新加坡政府何時何地要去代表這個臺灣人去說話！

恕我直言，龍應臺的話實在不能讓人服氣！ 但是，字裏行間流露的文才確是不凡，我周圍欣賞過這篇佳作的同事，都異口同聲讓我寫文章建議龍應臺再寫一篇 《還好我不是臺灣人》，或許是本土本鄉本情寫出來更能感人！

當然，龍應臺也想不到她這篇文章被新加坡報紙轉載了，更想不到新加坡人立即進行了反駁！ 連中國人也要來打抱不平，一定是她始料不及的！ 龍應臺肯定想不通為什麽有這麽多人喜歡新加坡！ 但我還是要告訴她：

我愛新加坡！ 我想成為一個新加坡人！

作者小葉是旅居新加坡的中國人

4. 還好她不是新加坡人

作者：一得 日期：未詳 來源：http://www.nths.cn/chinese/dushubaodian/shuku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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遠適歐洲的臺灣女人龍應臺，以身非新加坡人而沾沾自喜，卻選擇在臺北報章對新加坡大放厥詞。居心何在，令人費解。

這個以舞文弄墨為專業的女人，首先對新加坡領袖冷嘲熱諷一番，指他們沒有資格代表全體亞洲人（包括她這個道地亞洲人在內）發言。

其次，她把新加坡法律批評得一文不值，聲言：“給我再高的經濟成長，再好的治安，再效率十足的政府，對不起，我也不願意放棄我那一點點個人自由與尊嚴。”

最後，她還以挖苦的口吻說：“還好我不是新加坡人，如果是的話，寫了這篇文章可就不好玩了。”

盡管她不是新加坡人，寫了這麽一篇文章也不太好玩。新加坡政府當然不會去把她抓來五花大綁拍照或打屁股，道地的新加坡人卻不會輕易放過她，如樂子與梅子兩位青年寫作者便對她作出了強烈反應，連原籍香港的新加坡公民陳敏明也站出來說公道話。

自稱“不可救藥的講究個人尊嚴與自由的亞洲人” 的龍女子，慶幸自己不是新加坡人；既是亞洲人亦是新加坡人的我，也深為她不是新加坡人而感慶幸。理由很簡單：她既不喜歡新加坡，新加坡也不歡迎這麽一個極端個人自由主義者。

如果她不幸生為新加坡人，而又不得不終老於斯的話，她顯然只有兩條路可走：

要嘛忍氣吞聲，挨受連嚼口香糖都沒有自由，而又有人要教她怎麽做愛生幾個小孩的無聊生活。果如此，只怕她不消幾時便會活活悶死。

要嘛積極從政，招集誌同道合者組織新政黨，或加入現成的反對黨，或以獨立人士身分參加競選。一旦進入國會，便可聲嘶力竭地為全體新加坡人爭取自由。必要時還可脫下高跟鞋當武器，以期打出一個自由天地來。

還好她不是新加坡人！

5. 子非魚安知魚之樂

作者：林義明 日期：未詳 來源：http://www.nths.cn/chinese/dushubaodian/shuku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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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作家龍應臺最近在臺北《中國時報》寫了一篇題為《還好我不是新加坡人》的文
章，指 “新加坡無權代表亞洲，沒有傲慢的權利，沒有資格代表她這個臺灣人” 。

本報上星期轉載這篇文章，結果引起許多讀者的關註。一些讀者立刻撰文表達他們對這篇文章的看法，這包括在新加坡居住的中國人和香港人。

其實，臺灣人公開對新加坡表示不滿，已不是什麽新鮮的事。前幾年，就有一個臺灣歌星表示他“來新加坡後有被閹割的感覺”，結果許多新加坡人大為憤怒，紛紛撰文攻之。

這裏，我要表明一個立場，我不是想寫一篇《還好我不是臺灣人》 來和龍應臺的 《還好我不是新加坡人》 分庭抗禮，也沒必要舉出一大堆論據證明 “我不贊成金權黑道吸毒盛行，我不喜歡看到議員在立法院裏打得頭破血流，甚至在電視機前自刺一刀以表‘清白”等等，以指出對方沒資格提出批評。這最終會演變成情緒化的謾罵，對引導龍應臺 “這類不可救藥的講究個人尊嚴與自由的亞洲人” 了解真相，將無助益。

龍應臺似乎對新加坡有許多不滿，她最不滿的是 “新加坡代表亞洲說話，尤其是代表她說話” ，原因在於新加坡 “沒有這個資格” 。我姑且不討論龍應臺是否是以一種 “大中華正統文化繼承人” 的姿態來批評新加坡，因為這不應該是討論的重點，我認為，讓所有的人了解龍應臺所說是否屬實，不讓這種論調混淆視聽更為重要。

整個邏輯很簡單

整個邏輯很簡單。新加坡是亞洲的一個部分，新加坡人是亞洲人，亞洲人表達亞洲人的心聲，沒有人可以反對，更何況這把聲音是來自一個有三大亞洲文化（中華文化、馬來回教文化和印度文化）背景的國家。盡管如此，新加坡從來不敢以整個亞洲的文化代表自居，它很清楚自己是個小國，但小國也有它的看法，“小” 不能構成外國人阻止它說出心裏話的理由。

要求西方不要把價值現強加在亞洲國家身上，以及籲請西方應該學習尊重亞洲國家的不同，點，並不是新加坡獨創的言論。事實證明，在許多國際場合，中國、印度、馬來西亞、泰國、印尼、越南等亞洲國家都不斷提出同樣的言論；就連很需要美國照顧的日本和韓國，也在必要時提醒西方，亞洲價值觀必須受到尊重，而韓國和日本正是龍應臺所謂“很多人想法和她一致”的國家。

龍應臺肯定是誤會了

所以，龍應臺肯定是誤會了。新加坡從來沒想過要代表她這個臺灣人說話。如果龍應臺因新加坡沒在發言支持多數亞洲國家的立場時，考慮她的想法，而一廂情願地指責新加坡政府“傲慢”，就未免過於自我膨脹。

新加坡當然是代表新加坡人說話，湊巧的是，這也正是許多亞洲國家要說或已說過的話；如果龍應臺不清楚新加坡和亞洲的情況，以致不同意新加坡人的看法，她只能說： “我不同意新加坡人的看法” ，而不是硬說新加坡好像在代表亞洲說話，企圖抹殺新加坡人以亞洲人身分說話的權利。

其實，新加坡的總理、內閣資政和部長在國際場合發言時，談論亞洲價值現的機會不
多，多數時候是大力籲請西方國家到亞洲投資。由於新加坡在經濟方面的成就已贏得西方國家的信心，它可以扮演把西方資金引導到亞洲國家的角色。許多亞洲國家和地區（包括臺灣）對新加坡在這方面的貢獻深表感激，它們不可能反對新加坡為亞洲進行宣傳，因為這對大家都有好處。

或許龍應臺只看到西方媒介渲染新加坡“教訓”歐洲人，卻不知道（也許她“選擇”不知道）新加坡努力鼓勵歐洲國家到亞洲投資的事實，否則，她就不會一股腦兒地指責新加坡以亞洲文化代言人自居，而忘了給新加坡套上“亞洲經濟代言人”這個稱號。除了不滿新加坡“代表”她講話之外，龍應臺還有一個非常不滿新加坡之處。她說：“給我再高的經濟成長，再好的治安，再效率十足的政府，對不起，我也不願意放棄我那一點點個人自由與尊嚴。

事實真是如此嗎？

她說，有這種想法的亞洲人在臺灣 “多的是”。可是，事實真是如此嗎？讓我們看看臺灣權威性雜誌《天下》最近對新加坡國情提出的客觀評價，就不難得到一些眉目。《天下）認為臺灣應該向新加坡學習，因為“大多數臺灣居民共同的夢，是幹凈的居住環境、優雅的生活品質、安全安定的社會、廉能的政府。（共同的夢）是社會公平、是法治，而不是更多的自由和民主”。

論調恰恰和《天下》 相反

龍應臺也許更應該撰文指責《天下》憑什麽代表她這個臺灣人講話，因為她的論調恰恰和《天下》的相反，她要的不是大多數臺灣居民所要的幹凈的居住環境、優雅的生活品質、安全安定的社會、廉能的政府等等，而是她所謂的“一點點的個人自由與尊嚴”。

在龍應臺眼中，新加坡人似乎並沒有 “一點點的個人自由與尊嚴”。 她認為，新加坡國內有很多和她一樣想法的人，還說：“還好我不是新加坡人， 如果是的話，寫了這篇文章可不好玩了。” 結果， 她再次犯上一廂情願的老毛病。

這讓我想起《莊子》中 “子非魚安知魚之樂” 的故事。龍應臺一開始就認定很多新加坡人是 “沒有一點點的個人自由與尊嚴”的，也許這是她自己的猜測，也許這是她從一些西方報章或臺灣報章上得到的印象，她卻不知道多數新加坡人其實都不這麽認為，他們都為治安良好所帶來的人身自由，以及作為一位新加坡人的尊嚴而感到自豪。如果新加坡沒有 “那一點點自由” ，新加坡人也不可能在報章上拜讀龍應臺的文章，並向她提出自己的看法。

估計錯誤不免貽笑大方

許多亞洲國家都了解，只有在經濟成長持續，社會紀律得以維持，人民豐衣足食的情況下，人民才可能獲得真正的尊嚴和自由。假設龍應臺是新加坡人，而她又寫出這樣的文章，則如果真有“不好玩” 之處，那恐怕就是她一廂情願地分析事物，以致估計錯誤，最終不免貽笑大方。

6. 支持新加坡代表亞洲人說話

作者：郭生 日期：未詳 來源：http://www.nths.cn/chinese/dushubaodian/shuku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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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幾天的《聯合早報》（10月14日）轉載了龍應臺女士的文章《還好我不是新加坡
人》， 龍文的主要論點有兩點，一是新加坡沒有資格做亞洲的代言人，理由是新加坡人不尊重個人尊嚴與自由；二是新加坡政府傲慢，教訓西方人我們亞洲人怎樣怎樣。

我認為，凡是亞洲人，無論他來自富裕的日本，還是來自貧窮的柬埔寨還是老撾，當他面對一個或一群歐洲或美洲人，都可以拍著自己的胸脯說，我們亞洲人是怎樣怎樣的，這個並不過分。關鍵要看場合，一個主權國家的領導人，在一個國際場合，說我們亞洲人怎樣怎樣的，甚至“教訓”歐洲人，我認為是理直氣壯的行為，並不存在資格不資格的問題。

如果他跑到臺灣，說我們亞洲人應該怎樣怎樣，那是另外一回事。

至於對亞洲文化有不同的理解，這應當是允許的。

亞洲本來就是一個多元文化組成的大區域，不同的人從各自不同的歷史、人文角度出發表達不同的亞洲文化觀，應該是可以理解的。

只是，相對於中國大陸，臺灣和香港，新加坡人表達亞洲文化價值現的機會比較多一
些，也比較方便一點。顯而易見的原因之一，是新加坡是個把英語作為第一語言的國家，新加坡的領導人大多受過良好的英語教育，用英語表達個人思想見解比較方便。原因之二是新加坡經濟取得長足的進步，被稱為新加坡奇跡，令很多世人矚目。

新加坡發表自己看法的機會多一些，原因之三是由於歷史、人文的原因，作為亞洲人的新加坡人比較容易與西方人相處，西方人面對新加坡人的時候，不太會像面對其他亞洲人那樣建立“心理壁壘”（因為新加坡人口中有歐洲人，也因為新加坡比較國際化）。

如果一個中國大陸的官員一開口講話，西方人第一個反應是，他是共產黨，接下來的邏輯是共產黨即專制，心理上早已嚴陣以待，很難心平氣和地討論文化差異這樣的話題。他們至今仍把今天的中國與統一前的東德等同看待（如指責中國運動員服食禁藥，他們不明白今天的中國已不需要靠運動員的優異表現來支撐國際威望）。中國與西方國家建立的關系，充其量只是利害關系，即貿易與防務。文化交流限於民間層次。意識形態方面的敵對還沒有消除。

關於這一點，新加坡甚至比日本更具優勢，西方人面對日本人的時候，心裏，總是嘀
咕，日本人說的“yes” 到底是肯定還是否定？ 至於臺灣，由於眾所周知的原因，本來就不便在國際社會中 “拋頭露面”，像水底下的魚，只要露出水面，就會有被強按下去的危險。如果由它作“代言人”，那麽其他亞洲人又是否同意。

臺灣人喜用“肢體語言” 和 “街頭打鬥” 來表達個性尊嚴與自由這種“民主” 的表達方式，實在是丟盡了全世界華人的臉，給人強烈的印象是華人就不應該享有民主。

龍女士發此論，大概是因為新加坡在國際社會中比較 “搶鏡頭”（搶眼）。

對西方社會大聲地宣揚亞洲人的文化價值現，應該是每個亞洲人的義務和職責。只要有機會，有適當場合，就應該大聲地講。因為，時至今日，亞洲人與西方人的文化價值現差異還很大，西方人對亞洲人還是不理解。他們認為處死一個毒品走私犯是不人道的。而我們卻認為，讓一個孩子出生在一個沒有父親，得不到父愛的家庭才是不幸，至少對孩子的人格形成和發展是有害，以前只有大規模的戰爭才會造成這種結果。

民主，個性尊嚴和自由是必須建立在人與人之間的相互寬容，相互理解的基礎上的，容忍別人與自已有不同的膚色，不同的觀點，這是最起碼的。

作者郭生是中國大陸人

7. 如此生活，夫復何求？

作者：雅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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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來移居獅城不覺已足七年之久，雖然還不是“紅登記” 的持有人，但感覺上這裏已是我的家。偶爾遇上親朋戚友，總被問及一些大同小異的問題，例如新加坡好嗎？ 是不是管得很嚴？ 會不會很悶？ 不沖廁所真的要罰款嗎？ 曾讀過一本外地雜誌，似用嘲笑態度提到“新加坡也都罰”。近日也在報上讀到某些針對本地內政的意見輿論，這倒給我一個啟示，什麽是以訛傳訛，盡信書不如無書。我認為只有親身經歷，才是最佳見證。

我不懂政治、經濟，對文化、價值觀等的東西也只是一知半解，我只是一個負責煮飯燒菜、帶孩子、做家務的平凡家庭主婦，沒資格去評論、分析以上有關的課題，然而我正生活在此，而且確是天天“衣食住行”，“柴米油鹽”的生活在這個國度裏，所以理所當然地可以談談我個人的生活體驗及感受。

新加坡擁有“花園城市” 之美名，得來不易。政府一套有系統有計劃並持之恒的政策；為這美好名聲奠下穩固的基礎，當然刻苦耐勞，盡忠職守的清潔工人，居功不淺，在此衷心謝謝他們。一張紙屑，微不足道，如果全國大多數人都輕視丟一張紙屑的後果，情況肯定糟透，慘不忍睹，為了防範未然，政府立法請那些不合作的人客串清潔工人，也滿合理的。為了不致淪為被“羞辱”的對象，不隨處亂拋垃圾，是最實際的行動。唯傳媒沒必要過分渲染就是了。

在新加坡不能吃香口膠（註：即口香糖），對我而言沒什麽損失，我還有許多別的選
擇，那又何須介懷？ 為了維護國家的形象，保障多數人的利益，國人應體諒及支持“有選擇的閱讀”政策。近日報上能讀到批評新加坡的文章，足見政府的過濾選擇，仍是寬容的、理智的。

公共廁所內並沒有裝上紀錄儀器，沒有幹擾民眾。所謂罰款，目的是給閣下一個警惕、一個告誡。如廁後沖水，理所當然，違法受罰，沒啥奇怪，無須小題大做。

新加坡是一個蕞爾小國，人口的變化對國家的前途有極大的影響力，政府經過仔細研究後訂出的人口政策及措施，是有它一定的根據，況且愛生幾個孩子，不生孩子，要不要結婚，並無強行下旨，強迫受範，人民仍有最後的選擇權，並沒有抵觸個人自由與尊嚴。

總結而言，本地某些政策，並非十全十美，亦不是人人贊同附和，這裏還未達到人人夢想的世外桃源，人間仙境的標準。即如考試制度，雖然仍存在不少漏洞、缺點，但當還沒有出現更完善，更有效的方法時，它仍然是大家認可的衡量標準。近似的道理，為了大多數人的利益，有時少不了犧牲小撮人的利益。在不同的環境，作出適時的調整，靈活變通乃維持、保障生存能力的策略。

鐵一般的事實是最佳的見證，這裏沒有種族歧視、沒有動不動的示威鬥爭，沒有嚴重的交通阻塞，沒有令人吃驚的通貨膨脹。這裏有的是清廉、有效率、態度嚴明的政府、穩定的政治、高經濟成長、整潔的市容、良好的治安、健全的教育制度、人民安居樂業。如此生活，夫復何求？

相信許多人在觀賞國慶日表演時，都會情不自禁地被熱情雄渾的歌聲、飄揚舞動的旗
幟、多元化的精彩演出所感染，而深受感動，我也不例外。然而這感覺只是瞬間躍過，始終覺得這悉心營造的氣氛顯得有點人工化，並遙不可及，真正牽動心弦的倒是去年當政府介紹新加坡體操運動同時推出的宣傳片時，熒光屏出現各階層、各年齡的人都在參與體操運動，盡管他們的動作生硬，不太純熟，但臉上卻堆滿笑容，個個樂在其中，享受運動的樂趣。

眼前看到的不是政府推銷他們的功績、威信，而是以父母師長關懷之心，誠懇地推介保健強身之法，頓時覺得畫面異常的溫馨、美好，一股暖流緩緩透過心頭。融洽和諧的氣氛告訴我這裏是我們的家；我們是一家人。10月20日的《早報》報道，新加坡在未來幾年內將投下巨資發展各種基礎設施。看來我們未來的生活質素將作更進一步的提升。至於這種生活算不算自由。是否會失去尊嚴，其中是苦或是樂，沒有人比自己更清楚。

8. 吾愛吾土

作者：李玨 日期：未詳 來源：http://www.nths.cn/chinese/dushubaodian/shuku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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熱愛新加坡的新加坡人實在無須氣惱龍應臺女士《還好我不是新加坡人》一文（10月
14日《聯合早報》轉載）。批評與指責是龍女士的專業。她在《野火集》一書批評臺灣，到了中國北京和上海，從飛機場的公務人員到菜市場擺攤位的菜販，都令龍女士深深地不滿，因此地寫了《吵架》（原刊於1993年10月31日上海《文匯報），後轉載於1993年12月10日的《北京晚報》），因此龍女士這篇《還好》不足為奇。

新加坡的國民並不是沒有看到這國家的瑕疵，並不是不知道這裏仍不是十全十美，但試問哪一個國家是？龍女士可能無法想象為什麽我們多數國民卻仍熱愛這塊土地。我是一名過了四十而應當不惑的新加坡人，但我一點都不會不好意思地說，我也是一個看到新加坡國旗升起時會流幾滴熱淚的人。客居過美國，也到過其他國家旅行，我的心從未向往過在其他的角落重新落足，因為我生於斯，長於斯，一生受惠於斯。

80年代在美留學時，臺灣來的同學問我為什麽不起個洋名，“叫起來方便些。”（我
的美國老師和美國同學卻努力地學叫我的本名。） 有些臺灣朋友則問為什麽 “不留下來？” 但來自新加坡的同學或朋友初次在異地見面時卻總是先直問 “計劃什麽時候回家？ ”家很小，家也很熱，但愛家濃惰難於稀釋！

這種相屬之感何其美好，有如夫婦相屬之道 ：愛彼此的美，也同時接受對方的不美，卻又不絕望於那不甚美好的一面不能有朝一日亦化為更好。

結束之前，願敬贈龍女士一首筆者為此暫意譯的歌，作詞的是Lloyd Stone ，他的譜曲取自西貝流士 （Sibelius） 的“Finlandia”。

和平之歌

吾國天空藍過海洋，陽光普照松林但在別的土地上亦陽光四射，且天色也藍啊！ 萬國之主，請聽我的和平禱歌為著我的家園為著別的土地同樣獻上。

9. 還好我是新加坡籍的香港華人

作者：勁草 日期：未詳 來源：http://www.nths.cn/chinese/dushubaodian/shuku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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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設我能活到九十四歲，上半段的歲月已在放任政策的社會環境裏度過去了；下半段的生活，我來到新加坡，甚至將全家人的前途，交給這個世界知名的嚴謹統治模式的社會。然而，移民的抉擇，那份悲痛感受，看來龍應臺是幸運地不必去體驗的，但她可有想到過，人在陌生的環境裏，竟能夠“不勞而獲”地受到歡迎，那種奇妙的感覺，絕非局外人能夠體會的。

若說這裏的人和善可親，抑或說有良好的治安，塑造了超然形象的話，倒不如說：因為這裏的繁榮進步速度較緩慢，未發展到令人民煩躁不安，這裏的政府給予人民照顧得很周全，國民極普遍地沒有近憂，發牢騷的話，重點著意於投標擁車證的價格太高；要購買房產的話，政府管不住高價上漲。我回讀者一句話，大家可曾有親身感受過 “放任政策” 制度下的滋味呢！

我認為，要合理地辯論一個社會的優缺點，首先應知道我們的基本目標是什麽，最重要的是有合理的制度。世界上未見過有哪個國家領袖，可以采用空泛的理論來辦事，就可享有興盛的國家。我們在談論時，只不過將不同制度的優缺點拿來比較，看誰具備更可取之處，有哪些難題需要不同的方法去解決。直到今天，我還未見到有誰能說有任何治國方法是放諸四海皆準的。

我自己就有一個夢想：

華人的起居飲食世界裏，沒有一處的生活方式，能比得上香港那麽自由灑脫，但是政府對犯罪者的寬容態度，使人難以容忍。如果有朝一日，新加坡能以現有的良好社會治安方式，協助使香港繼續繁榮興旺下去，確保在鄧小平之後，維持香港的經濟奇跡，這對整個亞太地區的發展都有好處。

但以目前的情況來說，我要告訴大家 ：“還好我是一個新加坡籍的香港華人！”

10. 前言 ：慎思明辨

作者：龍應臺 日期：1994-10-24 來源：http://www.nths.cn/chinese/dushubaodian/shuku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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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中國時報》的短文《還好我不是新加坡人》（1994年10月10日），經由獅城
的（聯合早報》 轉載後，好像一枚引發的炸彈。《亞洲周刊》說，那篇文章“似乎觸到新加坡人敏感的神經，引起強烈反應” 。新加坡專欄作家劉培芳說， “龍應臺變成新加坡蕓蕓眾生的公敵” 。

在我的文章“出事” 的同時，客座於新加坡大學的美國教授林格爾，因為在《國際論壇先鋒報》上批評了新加坡的司法制度，惹得警察上門來，訊問了九十分鐘。林格爾立刻辭職回美，事後對媒體說，他不敢留在新加坡，怕被逮捕。

林格爾所引起的可以說是新加坡的官方反應，我的文章所刺激的，卻顯然是新加坡的
“蕓蕓眾生”，民間反應。其反應之激烈，據 《亞洲周刊》的觀察，似乎是有史以來第一次。

反應激烈自有其原因。外國媒體上以英文寫成的批評新加坡的文章並不少，而且常被新加坡的英文報紙《海峽時報》轉載，所以新加坡的英文讀者對逆耳的英文評論並不陌生。

華文讀者卻沒有這個經驗，就如專欄作家劉蔥霞指出的，“以華文書寫的外國評論而在（新加坡）本國報章上發表的，龍女士倒算是第一個人 ”。本來就不習慣看見以華文寫成的批評文字，更何況一出現就是像 《還好我不是新加坡人》 那樣尖銳鋒利的文字風格，新加坡讀者猛然覺得受不了，是很可以理解的。

新加坡人對我的批評的反應，讓我想起十年前 “野火” 時代的臺灣。他們受刺激的程度有相似之處，可是彼此之問有一個重大的不同。 “野火” 前的臺灣人對當時政治現狀之不滿已經幾乎到飽和狀態，只是還欠缺最後一股勇氣把天掀掉。我得到的沸騰的反應中，各種看法、各種聲音都有，從極左到極右。

今天新加坡所出現的反應，盡管激烈，卻有相當一致的基調：我們國家是進步的、政府是大有為的、安全比自由重要、國家利益超出個人權利…在二十余篇反應中，只有一篇例外。

這個現象可以有兩個解釋：新加坡人確實比較滿意於現狀，樂意接受由權威政府領導的生活方式；或者，在權威的籠罩之下，不同基調的聲音根本還不敢冒出來。

兩個解釋可以同時存在，並不彼此矛盾。

我因而特別為新加坡人寫了《我很小，可是我不怕？ 》 這篇文章，刊在 《聯合早報》。 想說的是，何必對我生氣？ 該討論的是議題本身。對新加坡而言，重要的不是我這個外人的批評，重要的是這些議題得到新加坡自己知識分子之問的慎思與明辨。

1991年訪新加坡，當地華人知識分子的困境、苦悶，和他們對中華文化與語言的情深
執著， 都令我感動。不是為了他們，這些文章我根本不會去寫。

我很小，可是我不怕？

許多中國大陸和臺灣的知識分子帶著他們本身並不自覺的中華主流文化優越感來到東南亞，然後發現，東南亞的華人極不欣賞他們的優越感。我是前者之一，到了新加坡和馬來西亞之後，才學到教訓：他們是新加坡人、馬來西亞人，不是需要你“宣慰”和“照顧”的 “華僑”。

謹受教，我說，低下頭覺得很慚愧。

在提筆寫《還好我不是新加坡人》時，我曾經停筆思索：是不是用辭要客氣些，婉轉
些？ 然而轉念一想，我在批評中國人時，並不曾想到要客氣、婉轉，為什麽對新加坡人要有不同的標準？

我必須假定新加坡人和中國人一樣，禁得起尖銳的批評。在華文的大世界裏，我們是平等的。

其次，我有什麽資格批評新加坡？

問題應該倒過來 ：誰沒有資格批評新加坡？ 文化批評像作文比賽，只問誰寫得好，不問誰有什麽資格。我可以用德文批評德國，用英文批評美國，用華文批評中國、新加坡。重要的是我批評了什麽，而不是我是什麽。

於是有《還好我不是新加坡人》這篇文章（以下簡稱《還好》）。

文章的主題，不在於新加坡有沒有足夠的自由、該不該有更多的自由——不曾在新加坡生活過，我倒覺得自己沒有資格對這個問題下結論。文章批判的對象，甚至不是一般新加坡人，而是新加坡政府。

這個政府有許多做法是我這個個人所不能茍同的，所以我要求它不要概括地以 “亞洲人 ” 代表自居。它有充分的權利代表新加坡人，但它不能忽視與它價值觀相左、無法由它收編的不同的亞洲人的存在。

當然不是由於新加坡小，就說它沒有權利代表亞洲。 如果由中國的總理或者日本的首相來對西方說， “我們亞洲人如何如何…”恐怕是一件更嚴重的事情。當亞洲人自己將自己單一化、集體化的時候，我們同時加強了歐洲人對亞洲的傳統偏見；“亞洲人站著都能睡覺”，“亞洲人能吃任何苦”，“亞洲人不重視人命”，“亞洲人不懂得個人隱私”…

歐洲人很願意忽視亞洲多種文化之間的豐富差異，用以支持他們對亞洲的整體刻板概念。如果亞洲人自己都把自己單一化、刻板化、集體化，你哪能要求歐洲人超越他們膚淺而平面的亞洲認識？

《聯合早報》所刊出的種種反應，一方面在我意料之中，一方面令我驚訝。意料之中的是新加坡讀者對我的不滿；驚訝的是，反駁我的人如此不假思索地與政府認同，作出統一陣線的反應。在我寫《還好》的時候，我的直覺是：政府是政府，人民是人民，兩碼事。在諸多對我的反話中，我發現，這個分野非常模糊。

更奇怪的是，對《還好》的反應是百分之百一面倒的 “護國之聲’ 。 我的問題是：沒有不同的聲音嗎？ 或者，不同的聲音出不來？

我承認我傷了新加坡人的感情，可是我會去傷它，也是因為，身為一個華文世界裏的知識分子，對一個華語國家畢竟多一份關心；新加坡人不需要我的關心，可是我的文章裏有沒有值得他們關心的東西呢？

——“歐洲人註重自由與個人人權，亞洲人強調和諧與集體利益。”這是不是一個蓋棺論定的真相？ 誰蓋的棺？ 誰定的論？ 符合誰的利益的真相？

——即使真的蓋棺論定，它應該是、必須是新加坡人（或亞洲人）繼續追求的前景嗎？ 為什麽應該是、必須是？ 為什麽不應該是、不必須是？

—— 文化的詮釋權操在誰的手裏？ 應該操在誰的手裏？ 不應該操在誰的手裏？

——新加坡為什麽扮演了它現在扮演的角色？它的殖民歷史是不是同時塑造了並且窄化了它的西方觀？

—— 自由與安全是否絕對矛盾？

——在西方與新加坡的頻發爭執的表面底下，究竟流動著什麽較深層的因素？ 國家主權與文化沖突是否足以解釋一切？

Lingle（林格爾）的事件與我的文章所引起的風波幾乎發生在同時（我可是在今天，10月24日，才看見Lingle的文章），我所看到的典型新加坡反應是：“我很小，可是我不怕。”多幾個人聚在一起，大聲多說幾次 “我很小，可是我不怕” ，敵愾同仇的激情就要出來了，激情掩蓋了真正的題目，也淹沒了真誠但是冷靜的討論。

如 The Straits Times （《海峽時報》）所說的，新加坡可以沒有我這種臺灣人，我同
意；但是， 新加坡可以沒有誠實的知識分子，對自己作真誠、冷靜、尖銳的討論嗎？

11. 龍應臺文章引起的五個問題

作者：柯清泉 日期：未詳 來源：http://www.nths.cn/chinese/dushubaodian/shuku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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細讀龍應臺的兩篇文章之後，我認為其中的確有些令人不滿之處，我要提出以下的疑
問：

一、尖銳批評說不過去

龍應臺對中國大陸與臺灣的批評不需要婉轉與客氣，原因有二：追根究底龍應臺畢竟與中國大陸和臺灣有脫離不了的淵源是其一；中國大陸經歷多次重大的政治變動，開放後產生種種社會問題，以及臺灣的政治和社會發展無法與經濟強勢並行前進導致許多的社會弊端是其二。

由於情況不同，對新加坡提出尖銳的批評是不恰當的，除了從龍應臺的行文中得知她對新加坡只有片面了解，但卻提出不客觀的議論。新加坡目前在各個領域所取得的成就是有目共睹的，不足之處雖然存在，但已成為許多國家學習的典範。將國家治理得井井有條，人民安居樂業也要受到“尖銳的批評”，這似乎說不過去。龍應臺若是稟著高級知識分子的真誠與冷靜，應該是以較負責任、較有善意的態度提出意見，不應該以語不驚人死不休的手法來引人註意。

二、傷了新加坡人的感情

龍應臺行文中特別強調 “給我再高的經濟成長，再好的治安，再效率十足的政府，對不起，我也不願意放棄我那一點點的個人自由與尊嚴”。 文章的含義很清楚，即新加坡人在目前的政府治理下，生活得連 “那一點點的個人自由與尊嚴” 也沒有。
龍應臺下筆時缺乏謹慎，傷了新加坡人的自尊。龍應臺把上述的言論當成 “關心” 新加坡人是我們所無法接受的。

三、為什麽槍口一致向外

新加坡人對政府的批評與政府的自我批評時常能在輿論上見到，只不過龍應臺在這方面不甚清楚和沒有適當的了解。“統一的護國之聲” 會令龍應臺感到驚訝是十分正常的，若不是龍應臺行文上的魯莽和與觀實不符。新加坡人又怎會如此的氣憤呢？

新加坡人一向老愛在嘴裏批評政府的各種嚴厲的政策，一旦從國外旅遊或公幹回家，或從新聞報道中得知世界許多地方紛亂不安，大家都覺得新加坡是一個不可多得的國家。一個移民組成的小國能在短時間裏培養國人的歸屬感與自豪感，確是一項了不起的成就。槍口向外是絕對正常的。

四、龍應臺的文章有沒有值得我們關心的東西？

詳細分析龍應臺的文章，可證明她並不是一個負責任、真誠且冷靜的知識分子。首先，她在答覆回應時，提出了六七個她認為值得我們關心的東西，而事實上，涉及範圍這麽廣的論題，並不是三言兩語便能得到結論的，況且在她千多個字的行文中，內容完全沒有針對值得關心的東西發表意見。譬如，她並沒有談及亞洲與歐洲文化的差異；其次，她在文章中說：“我不贊成將死刑犯五花大綁拍照…”我自新加坡獨立以來，便在這裏生長，從沒聽過死刑犯要被五花大綁拍照。龍應臺信口開河，大膽假設，不是負責任的高級知識分子應有的作風；再者，我們的警察並沒有當眾羞辱丟紙屑的人的權力，龍應臺的文章似乎有意在制造某種錯覺，令人以為新加坡是個警察國家，警察擁有不受管制的權力，這並不符合事實；最後，龍應臺在答覆回應時說：“驚訝的是，反駁我的人如此不假思索地與政府認同，作出統一陣線的反應…”她會作出那麽膚淺的結論，實在令人十分納悶。龍應臺在答覆時是否有重讀自己的文章，是否知道自己在行文中犯了什麽錯誤。若不是行文中有無中生有、誇大其辭、甚至惡意中傷的情形，又怎會反應是百分之百一面倒的護國之聲呢？

五、我很小，可是我不怕！

龍應臺既然感覺到新加坡一貫的作風是： “我很小，可是我不怕！” 從這點就可以很清楚地說明新加坡這麽一個小國，在國際間還擁有一份不可輕易被羞辱的尊嚴。龍應臺喜歡強調尊嚴，一個小國在國際間能像新加坡一樣擁有這樣的尊嚴，是不多見的。新加坡常在受批評與自我批評中不斷求取進步，對於錯誤的政策，也能及時地糾正，這是我們重要的成功因素，國家如此，個人也是如此。對龍應臺的批評，我們也應采取同樣的態度。

12. 我們厭惡不負責任的批評

作者：陳敏明 日期：未詳 來源：http://www.nths.cn/chinese/dushubaodian/shuku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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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南亞並非蠻荒之地；東南亞廣大的華文愛好者也欣賞唐詩宋詞、魯迅、巴金、金庸等名家作品，只要作品嚴謹有理性。查良鏞先生年前來新加坡所受到的歡迎可見一斑。

從龍應臺女士對《聯合早報》讀者批評的反應，我發覺她很容易憑直覺墮入她自己一廂情願的結論裏——我不明白她為什麽會說《聯合早報》讀者對她的反駁是 “不假思索地與政府認同，作出統一陣線的反應” ，她可以批評反駁文章的文句不通，欠缺條理，但她不是我，怎麽知道我不假思索地作出反應呢？

我是花了整整兩天時間細讀、分析、研究及思考《還好》一文，才執筆寫出我的個人感受，我不是作家，而且我已經有二十年沒有寫過一篇中文文章，回應《還好》一文是我中學畢業以來的第一篇中文作文，我能不思索嗎？ 在龍女士的回應中她說在寫《還好》的時候，她的直覺是政府是政府，人民是人民，兩碼事；又說她批評的對象不是新加坡人，而是新加坡政府。可是又是誰說 “新加坡人當然有充分權利依照他們的價值準則去過日子—— 什麽樣的人民有什麽樣的政府”？ 請問她的邏輯在哪裏呢？

龍女士覺得奇怪，為什麽對《還好》一文的反應是百分之百一面倒的“護國之聲”，我只能說她太不理解新加坡，太不理解新加坡人了。在《聯合早報》轉載了《還好》一文以後，在我周圍的朋友確是百分之百對《還好》一文持反對態度，他們之中有土生土長的新加坡人，也有外國居民，包括香港、馬來西亞、韓國，他們都不是政府官員或有任何政黨背景，他們只是對這種惡意攻訐氣憤。

試想想，如果《還好》一文被翻譯成德文，被一個從沒踏足亞洲、對新加坡也不認識的德國人看了，他對新加坡會得出一個怎麽樣的印象呢？ 不難想象如果他相信《還好》 一文的話，新加坡就是一個 “政府指定國民怎麽想、 怎麽說、怎麽活、怎麽做愛生幾個小孩” 的國家，可是事實如是嗎？

我因業務關系，經常走訪中國大陸、香港、臺灣及韓國等地，也經常地被當地對新加坡情況不熟悉的朋友問道：“新加坡不準國民打麻將？”‘新加坡喝可口可樂要罰款？”“新加坡不準賣幹炒牛河？”等等。每次聽到都不知道是好氣，還是好笑。這些朋友當中，絕大部分並非對新加坡存有偏見，這些問題的答案是與否，對他們來講都無所謂，這只是他們茶余飯後的笑談而已。那為什麽他們有這樣的錯誤訊息呢，都是多得一些不負責任的傳媒及專欄作家以訛傳訛的報道所致。

龍女士說得對，誰沒有資格批評新加坡？我相信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雖然有某些人自以為比其他人優越），只要是基於事實，任何人都可以批評。《聯合早報》讀者或大部分新加坡人對《還好》一文的強烈反應並不是她沒有資格批評新加坡。也不是因她批評新加坡沒有資格代表亞洲——這是一個見仁見智的問題，龍女士說新加坡沒有這個資格，我們表示不同意，這都可以拿來討論。令廣大讀者氣憤的是她基於不盡不實的資料來攻擊新加坡，這不是一個嚴謹、認真的知識分子應該做的。我們接受批評，因為新加坡不是完全沒有問題，只要是實事求是，更尖銳、更苛刻的批評，我們也接受——但我們不喜歡；甚至厭惡不負責任、弄虛作假、嘩眾取寵的歪曲言論。拜托龍女士下次執筆前，請先備課。

13. 為什麽會有那麽強烈的反應？

作者：劉蕙霞 日期：未詳 來源：http://www.nths.cn/chinese/dushubaodian/shuku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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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龍應臺的批評只是附和西方的輿論，反映她對新加坡缺乏了解，但我們也不需要太敏感，能夠讓大家有更廣闊的言論空間，更能提高我國的政治、教育和文化水平。

我沒有讀過龍應臺的作品，我只是從張曦娜的著作《答客問》一書中，看過有關龍應臺的一篇訪談。讀了這篇文章，我對龍女士的印象是良好的：她是小說家，也是評論家，又敢說敢言，看來是一位很有才華的女作家。

說話前後不一致

在訪談中，龍女士曾說，她人在歐洲，“不在臺灣，就摸不準它跳動的脈搏，摸不準就不可能寫好，寫不好最好就不寫。”接著又說 ：“我覺得自己比較沒有資格批評臺灣的一切。 ”

當我讀了《聯合早報》《言論》版轉載龍女士的《還好我不是新加坡人》（10月14
日）文章後，不禁覺得很驚奇，照她的想法，她身為臺灣人，不在臺灣，覺得沒有資格批評臺灣；現在呢？ 她既不是新加坡人，又不在新加坡住，怎麽就有資格批評新加坡？ 可見她的說話，前後是不一致的。

她的第一篇文章發表後，引起許多讀者強烈的反應。接著在10月28日，又發表了一篇《我很小，可是我不怕？》的文章，我本來是不預備參與這場辯論的，但看了她的第二篇文章後，認為她大過傲慢和自以為是，所以，我覺得我非發表我的意見不可了。

我先談談為什麽本地讀者對她的文章有這麽強烈的不滿，讓我冷靜、客觀地分析一下她的文章本身和讀者的反應吧。

筆鋒尖酸潑辣

首先，我們知道龍女士在幾年前曾在臺灣刮過一陣 “龍應臺旋風”。當時，她以一系列的潑辣、直接的文章，攻擊當時臺灣種種不合理的現象，引起了臺灣人的關註。從《還好》這篇文字看來，她應該是運用了同樣尖酸的、謾罵式的筆調，盡其挖苦的能事，來批評新加坡。

然而，評論是一回事，怎樣評論又是另一回事。龍女士的作風，也許臺灣人能夠接受，但是新加坡人卻不能接受；正如臺灣人能夠容忍“國會議員”們拳打腳踢的醜態，我們卻不能容忍這種現象一樣。

同是華人，在不同的政治、社會和歷史環境中，就有不同的反應。龍女士在歐洲多年，自稱視野擴大了，可是，國外華人與大陸、臺灣、香港的華人感受有所不同，觀點也有差異，這些基本的區別，難道龍女士也不能覺察到？ 難怪她在第二篇文章裏，不但不理解讀者的反應，還變本加厲，以更加尖酸刻薄的筆調，除了批評新加坡政府外，還責備了這裏的華文知識分子。

對我們缺乏了解

龍女士攻擊性的文章，之所以引起這裏普遍（包括英文作者）不滿，另一個理由是她傷害了我們的愛國情懷和自尊心。她並不了解我們雖然處在地小人寡的國度內，對國家卻有深厚的感情。在20世紀初，土耳其共和國建國初期，建國英雄凱末爾•A•亞當督曾說過：“我很高興地說 ：‘我是土耳其人！’”

同樣地，我們，普通的新加坡人也會很高興，自豪地說：“ 我們是新加坡人！”我國建國歷史短暫，不足三十年，在非常艱苦的環境中，華人、馬來人和印度人團結起來，成為一個獨立國家，大家都向新加坡認同。讀者們的反應，表達出這份愛國的感情，這並不是因為我們經不起批評而形成的“統一陣線的護國之聲”，而是當我們的自尊心受損害時，自然而然作出的適當反應。

另一個使讀者反應強烈的理由是：這是有關習慣與否的讀者心態問題。以英文書寫的外國評論本國的文章，在英文雜誌內，是司空見慣；以華文書寫的外國評論而在本國報章上發表，龍女士倒算是第一個人。也許華文讀者不習慣這種尖銳刻薄的批評，所以群起而大聲抗議。

附和西方的輿論

龍女士沒有在這裏住過，也不了解本國國情，她的觀點是主觀的、膚淺的；所作的指
責，也沒有經過深刻的分析、比較與思慮而下評論。我想她的所謂 “個人尊嚴和自由”，也不過是附和西方某些輿論的觀點罷了。她以中華民族知識分子自居，卻跟隨西方目前對西藏問題的看法。

對中國歷史稍有常識的人，都知道自9世紀起，西方列強便有把西藏從中國分離出來的企圖。為了西藏獨立的問題，我最近和一群歐美朋友辯論過一番，她們也和龍女士一樣，以為西藏是中國強勢文化吞噬弱勢文化的例子。至於蒙古，又是另一問題了，外蒙古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蔣介石為了獲取政治上的報酬，而把外蒙古奉送給斯大林統治的蘇聯。這些復雜的列強對中國欺壓的歷史事實，龍女士應該清楚其背景，而不應輕易附和西方的輿論。

至於龍女士批評我們這裏缺乏自由，說我們與政府認同，也是片面之詞。假如她在這裏住一個時期，她應會知道，我們也常常持有與政府不同的意見。例如，我在本欄發表的文章，便常常批評政府的教育與文化政策，讀者們看了有贊成的，也有不贊成的，政府也不會因而對我有什麽過不去。在咖啡店內，研討會上，大學校園和普通人相聚的場所裏，也常常聽到公開的批評。最近的例子是擁車證、消費稅、物價高、房屋昂貴等課題，可見我們也並非是同一鼻孔出氣的。

給我們一個自省機會

平心靜氣地說，龍女士的兩篇文章，倒能刺激我們，使我們有一個自省的機會。我國的經濟建設成果，是許多國家所贊賞的，也是我們引以為榮的，但我們千萬不能自滿自負，以為我們已達到了十全十美的地步。我們在社會、教育、文化、人文、道德各方面，還有許多應該改善之處，對於我們這些不夠理想的地方，我們應力求改進，以達到更完善的地步。

至於龍女士所提出的自由問題，我以為我國現在安定繁榮，人民教育水平高，思想比較成熟，判斷力也比較強，能有更大的言論自由，也何嘗不是一件好事？ 我們，不論是政府或人民，也不需要太敏感， 能夠讓大家有更廣闊的言論空間，不是更能提高我們的政治、教育和文化水準？ 不過，我還是要總結一句，不論是本國或外國的言論，我們歡迎客觀的、誠意的、有建設性的批評，謾罵煽動性的文字，不是我們所能接受的。

14. “龍卷風” 過後的省思

作者：劉培芳 日期：未詳 來源：http://www.nths.cn/chinese/dushubaodian/shuku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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龍應臺的文章《還好我不是新加坡人》發表的時候，我不在新加坡。回國後，還沒來得及翻閱舊報，就覺得奇怪，到底發生什麽大事，搞得龍應臺變成新加坡蕓蕓眾生的公敵？ 我去翻看舊報，於是恍然大悟：原來如此。

老實說，新加坡人是無須為這麽一篇文章大發雷霆的。我看了《還好》一文後，除了感到龍應臺執筆時有點急躁和沖動之外，倒覺得她是看出了新加坡的一些問題。而她接著發表的另一篇文章《我很小，可是我不怕？ 》，也提出了一系列可引人作深層文化反思的問題，雖然我未必同意龍應臺在文中的所有觀點。

對龍應臺有點了解、或是有讀過她的社會評論文章的人，應該都會知道她一貫的行文作風。當年她的《野火集》之所以震撼整個臺灣，正是由於她那支針砭時弊的筆，夠尖、夠辣、夠狠。我還記得80年代中期的一次世界華文書展在新加坡舉行時，《野火集》在書展上被搶購一空的情況。許多讀者買不到書，還叮囑書商為他們訂購或到臺灣采辦。當時新加坡文化圈以贊嘆和賞識心情，來看待這位女作家在臺灣所引起的一陣旋風。

不料十年後的今天，這旋風變成一陣 “龍卷風”，吹到新加坡。龍應臺是因為讀到我國外交部長賈古瑪在德國出席歐洲和東南亞外長會議的演講，對這位新加坡政府領袖和西方人對話時，“口氣儼然以亞洲代言人自居” 感到非常不舒服，因而有感而發，認為新加坡並不代表亞洲，她更由此列出許多她個人不能茍同的新加坡價值觀，批判一番之余，十分慶幸自己不是新加坡人。

這篇文章原刊登在臺灣的《中國時報》，也許龍應臺沒料到《聯合早報》隨後會轉載，更沒料到她會如此觸怒新加坡人，引起他們紛紛投函報章反駁。為文、參與辯論的不僅是新加坡國民，還包括了來自中國大陸和香港的移民和馬來西亞人。他們大多為新加坡的價值觀、良好社會體制和國家的傑出成就而辯護。一位旅居本地的中國人還開宗明義聲言：“我想成為新加坡人！”

這陣 “龍卷風” 刮得好猛，爭論之激烈，甚至使它成為最新一期《亞洲周刊》的“亞洲焦點”。我不想在這裏爭論新加坡能否代表亞洲，也不想對龍應臺的論點及讀者的因應逐點逐項加以討論。我只想從這次的事件是否能觸引我們做何種反思這個角度，和大家一同探討。

龍卷風卷起，弄得人人躁動不安。風過後，大地恢復平靜，我們是否就把這事置諸腦後呢？

自然現象中的龍卷風，可能引起海嘯，可以造成天災人禍；而我覺得，這次龍應臺卷起的風浪，對我們來說應該是件好事。它警醒我們，別人可以對我們有不同意見，可以用不同角度來看我們的問題。我們應該為新加坡這些年來的建國成就感到自豪，卻不表示我們就可以掩著耳朵不聽別人的批評。

獨立三十年，當我們的國家取得繁榮、穩定和發展之後，我們應該逐漸走向成熟，我們應該可以培養出足夠的氣度、寬闊的胸襟，容納不同的看法和言論。如果別人的批評不符事實，或歪曲真相，我們應該嚴厲駁斥；但假如有關批評是誠懇的，是出自善意的關懷，哪怕是筆調再辛辣、再煽情，哪怕是聲音再尖銳、再刺耳，我們都應把它們視為一種有助於我們改進、有利於我們成長的激素。誰又能忍受別人往自己的傷口上撒鹽？但如果那不是鹽，而是刺激我們大腦神經去思考的動力，我們應該可以從正面的、積極的角度去對待它。

社會批評有時是越尖銳越好的，擊中要害的論點，最激發反思。四平八穩、面面俱圓的文章，教人看不到立場，也缺乏個性。

龍應臺覺得奇怪：“為什麽沒有不同的聲音？” 她還問：“不同的聲音出不來？ ”龍應臺在1991年來過新加坡，參加過國際華文文藝營的討論，雖然她對新加坡各層面的問題沒有很深入的了解，但作為一名社會批評家，她有她一定的觀察。

“為什麽沒有不同的聲音？” 我們自己是否也常常反思這問題？

雖然新加坡比許多發展中的新興國家幸運，但在建國發展過程中，我們所走過的道路也不算太平坦。興邦建國之初，為了穩定和發展，我們需要有統一的聲音，好團結及鞏固國民的力量。如今，我們是否已到了可以來個包括不同音階、不同音色的大合唱時代呢？

只要開腔發音之前有個定音，只要我們擁有一個主旋律，那麽，包合不同音階、音色及音域的合唱曲，會不會更優美、更好聽呢？這是“龍卷風”吹過後，我一直在思索的問題。

15. 我們應學習接受批評

作者：蔡再豐 日期：未詳 來源：http://www.nths.cn/chinese/dushubaodian/shuku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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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一個人願以真誠、善良作為出發點，則他的批評與建議，是值得冷靜去思考與探討的。即使他的批評與建議有偏差或錯漏，我們也應該以諒解與感謝的心情，來冷靜的分析和討論，甚至撥出時間來研究、溝通、印證。這樣，才會進步，才會得益。

新加坡不是沒有真正誠實的知識分子，肯冷靜、尖銳地探討龍應臺女士所提出的問題。其實，幾篇發表在《交流》版的文章，也不能代表眾多新加坡人的心聲，所以，也就不該有“護國之聲” 這碼事了。

我同意，正如龍女士所說的：在華文的大世界裏，我們是平等的，既然是平等的，我們便可以有自由的機會，平等地說話。學術探討，“真理”爭論，不應偏私，更不該做人身攻擊，或說出 “賭氣” 等沒有修養的言詞。

國家主權、文化沖突、東方，思想、西方自由、歐洲人觀點、亞洲人價值觀…這些都是生活在角度不同的人所產生的不同角度的看法，或者，都各有道理，都沒有錯。 也沒有必要爭論以何種標準作為定論。

我要說的是：（個人的看法）新加坡真正誠實的知識分子比較保守，比較懂得明哲保
身。他們願意把更多時間花在謀生，花在教育子女身上，花在建設美好的家園。

新加坡也並不缺乏優越的華文知識分子，在短暫的歲月裏新加坡能有今日的輝煌成就，也多靠這些華文知識分子堅強的努力、默默的耕耘、不斷的創造、無比的鬥誌。

我個人也深覺，目前我們並不需要“ 外人”來“宣慰”和“照顧”，畢竟，我們的艱苦已一一熬過去了。不過，我個人倒盼望有更多的“華族”藝術、戲曲、音樂、舞蹈、武術等來本地活動。

稱頌、贊美，對人說奉承好聽的話，是很容易給人接受的。批評、忠諫，即使是善意的指責，也會給聽的人感到厭惡而發出抗議，這是人性的弱點、人的通病，是應該改變的。

亞洲或歐洲，非洲或美洲，地區不同，氣候不同，文化不同，生活習慣便不同，管治方法便不同。智者和聰明者，是向別人學習，取長補短，求自己進步，而不是去攻擊別人，傷害別人或企圖征服別人。

活在各個不同地區的人，需要的是什麽？ 爭取的是什麽？ 追求的又是什麽？ 這也有不同點。當然，自由是最可貴和最多人追求的，但是還有富裕、財寶，還有親情…
統治者用什麽法則治理廣大的群眾？ 什麽法則更適合？ 什麽是對與錯？ 歷史會給予證明。

中國 “百花齊放”與“大躍進”的口號已成為過去，“文化大革命”的災難也如明日黃花。目前在西方國家流行的性與貪汙的醜聞，還有毒品泛濫的災害，非洲國家的饑餓與戰禍，還有印尼森林大火無法撲滅的悲哀…身為知識分子，值得關心的東西太多了，值得寫的東西太多了。

政府是政府，人民是人民，兩碼事，這是真理。龍應臺女士畢竟是一個敢發言、敢批評的人。是的，文化批評像作文，不只要問誰寫得好，還有，誰“寫得真”、“寫得善”！

16. 新加坡人的心事

作者：徐宗懋 日期：未詳 來源：《中國時報》http://www.nths.cn/chinese/dushubaodian/shuku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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龍應臺女士的短文《還好我不是新加坡人》轉載在新加坡《聯合早報》上，引起讀者的強烈責難，龍女士很奇怪為什麽讀者的基調相當一致。

她覺得這種現象有兩種解釋：一是新加坡人確實比較滿意於現狀，樂意接受由權威政府領導的生活方式；或者，在權威的籠罩下，不同基調的聲音不敢冒出。其實，新加坡報刊不論英文或華文，常會將國外刊物對新加坡的批評轉載，並接著刊登國內讀者來信的反駁。編輯負責人心裏很清楚，在一個做出批評通常需要小心翼翼的國度，他們敢刊出這些國外批評文章，是因為他們知道這些東西激起新加坡人的憤怒遠超過共鳴。

如果有一篇國外批評真正能點中許多新加坡人內心的深處，能激起廣泛的共鳴，甚至產生某種顛覆效果，那樣的文章他們通常不會刊出來，但會在內部流傳，或者私下拿一份影印給你，然後贊美說：“這篇文章寫得真好！”編輯們對於真正能說中新加坡人心事的批評其實是挺尊敬的。

所以，我相信龍女士文章激起新加坡讀者幾乎一致憤怒的反應，是真實的。如果比較了解新加坡政治和文化操作方式，便會知道，與其說龍女士的文章激起新加坡人強烈的反應，還不如說她的文章又一次成功地被新加坡報紙拿來當成絕佳的反面教材，作為凝聚新加坡人一體感的素材。

在某種意義上，不能小看新加坡政府的能耐。你說他們怕批評，可是每年美國國務院有關新加坡的人權狀況報告，他們卻敢全文地刊在報紙上，然後逐條指出其中的錯誤，其法律上的專業程度常讓對方啞口無言。他們敢這麽做，是因為心裏很明白，這種人權報告對新加坡內部毫無殺傷力，其外行程度反而成為可資嘲弄的對象，有助於鞏固新加坡政府治理國家的威信。至於面對西方媒體的挑戰，那更是小case，李光耀先生可以輕易挑出其中基本背景資料的錯誤，有時候還笑人家連字都拼錯。 ‘最近西方媒體一寫到新加坡，態度謹慎多了，上次一份刊物提到李顯龍升官跟他老爸有關系，隨後立刻修正，作出道歉，承認自己“毫無根據”。如果西方媒體都能以同等的謙虛態度對待其他的非西方國家，這個世界會公平很多。在這一點上，李光耀很值得尊敬，他有很大的貢獻。

新加坡人不批評新加坡嗎？ 當然批評！ 而且罵起來一樣很兇。你到咖啡店聽聽那裏的政見，的士（計程車）司機對 Road Tax大吐苦水，醫療費用太高啦！ 公務員想下海做生意啦！政治方面，朱為強抱怨當國會議員好像在服兵役，劉程強重振南大精神，成為當年華校生反對精神的現代象征，至於講一口漂亮牛津英語的蕭添壽煽動群眾的激情演出深深留在人們的腦海中。他稱病流亡美國，政府卻在美國雇了私家偵探拍了他和女友在大街溜達的照片。前總統蒂凡那酗酒、非禮少女的醜聞曝光，電視播報員正經八百地敘述這段黃色經歷。佐菲利違反交通規則被法庭罰款，有人抱著腰笑到肚子痛…。這一切都很精采，不是嗎？

在新加坡從事反對運動很不簡單，勇氣並不一定是最重要的條件，最重要的是反對者的品行幾乎要完美無缺，否則沒兩下子，你偷偷交女朋友的事，漏了十塊錢的稅，或電話費沒交，或什麽時候不小心把別人的捐款放在自己的口袋裏，或者用公家的郵票寄私人信件，這些會被詳詳細細地揭出來，讓你支支吾吾，臉紅了，那時光是面對四方投來的奇異眼光就夠受了，還講什麽政治大道理！你也可以揭露對方的黑幕，但必須要有百分之百的證據，否則一場毀謗官司下來，可以讓你賣掉房子也賠不完。

老天！ 這時候你才意識到原來你是在跟聖人作對，除非你是另一位聖人，否則足以心虛得晚上睡不著覺的。

新加坡的成功不是理所當然的，它是一群優秀無私的領導人才，加上人民的勤奮努力得來的。兩百七十萬的人口，三大種族，各有其種族、文化、風俗的認同。基本的國家認同嚴重分歧。事實上，過去根本沒有這個國家，哪來的一致的國家認同？最早林有福政府貪汙腐化，再多執政幾年，新加坡就徹底完蛋了。人民行動黨上臺，頂住了局面，但內在的分裂動力仍然很強大，1964年的種族暴動令人膽戰心驚，新加坡政府發覺自己竟然指揮不動馬來警察，他們另有效忠對象。在這種情況下，缺乏一個強而有力的政府，做出一些限制，這個國家還能存在嗎？

是的，他們有理由這麽傲，但犯了一個錯誤，就是以切斷華人語文文化的根來建立一個新國家的新意識。這整整傷害了一代人的感情，到今天傷痕還是這麽深，以致還有這麽多人仍懷著受委屈的恨意。這是新加坡社會真正的傷痕，也就是各族曾被迫放棄自己一部分的靈魂，以共創新國家的新意識，這種以政治力量強制達成的轉變帶來莫大的心靈掙紮和痛苦。

這是新加坡政府過去最可議之處，因為一旦砍掉文化的根，這個社會便失去了它的精神靈魂，那時烏節路的百貨公司、淡濱尼的新型組屋、萊佛士酒店的重修，甚至聖陶沙島上的山下奉文投降的蠟像館都只是空空洞洞的軀殼而已。沒有文化的連系，你如何跟下一代說明什麽叫做日軍的“大檢證”，他們攤開雙手，說這事跟他們又有什麽關系？ 60年代建設“勇猛剛強的社會”滿懷壯誌的口號還有誰記得？一個無法透過語文文化連系認識自己過去的新加坡新生代，如何規劃未來抱負？ 如果新生代對未來沒有抱負理想，新加坡的希望在哪裏？

事實上，李光耀先生現在已很清楚問題所在，對以前過激的作法也有悔意。現在政府正以最大的努力彌補過去的錯誤，各族人民都被鼓勵尋回自己文化的根，大大方方跟自己的文化母國來往，也只有這麽做，新加坡社會的靈魂才有真實的內涵，否則根本上是空的。

這一部分是新加坡真正的生死掙紮，西方媒體從來沒有真正懂得過，也未曾費心思地去領會過。他們對新加坡的批評往往是管制過嚴，缺乏這個自由那個自由，諷刺的是，批評的內容往往是新加坡政府使大部分人受益，使這個新生國家免於分崩離析的有效手段。批評的內容恰巧是這個國家能獲致穩定繁榮的方式，也是選民投票請行動黨繼續執政的原因，所以新加坡政府當然樂得拿出來公開一條條地批駁，暴露對方的外行以提高本身負責任的威信。

李光耀說，如果把兩百萬美國人擺在新加坡，像在美國一樣地行事，那肯定撐不過六個月，他們裏外都會打起來。西方媒體一方面低估了新加坡社會頑強的鬥誌，另一方面又高估了新加坡。這個國家歷史太短，明年才滿三十年，有它根本的脆弱性，還需要一定時間培養一體感。如果這一刻把西方的民主制度套上去，一年內這個國家就足以被撕得粉碎。這一部分應該體會到人家的難處，不要老把本身發展上百年的成熟體制當成理所當然之事。

至於生活層面是不是管得太嚴？新加坡社會本身會做出調整，吳作棟時代的社會生活和李光耀的已經很不一樣了。目前的制度仍然具有十分健全的反饋作用；調整也相當靈活。當然，報章還是會繼續搜集國外批評新加坡的文章，看到有滲透力的東西當成內部流傳的參考文件，至於那些明顯激怒新加坡人的東西則盡快刊出來，作為絕佳的反面材料，那正是激勵新加坡國民意識不可或缺的手段。

17. 水至清則無魚—看龍應臺在新加坡點火

作者：劉紹銘 日期：未詳 來源：《中國時報》http://www.nths.cn/chinese/dushubaodian/shuku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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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聞新鈔：“10月中新加坡《聯合早報》轉載了旅居德國的臺灣作家龍應臺的一篇短
文——（還好我不是新加坡人》。掀起軒然大波。一些新加坡人紛紛投函當地報章批評龍應臺，這些文章中完全沒有支持她的論點。龍的文章似乎觸到新加坡人敏感神經，引起強烈的反應。”（《亞洲周刊》，11月6日）

當年曾以《中國人，你為什麽不生氣？》一文驚動臺灣朝野的“女鬥士”，這回又在新加坡點起“野火”。原來《還好我不是新加坡人》的矛頭，指著到訪德國的新加坡外交部長賈古瑪，說他發言時不應處處以亞洲代言人自居。

為什麽她慶幸自己不是新加坡人？ 因為，“即使給她再高的經濟成長、 再好的治安、再效率十足的政府，她也不願放棄她一點點個人的自由與尊嚴”。

愛國的新加坡公民看了龍文後，大動肝火，意中事耳。這塊原是英國殖民的土地，三十多年來因華人櫛風沐雨的經營，今天贏得亞洲公園之譽，殊非僥幸。身為黃種人，龍博士在人家意氣風發之時卻潑冷水，實在煞風景。

同期的《亞洲周刊》有龍應臺專訪，她答客問中，有這麽關鍵性的幾句：“新加坡試圖和強勢西方文化作平等交流，值得鼓掌支持，可是前瞻少不了自省，開拓者更不可缺兼容並蓄的大胸懷。民族情緒，愛國激情，沒什麽用的！”

看來龍應臺質疑的，不是賈古瑪說的話，而是他擺出的泛地區主義的姿態。她認為他可以新加坡人的身分，“理直氣壯地教 歐洲人” ，但不應以亞洲代言人自居。所謂泛地區主義，是以地域和膚色把人類行為模式、價值系統和道德觀念 “一把抓” ，套圈圈。

把地球各族類，以洲名框之，當然籠統得以偏概全。單說歐洲人吧，東、南、西、北歐諸國，其歷史背景、文化傳統和宗教信仰，均不可同日而語，但這種界定，積習難改，雖然不科學，非洲人、亞洲人、美洲人、澳洲人等泛地域的稱謂，看樣子會因利乘便地沿用下去。經濟大國的日本，或者不與亞洲認同，但在外人看來，還是亞洲國家的一員。

龍應臺若因賈古瑪以亞洲代言人自居而非議其身，實有點矯枉過正，但她言論的重點，似不在正名，而是價值系統的取舍。新加坡國泰民安、豐衣足食，近來更積極部署，放開基金管理，以期在1997年後一舉取代香港，成為國際金融貿易中心。如果人生目標，只為增加銀行存款數字，那麽獅城前景，金光萬丈。

好個女鬥士，她偏不吃這一套。再引前言，即便給她 “再高的經濟成長，再好的治安，再效率十足的政府” ，她 “也不願放棄” 她 “一點點個人的自由與尊嚴”。

這無可避免地涉及快樂和幸福的定義。獅城內閣資政李光耀，說話一向不含糊。他歷來的信念是，為了保證新加坡社會的安定繁榮，群體的利益，絕對應該放在個人的權利上。本此，不但販毒吸毒殺無赦，就連會女朋友前辟除口臭的恩物口香糖，也成禁品。青少年擾亂治安或損毀公器，打屁股。

這種措施，是否過分了點？是非標準是相對的。如果要我在“文革”時的中國與今天的新加坡作一取舍，當然毫無考慮地選擇後者。獅城的政治氣候，禁絕惡聲，立言是無希望了，立命倒夠空間。嚼不到口香糖，不交女朋友就是。再說，毒販殺無赦，確是德政。

龍應臺不願放棄個人自由與尊嚴，情懷浪漫得可以。在這方面，我和她“同病相憐”，都是被美國教育慣壞了。1991年我應聘新加坡大學，未到半年，就萌去誌。想來我和龍女士這種動物，心態頗像赫胥黎小說《美麗的新世界》中的 “野人”。在赫氏的反烏托邦中，不但饑餓、疾病這種種人類有史以來的大敵一一成了歷史名詞，連氣候的轉變，也受到科技控制。人的脾氣與情欲，也可由藥物調制。

這端的是美麗的新世界，但浪漫成性的野人卻無法忍受。免於饑餓和疾病的代價是喪失意誌的自由。他最後表態說，二者之間他寧可選擇饑餓、疾病和情欲折磨的痛苦，只要他有機會清清醒醒作選擇的話。

“水至清則無魚，人至察則無徒” ，按 （中國典故大辭典》 的解釋，“ 是指水過於清澈，毫無雜質， 以至連魚賴以生活的物質都沒有了， 魚就不能生活。…人對於別人如果事不論巨細，一味細察苛求，就沒有人和他相處往來。”

如果把魚譬作書生、丈人，那麽賴以生存的物質，得有一些成分是雜質。一個告誡連篇的社會，只有思無邪輩能生存。不過，新加坡以商立國，有嗜癡（雜質）之癖的魚，既然不是社會中堅分子，多一條少一條也不會動搖國本。

龍應臺族類可休矣。

18. 容易受傷的新加坡人？

作者：未詳 日期：1994年11月號 來源：《亞洲周刊》ttp://www.nths.cn/chinese/dushubaodian/shuku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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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作家龍應臺著文批評新加坡的價值觀，不能代表亞洲，引起新加坡人強烈反應，紛投函報章反駁，並反譏臺灣的亂象。是龍應臺太偏激，或新加坡人護國心切？

10月中新加坡《聯合早報》轉載了旅居德國的臺灣作家龍應臺的一篇短文——《還好
我不是新加坡人》，掀起軒然大波，一些新加坡人紛紛投函當地報章批評龍應臺，這些文章中完全沒有支持她的論點。龍的文章似乎觸到新加坡人敏感的神經，引起強烈的反應。

龍應臺在文章中引述新加坡外交部長賈占瑪到德國出席歐洲和東南亞外長會議的演講，並指出，最近新加坡政府頻頻與西方對話，口氣儼然以亞洲的代言人自居，開門就是“我們亞洲人的價值怎麽怎麽樣…”，好像新加坡代表了亞洲，新加坡的文化價值就是整個亞洲的文化價值。文中又表示，即使給她再高的經濟成長，再好的治安，再效率十足的政府，她也不願放棄她一點點個人的自由與尊嚴。

在新加坡人反駁的文章中，有人表示活得和睦幸福，不必龍來指指點點。也有人認為龍已全盤接受西方價值觀，自然對亞洲的事物有不順眼。更有人覺得龍的論調太偏激，根本是瞧不起新加坡人。一位作者梅子的文章《我很慶幸自己是新加坡人》更是針鋒相對，指出臺灣的亂象，如國會的肢體沖突，是否就是“講究個人尊嚴與自由”。

到底新加坡能不能代表亞洲？這是龍文受爭議的其中一點，也是令新加坡人情憤不平
的，《聯合早報》 記者林義明認為新加坡人是亞洲人，亞洲人表達亞洲人的心聲，沒有人可以反對，更何況這聲音是來自一個有三大亞洲文化 （中華文化、馬來回教文化和印度文化）背景的國家…女作家蓉子也對《亞洲周刊》說：“新加坡政府領袖都是有見識及有成就的人，他們向西方國家傳達一些亞洲人的信息，有什麽不對？”

詩人陳松沾認為龍應臺沒考慮有關國家的民情，龍強調個人的自由與尊嚴，卻沒去了解它們的實用價值。作家黃盛發也說，個人的自由不能置於國家利益之上，商人張瑾雲則為新加坡的嚴峻法律辯護。她對《亞洲周刊》說：“新加坡是移民社會，上一代人民的文化素養不高，過渡時期當然需要嚴厲的立法，使人們就範。”

新加坡人一般生活得安定與舒服，言論是否自由似乎與其他國家的看法不一，而對自由的定義與範圍也引來爭議。龍應臺表示，她在臺灣生長，非常清楚政府如何能透過媒體、教育、公共政策等種種管道去塑造社會的所謂“個性”， 但是比這些來自政府的操縱更基本，更原始的，她覺得是人的自私。

龍認為，言論限制是一個透明的網，一般人不去碰它就感覺不到“不自由”。但總會有一些人“長了反骨”去碰那張網而被“電到”，對這些人視若無睹是沒有正義感，而把言論自由這種東西貼上“西方”標簽，然後加以反對，她認為是義和團的作風。

龍應臺以尖銳的筆針砭時政著名，她的雜文集《野火集》，其中一文《中國人，你為什麽不生氣》就批評中國人不講公德心，在80年代震動臺灣，如今她這把野火竟燒到獅城：1991年龍曾去過新加坡，對強勢政府下文化人的苦悶印象很深。她相信，新加坡不是沒有異議，只是這些聲音新加坡人一般聽不見。

在這場爭論中，確有持不同意見的，但這些聲音不多。現任東南亞研究院研究員的王賢勤表示，龍的論點及要求並無不對，因為亞洲範圍很大。他又說，龍雖住在歐洲，但卻具亞洲人思想。

新加坡國立大學政治學者徐本欽也以持平及客觀的看法表示，亞洲價值觀並不單一，印度、巴基斯坦等國的價值現就與新加坡很不相同。徐又進一步指出，某一些領導人的看法，並不一定代表新加坡人的看法與觀點。例如，禁止人民吃口香糖，並不是新加坡人都認可、支持。前新加坡首席部長馬紹爾就公然表態，反對政府過度幹預人民的自由與權利。而生孩子的問題，也引起一些人的不滿，認為政府幹預他們的切身問題。

新加坡人不是沒有不同的聲音，但顯然他們凝聚一個更強的共識，去追尋東西方社會越來越缺乏的社會穩定與生活品質，但也勢須在社會的主旋律中去包容不同角落中所響起的雜音。

19. 為何只有一種聲音？

作者：未詳 日期：1994年11月號來源：《亞洲周刊》http://www.nths.cn/chinese/dushubaodian/shuku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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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作家龍應臺的《還好我不是新加坡人》在新加坡《聯合早報）轉載後，引起讀者熱烈批評，針對她這篇文章所引起的反應，龍最近接受《亞洲周刊》專訪，以下是訪問摘要：

你對《聯合早報》轉載你這篇文章有何看法？

我很高興，顯然編輯認為這篇文章可以引起一些反省和討論，但他們還是應該事先取得我同意。它所引起的反應，在我意料之中，但令人失望。近十篇反應中，不是熱血的辯護就是怒目攻擊，反省與就事論事的討論沒有一篇，我不僅要問，為什麽只有一種聲音？ 新加坡人自己也該覺得奇怪吧！

你對馮煥好等人的來函內容有何反應或反駁？

有些作者由我的文章引申為臺灣對新加坡的不滿。對不起，我不代表臺灣人，只代表自己，在臺灣，有許多人欣賞新加坡的價值觀，譬如《天下》雜誌，同時也有許多人持相反看法，譬如我。兩種看法都屬於一個多元的社會，誰也不代表誰。

有些作者讀了我的文章之後，起而攻擊臺灣社會：國會打架、未婚媽媽…這是基本邏輯的錯誤。我批評新加坡，和臺灣扯上什麽關系？ 臺灣有臺灣的問題，我對臺灣的批評要比對新加坡嚴厲得多，但並不是這篇文章要談的事。

我不茍同一些人認為新加坡人可以代表 “亞洲人” 。如果日本首相大刺刺地與西方對話，且口口聲聲 “我們亞洲人如何如何…”，我的反應會更強烈。如果中國大陸的總理以亞洲人的代表自居，他也少不了 “大漢沙文主義” 的嫌疑。

不以一己的價值觀代表他人，是對異己文化的尊重，我們同時也要對抗西方人對亞洲的刻板概念化，當新加坡人說“我們亞洲人如何如何” 時，他其實強化了歐洲人的傳統偏見：“歐洲人 ”尊重自由， “亞洲人” 強調集體。歐洲人很願意忽視亞洲人彼此之間的差異，因為那些差異會破壞他對亞洲人的整體刻板概念。

當歐洲人體認到日本人與中國人，新加坡人與印度人之間存在著重大的文化差異時，我們才能說，東西的了解向前跨了一步（假定亞洲人也體認到挪威人與葡萄牙人有多麽不同）。

至於自由不自由這個問題，因為太復雜，不是我那篇短文想討論的題目。我只是提出個人的立場：新加坡這種自由不投我所好。只是當新加坡人振振有辭說：“我有閱讀、寫作、發言和出版的自由…”時，我不得不問 ：“是不是所有的新加坡人都和他一樣有那樣的自由 —— 包括與政府或與社會主流持相反意見的人？ ”如果他們沒有，你是否太自私了？

為什麽你認為新加坡部長不應以亞洲人的代表自居，跟歐洲人比較文化價值觀？

我覺得新加坡部長可以 “新加坡人”的身分很理直氣壯地教訓歐洲人，讓歐洲人聽到直接的、不客氣的批評是件很健康的事情。我只是反對他將亞洲人一元化、集體化，同時在這裏提醒他，南歐人比起北歐人，更高度重視家庭、族群與集體。歐洲人也不能一概而論。

新加坡試圖和強勢西方文化作平等交流，值得鼓掌支持，可是前瞻少不了自省，開拓者更不可缺兼容並蓄的大胸懷。民族情緒，愛國激情，沒什麽用的！

中國大陸不少領導人常稱贊新加坡的成就，並當作是學習榜樣，你有何看法？

不只大陸，臺灣也有政治人物稱贊新加坡為好榜樣。大陸的我管不著，臺灣的就使我戒慎恐懼，如履薄冰。臺灣是從極權政體下走出來的，犧牲多少人才有今天這一點自由保障，政客希望造成的邏輯很簡單——“自由造成動亂，安定需要集權” ，人們一旦接受這個簡化的邏輯，政客就有權力的基礎。

在我看來，任何簡化了的“真理” 都是危險的。

美國籍的一位學者原在新加坡國立大學執教，他最近撰文批評新加坡的司法制度不夠超然，引來警方人員調查。可能被控以藐視法庭罪名。你對這件事又有何看法？

你想如果我今天住在新加坡，登門按鈴的將是誰？（1994-10-10 來源：《中國時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