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一本以茶葉為主線的書，討論這樣一個主要命題：為何英國以茶而富強，而晚清卻因茶而走向衰亡。故事時間節點由兩部分組成，1840年中英鴉片戰爭前後與1888年的英國入侵西藏前後。讓我們去體會茶運與國運的糾葛。 透過一杯茶，我們看到的不僅僅是一個衰敗的王朝，收獲的也不只是那些廉價的屈辱，而是日常生活中的那杯茶，是怎麽樣到了手中，又是怎麽丟失的。所謂全球化，在那個時間里，是如此這般地展開的。

周重林，現居昆明，雲南大學茶馬古道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員。著有《郎騎竹馬來》、《紅土攬轡》、《兆龍火鳳》等作品，主編和合著《天下普洱》等作品50余種。在全國多家媒體開有專欄，是政府和多家企業的文化顧問和專家組成員。 太俊林，雲南普洱茶廠有限公司董事長，深圳市永年太和茶業有限公司董事長，雲南普洱茶協會副會長，雲南茶業商會副會長，世界茶文化交流協會副會長，第四屆全球普洱茶十大傑出人物。

第一章1840年的茶葉戰爭

小引：林則徐與道光皇帝

中國茶葉出口時稱重、品鑒，1790年，水墨

死生命也，成敗天也，茍利社稷，敢不竭股肱以為門墻辱？——林則徐

將萎之華，慘於槁木。——龔自珍

1839年1月8日(道光十九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小寒剛過去兩天，拂曉時分的北京街頭，寒風刺骨。晨霧遮擋了早起者的視野，更多的北京居民還躲在被窩里。這一天將要做什麽，許多人沒有打算。

林則徐所住的行轅前，此時已是人喧馬嘶，打破了清晨的靜謐。華麗的轎子和馬車停在門前，即將要出行的人們分頭張羅著，只待林則徐一聲令下，大家就可以登車攬轡，浩浩蕩蕩南下奔廣州而去。

前來送行的人，覺得欽差大人的排場似乎小了點。那麽大群人中，有12個是輪流擡轎的腳夫，9個是廚子，沒有官兵隨行，前面也沒有鳴鑼開道的人。這也是林則徐好友龔自珍擔心的，他建議林則徐不要孤身前往，應該帶軍南下，這樣才能起到震懾的效果，達到懲奸除惡的目的。

天完全亮了後，陽光明媚，這是一個不錯的晴朗天，適合遠行。由於前來送行的人絡繹不絕，行程一再延誤，直到午飯後，林則徐一行人才焚香、發傳牌，開始南下之旅。

這一年，林則徐55歲。道光皇帝一道聖旨，他成了欽差大臣。

“命湖廣總督林則徐為欽差大臣，馳往廣東，查辦海口事件，該省水師，兼歸節制。”
沒有人知道接下來會發生什麽，這個平凡的年份很快就要過去了。再過些日子，春節就要到來，大部分百姓關心的是如何過上好年，年關總是會檢閱錢袋，在這之前更要奮力一搏。

出京門時，林則徐拉著自己座師、侍郎沈鼎甫的手，兩人相視而泣。他對後者說，“死生命也，成敗天也，茍利社稷，敢不竭股肱以為門墻辱？”來新夏.林則徐年譜新編［M］.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1997：286.林則徐知道此行危險重重，責任大，壓力亦大，而且，幾乎沒有退後的餘地。

受命於國家危難之際，方顯賢者之能。明知前面有萬丈深淵，也要有勇氣走過去，這就需要英雄氣概。
林則徐的老友魏源認為，道光選擇林則徐去禁煙，是因為林則徐說了一些讓道光很動容的話：不禁煙，十余年後，將無可籌之餉，無可用之兵。
在從湖廣總督任上被召喚進京前，林則徐也不知道進京的目的何在。自從道光登基以來，林則徐從浙江的鹽運使、按察使、布政使一路青雲直上，做到巡撫、總督，再到皇帝代言人。道光對他贊賞有加。在任命他為河東河道總督時，道光說：“朕因林則徐由翰林出身，曾任禦史，出應外任，已歷十年，品學俱優，辦事細心可靠，特畀以總河重任。”《清實錄·宣宗成皇帝實錄》卷200，道光十一年，癸醜條。大學士、兩江總督孫玉庭把林則徐推薦給道光的時候評價說：“惟江蘇臬司林則徐，器識遠大、處事精詳，任杭嘉湖道及淮海道。浙西地方，均為熟悉，水利亦夙所究心，實堪勝任。”《清實錄·宣宗成皇帝實錄》卷72，道光四年，壬戌條。即便是林則徐被革職後，為他申冤者不在少數。浙江巡撫劉韻珂說，林則徐之心思能力，他等自嘆弗如。
在美國人張馨保眼中，林則徐是一位能幫天朝解決麻煩的人。“在整個道光年間，每當在治水、海運、鹽政、軍務等方面出現麻煩，需要派員前往處理時，考慮到的人選往往是林則徐。”張馨保.林欽差與鴉片戰爭［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9.
林則徐出京前，一個月內被道光八次召見，令軍機大臣穆彰阿眼紅，也被許多史家濃烈渲染。可以在紫禁城騎馬，可以坐著轎子覲見，可以跪在毛毯上，還能坐在椅子上與皇帝說話，所受恩寵可謂“國初以來未有之曠典”。
但這位55歲的老練政治家與那位生性多疑的愛新覺羅·旻寧的八次會面，到底談了什麽？沒有人知道，如今空蕩蕩的乾清宮，再現不了那些對話。但這一年皇帝關心的話題，似乎只有銀子、鴉片。
晚清時的北京城，見證了一個王朝的衰敗道光出生的時候，做皇帝的人還是他爺爺乾隆，他也不過是個二皇孫，怎麽看未來大清的國運，都不會由他來主導。他做了皇帝，到底是他的幸運還是不幸，我們不得而知。我們知道的只是，大清“康乾盛世”自他開始不可扭轉地走向衰敗。中央集權最為可怕的地方就在這里，一個人就可以主導一個國家或民族的命運。

一個會穿補丁褲的皇帝，一群吸食鴉片的國民，一個器識遠大的大臣，構成了1839年所有故事的核心。

龔自珍在這年完成的《己亥雜詩》里大聲疾呼：“九州生氣恃風雷，萬馬齊喑究可哀！我勸天公重抖擻，不拘一格降人才。”他希望借助天公的雷霆之氣，沖破這層籠罩著中國的鴉片煙霧，讓人存有些許安慰和希望。近代中國的序幕，從林則徐這個福建教師的兒子走出京城後，就正式拉開了。

是的，這是個只屬於他們的年份。

這一年，曾國藩剛中進士一年，前途渺茫，只能在等待中空度時日；與曾國藩一樣中了進士的人當中，有一個叫李文安，他是李鴻章的父親，而李鴻章暫時還沒有故事，他這年的年譜上，寫滿了林則徐的事跡；張之洞還在繈褓中等著餵奶；林則徐的師友、兩江總督陶澍死了，飽讀詩書的師爺左宗棠承擔了教育其子的任務，陶澍曾想把女兒嫁給這位優秀的年輕人，只是他太不爭氣了，考了三次都沒有進士及第；比左宗棠更失意的還有洪秀全，他考了三次，連鄉試都過不了，這一年，他還深陷在絕望中，沈默寡言，舉止異常，也有人說，他曾經的怪病，是吸食鴉片導致的，但宗教讓他獲得新生卻是千真萬確的事。

離京後，林則徐途經山東、安徽、江西等地，耗時約60天，於3月9日抵達廣州，正式就任欽差大臣。美商威廉·亨德在珠江帆船上看到了林則徐的到來，他描述說：“他具有莊嚴的風度，表情略為嚴肅而堅決，身材肥大，須黑而濃，並有長髯，年齡約六十歲。”

在來廣州的路上，林則徐就已經下令緝拿了不少鴉片走私者，讓在鴉片問題上騎墻的官員、民眾和鴉片商人都開始擔心。許多禁煙措施在來時的路上已經思慮成熟，故林則徐到任第二天就開始了行動：發關防通告，拿包庇走私的都標副將，下速戒通示……同時下令組織編譯《澳門新聞紙》，了解當今世界形勢。

內事之後，便是外事。

3月18日，林則徐傳訊十三洋行商人，要他們給洋人傳話。《諭洋商責令夷人呈繳煙土稿》和《諭各國夷人呈繳煙土稿》的主要內容，一是要求洋商造冊收繳鴉片；二是要求夷商寫保證書，不再夾帶鴉片來華，如有帶來，一經查出，貨盡沒官，人即正法；三是勸告英國與中國進行合法貿易；四是表達自己禁煙決心，鴉片一日不絕，林則徐一日不回。同時林則徐利用民情公憤警告英國，為禁鴉片，不惜武力。

在林則徐的重壓下，3月18日，外商與十三洋行商議後，上繳了1 037箱鴉片。這顯然不能令林則徐滿意。他決定拿下被禁煙派視為眼中釘的鴉片商人顛地來殺雞儆猴，但未能遂願。顛地後來上繳了1 700箱鴉片，而在另一個大鴉片商查頓處，繳獲高達7 000箱鴉片，查頓在林則徐到達廣州前便逃遁了。

浩浩蕩蕩的英國鴉片船3月24日，為了緝拿顛地及表達禁煙決心，林則徐下令武力封關封艙、停止貿易，撤回華工。這樣致使商館里的外國人完全與世隔絕，國際輿論嘩然。這也是林則徐頗引人爭議的地方，對“好商人”與“壞商人”一視同仁。
其後的效果也很顯著，美國人率先投誠。但英國駐華商務監督義律依舊不肯就範，並指責林則徐此舉有點燃中英戰爭的危險。
其後，林則徐頒布《示諭外商速交鴉片煙土四條稿》，作為對義律的最後通牒。3月28日，義律向林則徐呈送了《義律遵諭呈單繳煙二萬零二百八十三箱稟》，著令英商交出所有鴉片共20 283箱。但義律仍然拒絕簽署保證書，並向英商保證他們的損失一概由女皇負責。
英國人的抵抗讓林則徐收繳鴉片的工作並不順利。4月1日，林則徐、鄧廷楨、關天培等人到虎門布置收煙工作，帶了許多標兵去壯聲勢，但效果不佳，僅僅收到了5箱鴉片。
4月2日，林則徐向朝廷建議以茶換鴉片，就是每收1箱鴉片，給予茶葉5斤。這個消息傳出後，在第二天就收到了奇效，收到煙土1 150箱。截止到4月19日，禁煙工作成效尚佳，已經收繳到鴉片11 700箱。到5月2日，數目增加至20 283箱。清廷甚為高興，同意林則徐的賞茶方案。
5月9日，清廷下令林則徐就地銷毀鴉片。截止到5月12日，抓獲人犯1 600名，收繳煙膏461 520多兩、煙槍42 741只、煙鍋212口。朝廷重賞了參與禁煙的官員。林則徐心情不錯，寫了一首詩：“蠻洋煙雨暗伶仃，忽捧雕盤顆顆星。十八娘來齊一笑，承恩真及荔枝情。”
晚清時，中國人認為抽鴉片是一種高檔享受5月18日，收繳鴉片共21 306箱，比義律承諾的數目還多1 000多箱。禁煙階段性任務完成。5月24日，顛地和義律等人離開廣州，其後義律拒絕領取清廷賞給他的1 640箱補償茶葉，為1840年鴉片戰爭埋下伏筆。
6月3日，虎門銷煙開始，歷時23天。
林則徐勝利了，但道光和他的天朝卻失敗了。
從林則徐邁出京城開始，剛好半年時間。虎門銷煙過後半年，鴉片戰爭爆發，中國自此跌入了大半個世紀的衰退之中。一場拯救國民於水深火熱的運動，拉開了近代中國的序幕，那個一度高高在上的天朝上國，由此崩潰。
龔自珍說：“將萎之華，慘於槁木。”
無數的中國人，才剛剛覺醒，睜開眼睛茫然地打量著這個全新的世界。
一、中英對抗
1晚清“以茶制夷”的共識
夷人賴以為命，不可一日欠缺之物，乃茶葉、大黃。而此二物，皆我中原特產。——曾望顏
外夷土地堅剛，風日燥熱。且夷人每日以牛羊肉作為口糧，不易消化，若無大黃，則大便不暢，夷人將活活憋死。故每餐飯後，需以大黃茶葉為通腸神藥。——琦善
況如茶葉大黃，外國所不可一日無也，中國若靳其利而不恤其害，則夷人何以為生?——林則徐
茶葉大黃二種，尤為該國日用所必需，非此即必生病，一經斷絕，不但該國每年缺少余息，日漸窮乏，並可制其死命。——百齡
西洋人民所必需者，內地之茶葉、大黃。——包世臣
外夷於中國內地茶葉、大黃，數月不食，有瞽目塞腸之患，甚至不能聊生。——周頊
19世紀30年代，面對鴉片入侵中國荼毒生靈，白銀大量流失的現實，中國的問題專家提出了一些解決之道。比如直隸總督琦善，就希望通過海禁來斬斷與西方的一切貿易往來，一來可以做到杜絕鴉片的進入，二來可以杜絕茶葉和大黃的輸出。這點，他說得非常明確：“外夷土地堅剛，風日燥熱。且夷人每日以牛羊肉作為口糧，不易消化，若無大黃，則大便不暢，夷人將活活憋死。故每餐飯後，需以大黃茶葉為通腸神藥。”艾略特·賓漢.遠征中國紀實［M］//周寧.鴉片帝國.北京：學苑出版社，2004：307.
琦善還希望國人註意與西方夷人的交往，因為與他們做生意有巨大風險。夷人所帶的銀元，是水銀所制，倘若數年不用，就會變成飛蛾蛀蟲，他們的銀器也會長出翅膀飛走。
斷絕鴉片最主要的目的是為了阻止白銀外流，其後才是讓國民免於身體與精神的毒害。而“以茶制夷”政策的背後，卻有著更為深遠的動因。
鴉片、銀子與茶葉三者的關係，是晚清非常具有共性的話題之一。即魏源所謂：“中國以茶葉、湖絲馭外夷，而外夷以鴉片耗中國，此皆自古未有，而本朝獨有之。”魏源.海國圖誌［M］.長沙：嶽麓書社，1998：35.
嘉慶時期，兩廣總督百齡給嘉慶的奏折里就提到茶葉與大黃的經濟效益問題。“茶葉大黃二種，尤為該國日用所必需，非此即必生病，一經斷絕，不但該國每年缺少余息，日漸窮乏，並可制其死命。”包世臣則主張開放對外貿易，罷黜十三行，中國可以獲利，又可以割除海關陳弊。其出發點，也是“西洋人民所必需者，內地之茶葉、大黃二物”。林日杖.試述清代大黃制夷觀念的發展演變［J］.福建師範大學學報，2005(5)：97106.
但嘉慶時期，鴉片帶來的問題還沒有尖銳化，茶葉、銀子與鴉片還沒有發展到足夠令人警惕的地步，嘉慶零星的經國思路被連綿起伏的起義打斷了。
1838年，江南道禦史周頊上書道光說，內地不是每個人都吸食鴉片，但茶葉、大黃卻是外夷必需之物，故要求清廷酌定價值，只準紋銀交易，而不準以鴉片及其他洋貨抵交。查外夷於中國內地茶葉、大黃，數月不食，有瞽目塞腸之患，甚至不能聊生。視鴉片之可用藥解，除其為害之輕重懸殊也。內地人民不盡食鴉片，而茶葉大黃為外夷盡人所必需，其取用之多寡又懸殊也。乃外夷以無用害人之物，尚能遙執中國之利權，豈中國以有用益人之物，而不能轉移外洋之銀幣，未嘗揣度情勢，輒藉口於積重難返，使中國失制用生財之道。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鴉片戰爭檔案史料［M］.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2：258259.清宮廷繪畫《道光情殷鑒古圖》，
現存北京故宮博物院周頊建議在產茶葉、大黃的地方，應該稽查轉運，設立票據，歸沿海地方官員兼管，一並妥議章程，奏明辦理。要是有人走私出洋，或者減價出售，都要嚴查。
這份奏折所言方案引起了道光的重視，他也順勢提出了自己的意見。他提出鴉片大量流毒中國，導致紋銀出洋數逐年增加，銀貴錢賤，進而影響到了地丁、漕糧、鹽課等諸多層面，倘若不防範，必然出現“中國有用之財，填海外無窮之壑，於國計民生，大有關係”，遂下令兩廣總督鄧廷楨據實查訪。
鄧廷楨等人調查後發現，周頊的方案存在客觀上的難題，甚至會引發與預期相反的效果。主要為，倘若限定茶只能與紋銀交易，那麽內地之貨與進口之貨不能抵兌，外商所剩之貨，將無所歸。而如果在茶區就定好價格，又有轉運不齊之憂慮。官方定價，遇到歉收價貴之年，就會帶來“官價不敷，商本虧折”。而地方出立票據，又讓不肖官吏有機可乘，弄不好就是擾民，最後官、商、民與利益都不好收場。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鴉片戰爭檔案史料［M］.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2：381.
盡管鄧廷楨從現實困難層面否決了周頊的提議，但鄧廷楨也認為茶葉是對付夷人，尤其是對付英國人最為有效的商貿物品。其中稍微的差別在於，在絕對控制茶葉的層面上需要討論的空間太大，茶葉問題也在可控與不可控的商榷範疇。我們可以從林則徐對曾望顏的反駁中，再次溫習這場爭論。
中國茶葉出口前的裝箱工作，1790年，水墨直隸順天府的府尹曾望顏在給皇帝進言的奏折中說：“夷人賴以為命，不可一日欠缺之物，乃茶葉、大黃。而此二物，皆我中原特產。無論何國夷船，概不準其與我朝通商往來。”艾略特·賓漢.遠征中國紀實［M］//周寧.鴉片帝國.北京：學苑出版社，2004：350.曾望顏同樣認為，這樣的辦法會給外國商船帶來麻煩，他們船上的貨物不僅不能賣出，而且由於得不到茶葉、大黃，夷人之性命就完全由天朝掌控，那麽夷人就一定會放下身段來乞求通商。曾望顏主張封關禁海，剿辦海盜，再禁大小漁船，斷絕走私渠道，讓外商產生畏懼之心，主動求和。
琦善與曾望顏二人都是朝廷器重的重臣，也都是西人艾特略·賓漢口中富有智慧、敏銳的中國政治家，並知曉“夷情”。他留心記錄下這些言論，到底目的為何，不得而知。但琦善與曾望顏的建議到底可否施行，道光皇帝心里沒有確切答案，他把曾望顏的奏折轉給林則徐，希望得到意見。
林則徐認為此舉不妥，因為粵東200年來的互市，是建立在“推恩外服，普示懷柔”的基礎之上，而非外夷依賴內地的食用物資，也不關稅收什麽事。林則徐認為，鴉片主要由英國商人在販賣，一旦海禁，就斷絕了所有外商貿易，這不符合實情。何況不是所有的船只都參與了鴉片貿易，只要不夾雜鴉片的船只，仍然可以讓其參與貿易，如果得罪了所有夷商，他們聯合起來對付天朝，後果堪虞。另一個層面上，大海四通八達，禁之甚難。
林則徐不贊同全面海禁，“至茶葉、大黃兩項，臣等悉心訪察，實為外夷商所必需，且夷商購買出洋，分售各路島夷，獲利尤厚，果能悉行斷絕，固可制死命而收利權。唯現在各國夷商，業經遵諭呈繳煙土，自應仰乞天恩，準其照常互市，以示懷柔，所有斷絕茶葉、大黃，似可暫緩置議。如果該夷經此次查辦後，仍敢故智復萌，希圖夾帶鴉片入口，彼時自當嚴行禁斷，並設法嚴查偷越弊端，應請於善後章程內另行籌議具奏。”之前，皇帝下旨問詢，茶葉、大黃是否為夷商所必需，倘若要斷絕，有沒有偷越之處，要林則徐悉心訪察回奏。
林則徐不贊同全面海禁，還與他對海路諸夷的認識有關。他認為最大的鴉片貿易者是英國(他知道美國等國家同樣參與了鴉片貿易，但數量很小)，沒有必要對其他國家實行貿易制裁。他在虎門銷煙前夕，就采用了分化政策，讓美商等“良夷”大嘗甜頭。
1839年5月2日(道光十九年三月十九日)，道光皇帝下旨贊同林則徐等人做法，如果外商繳納煙土，“自應加恩，準予照常互市，以示懷柔”④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鴉片戰爭檔案史料(二)［M］.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2：6668，525，302.，並暫緩實行斷絕茶葉、大黃等供給的政策。就在英軍進逼天津時，在廣東的林則徐依舊給皇帝上書，堅持認為這是全面斬斷貿易的後果。之後，道光皇帝給正在廣東禁煙的林則徐下旨：“日後再有反復，即當示以兵威，斷絕茶葉、大黃，永遠不準交易。俾冥頑之徒，知所儆懼。”文慶，等.籌辦夷務始末道光朝［M］.北京：中華書局，1979：227.
茶葉與大黃兩項，林則徐查訪得知，大黃出口不超過1 000擔，並非夷人不可無之物，不值得嚴禁。但歷年所銷茶葉在30余萬擔到50余萬擔之間，可作為鉗制之物。林則徐認為貿易是循環的，即便與英國斷絕了茶葉貿易，他們依舊可以從其他國家轉買，這勢必又要全面海禁，不是明智的辦法。但茶葉可以限量供給，每年連箱供給50萬斤。其實早在湖北任總督時，林則徐就提出過通過提高茶葉、大黃的價格來達到白銀回流目的的方案。
林則徐還註意到了其他大臣沒有註意到的茶葉細節，“大黃每年出口，本屬有限，不過附搭藥材項下。英夷所銷尤少。唯茶葉在所必需，然有綠茶、黑茶之分，英夷所銷多系黑茶，現在嚴密稽查，不使影射偷漏”。黑茶，這里是指紅茶，英文把紅茶翻譯成“black tea”。
漕運總督周天爵提出的茶葉制夷方案，也值得關註。④他認為清廷可以先禁止中國的茶葉、大黃出口，這至多不過損失幾十萬兩白銀的商稅，卻可以換回千萬兩因鴉片流失的白銀，很劃算。當商人斷絕了茶葉、大黃來源時，必然向大清乞求救命，保證以後不敢再向中國輸入一勺鴉片。清廷可以殺掉數十個為首者，將內地漢奸殺掉數百人，最後網開一面，準許茶葉、大黃出口。他的意思很明確，只要茶葉在我們手中，還怕什麽？
2茶葉奇效與茶葉富國論
凡夷人名下繳出鴉片一箱者，酌賞茶葉五斤，以獎其恭順畏法之心……——林則徐
林則徐在廣州主持禁煙工作，一開始采用武力手段收繳，收效甚微。之後，他不得不采用了一種懷柔手段——給人家好處來換取鴉片。林則徐給通曉漢語的外商紅綢二匹，黃酒二壇，讓他回去勸說大家上繳鴉片。之後又給被封閉的外商館送去吃的喝的。茶葉換鴉片一項，確切地說，就是每當鴉片商人繳納一定數量的鴉片，清政府作為補償，就配給一定數目的茶葉。這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外商的抗拒心理，讓他們不至於血本無歸。
1839年4月2日，林則徐等人向道光建議：念各夷人鴉片起空，無資置貨，酌量加恩賞給茶葉，凡夷人名下繳出鴉片一箱者，酌賞茶葉五斤，以獎其恭順畏法之心，而堅其改悔自新之念。如蒙恩準，所需茶葉十余萬斤，應由臣等捐辦，不敢開銷。至夷人呈繳鴉片如此之多，事屬創見，自應派委文武大員，將原箱解京驗明，再行燒毀，以征實在。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鴉片戰爭檔案史料(一)［M］.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2：511.可以比較下有賞給和沒有賞給的區別。
1839年4月1日，林則徐、鄧廷楨、關天培等人到虎門布置收煙工作，帶了許多標兵去壯聲勢，但效果不佳，僅僅收到了5箱鴉片。可是到了第二天，林則徐提出以茶葉換鴉片的政策後，收到了煙土1 150箱。之後收繳鴉片工作順利展開，這在一定程度上印證了茶葉的奇效。
梁廷楠在《夷氛聞記》里的記載與上文有很大差異，說繳納一箱鴉片給予50斤茶葉，這大約是坊間傳聞誤導所致。民間野史逸聞記載更加離奇：“向聞林文忠公燒西商鴉片煙土而不給價，故致啟釁。近聞人言，彼時實以茶一箱，易煙一箱。而茶為胥吏所辦，中多雜以砂石。既至歐洲，又以不能售，寄回。商人耗本無算，遂致激成釁端。”
采茶女，1800年，水墨茶葉質量姑且不論，但茶葉數量節節攀高，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出茶葉補給政策的誤傳增大了外商的期待。那些上繳鴉片的外商得到的線報肯定是多渠道的，有林則徐通過洋商洋商，是中國人，他們負責辦理中國與外國人的商務來往；夷商，是外國商人。透露的，也有其他小道消息。
林則徐這份奏折寫出來送出去，等了一個月才得到道光同意的批復。但這種提前的私下承諾，具有風險性，後來琦善接替林則徐出任欽差大臣，做虎門銷煙善後工作時，最先面對的就是英國商人索償鴉片問題。
琦善給道光的奏折說：“林則徐示令繳煙時，節次諭文、批文內，均有‘奏請賞犒、湊請獎勵’等字樣，而其所賞何物，計值若幹，均未指出。夷人唯利是圖，其時頗存奢望，迨後每煙一箱，僅給茶葉五斤，其二萬余箱之煙土，據前督臣林則徐節次陳奏，約需資本銀一千數百萬兩。該夷所得，不及百分之一，而又欲勒具以後再販鴉片，船貨如官、人即正法之甘結，迄未遵依，此釁之所由起也。”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鴉片戰爭檔案史料(二)［M］.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2：609.事實上，這批煙價最後給了大半，也不關茶葉什麽事了。
但用茶葉換鴉片的政策，最終讓林則徐收繳到21 306箱鴉片，展開了轟轟烈烈的虎門銷煙運動，這一階段，可謂大獲全勝。但後來義律拒簽永不來華售鴉片的保證書，並拒收朝廷賞給的茶葉，為鴉片戰爭埋下了伏筆。
給英國女王的信函，由林則徐、鄧廷楨等人起草，里面談到，英國尚禁鴉片，說明深知其害，為何要把這種害人的東西拿來流毒中國。中國與英國兩百年的貿易，為英國貢獻的都是有用有利之物。“況如茶葉大黃，外國所不可一日無也，中國若靳其利而不恤其害，則夷人何以為生?”林則徐.林則徐集：公牘［M］.中華書局，1963：126.中國之絲綢，是夷人之利潤所在，其他的糖料、姜桂、綢緞、瓷器都是外國所需之物，但英國輸入中國的，都是一些可有可無乃至有害之物，天良何在？林則徐請人翻譯成英文，但這封信最終並沒有送到英國女王手上。這封信在《澳門月報》發出來後，引起了很大的反響。
《百歲老人試新茶》，清代錢慧安繪，
中國茶葉博物館藏林則徐的這種質問口吻，到了民間就變得粗暴而直接。1841年，三元里人民在抗英鬥爭中發出的《精忠報國全粵義民諭唯夷橄》，有著林則徐致女皇書的影子。“汝雖有大呢羽毛，非我湖絲，焉能織就?雖有花邊、鬼頭，非我紋銀、白鉛，焉能鑄成？其余各物，皆學我天朝法度。天朝茶葉、大黃各樣藥品，皆汝狗邦養命之物，我天朝若不發給，爾等性命何在?”廣東文史館.三元里人民抗英鬥爭史料［M］.北京：中華書局，1978：7175.
以茶制夷的共識，是建立在很廣泛的基礎上，不僅朝中權臣如此看，知識界和民間也如此認為。研究中國對外關係的美國人馬士在《中華帝國對外關係史》里把這種流行思想再次描述了一遍：“在中國人心目中一直存在著這樣一種看法，認為，茶和大黃對於西方都是必需的東西，而只有中國可以供給茶和大部分的大黃。”馬士.中華帝國對外關係史(第一卷)［M］.張匯文，譯.上海：上海書店，2000：150.接著他轉引了一篇發表於1851年3月15日《北華捷報》上的文章，上面說：來自西方的外國人都天然愛好牛奶和奶油，耽於這種奢侈嗜好的結果造成了結便的毛病，這毛病只有靠大黃和茶才可洗他們的腸胃，恢復他們的精神；一旦把這些東西予以剝奪，他們便會馬上病倒……如果我們停止了與夷人通商，他們的國家里邊便會發生騷擾和混亂；這就是他們為什麽必須要我們的貨物的第一個理由。《北華捷報》(NorthChinaHerald)是一份英文報紙，又名《華北先驅周報》或《先鋒報》。是英國商人於1850年在上海英租界創辦的上海第一份英文報刊，可以影響到英國政府和商人。報紙刊登過許多與茶葉有關的咨詢，太平天國起義軍占據江南一帶後，英國人對東南地區的茶葉非常關註，一度擔憂會因此失去茶葉。溫州人［N］.北華捷報，18690812.
英國人所喜好的紅茶，源於福建武夷山。福州雖然是五口通商中開埠最晚的，1844年開埠，到1853年才有茶葉輸出，但其後呈井噴之勢。尤其受到太平天國運動的影響，上海一帶的茶葉貿易大部分都轉到福州和廈門。
1854年，福建茶出口量達13萬擔，次年即增至26萬擔。根據1871—1873年的外貿統計，中國平均每年出口值為11 000萬元，其中茶葉出口值為5 797萬元，占52.7％。而福州口岸輸出的茶葉價值占全國茶葉出口總值的35％~44％，福州港僅茶葉出口一項，就占全國出口總值的20％左右，成為中國港口的執牛耳者。林慶元.福建近代經濟史［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1.
巴黎世博會中國館，1848年，出自《倫敦新聞畫報》咸豐五年，閩浙總督王懿德等上奏皇帝，建議在福建設關收茶稅，咸豐批復道：“閩省崇安等州縣，為產茶盛旺之區，自閩省暫開海禁，運道便捷，各商赴閩愈多。所請附省扼要處所，及界連粵東、浙江等處，分設關卡，征收茶稅，應請準其照辦。專款存儲，三月奏報一次。”《清實錄·文宗顯皇帝》卷161，咸豐五年，乙卯條。咸豐年間，福建茶餉幾乎是一個專有名詞，時常補國庫之需。從道光到咸豐，經費(歲出)增長了一倍，從31 500萬兩上升到65 000萬兩，鎮壓太平天國、鎮守臺灣、收復伊犁、中法戰爭、甲午中日戰爭、鎮壓義和團運動，都需要錢。濱下武誌.中國近代經濟史研究：清末海關財政與通商口岸市場圈［M］.高淑娟，孫彬，譯.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6：76.清政府只能在各地設立茶厘局，狂斂茶錢。最值得註意的是，海關稅之前都是算作地方財政收入的，1854年，中國海關成立後，海關稅才被納入中央政府管理。厘局和海關有點類似今天的地方稅務局和國家稅務局。
李東沅在《論教傳》里很有遠見地說：“福州通商，意在武夷山茶……洋人所必需者中國之茶葉，而崇安所產尤該洋人所醉心，既得福州則可以漸達崇安。”也因此，福州茶區成為英國派遣植物獵人掠奪的重鎮，茶葉盜賊福特·瓊斯多次深入武夷山盜取茶樹，並成功帶走8位精通紅茶的福建茶工，前往印度。茶葉故事也從這里開始有了驚天轉折。
19世紀50年代，福建武夷山種茶面積迅速擴大，許多荒山被開發出來，達上千英畝的規模，這些茶都是外銷。規模擴大，參與的人就會很多，這又帶來了生產茶葉城鎮的興起。
1841年1月，得知英國要求開放寧波口岸，浙江巡撫劉韻珂上書說此舉萬萬不可，浙江乃東南賦稅重區，又是茶絲主產區，“蠶絲素為夷人所重，至茶葉則夷人更以之為命，是中華之所以能制外夷在此，而外夷之受制於中華亦在此。故粵東與夷人交易，茶葉為先”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鴉片戰爭檔案史料(二)［M］.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2：651.。如果英國在此通商，一切物資就可就近取得，更會千方百計收購各種茶葉。
之前，朝廷不同意寧波開放的一個原因就是，如果外國人就近拿到他們所需物資，那麽該物資就會相對低廉得多。茶葉從江浙運到廣東，舟楫運費、關卡費用之類，都會增加茶葉成本，到外商手中時，就會貴很多。
道光對劉韻珂的朱批耐人尋味，他說：“此說何來，或浙省有鼓簧惑人者。”這個時候，道光或許對“以茶制夷”的主張產生了動搖。
五口通商後的福州五口通商後，茶葉富國論隨處可見。
1842年，江南司郎中湯鵬上書《海疆善後事宜三十條》，大談茶葉可以富國。湯鵬認為，英國人“食必以蘇合油，久則腸胃膩塞，非得中土之茶葉大黃，不能去惡；晝臥而脾緩，非得中土之茯苓不能治其病。又其洋呢洋布等物，非得中土之絲斤不能成其制”。他建議茶葉、大黃、茯苓、絲等物質，雖不能驟然加價，但可以逐年加價，兩三年一番。這樣一來，不到10年，英國人窮了，中國卻走向富強之道。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鴉片戰爭檔案史料(六)［M］.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2：389.
五口通商把中國拉進世界貿易體系，上海也取代廣州成為新的貿易大港。晚清思想家馮桂芬認為，此時茶桑“並為富國之大原”。在《籌國用議》里，他說：“上海一口貿易，歲四五千萬，而絲茶為大宗，彼以鴉片洋貨相抵猶不足，必以銀補之。設使彼有鴉片，我無絲茶，中國早不支矣。勸桑亦具前議。至茶宜於山石起巉，不能生他木之處。若推廣種茶，其利不可勝計。”張岱年.采西學議［M］//馮桂芬，馬建中集.鄭大華，點校.沈陽：遼寧人民出版社，1994：49.
洋務派幹將丁日昌在《海防條議》里建議說：“絲茶二者中國大利之所歸也，今僅浙閩數省種植得法，若能於地氣不甚寒冷之省，一律勸植桑茶，多出一分之貨，即可多增一分之稅，洋人呢布皆從中國買絲棉而成之者也，往來越海洋十余萬里，而猶有余息，若中國自行仿造耕織機器，則絲棉無自外求，深耕可盡地利，不惟百姓可免饑寒，而利權所入當益饒矣。”
現在大名鼎鼎的“祁門紅茶”就是在茶葉富國的熱潮中創辦起來的品牌。創始人胡元龍是祁門南鄉貴溪人。他18歲時辭棄把總官職，回到貴溪村的李村塢，在那里墾山種茶。起初，胡元龍生產綠茶，但當時綠茶外銷不暢。1875年(光緒元年)，胡元龍在培桂山房籌建日順茶廠，用自產茶葉，請寧州師傅舒基立按寧紅經驗試制紅茶。經過不斷改進，在1883年(光緒八年)，終於制成色、香、味、形俱佳的上等紅茶，胡雲龍也因此成為祁門紅茶創始人之一。
紅茶銷路打開後，胡元龍建議村中百姓都參與紅茶生產事業，當時貴溪村四周有5 000余畝荒山，他帶頭墾荒，帶動了一方茶葉經濟的繁榮。像胡元龍這樣以茶創業的，在晚清非常多。
清初全國的茶葉產量為235萬擔，到光緒年間增至450萬擔，其中有1/3是用於出口。嘉慶年間(1796—1820)，茶葉為政府財政收入的貢獻僅為57萬兩。
從1867年到1894年，即便英國人大量輸入鴉片，中國茶葉的出口額也能與進口額平衡。1880年到1894年，茶葉關稅收入達到了5 338.9萬兩，茶葉確實能為大清財政帶來很好的收入。莊國土估計，從1700年到1823年，英國東印度公司共輸出53 875 032兩白銀到中國，從1700年到1840年間，從歐洲和美國運往中國的白銀約17 000萬兩。莊國土.茶葉、白銀和鴉片：1750—1840年中西貿易結構［J］.中國經濟史研究，1995(3).
1847年3月，英國議會設立了對華商業關係特別委員會，他們找了許多對華貿易的人作證言，以期尋找到出口中國的商品。但調查結果並不好，從1845年到1846年，英國輸往中國的工業產品，與中國運往英國的茶相比，貿易逆差高達35％到40％，有些制造業者已經放棄了對華貿易。中國不需要英國的產品，但英國需要中國茶，並依靠它獲利。
其中最大的特點是茶葉價格完全由中國來決定，茶葉在充當等價物的時候，也是以茶葉基價為準的。利物浦東印度公司中國協會議長威廉·尼可爾的證言說，英國的棉紗到了中國，是現貨交易，即中國用茶來換棉紗，而不是先賣出再換現金購茶。仁記洋行的吉布證言，他遇到的中國人，會用茶葉換棉織品。英國人能決定料子的價格，但決定不了茶葉的價格，一切都以茶葉價格為基礎。濱下武誌.近代中國的國際契機：朝貢體系與近代亞洲經濟圈［M］.朱蔭貴，歐陽菲，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9：126136.
炒茶，19世紀初，水墨從茶葉可以制夷到茶葉可以富國，可以看到晚清貿易思路的轉變。從控制到貿易，從制裁到合作，從要死要活到大家都好過，已經折射出清廷的乏力，但這都建立在茶葉可控的基礎之上。
在英國人大張旗鼓地在印度進行茶樹種植實驗之時，茶葉就不再是天朝獨有之物。這份長期被寄予厚望的柔軟物質，一旦走出國境，無形的茶葉長城也便頃刻間轟然倒塌。
面對印度茶、印度絲的競爭，國人應當更加勤勉。李東沅建議說：“既不能禁止通商，唯有自理商務，核其出入與之抗衡，以期互相抵兌而已。中國出洋之貨，以絲茶為最大宗，今印度等處皆植桑茶，所出與中國相仿，洋人悉往購辦。故年來中土之貨未能暢銷，後或此而失之中國之利源，不幾竭乎？宜令地方官廣勸農民，於山谷閑地種桑茶，勤加經理其繅絲；制茶之法，尤須刻意推求，如有勝於尋常者，優加獎賞，務使野無曠土農不失時，則出數愈多，其價可減酌為銷售，用廣招徠，將不特國課可增，而民財亦可阜矣。”
今人對晚清“以茶制夷”多有批評，乃至當做笑話，實不了解這一觀念背後的歷史原因。
到了1900年，光緒的狀元策，有一道題考的就是茶之於大清的意義。開始都很簡單，“茶稅之征，起於唐代。其初稅商錢，在於何時？獨開茶稅，在於何時？茶官之設，在於何時？稅茶之法，其後增減若何？”其後的議論卻不簡單，說的是，茶對於國防來說，太重要了。“漢武帝北築朔方，西戍烏壘，一時匈奴震懾，而中國亦為之虛耗。光武拒西域都護之請，徙幽並邊人於塞下。雖不勞中國以勤四夷，而未免示弱。防邊之道，果以何者為善。唐設安西北庭四鎮，得控制之宜否？夫古者防惟在陸，今者防兼在海。溟渤萬里。處處可通。果於何處設守，始克收陸詟水栗之效歟。夫典學以裕政原，固本以重疆索。理財以舒國用，設險以慎邊防，胥制治保邦之要圖也。”《清實錄·德宗景皇帝實錄》卷257，光緒光緒十六年四月，庚申條。
3英吉利與天朝上國
夷性犬羊與堅船利炮。——晚清對英國的認識
選茶，19世紀初，水墨林則徐通過虎門銷煙樹立的高大形象，因為他的一些其他“事跡”而被帶入新一輪的嘲笑中。“以茶制夷”只是其中的一個，但這個笑點太高。
舉個笑點低的例子。就在英國人準備大舉進攻中國的時候，林則徐依舊認為英國人斷然不會來進犯中國。他十分自信地說，通過他的仔細觀察，已經把英國人的底細摸得一清二楚，他們不敢用侵淩其他國家的方式窺伺中華。為什麽呢？
林則徐的第一個解釋是，英國的船太大，吃水太深，只能在大海上晃蕩，一旦到淺水區，就難轉動。以前律勞卑帶人進犯虎門，不就被大清的大炮嚇破膽，回去就死了。其實律勞卑是病死的，他還不至於被大炮嚇死。
第二個解釋，林則徐說：“夷兵除槍炮之外，擊刺步伐，俱非所嫻，而其腿足纏束緊密，屈伸皆所不便，若至岸上，更無能為。”林則徐認為英國人只強於海戰，一旦上了岸，就成了軟蛋，普通百姓就可以把他們幹掉。這與流行在乾隆年間的說法很類似，他們解釋為什麽訪華使團不雙膝跪拜時，說“西洋人用布紮腿，跪拜不便，是其國俗，不知叩首之禮”。其實英軍打綁腿，恰恰是為了裝束靈便，並不會造成腿腳屈伸不便。就是這樣一個開眼看世界的第一人，對英國的認識尚且如此，其他人可想而知。
裕謙同樣認為：“該夷大炮不能登山施放，夷刀不能遠刺，夷人腰硬腿直，一擊即倒，我兵矛矢擊刺，趲捷如飛，用我所長，攻彼所短。”取長補短的戰術本來是對的，但低估乃至蔑視英軍陸上作戰能力，就是謬誤。道光就是被這些錯誤的言論一直牽著鼻子走，喊打聲越來越高。
翻閱大部分鴉片戰爭時期皇帝與大臣的往來朱批和奏折，都對英國充滿了“夷性犬羊”的批評。他們認為英國人除了船堅炮利外，簡直就是一群利欲熏心的野蠻人。王爾敏統計說，僅僅道光時期，朝內外大吏言及“船堅炮利”者就有六七十位，這表現出一個時代變局的共識，而“夷性犬羊”則顯露了朝中對外的心態。王爾敏.今典釋詞［M］.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8：78.
顏斯綜在《海防余論》中總結道：“彼之伎倆，專務震動挾制，桅上懸炮，登岸放火，占據各處地方，多用此法。然未敢嘗試於大國之邊疆，恐停貿易，則彼國之匹頭，港腳之棉花，何處銷售？茶葉等貨，何處購買？彼之國計民生，豈不大有關係？”
英國人謀一據點，主要是為了貿易，這也是大清自乾隆以來的共識。但地盤卻是皇帝最關心的，誰都擔心在自己手中丟了老祖宗打下的江山，“江山”二字，幾乎是衡量一個皇帝是否文韜武略的重要指標。現在對康熙、乾隆的評價，其首功就是奠定了今日中華之版圖，而對晚清喪權辱國的批判，又多來自於江山的丟失。
翻開任何一本古代的地理書，哪怕是小小的縣誌，一開始都是大量的對山川形勢、物產和里程的細致描寫。“江山如此多嬌”，這都是政治意圖的體現。
巴黎世博會的中國館，1878，版畫，刊印於《倫敦新聞周報》從英國對茶葉、大黃的需求，晚清獲悉了英國人的部分飲食習慣；從他們的裝束、外貌、語言，他們又把英國人劃入了歷史上從來沒有的“鬼蜮”一族，與歷史上的“蠻夷”作了區別。對內是華夷之辨，對外是人鬼殊途。最先來的荷蘭人成了“紅毛鬼”，最後到的美國人成了“花旗鬼”，從印度來的英國人是“港腳鬼”，因為他們都來大海，所以他們無疑都是水鬼。每類人都加了“口”字旁，故稱呼英國，用得最多的稱法是“英咭唎”最初“英”前面也有一個“口”字旁。。
晚清在寫英國人名字的時候，甚至也會加上“口”字旁。這種特別處理，目的是告訴大眾，這些人“非我族類，其心必異”。但許多士大夫還是固執地認為，英國人是畜類。讀完《瀛環誌略》後，張穆直言不諱地說：“英咭唎，海外畜獸耳。”
如章學誠所言，要是把我們自己置換到那個時代，會怎麽看待這個擁有五千年不中斷文明的天朝上國？“華夷之辨”有著長達千年的傳統，要突破這一觀念非常困難。五口通商後，福建的林昌彜畫了一幅《射鷹驅狼圖》，深受林則徐的喜愛，他激贊自己老鄉的畫有很高的立意。
晚清對英國缺乏認識，也與那些活躍在中國的傳教士有關。1792年10月，清廷收到馬嘎爾尼(George Macartney)使團即將來華的信件後，對英國不熟悉的大臣想通過在華的傳教士搞清楚情況。葡萄牙藉傳教士索德超傳達的信息令人大跌眼鏡：“該國即系紅毛國，在西洋之北，在天朝之西北。”後來的許多研究者對此表示懷疑，當然，也不排除西洋教士因為各國的利益，給英國人穿小鞋。但傳教士本身有其使命，利瑪竇的教訓擺在那里。
一直以來，中國對西方一無所知，他們被鎖在了天圓地方、天朝上國的框架里，沈浸在對世界無所不知的美夢中。明末清初葡萄牙人利瑪竇來華後，他的《坤輿萬國全圖》初稿一完成就遭到中國士大夫的攻擊與嘲笑：中國在地圖上太小，位置又不在中間，這怎麽會是世界地圖呢？為了安全和傳教，這個可憐的葡萄牙人只能按照中國人的習慣修改地圖，他抹去了福島的第一條子午線，在地圖兩邊各留一道邊，恰好使中國出現在正中央，這回中國人滿意了。利瑪竇，金尼閣.利瑪竇中國劄記［M］.何高濟，等，譯.北京：中華書局，1983：180181.利瑪竇深信，這是贏得中國好感的辦法之一。在利瑪竇之後抵達的傳教士，從他身上汲取了不少教訓，當他們為大清康熙皇帝做參謀畫地圖的時候，中國依舊處於世界的中心。
利瑪竇畫像乾隆年間的《皇清四裔考》里，對英國有過粗略的描述：“英吉利，一名英圭黎，國居西北方海中，南近荷蘭，紅毛番種也，距廣東界計程五萬余里……”即便是馬嘎爾尼使團訪華後，也沒有人有興趣知道關於英國更多的資料。此後大清典籍大都延續著這樣的態度，到了道光年間，濃縮得只剩下像“船堅炮利”這樣的只言片語。
法國人老尼克在《開放的中華：一個番鬼在大清國》里，用了一種很有意思的寫法，穿越到鴉片戰爭前夕，“親身體驗”了一把中國晚清社會生活，值得一讀。里面沒有我們厭倦的德教，也沒有野史的粗獷，更像一位人類學家的田野考察筆記。
鴉片戰爭前，主人公老尼克去福建訪茶，路上他與一個曾經當過兵的中國老船長“沃”交談。尼克回避著被當做傳教士的危險，“中國人表面上對夷人大為不屑，但內心深處認為這些人借貿易為由，實為侵略做準備，總有一天會來奪取皇位。我在不暴露身份的同時盡力消除這位老軍官的擔憂。”
他們交換對眼下局勢的看法，尼克問：“如果夷人有意發動戰爭，為什麽要推遲至今？他們不都是和平來，和平離開麽？他們是我們的朋友，你認為呢？”
船長回答說：“那不是些商船，一眼就能看出來是裝著大炮的大軍艦。要是他們只是為貿易而來，我們是會熱烈歡迎的。可是做任何事情都是有動機的。他們為什麽要全副武裝？肯定是打算攻占帝國。那些忘記將艦隊的到來稟告皇帝的官員都受到了嚴懲。夷人的目的如果不是這麽顯而易見，那麽就不會這樣了。”他的見識讓尼克覺得很受用。
接著尼克想考考船長的地理知識，船長說大清自然是最大的地方，泱泱大國，剩下的世界就是散落的島嶼。尼克很快就發現，他的知識來自一本受當地官員推崇的書——《海國聞見錄》《四庫全書》有收錄，陳倫炯撰。陳倫炯是個海商，曾為施瑯東征臺灣指點航路，因軍功成為碣石鎮總兵、廣東右翼副都統。陳倫炯少年隨父親生活在沿海，並且經常出海，到過日本等地。《海國聞見錄》是晚清前期對世界地理認識最全的一本書。。里面說“英格利乃三島之國”，對英國人的生活也有描述，英人富，多用呢絨，喜歡喝酒。女人待嫁前束身以求纖瘦。發辮卷曲，垂至脖頸。短衫，加襯裙。出門多披氅。抽煙，煙裝金絲瓶。
因為尼克是法國人，所以留意了對法國的介紹，里面說法蘭西，先是信佛教，後改天主教。當然都是些錯得離譜的信息，在船長的地圖上，非洲緊接著西伯利亞，高麗對面為不知名的國家。
壓茶裝箱，19世紀初，水墨尼克分析外國人不受歡迎，是因為來中國的都是商人，貪婪好財，無視家庭，是些拋棄了所有高尚情感的人。但是最後，尼克發現，這些中國人和他套近乎也是有目的的，他們居然請求他教會他們用鉛和錫造幣，船長們相信英國有能力把廉價的金屬變成白銀和金子。
越過老外的訕笑，回到馬嘎爾尼訪華的現場。
馬嘎爾尼使團訪華，對大清而言，本來是一個很好的了解英國的機會。但國力強盛的乾隆完全把英國人的來華當做了微不足道的小事。他要求朝臣所做的僅僅是：如此邊遠的外夷來訪，你們不要失了天朝的體統和尊嚴。他多次下詔強調，禮儀要得體，不能輕慢，不能茍簡，又不能過於隆重，在不阻擋其向慕之心和誠意的同時，也不要助長其驕矜之風。
“三跪九叩”的禮儀之爭，現在還是中外史學界津津樂道的話題，和珅的機智更成為野史家書寫的靈感之源。但令英國人不解之處在於，為什麽康熙善於學習西方的科學技術，並可以讓那麽多傳教士為他效力，而乾隆卻把那些科學儀器視為“奇巧淫技”呢？
英國使者向乾隆行駛跪拜禮，顯然是中國人所繪乾隆朝的大將福安康甚至對英國人的火器表露出不屑一顧的態度，他是朝中唯一見識過火器力量之人。馬嘎爾尼使團訪華前夕，在反擊尼泊爾入侵西藏時，福安康率領清軍與有英國人參與武裝的尼泊爾部隊直接交戰過。
一位軍事愛好者分析說，馬嘎爾尼衛隊當時以密集隊列方式進行的火器操演，實際上也折射出當時火器在裝填速度和攻擊威力上的不足。裝備滑膛槍的步兵必須排成特定的縱深隊形，才能保證火力的持續與打擊效果，其有效射程和殺傷力此時可能還趕不上東方民族的強弓硬弩。
朝中重臣的看法能夠影響到已經80歲的皇帝乾隆，我們往往忽視了這點。面對這些新發明，他們認為：“天朝德威遠被，萬國來王，種種貴重之物，梯航畢集，無所不有……從不貴奇巧，並無更需爾國制辦物件。”面對那些英國專家，他們也一樣困惑：“此項人等，既稱官員，何以名列在天文、醫生之後？”
馬嘎爾尼等700多人一番勞苦，從天朝那里什麽也沒有得到，他們看到大清日薄西山的一面，獲得了更多關於中國的知識，這些都為英國後來入侵中國做足了準備。馬嘎爾尼曾任印度馬德拉斯總督，他應該知道尼泊爾人的驍勇善戰，從清朝對尼泊爾一戰大獲全勝來看，他對當時中國的軍事實力還是有所敬畏。即便是後來的1840年鴉片戰爭投票，英國國會也僅以271對262票的微弱優勢勝出。
浙江大學教授龔纓晏先生在《鴉片戰爭前中國人對英國的認識》一文中，梳理了清朝對英國從被動到主動的認識過程，有一點是一致的：對大清而言，英國人的數次訪華，只不過是在朝貢國的名冊下，多了一個名字而已。
到嘉慶年間，清朝政府開始註意到英國對中國的影響，最顯著的就是官方文件中記錄英國人強悍的事跡越來越多，吞並呂宋、單鷹、大小西洋……抵達中國的英國船只也明顯增多，上繳的稅錢也占了各國向清政府繳稅總額的七八成。整個英國的形象從最初的恭順變成了兇悍狡猾，許多極為醜詆的詞匯輪番上陣。龔纓晏.鴉片戰爭前中國人對英國的認識［M］//東西交流論譚(第1輯).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98：230264.
由此，他們更不屑於去了解英國，許多錯誤的觀念，只有在戰火里才能扭轉過來。參加過中英談判《南京條約》的黃恩彤說，昔日林則徐以為英國人離不開茶葉，其實他錯了，英國嗜好茶葉不假，但只是嗜其味，並非以此為生。
英國出口到中國的物品，版畫，刊印於《倫敦新聞畫報》美國人薩義德認為，18世紀中葉，東西方的認識出現了斷裂。在英國人對東方的認識過程中，有著航海探險和地理大發現的大背景，也有貿易與戰爭的直接經驗。但最為重要的是，18世紀中葉歐洲關於東方研究的知識被系統化，人種學、比較解剖學、語言學、歷史地理學的大規模運用，加上小說家、傳教士、詩人、翻譯家、旅行家的文學作品宣傳，傳達了一幅令人著迷的東方圖景，繼而助長了殖民者的野心。愛德華·W.薩義德.東方學［M］.王宇根，譯.北京：三聯書店，2007：49.
英國人認為，沒有產生牛頓的東方是幼稚的、非理性的、愚昧的、墮落乃至不正常的，只有征服它，才能完成必要的改造。晚清不知道牛頓、工業革命，更不知道洛克的政治哲學經過孟德斯鳩的發展已經改造了英國，更締造了一個擁有全新治理理念的美國。魏源提出“師夷長技以制夷”的時候，怎麽沒有想到這些呢？
要說面對老外的機智，又有誰趕得上張德彜呢？晚清張德彜有一段非常漂亮的言論，顯示了外交家的智慧，大長民族之氣。
1871年5月，張德彜在出使法國的時候，有法國人問他，為什麽中國把外國人稱為“鬼子”，張德彜回答說，這其實是一個誤會。中國一直叫外國人“桂子”，以前中國漢代通西方(西域)時，在“龜茲”得到了葡萄種子，所以國人對這個地方很熟悉。但老百姓不知道“龜”的正確發音是“qiū”，錯誤地讀成了“guī”，“龜茲”也就變成了“桂子”(鬼子)。他們也不知道那里的人相貌服飾如何，以為來自西邊的人就是“桂子”，所以聽說你們是從西方來的時候，他們這樣稱呼你們也就不足為怪了。
之所以不稱呼“俄羅斯”為“桂子”，是因為俄羅斯長期與中國打交道，來中國也穿中國人的服飾。就像今天中國人出門，會被當做日本人一樣。
張德彜反問法國人，你們叫中國也不見得多好啊，什麽“齋那”、“吉那”……中國四千年來，從未被其他國家如此叫過，你們的根據又是什麽？
法國人聽得驚呆了，又佩服得不行，鞠躬而退。張德彜.隨使法國記［M］.長沙：嶽麓書社，1985：460.
二、“以茶制夷”的觀念演變
“以茶制夷”的思想，是中原王朝自唐宋以來的一貫觀念，在明代被發揮得淋漓盡致。清代不過承襲了這一治國思潮，一切有跡可循。晚清重提這一論調，慘遭後世嘲笑之處在於：這個時候的“夷”，是涉洋過海而來的其他人種，而非歷史上與中原王朝一直聯系緊密的少數民族。然而，於大清國政界和知識界而言，像英國這樣的外夷，與其他少數民族沒有什麽區別，產生這種想法，大約跟他們與中國相鄰的另一個“外夷”俄羅斯長期打交道不無關係。
1乾隆對俄羅斯的貿易制裁
茶葉、大黃……天若生此二物為我朝控馭外夷之具也。——趙翼
在“以茶制夷”的觀念上，乾隆時期的歷史學家趙翼有一段很著名的言論：中國隨地產茶，無足異也。而西北遊牧諸部，則恃以為命。其所食膻酪甚肥膩，非此無以清榮衛也。自前明已設茶馬禦史，以茶易馬，外番多款塞。我朝尤以是為撫馭之資，喀爾喀及蒙古、回部無不仰給焉。
太西洋距中國十萬里，其番舶來，所需中國之物，亦惟茶是急，滿船載歸，則其用且極於西海以外矣。俄羅斯則又以中國之大黃為上藥，病者非此不治。舊嘗通貢使，許其市易，其入口處曰恰克圖。後有數事渝約，上命絕其互市，禁大黃，勿出口，俄羅斯遂懼而不敢生事。今又許其貿易焉。天若生此二物為我朝控馭外夷之具也。趙翼.簷曝雜記［M］//清代史料筆記叢刊.北京：中華書局，1982：2021.趙翼畫像前一段，趙翼總結的是明清以來中原王朝對西北民族采取的茶葉政策，後一段則將茶葉政策推廣到俄羅斯和英國等其他國家。
明代“以茶制夷”的思想可謂被從頭貫徹到尾巴。明太祖朱元璋對渝蜀王朱椿時說：“國家榷茶，本資易馬。邊吏失譏，私販出境：惟易紅纓雜物，使著人坐收其利，而入中國者少，豈所以制戎狄哉？”他的意思很清楚，國家壟斷茶葉，目的是用茶換戰馬。現在邊關松懈，私茶出境，拿我們有用之物，換些個無用的東西，讓別人盡收其利，而自己吃虧，這怎麽能夠體現“以制戎狄”呢？為此，他推出了茶葉的金牌制度，最終形成了“茶貴馬賤”的貿易格局，把利益和控制權牢牢掌控在自己手中。
在明嘉靖年間，政府已然將“以茶制夷”的政策玩得爐火純青。嘉靖年間的戶部尚書梁材有一番高論：“蓋西邊之藩籬，莫切於諸番，諸番之飲食，莫切於吾茶。得之則生，不得則死，故嚴法以禁之，易馬以酬之。禁之使彼有所畏，酬之使彼有所慕。所以制番人之死命，壯中國之藩籬，斷匈奴之右臂者。其所系誠重且人，而非可以尋常處之也。故在當時茶法通行，而無阻滯之患。”梁材.宜茶馬事宜疏［M］//陳子龍，等.明經世文編.北京：中華書局，1962：955960.
在明代，西北乃至西南遊牧民族離不開華夏之茶，政界和知識界早就對此達成共識。他們認為只要控制住茶葉，就能控制住人群與疆土，而茶葉所到之處，也成為中原文化上的疆域。
嘉靖之所以不願意給後蒙政權的俺答汗開茶馬互市，一個很重要的理由就是，一旦蒙古人掌握了茶葉，他們就會與藏族及其他遊牧民族形成聯盟，那麽“以茶制夷”的政策就會失控。周重林.從俺答汗求茶看茶在明代的地位［J］.青海民族研究，2012(2).
這點，不妨看看朱棣時代著名學者解縉的言論。他在《送習賢良赴河州序》的文章里訴說了一個因茶而形成的文化疆域，明朝在河州設置陜西都司和茶馬司，“控西夷數萬里，跨昆侖，通天竺，西南距川，入於南海”解縉.送習賢良赴河州序［M］//陳子龍.明經世文編.北京：中華書局，1962：8586.。這不是明廷實際控制的疆域，而是對茶傳播而想象出來的疆域。而朱元璋的治邊策略，就是力圖用茶去打通西方。
清代在滿蒙藏聯盟的背景下，加上康熙、雍正及乾隆的文韜武略，解縉的想象區域成了清廷實際控制的區域。而茶葉也慢慢演變成特別供給物資，而不像之前僅僅是“茶馬貿易”的品種，但其作為國家戰略物資的屬性依舊沒有改變。
解縉認為，中國貨中最好的就是茶，好比他們認為番人貨中最好的就是馬一樣。茶之於夷人，如同酒醴之於中國人。因為茶馬貿易，許多夷人也開始學習中國的知識，對中國也有了向慕之心，那麽茶的作用就很顯然。茶有著“夷夏之交，義利之辨，寅賓尚忠信而篤敬，河州固唐虞三代之邦也”的作用。
解縉的構想基於兩個重要提前：一是茶必須只有明廷(中原)才能提供；二是夷番必須嗜茶如命。這樣一來，茶便作為媒介，帶來了觀念的變化。
西邊(夷番)——茶——中心(華夏)
西邊(野蠻)——茶——中心(禮儀)
西邊(藩籬)——茶——中心(堂奧)
隨著茶的傳播，華夏與番夷有了更深入的往來。通過貿易、文化等滲透，最終在心理上獲得西邊的認同，中心也隨著茶而發生空間上的遷移，最後形成了一個無形的茶葉疆域與茶葉貿易圈。
日本學者濱下武誌的研究表明，中國之所以拒絕與那些外夷貿易，是因為其自身就有一個朝貢貿易圈，他們不需要通過英國人就能達成很好的貿易循環，而並非費正清等人所言“西方的沖擊造成中國和亞洲的近代化”。這個貿易圈里，有朝鮮、越南、泰國等傳統附屬國，也有俄羅斯和日本這樣與中國只有朝貢關係但獨立的國家。中國近代之所以落後了，是因為以中國為核心的朝貢貿易體系發生了危機，最終促成中國近代化的轉型。濱下武誌.近代中國的國際契機：朝貢貿易體系與近代亞洲經濟圈［M］.朱蔭貴，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9.朝貢貿易圈就是後來的經濟學家所謂的“亞洲經濟圈”，只是傳統研究更多側重其禮儀和政治層面。
1794年(乾隆五十八年)，英國使節馬嘎爾尼來到中國，向皇帝提出與中國進行貿易的請求。乾隆帝也寫下了一段著名的話：“天朝物產豐盈，無所不有，原不藉外物以通有無。特因天朝所產茶葉、絲斤、瓷器，為西洋各國及爾國必需之物，是以加恩體恤，在澳門開設洋行，俾得日用所資，並沾余潤。”
趙翼說茶天生是我朝控馭外夷之具，正是傳統“以茶制夷”觀念的產物，強調的是控制，是皇權的威懾力，而非只是貿易賺點銀子。而大黃控外夷之根據，則源自關閉恰克圖互市的實踐。
1728年，中俄簽訂了《恰克圖條約》，自此恰克圖就成為中俄貿易的市場。後來因為俄羅斯窩藏中方罪犯加上俄羅斯人在邊境搶劫，乾隆曾三次下令關閉恰克圖市場，分別為1762—1768年、1778—1780年、1785—1792年，加起來有15年之久。這15年里，大清對俄羅斯進行了貿易制裁，外禁皮毛輸入，內禁茶葉輸出，使俄羅斯至少損失了500萬盧布。
19世紀的恰克圖1750年，乾隆就點出了俄羅斯的死穴：“俄羅斯地雖富庶，而茶布等物，必須仰給內地。且其每年貿易，獲利甚厚，不能不求我通市。中國因得就所欲以控制之。”
清代研究俄羅斯的著名地理學家何秋濤也談到，他寫《朔方備乘》是為了達到“知夷制夷”的目的，為大清抵禦沙俄侵略提供全面的依據和參考。談到中國貿易的時候，他高度總結為八個字：“彼以皮來，我以茶往。”回顧中俄兩國的貿易史，會發現確實如此。
根據郭蘊深在《中俄茶葉貿易史》中的記載，1672年，東西伯利亞向中國輸出了13 000張貂皮，但帶回去的茶很少。1692年，俄羅斯一支私人商隊從中國帶回去300箱茶葉，這比以往增加了不少。18世紀初期，毛皮是俄國的主要出口商品，占其對外貿易總值的80％以上。1728年，俄羅斯一支商隊帶出了210萬張毛皮，在北京銷售了100多萬張松鼠皮，20萬張銀鼠皮，15萬張狐皮，10萬張貂皮。
1755—1762年年間，俄國進口了6 000普特普特，沙皇時期俄國的主要計量單位之一，是重量單位，1普特=40俄磅≈16.38千克。的茶葉，主要是白毫、珠蘭和綠茶，進口了5 000~7 000普特的磚茶。1762—1785年，每年從恰克圖輸出的茶葉近3萬普特，占清朝全部出口商品總值的15％，茶葉成為繼棉布之後的第二大出口產品。1789年出口茶葉為46 997普特，1799年出口茶葉為52 343普特，1800年出口茶葉達到69 580普特。郭蘊深.中俄茶葉貿易史［M］.哈爾濱：黑龍江教育出版社，1995：3738.茶葉貿易讓西伯利亞這個貧寒之地變得富裕起來，茶葉成了他們生活的必需品，也成了恰克圖俄國商人財富的重要象征。蘇聯學者西林說：“每個商人都只用茶葉來炫耀，他們把來客沒有見過的各種類的茶葉一種接一種地拿出來給他喝。”
茶葉貿易讓恰克圖成為著名的北方小鎮，生意興隆。“恰克圖”來自蒙語詞，意思是“有茶的地方”。1774年，俄國商人有488人，行會人員有908人。1800年，俄國從恰克圖貿易中征收了715 364盧布的關稅，占俄國全國關稅的20％，一個恰克圖的收入抵得上俄國三個省的收入。
華中茶葉加工，主要銷售俄羅斯，19世紀70年代1785—1792年，乾隆的閉關讓俄國人不得不付出三四倍的價格去購買其他國家商人販運來的茶葉。1普特中國茶價值11盧布，而西歐運來的茶卻要52盧布以上。
19世紀，恰克圖的茶葉貿易超過了棉布，占據了中國商品對俄貿易的頭把交椅，成了十足的硬通貨。1820年，西伯利亞總督彼蘭斯基說：“絲織品已經結束了，棉布也差不多要結束了，剩下的是茶葉、茶葉、還是茶葉。”銷往俄羅斯的主要是白毫茶，1812—1817年，中國對俄白毫茶年平均輸入額占中國年平均對俄貿易總額的60％，1818—1824年為75％，1825—1831年為86％，1832—1838年為89％，1839—1845年為91％。俄羅斯進口白毫茶的數額在19世紀40年代占俄進口茶總額的2/3，剩下的是銷售給西伯利亞當地喝的磚茶。郭蘊深.中俄茶葉貿易史［M］.哈爾濱：黑龍江教育出版社，1995：4647.
壓制磚茶，主要用於邊銷或賣給俄羅斯，19世紀80年代到了1844年，恰克圖貿易達到鼎盛時期，俄國成為對華貿易的第二大國。買賣城有1 500~2 900名晉商，共96家店鋪，19世紀中葉，店鋪增至150家。這里繁榮的茶葉貿易吸引了美國商人的到來，他們感慨地說：“白銀和黃金支付貨款的三分之二，白銀和黃金都跑到中國商人的大錢櫃里去了。”
1791年，乾隆下令粵海關全面禁止俄羅斯毛皮進口：“朕聞外洋夷地與俄羅斯相連，近年俄羅斯因未通貿易，北邊一帶稽查嚴緊，私將海龍、黑狐等項皮張貨物，由洋船販至廣東售賣，恐該關稅課充盈，或由於此，俄羅斯需用內地大黃、茶葉等物，刻不可離。若私販皮貨至粵，自必易換該國必需之物，透漏出洋，是名為閉關，仍不能全行禁絕。”《清實錄·高宗純皇帝實錄》卷1367，乾隆五十六年，乙巳條。
俄羅斯皮貨貿易恰克圖市場被關閉後，粵海關就成為俄羅斯與華貿易的唯一通道。乾隆僅僅憑借一份海關報告就能看到問題所在，充分說明了開通唯一進出口通道的好處。
關閉恰克圖市場，俄羅斯的支柱產業——毛皮產業受到重創，又因為得不到茶葉，西伯利亞出現乞討之人，三次閉關差點讓俄國人與中國人打起來。但1788年，他們還是罷免了袒護肇事者的總督，1789年處理了槍殺中國人的卡倫巡兵案，1791年，他們低頭認錯，要求開市。乾隆也賣了個人情，1792年，恰克圖市場重新開放。
尚在1770年，乾隆談到緬甸與俄羅斯的區別時，他說，“緬匪情形，本與俄羅斯不同。……若緬匪與畜類蟲蟻無異，茹飲穢惡，回與人殊。並非急需內地之物。即向來交易，彼亦無大利可圖，且其境與洋通，諸貨尚可購之海舶。雖不通商。實不足以制其死命。”
在尼泊爾入侵西藏後，乾隆也提出限制對其輸出酥油、鹽巴。
乾隆的貿易制裁政策，其實是從解縉的思想發展而來，只不過前者是收，後者是擴而已。要制人於命，也有兩個必要條件：一是要自己能控制(提供)他人需要的物資(茶葉、大黃)；二是要有可以控制的渠道。
於大清而言，陸路尚可嚴加控制，但控制海路卻顯得力不從心，海路呈現更為復雜的特點。從乾隆關閉寧波海關也可以看出這一問題。
從順治到康熙，大清有兩次影響巨大的禁海政策，第一次是為了防範盤踞臺灣的鄭成功，第二次則是擔憂沿海居民和海外華僑交往帶來不測變化。朱雍在《不願打開的中國大門——乾隆時期的中英關係》里分析說，乾隆實行海禁政策的原因其實與康熙的擔憂有相似性，乾隆關閉寧波海關的動因，恰恰是擔憂寧波會造就又一個澳門出來。朱雍.不願打開的中國大門——乾隆時期的中英關係［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7.
當時浙江提督武進升匯報說，前來求通商的英國人，不僅有漢語流利的洪仁輝，還有廣東籍的中國人，最關鍵的是還有40名沒有發辮的澳門小廝。這40名小廝引起了乾隆的警覺，他要求兩廣總督楊應琚詳查此事。據楊回報，澳門是民番雜處之區，內地居住澳門的人，大凡都是生意人，沒有剃發之事，跟隨英國人到寧波的那些小廝，實則是番人。大清對澳門失控，要是再出現一個澳門，勢必帶來更壞的影響。
1756年8月4日，乾隆表達了自己的擔憂，要是來寧波的外商多了，寧波又會成為一個市集。他對閩浙總督喀爾吉善說：“在國家綏遠通商，寧波原與澳門無疑，但於此復多一市場，恐積久留居內地者益眾。海濱要地，殊非防微杜漸之道。”1757年2月25日，乾隆帝給喀爾吉善的上諭里寫道：“浙省寧波雖有海關，與廣省迥異。且浙民習俗易囂，洋商錯處，必致滋事。若不立法杜絕，恐將來到浙者眾，寧波又成一洋船市集之所。內地海疆緊要。”乾隆給兩廣總督楊應琚的上諭又在重復：“近年，奸牙勾串漁利，洋船至寧波者甚多。將來番舶雲集，留住日久，將又成一粵省之澳門矣。於海疆重地、民風土俗均有關係。”乾隆於1757年下令關閉寧波口岸，說要保證廣東口岸利益，不見得是真心話。因為貿易所創造的利益，並非天朝所看重，否則何來“閉關鎖國”的政策？閉關之後，才有1758年的英國使團訪華。
1841年1月，浙江巡撫劉韻珂給道光的建議中，談及開放寧波的壞處，他擔心敗壞民風的思路與乾隆大致相同。
對俄羅斯的控制正是陸路與海路雙軌進行，在陸路閉關不成後，乾隆關閉海路最終導致俄羅斯就範，達到了貿易制裁的目的。盡管其中有俄羅斯皮毛的作用，但對大清而言，這無非是再次強化了茶葉、大黃可以制夷的觀念。
這段歷史會讓人聯想到之後的鴉片貿易牽扯出來的茶葉問題，只是時過境遷，大清再不是那個盛氣淩人的大清。當晚清再次重提以茶黃制夷的時候，盡管也采取了封關禁煙的政策，但等待他們卻是船堅炮利的英國人。
2道光對安集延的貿易制裁
欲禁安集延交通之弊，必先禁外夷所用之茶。——道光
即便是道光帝，也不只是對英國人采用大黃與茶葉貿易制裁。
早在1827年(道光七年)，為了平定張格爾在新疆的叛亂，讓其跟隨者主動交出首惡，道光帝也采用了貿易制裁手段。他下旨說：“請斷絕各外夷貿易，並嚴禁大黃茶葉出卡，該夷等或可將張逆捦獻。亟須嚴防各處卡倫，及開齊小路，以免偷漏等語。大黃、茶葉，系該夷必需之物，果能嚴行禁絕，俾外夷無以資生，藉捦獻張格爾，為求通貿易地步。”《清實錄·宣宗成皇帝實錄》卷130，道光七年，庚午條。
晚清時代的中國北方茶馬古道張格爾叛亂，是乾隆1759年平定新疆大小和卓之亂後遺留的歷史問題。大和卓波羅尼都之子薩木薩克當年逃到了浩罕，因為大小和卓一直與浩罕的伯克伯克，突厥語，首領、管理者之意。額爾德尼關係良好，所以薩木薩克便在浩罕居住下來，而額爾德尼又表示要內附大清，乾隆也沒有追究漏網之魚。
浩罕完全依賴與新疆的貿易存活，次年額爾德尼便派出使團入京朝覲，其後的繼任者也一直對大清比較恭順。薩木薩克死後，他的兩個兒子玉素普、張格爾和兩個孫子倭里罕、布素魯克不安分起來，他們在等待一個機會，準備殺回新疆。
恰好浩罕新伯克愛瑪爾也是一個野心膨脹之輩，他1811年即位後，自稱“汗”，頭戴王冠，時常演奏成吉思汗、帖木兒時代的樂曲，夢想著創立又一個鐵騎帝國。1820年，在愛瑪爾的支持下，張格爾返回新疆，策劃叛亂。1822年愛瑪爾死後，他的兒子邁買底里即位。邁買底里野心極大，很快就與張格爾結成聯盟，張格爾答應他，只要打下新疆，便把喀城讓給他。
1826年，張格爾率浩罕、布魯特士兵500余人，竄回喀什噶爾(今喀什)附近，以拜祭其祖先瑪雜(墳墓)為名，利用南疆各族人民的反清情緒，集眾萬余人發動叛亂。先後攻占喀什噶爾、英吉沙爾、葉爾羌、和田等城，自稱賽義德·張格爾蘇丹。張格爾占領喀什噶爾之後，英國派出間諜20余人充當顧問，訓練軍隊，提供援助。清政府命伊犁將軍長齡調集吉林、黑龍江、陜西、甘肅、四川清軍3萬余人，會師阿克蘇，組織全面進攻，相繼收復喀什噶爾等城。1827年，張格爾率領500騎兵來襲，中途發覺中計而反向奔逃。清將楊芳與伊薩克等人急馳追趕一晝夜，張格爾逃至喀爾鐵蓋山，僅剩30余騎，遂棄馬登山，遭楊芳副將胡超、段永福伏擊生擒，解押至北京處死。
長城南口關隘，版畫，刊印於《倫敦新聞報》張格爾雖然死了，但浩罕對新疆的騷擾沒有停止。邁買底里甚至把張格爾的哥哥玉素普也唆使到反叛陣營中。
在戰事僵持不下的情況下，1828年，道光決定對浩罕進行貿易制裁，他聽說安集延每年從內地走私茶葉有十余萬至二三十余萬斤之多，便下令關卡，嚴查走私，層層問責。“欲禁安集延交通之弊，必先禁外夷所用之茶。”之後從都統、總督到巡邏兵、商人，全部被納入問責人員名單。無論南商北商，均屬便於稽查。其未定官商以前，商民所販之茶葉大黃，著於經過烏魯木齊時，由該都統發給印票，註明名色斤數，以便查察。並於緊要隘口，派委官兵驗明，與票相符，方準放行。稍有夾帶雜茶細茶，即照私販究辦。倘該官兵等有勒索賄，及隱匿偷漏情弊，查出一並嚴懲。
並著庫爾喀喇烏蘇領隊大臣，派員在所屬之奎屯地方，設卡嚴密稽查。逐起備文報明伊犁塔爾巴哈臺兩城，及販至伊犁，由該大臣等派委官兵，在塔爾奇第一臺站，復行稽查。已到之後，責成撫民同知，設立循環簿，按月匯數詳報。並著知照塔爾巴哈臺參贊大臣等，一體辦理。至伊犁境內各卡倫，每於哈薩克貿易事畢，派協領等員稽查，疊加並無私販茶葉大黃出卡甘結。如有偷漏私販。將出結加結之員嚴參懲辦，以除安集延交通之弊。《清實錄·宣宗成皇帝實錄》卷139，道光八年，丙寅條。這項嚴厲的禁茶政策與後來周頊提出的茶葉政策有類似之處。道光只是因為鄧廷楨等人的一次反對就放棄了周頊的計劃顯然說不通，平定張格爾表現出了道光很出色的一面。問題到底在哪里？其實道光年間，海禁已經成為不可能實現的事實。一方面，大海四通八達；另一方面，還不是所謂的軍務松弛的問題，而是沿海貿易的利益把人心帶壞了，外商不靠賄賂能買到好的茶葉麽？鴉片走私，大部分也是靠那些“人心壞了”的中國人推動的。
外國鴉片由上海入口在清廷的層層稽查之下，“安集延因不能私販，無利可謀，大半自願出卡，歸部落。所有寄居伊犁之安集延。內有願歸該部落者，給予路票，分起解送”。一年後，西北兩路“私販之源已絕，而安集延交結偷漏之弊亦除”。但凡發現內地居民私販茶葉，都在沒收其財產後，充軍煙瘴之地。而外夷居住不滿十年者則要被編入回籍，就地種地。
貿易制裁5年後，考慮到新疆的穩定與民族團結，道光十二年，清廷在安集延恢復了茶葉、大黃等物的弛禁政策。但當年主導茶葉、大黃雙禁的欽差那彥成卻成了替罪羊，被撤職查辦。種種跡象表明，道光並不是一個有自己想法且意誌堅定的人，這從後來他對嚴禁鴉片的林則徐等人的態度上亦可看出。
當英國人打著自由貿易的旗幟，力圖撕開中國市場時，他們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尷尬。
斯當東在《英使謁見乾隆紀實》里說：“中國國土廣大，具有多種不同氣候，在必需品上——雖然不是在奢侈品上——可以自給，因此中國政府絕不重視對外貿易，認為可以隨意限制對買貿易。與外國人交易，也有一些中國人發財。但中國政府教育人民的時候，卻說允許外國人通商並不是為互利，而只是由於外國人需要中國產品。這樣是符合中國傳統道德所教導的人道主義的。”斯當東.英使謁見乾隆紀實［M］.葉篤義，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63：24.在另一個層面上，斯當東分析，可替代的產品太多，比如中國沒有胡椒，但是卻有胡椒的代替物，再如用苦瓜代替胡瓜……中國不需要外國的物質，但英國人卻要中國的茶葉，到了離不開的地步。
另一位長期居住中國的英國人赫德也說：“中國既不需要出口，他們可以沒有對外交往而安然獨處。中國有肥沃的土壤，能生產各種各樣供食用的作物，中國的氣候適宜各種果樹的生長，中華民族幾千年來把農業——提供衣食所需的產業，放在一切行業之上，中國不僅有這些，還有更多。”赫德.這些從秦國來［M］.葉鳳美，譯.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5：25.他認為英國人企圖通過鴉片戰爭來打開中國市場，可是60年來是失敗的，因為英國人不了解中國到底需要什麽。“中國有世界上最好的糧食——大米，最好的飲料——茶，最好的衣料——棉布、絲綢和皮革。”中國人自己之間的貿易就能構成龐大的、買賣兩旺的市場。
近代中國並非都處於被動貿易的狀態，因為有以茶、瓷、絲為主體的華夏貿易及朝貢貿易存在，在明代就形成了獨特的貿易圈，中國在貿易中完全可以掌握主動權。
但隨著茶在印度的廣泛種植，日本茶在國際市場擡頭，並最後返銷中國的時候，中國喪失了貿易以及茶葉的話語權，徹底淪為看客，影響至今。
三、茶葉、銀子與鴉片
1840年鴉片戰爭，就經濟意義看來無疑是場茶葉戰爭。最初的問題都是茶葉輸入英國產生的貿易逆差而引起的，為了扭轉這種逆差，英國才向中國輸出鴉片。茶是因，鴉片是果，鴉片的輸入又導致中國白銀的大量流出，為了銀子，中國有了禁煙運動。
茶、銀、鴉片的循環，最終引發鴉片戰爭。
早期的英國軍艦
茶葉締造了大英帝國，沒有茶，就不會有英國的現代文明。——艾倫·麥克法蘭
1茶葉憑什麽制英國
一片武夷山的茶葉，從它帶著清晨的露水被采摘到茶農手中開始，就走上了一條輾轉之路。它被賣到附近的集市，換了主人，在那里，被品評，被炒制，被裝運，接著翻山越嶺、舟車川流，南下到廣州，集裝成箱，開始長達四個月乃至八個月的海洋之旅。等到倫敦消費者沖泡這片葉子的時候，最早都已是炎炎夏日，春天的氣息只能在唇邊蕩漾。
英國人把茶葉親切地稱呼為香草，它來自中國，那是一個夢幻的國度，生產絲綢，有著悠久的歷史和文明。
賓漢在《遠征中國紀實》的序言里說道：“幾個世紀以來，我們與中國的交往純粹是商業上的。直到1840年，新的時代開始了，這個強大的東方國家與西方世界的人民發生了激烈的沖突。此前中國一直把西方當做半開化的野蠻人，用一種香草交換我們的產品，這種香草如今已經成為我們生活中的必需品，它的芬芳充滿了使人歡快而不使人迷醉的茶杯。”周寧.鴉片帝國［M］.北京：學苑出版社，2004：66.
倫敦第一家咖啡館，最先以高價向市民出售茶葉茶葉是何時進入英國的，沒有確切的時間可查。威廉·烏克斯在《茶葉全書》里，梳理了中國茶進入英國的一段歷史。威廉·烏克斯.茶葉全書［M］.上海：東方出版社，2011.大約在1657年，英國倫敦有一家叫加威的咖啡館，首次向市民出售茶葉，價格高達6~10英鎊。在加威的出售海報里，茶葉的功能被描述為“質地溫和，四季皆宜，飲品衛生、健康，有延年益壽之功效”。在這份“第一張茶葉海報”上，還有更多關於茶的信息，比如能讓人身體輕快，提神醒腦……海報還特別提醒，由於茶的功效眾多，意大利、法國、荷蘭等地的醫生和名人都已經爭先飲用了。茶無論是在中國，還是在異邦，其醫療作用都是首先被提到的。
1660年，英國開始征收飲茶稅，1689年開始征收茶葉關稅，之後不斷提高稅費。1768—1772年，按原價的64％征收關稅，1773—1777年平均為106％，1778—1779年下降到100％，但1783年達到114％，1784年上升至119％。其後，為了抵制茶葉走私，英國政府不得不出臺了“抵代法案”，茶稅從119％降到12.5％，由此杜絕了走私，拉動了茶葉的消費繁榮。
凱瑟琳皇後喝茶圖大英帝國的飲茶風尚，被認為與一位嗜茶如命的皇後有關。英王查理二世的妻子凱瑟琳是葡萄牙的公主，她進入英國王室後，把英國那些與男人一樣嗜酒的上層貴婦培養成茶葉愛好者。英國詩人E.沃勒贊美道：“花神寵秋色，嫦娥矜月桂。月桂與秋色，難與茶媲美。”
茶葉進入英國100多年後，已然成為上至貴族下至貧民都迷戀的飲料。戴維斯於1795年在《農工狀況考察》中說：“在惡劣的天氣與艱苦的生活條件下，麥芽酒昂貴，牛奶又喝不起，唯一能為他們軟化幹面包的就是茶……茶不是造成貧窮的原因，而是貧窮的結果。”不管原因如何，茶已經是英國人生活中的必需品。茶葉也是中英貿易里最重要的物品，並由此成立了壟斷中國茶銷售的東印度公司。英國為茶立法收稅，填補國庫之虛。
1704年，東印度公司在發往各地商館的文件里寫道：“茶葉是對公司的利害極為重要的一般日用必需品。”在東印度公司從中國輸出的產品中，自1718年開始，茶葉取代生絲、絹織物占了首位。以1784年為分界線，茶葉無論在絕對額還是就其在輸出總額中的比重而言，都成了絕對重要的商品。嚴中平.中國近代經濟史統計資料選輯［M］.北京：科學出版社，1955：14.茶葉貿易不但關乎英國東印度公司的生死，而且對英國財政收入也至關重要。從1815年起，公司每年在茶葉貿易中的獲利都在100萬英鎊以上，占其商業總利潤的90％，提供了英國國庫全部收入的10％。莊國土.茶葉、白銀和鴉片：1750—1840年中西貿易結構［J］.中國經濟史研究，1995(3).
倫敦碼頭，東印度公司正在卸中國茶斯當東很擔心一些偶然因素會導致中英貿易中斷。他分析，憑著英國人的勤勞勇敢和政府的賢明，許多問題都可以解決，但關鍵之處在於茶葉，這不受利益控制，茶葉只有中國才能提供，而此時英國人已經離不開茶葉了！斯當東.英使謁見乾隆紀實［M］.葉篤義，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63：2627.這會讓那些被後世嘲笑的晚清官員獲得些許安慰，因為他們確實抓住了貿易問題的關鍵。
在《英使謁見乾隆紀實》中，斯當東濃墨重彩地描述了英國對中國茶葉的依賴，他說自從荷蘭冒險家從中國帶回茶葉後，茶葉在歐洲日益風行。茶在英國，從在咖啡館銷售，到後來成為國家稅收的對象。東印度公司在不到100年的時間里，從最初每年銷售量不超過5萬磅，到後來每年銷售量達2 000萬磅。在英國，不分種族、不分男女老幼，每人每年平均需要1磅以上的茶葉。要是茶葉貿易中斷，那麽情況會很糟糕。
“突然停止提供這種大量的消費品而又無其他代替品，將會在廣大人民當中產生很大的影響。英國方面已經設法在印度一些氣候和土壤比較適宜的地方試種茶樹。在科西嘉島上的少量種植生長得很好，但是投資卻大於產品價值。將來，在一個相當長的時期之後，英國方面不必依賴外國進口，自己也可以生產價格便宜的茶葉，這種可能性也是不小。但是為了預防自己種植萬一失敗的情況，那就有必要同北京王朝搭上關係，改善英國在華商人的處境，使他們能夠解除過去那種困難狀況。”
經濟上的單向依賴，讓英國人必須面臨一個巨大難題，如何支付茶葉費用？英國輸出的產品在中國並不好賣，除了在以物易物的置換貿易中獲得一些茶葉外，大部分茶葉需要用白銀支付，為此英國付出了巨額的白銀。
莊國土估計，1700—1823年，英國東印度公司共輸出53 875 032兩白銀到中國，1700—1840年，從歐洲和美國運往中國的白銀約17 000萬兩。18世紀60年代後，東印度公司擴大了對華貿易，卻帶來更大的貿易逆差，白銀問題導致了公司在廣州資金周轉困難。為了平衡貿易逆差，東印度公司決定對華輸出鴉片。1790—1838年，輸入中國的鴉片價值白銀239 045 040兩。莊國土.茶葉、白銀和鴉片：1750—1840年中西貿易結構［J］.中國經濟史研究，1995(3).通過鴉片的輸入，英國人不僅得到了想要的茶葉等物資，還賺了大把銀子回家。
英國下午茶莊國土得出的結論是“18世紀中西貿易的基本結構，是西方國家以其殖民地產品，主要為白銀、棉花、胡椒等交換中國的茶、絲、瓷器等。當這種貿易結構能保持平衡時，西人仍然獲得巨額利潤，傳統的貿易方式仍可維持。由於白銀短缺和中國政府厲行鴉片查禁，傳統的中西貿易結構難以為繼。西人隨即訴諸武力，導致鴉片戰爭的爆發”。
貿易順差與逆差並不能成為判斷一個國家富強與否的標準，不然，現在的美國就是窮國。如何評判一個國家的經濟實力，弗蘭克在《白銀資本》里有強有力的論述。他認為中國在明清時期之所以有那麽強的吸銀能力，是依靠其獨特的貿易品來完成的，確切地說，就是茶、瓷、絲這三大物質領銜的貿易體系。因為茶、瓷、絲在世界經濟中的經濟份額大、參與程度高及重要性強，才使中國成為世界經濟的中心。“一個因素是中國的生產和出口在世界經濟中具有領先地位。中國在瓷器生產方面是無與倫比的，在絲綢生產方面也幾乎沒有對手。……另一個同樣被弗林和拉吉爾德茲強調的重要因素是，中國作為世界對白銀生產的終極‘秘窖’的地位和作用。……正是中國對白銀的公共需求、中國經濟的巨大規模和生產力及由此產生的進出口順差，導致了世界對白銀的巨大需求，並造成了世界白銀價格的上漲。”貢德·弗蘭克.白銀資本［M］.劉北成，譯.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0：162169.
弗蘭克總結說：“中國的這種更大的、實際上是世界經濟中最大的生產力、競爭力及中心地位，表現為它的貿易保持著最大的順差。這種貿易順差主要基於它的絲綢和瓷器出口在世界經濟中占據主導地位，另外它還出口黃金、銅錢，以及後來的茶葉。”
美國獨立戰爭後，美國靠的也是自己的特色產品西洋參打入了世界貿易體系，而英國人最初來中國推銷輕紗，目的都一樣。
人類學家艾倫·麥克法蘭等在《綠色黃金》里認為，茶葉創造了英國，並使英國成為世界上最大的帝國。艾瑞絲·麥克法蘭，艾倫·麥克法蘭.綠色黃金［M］.楊淑玲，沈桂鳳，譯.汕頭：汕頭大學出版社，2006.麥克法蘭認為英國工業革命的起源，與茶葉有莫大的關係。18世紀經濟最發達最活躍的地區即中國、英國和日本，同時也是茶文化得到最好弘揚和發展的地區。
他立論的主要依據是茶水消滅了細菌，讓中國唐宋時期的人不僅免於疾病困擾，還增加了營養，這讓眾多的人口得以持續創造財富。人口大爆炸與成活率高被歸因於沸水與茶結合的飲食層面。同樣例子也可以解釋日本14到17世紀的發展過程。日本能夠幸免於1817年、1831年和1850年的霍亂，也與他們全民飲茶有關。而英國全民飲茶時代，正是18和19世紀，剛好也是英國工業革命開始的時期。工業革命導致城市人口膨脹，聚集居住，更容易引發各種傳播性的疾病，但英國從18世紀中葉開始，許多疾病開始減少或消失，這都歸功於英國人的飲茶習慣。
英國經濟學家麥迪森也支持這種說法。他在分析歐洲人口問題的時候說，正是因為酒和茶替代了受到汙染的水，才使得歐洲人口死亡率下降。安格斯·麥迪森.世界千年經濟史［M］.伍曉鷹，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3：21.
乾隆時期剛好是中國人口增長很快的時期，從雍正十二年到乾隆二十九年，人口增長了7.7倍，達到2億人，而到道光十八年，已然有4億人口的規模。戴逸.當代名家學術思想文庫·戴逸卷［M］.沈陽：萬卷出版公司，2011.茶葉讓人口增長，而鴉片能讓人口減少，這也是道光年間許多大清官員的論調。
歐洲人喝茶圖在中國、日本、英國生活的母親，因為她們飲茶，所以小孩喝到的都是安全的母乳。喝熱水的習慣，同樣被法國史學家布羅代爾所看重，加了茶葉的熱水更是文明進步的標誌。也因為喝茶的風尚，導致哪怕是喝白開水的人，也被視為其有飲茶的行為，這是文明史上了不起的事情。費爾南·布羅代爾.15至18世紀的物質文明、經濟和資本主義［M］.顧良，譯.北京：三聯書店，2002：265306.
也因為這樣，茶為每一個需要發展的國家提供了大量勞動力，茶也為他們的簡單生活提供能量源。飲茶避免了大量谷物被拿去釀酒的風險。在17世紀末，啤酒消耗了英國一半的谷物，他們不得不進口谷物來滿足消費者的需求。18世紀末期，工人的收入有10％用來買茶和糖，只有2.5％用來買酒。
英國著名經濟史學家威廉遜說：“如果沒有茶葉，工廠工人的粗劣飲食就不可能使他們頂著活幹下去。”麥克法蘭認為，中國茶葉的適時到來，正好適應了英國工業化生產的需求，並大大促進了英國工業的發展。
麥克法蘭的第二個依據是，茶葉改變了英國的社會階層，尤其是下午茶會和茶館的出現，幾乎起到了重塑英國文明的作用。英國的飲茶風氣最先在上層社會的貴婦中傳開，然後被中產階級婦女所接受。
在英國早期的酒館和咖啡館里，只能看到男人的身影，英國婦女還曾發起過抵制咖啡的運動，她們認為咖啡帶壞了英國男人，讓他們徹夜不歸。但茶葉不一樣，性情溫和，適合婦女和小孩。手握茶壺的女人就好比拿著刀劍的武士，參與的人只能屈服於她。這提高了婦女的地位。
第三個論據，茶葉幫助了英帝國的擴張。
關於茶葉造成的影響，英國有兩種說法，一種是“為了一壺小小的茶葉，中國文化幾近毀滅”；另一種是“茶葉在英國的作用如同蒸汽機一樣重要，它幫助英國人度過危機並創造了一個新世界”。對上述兩種說法，麥克法蘭持贊成的態度，他認為茶葉對英國的戰略擴張尤其是軍事上的意義非同小可。
在18世紀20年代英國人廣泛飲茶之前，英國僅有北美、西印度殖民地及部分對印度和遠東的貿易。而在此後的一個多世紀里，英國的殖民地不僅囊括了澳大利亞、加拿大，還擁有了非洲的很多地方及南美洲、印度等地，真正成為日不落帝國。
對茶葉的需求影響了海上貿易，也影響了皇家海軍、商業資本、銀行和信托系統。它促進了英國商業的快速發展，尤其是其在亞洲區域密集的貿易網絡，讓英國勢力強大無比，為他們在東南亞和喜馬拉雅山麓爭霸創造了很好的條件。
周寧在《鴉片帝國》中也總結了茶在四個方面對英國產生的影響。周寧.鴉片帝國［M］.北京：學苑出版社，2004.
其一是在國民體質方面，茶有效平衡了英國人的飲食結構，為英國人的多酸性主食——面包——找到了一種合理的、多堿性的佐餐飲料。
其二是在家庭倫理與社會意義層面上，茶的溫和促使了人的溫和。英國人之前深受酗酒之害，在很大程度上，是茶陶冶煉了英國人的性情，維護了道德。一個家庭的下午茶有助於他們完成必要的親情儀式，帶來和諧。詩人庫柏用詩描繪了喝茶為英國人家庭生活創造的溫馨和諧的世界：撥旺爐火，緊閉門窗，
放下窗簾，圍起沙發，
茶壺的水已煮沸，噝噝作響，
沏一壺熱茶，又濃又香，
輕松而不沈醉，心神蕩漾，
我們迎來一個安詳的晚上。歐洲第一幅茶畫，基歇爾，1667年從家庭生活到社會交往，茶扮演了重要角色。茶會與咖啡館一樣，擴大了公共空間，促成了一個市民社會的誕生——這點正是資本主義形成的關鍵要素。
其三是茶促使英國人形成了獨特的審美觀和文化儀式。英國人生活中的下午茶點與茶會，是生活高度精雅化的表現。從飲茶使用的瓷器、客廳的餐桌到茶園的裝飾，布置都非常講究，喝茶的文化意義大於生理意義。
最後是茶在英國現代文明史上的經濟政治意義。東印度公司通過壟斷中國的茶葉生意，成為當時世界上最大的公司。富可敵國的東印度公司成為英國的代名詞，為英國之後推行殖民政策，完成了必要的財富積累。
就在以英國為代表的歐洲國家喝茶成風時，德國思想家赫爾德危言聳聽地說，中國從歐洲商人那里得到白銀，給他們的卻是成千上萬磅使人疲軟無力的茶葉，從而使歐洲衰敗。事實證明，他錯了。而中國政府控制茶葉的想法卻是明智的，但是他們沒有想到這樣會帶來戰爭，並導致中國從此走向衰落。
考慮到中國對茶葉的絕對控制權，英國不得不尋求到其他地方種植茶樹。英國本土的茶樹種植一直不成功，英國派遣的植物獵人把茶種帶回英國後，悲觀地發現英國的土壤根本無法種植茶樹。後來茶樹在印度阿薩姆種植成功，英國人用了與清廷同樣的手段，他們企圖通過茶葉來控制西藏，另一輪的茶葉貿易與政治戰爭，從沿海轉至內陸，在喜馬拉雅山麓展開。
2白銀流失的恐慌
通過茶葉，大清賺到了不少銀子，這並沒有引起太大的關註。
但因為鴉片，大清丟了不少銀子，這就引發了清政府強烈的關註。
遠在1729年，雍正就下了一道禁煙令，明示鴉片為違禁品。清會典事例［M］.北京：中華書局，1991：513.這份禁令只是針對國內從事鴉片買賣的人，而不是普通的吸食者，也與經營鴉片的外商無關，屬於內禁範疇。懲戒措施主要為：販運鴉片枷號一個月，然後充軍；私開鴉片煙館判死緩，從犯則杖一百，流放三千里。這一時期，鴉片進口量還很少，主要用作藥材，稅收也不多，每百斤稅銀三兩，再加分頭銀二兩四錢五分。
到了嘉慶年間，清政府發現鴉片帶來的社會問題不小，於是，不僅增加了對國內吸食鴉片者的懲戒，還增加了對夾雜鴉片的外來船只的懲罰，這一時期清政府采用的是內禁與外禁的雙重措施。日本學者井上裕正研究發現，從雍正到嘉慶中期，鴉片問題都與民俗民風有關，鴉片連同賭博、奢侈、邪教等被視為人心從惡的一種劣習，會影響到社會的穩定，必須從嚴加以禁止。井上裕正.關於清代嘉慶、道光年間的鴉片問題［M］//武漢大學歷史系鴉片戰爭歷史編寫組.外國學者論鴉片戰爭和林則徐.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9：6390.許多官員把買賣鴉片等同於加入外教罪處罰。從雍正後期到道光年間，鴉片問題變得迫切，主題便直接切入到白銀流失的問題上。
外國人拍攝的中國鴉片吸食者早期關於白銀流失的爭論，主要圍繞以廣東十三行為首的洋商用高純度的紋銀(馬蹄銀)換低品質的鷹洋(西班牙銀幣，後稱墨西哥銀幣)而造成白銀流失的問題。許多官員對洋商發難，要求他們采用“以貨易貨”和“以洋銀易貨”以減少或杜絕國內紋銀流失。江口欠雄.鴉片戰爭後的銀價政策及其挫敗［M］//武漢大學歷史系鴉片戰爭歷史編寫組.外國學者論鴉片戰爭和林則徐.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9：91114.“十三行”是清政府授權的外貿機構，成立於1687年，由清初管理海外貿易的市舶司改制而來，主要由粵海關的富裕商人組成，代表清政府履行海外貿易職責，具有唯一性特征，高度壟斷了各種進出口的貨物。關於“十三行”的著作很多，以20世紀30年代梁嘉彬的《廣東十三行考》最為著名。十三行的洋商辦理出入口許可證，需要20萬兩銀子，且財務之間需要相互擔保，是晚清從商最高級別門檻。十三行中最著名的莫過於兩個福建人——伍浩官和潘啟官。
十三行組織結構為：兩廣總督和廣州巡護(權力機構)——十三行洋商(中層代理、擔保)——本國和外國商人。1759年，乾隆下令外商交易必須在廣州，故這里成了對外貿易的唯一地。負責鴉片貿易的東印度公司在華設有管委會，這個管委會若要買賣貨物，必須與十三行對接。
清廷“銀子可以控制”的認識，就是建立在十三行高度壟斷對外貿易的基礎之上。他們認為只要在貿易層面上加以限制，就能控制住銀子流失。但其後隨著對這一問題認識的深入，清廷內部的許多官員發現，把罪責推給十三行是不對的，鴉片走私才是導致白銀外流的元兇。
盡管程含章和包世臣分別在道光三、四年提出白銀流失與鴉片有關，但當時白銀流失問題的嚴重程度不足以令道光重視。只有皇帝覺得自己的錢袋子出了問題，他才會積極介入。於是就有了弛禁派和嚴禁派的那場著名爭論。

1836年(道光十六年)，太常寺少卿許乃濟率先發難，他上奏《為鴉片煙例禁愈嚴流弊愈大應亟請變通辦理折》和《請弛內地民人栽種罌粟之禁片》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鴉片戰爭檔案史料(一)［M］.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2：200203.，主要內容為以下幾點。

一是鴉片傳入中國有史可查，從明到清都是突出其藥用價值，但鴉片是成癮品，久吸食必生禍害。
二是鴉片在大清的歷史。乾隆前，鴉片入關，繳納關稅後，用來交換茶葉等貨物，走私者則以紋銀交易。嘉慶初年吸食鴉片，只是罪至杖責，但其後在徒、流、絞等重典嚴罰下，吸食者反而遍布天下。在嘉慶初年，來華鴉片不過幾百箱，但至道光年間，猛增至2萬余箱，估計歲耗白銀上千萬兩。以前夷商帶洋銀到中國購貨，沿海之民獲利頗多，但現在夷商私售鴉片，根本不用帶資金，反而賺走了紋銀。以前每兩紋銀可以換錢千文，現在每兩竟能換一千二三百文，銀價有增無減。若任其發展，必然會“中原易盡之藏，填海外無窮之壑，日增月益，貽害將不忍言”。
東印度公司在印度能容納30萬個鴉片球的倉庫三是與諸國通市不可斷絕。首先，販賣鴉片的只有英國人，不能因此斷絕與其他諸國悠久的互市傳統。再者，瀕海還有數十萬依賴互市為生的民眾，他們的生計問題要考慮。最後，夷商在大洋外，隨處可以停歇，無從阻斷其貿易之路。
四是律法不能從根本上禁止鴉片貿易。大清禁煙不可謂不嚴，但法越峻胥役之賄賂越豐，棍徒之計謀越巧。兩廣總督阮元嚴辦澳門葉恒樹就是例子。夷商在無可落腳的情況下，便選擇了伶仃洋為據點。這里水路四通八達，各種私運船只絡繹不絕，屢查不禁。重賄關卡，殺害官兵，冒充官兵，栽贓陷害……走私者各種伎倆都使出來，不畏法者大有人在，致使良民受害者不可勝數。這些都是在嚴禁鴉片走私後才出現的情況。
五是吸食鴉片的人群。吸食鴉片的人，要麽是一些懶惰無誌、無足輕重之輩，要麽就是一些命不久矣的年邁之人。“海內生齒日眾，斷無減耗戶口之虞，而歲竭中國之脂膏，則不可不大衛之防，早為之計。”
六是鴉片只準以貨易貨，不得用紋銀購買。閉關不可，徒法不行，惟依照舊例，將鴉片照藥材納稅，入關後，只準以貨易貨，不得用紋銀購買。納稅之費少於行賄，夷商會更樂意。洋銀與紋銀一樣，禁止出洋，有犯被抓獲者，鴉片銷毀，銀兩沖賞。文武官員、士兵有私食者，立即革職，但免其罪。上司要是縱容手下吸食，也要查處。對民間的販賣者和吸食者，一概不論。
最能代表中國的元素：瓷器、茶皿、煙具。
1870年，威廉·桑德斯拍攝七是主張內地種植鴉片。內地種植鴉片，已有先例，後因律令廢止。內地鴉片，比之洋煙，性溫和、價廉，食之不傷人，又容易斷絕。來自呂宋的旱煙本土化後，早就不用從呂宋進口，這是一例。內地種煙更大的好處在於，夷人販賣的鴉片將無利可圖，自然解決了白銀外流問題。況且，種植鴉片不影響農民的耕作。
八是弛禁鴉片不違朝廷政體。
道光帝拿到這份奏折，有些心動。他特別圈點出第二要點，發到廣州，征求鄧廷楨等人的意見。
鄧廷楨、文祥等人看到許乃濟的奏折，心里樂了。鴉片弛禁論，在廣州一直很流行。許乃濟出任過兩廣鹽運使兼署廣東按察使，對這里的情況再熟悉不過，何況之前便有同鄉何太清對他建言，鴉片開禁對清廷大有好處。廣州學海堂書院的教官吳蘭修曾寫過《弭害論》的策論文，主張鴉片貿易合法化，許乃濟奏折中的許多論點都出自《弭害論》。梁廷楠.夷氛聞記［M］.北京：中華書局，1959.
鄧廷楨的前任盧坤也表達過類似的意思，盧坤提出鴉片走私“勢成積重，驟難挽回。屢經周咨博采，有謂應行照昔年舊章，準其販運入關，加征稅銀，以貨易貨，使夷人不能以無稅之私貨售賣紋銀者。有謂應弛內地栽種之禁，使吸煙者買食土膏，夷人不能專利，紋銀仍在內地轉運，不致出洋者。其說均不無所見，然與禁令有違，窒礙難行”。其被革職後，鄧廷楨一直對這個問題隱忍不發。
現在有人打出第一槍，他們自然不會錯過附會之機。“立制貴乎因時，為政先宜除弊，若除弊而弊益甚，則不得不籌變通之策。”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鴉片戰爭檔案史料(一)［M］.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2：166，205209.這變通，就是鴉片弛禁政策。他們完全贊同許乃濟的主張，鴉片問題越管越麻煩，兩廣總督越來越難當，鄧廷楨之前的兩任兩廣總督李宏賓和盧坤都栽在鴉片問題上。
廣東軍政方面拿出了九條意見，都是針對許乃濟意見的具體措施，“如蒙諭允，弛禁通行，實於國計民生均有裨益”。細則為：一是以貨易貨，應計全數抵算，不準影射；二是水師巡船及關口員役，宜責令專在隘口稽查，不準借詞滋擾；三是洋銀應照舊章，仍準帶回三成；四是鴉片應與其他洋貨一樣交易；五是額稅宜遵舊章，不必加增；六是鴉片價格不必預定，隨行就市；七是內地各省海船運銷鴉片，應由粵海關印給執照；八是內地栽種罌粟，應稍寬其禁，俾使土煙對洋煙有所抵制；九是官員、士子、兵丁不準吸煙，其余寬其禁令等。
十三行也上書總督府，表示支持許乃濟。在弛禁論方面，廣東各界保持了高度的一致。自阮元高調嚴禁鴉片以來，從事鴉片貿易已經成為最有風險的行業。
根據同期義律與英國外交部大臣巴麥尊的信件往來，英商和英國政府對鴉片貿易合法化高度認同，一點也不介意未來會陷入與中國本土鴉片的競爭中。他們把許乃濟的文章翻譯成英文，四處發放，這大約是許乃濟得以進入卡爾·馬克思視野的原因。英國政府並不贊同鴉片貿易，尤其是鴉片走私，中國政府居然把鴉片貿易合法化，這自然是最好不過的事情。
1838年6月5日，巴麥尊給義律的信里寫道：“我必須說，女王陛下政府不能因為英國臣民能夠破壞他們前去貿易的那個國家的法律的目的而進行幹預。因此，這些人由於更有效地執行中國關於此問題的法律而可能遭受損失，必須由那些因他們自己的行動造成該損失的人士承擔。”即便後來英國政府決定派遣武裝部隊前來中國，巴麥尊仍然強調：“女王陛下政府絕不懷疑中國政府有權禁止將鴉片輸入中國，並且有權查獲和沒收那些外國人或中國臣民不顧適當制訂的禁令而輸入中國領土內的任何鴉片。”胡濱.英國檔案有關鴉片戰爭史料選譯(上)［M］.北京：中華書局，1993：258，523.義律也反對鴉片走私，在他寫給外交部的信件中，充滿了對鴉片貿易的強烈譴責。英國政府認為，中國能解決鴉片走私的問題。義律在寫給英國走私商的文件中，也提到了這點。
與廣東政界一致的贊同聲不同，中央朝廷與其他地方政界一邊倒地反對。內閣學士、禮部侍郎朱樽在《申嚴例禁以彰國法而除民害折》中認為，允許鴉片貿易合法並不能解決白銀流出的弊端。在對外貿易中，中方的主要貨物是茶葉、生絲等，但如果這些貨物不能沖抵鴉片，勢必又要用銀子來購買。鴉片只禁官方，不禁民間，無疑是掩耳盜鈴的做法，這樣會讓原本不吸鴉片的百姓漸漸染上吸食鴉片的毛病。既然許乃濟主張禁止白銀出口，那麽為什麽不反過來禁止鴉片入境，這樣不是就能阻止白銀外流了嗎？所以，徹底解決的方法就是加重刑罰，嚴防從各省海關流入鴉片。
朱樽認為，白銀問題還不是根本，最為重要的是鴉片傷生伐性，損害了百姓的健康。民為邦本，民眾染上了鴉片癮，為害較白銀外流嚴重得多。朱樽站在民生的層面上看問題，“民貧尚可變，民弱不可救藥”。
許球的《請禁鴉片疏》中國史學會.鴉片戰爭［M］.上海：神州國光，1954：475.幾乎都是反駁許乃濟的觀點，但他與朱樽一樣，沒有提出具體的措施來解決道光帝最關心的白銀流失問題，但其所倡導的禁煙主張仍可一看。他認為禁官不禁民是錯誤的，因為官來自民，又認為要嚴辦從事鴉片貿易者。臣愚以為與其紛更法制，盡撤藩籬，曷若謹守舊章，嚴行整頓?自古制夷之法，詳內而略外，先治己而後治人，必先嚴治罪條例，將販賣之奸民，說和之行商，包買之窯口，護送之蟹艇，賄縱之兵役，嚴密查拿，盡法懲治，而後內地庶可肅清。
若其坐地夷人，先擇其分住各洋行，著名奸猾者，查拿拘守，告以定例，勒令具限，使寄泊零丁洋、金星門之躉船，盡行回國，並令寄信該國王，鴉片流毒內地，戕害民生，天朝已將內地販賣奸民，從重究治，所有坐地各夷人，念系外洋，不忍加誅，如鴉片躉船不致再入中國，即行寬釋，仍準照常互市，倘如前私販，潛來勾誘，定將坐地夷人正法，一面停止互市。似此理直氣壯，該夷不敢存輕視之心，庶無可施其伎倆。晚清大戶人家經常用鴉片煙招待貴客許球的嚴禁論影響了後來林則徐的禁煙政策，但當時道光帝並沒有表態，他同樣傳給了在廣州的鄧廷楨。鄧廷楨等人揣摩到了道光帝內心的矛盾之處，他們認可了朱樽的“民心”和許球的“藥方”，也指出了朱樽和許球某些站著說話腰不酸的書生之見，有不求實際求名聲之嫌疑。“建言者倡論於局外，故抵掌較易敷陳；當事者肩任於局中，則措手宜有分寸。”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鴉片戰爭檔案史料(一)［M］.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2：221.鄧廷楨抓住了皇帝最關心的白銀問題發問，如果按舊有禁例，能杜絕白銀外流，“又孰肯冒不韙而亟議更張”。
無論是驅逐載有鴉片的英國躉船，還是緝拿走私的“扒龍船”，又或者是搗毀窯口，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不管兩派如何爭論，鄧廷楨都認為，杜絕白銀流出才是第一要務。
江西道禦史袁玉麟的《奏陳鴉片弛禁將有妨國計民生折》事實上是許球和朱樽觀點的合並，再次強調了弛禁論無疑是禍國殃民。之後，再無人上有關鴉片弛禁論的奏折。
1838年，鴻臚寺卿黃爵滋上奏《嚴塞漏卮以培國本折》，再次把鴉片問題推向高潮。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鴉片戰爭檔案史料(一)［M］.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2：254257.原文很長，不一一引述，僅綜述其要點。黃爵滋開篇就說，皇帝為什麽會覺得銀子不夠花了？原因很簡單，就是鴉片導致白銀外流，現在每兩銀子能換1 600多文，而之前只能換1 000文。接著他從鴉片吸食人群、白銀外流和當下禁煙措施的失誤入手分析。
一是吸食鴉片的人群增加了。許乃濟曾說，以前吸食鴉片的都是些無足輕重之輩，但現在情況不一樣了，現在官府官僚、地方鄉紳、工商業者、戲曲演員、署衙書吏胥、婦女、和尚、尼姑、道士等各個階層都在吸食。到了無人不吸、無處不賣的境地，就連沈陽這個大清重地，也吸食鴉片成風。
二是鴉片走私導致白銀流失嚴重。從道光三年到十一年，每年外流白銀一千七八百萬兩。從道光十一年到十四年，每年外流白銀2 000余萬兩。從道光十四年到當下，每年外流白銀達3 000萬兩之多。此外，福建、浙江、山東、天津各海口加起來，也有幾千萬兩。
四川的罌粟田三是之前鴉片政策有漏洞，不能阻止白銀外流。首先，海關官員收受賄賂、海防線過長都是問題。其次，外商運進呢羽、鐘表，與從我國運出茶葉、大黃、湖絲等總價值不足1 000萬兩白銀，其中利潤不過幾百萬兩，比起走私鴉片的利潤，前者還不到後者幾十分之一。外商不進海關，在海外貿易，都是因為中國奸商參與走私，才使得走私昌盛，禁海不如防內。再次，禁商不禁民也不行，官商沆瀣一氣，也難以禁止。最後，內地種植鴉片也不行，因為土煙不具備與洋煙競爭的實力。
那麽，是不是就沒有辦法禁煙了呢？有。黃爵滋談到了自己的措施。
一是從鴉片需求著手，重懲吸食者。之前的刑罰過輕，對於吸食者，要判以死刑，才能完全杜絕。黃爵滋舉例說，爪哇人本來很勇敢健壯，但荷蘭人誘使他們吸食鴉片後，就變成了孱弱之輩，國家都被荷蘭人占領了。荷蘭之前也有吸食鴉片者，這些吸食者被抓到後，官方就會把他們綁到竹竿上，叫人來圍觀，最後用大炮把他們轟入海中，所以後來就沒有敢吸鴉片煙的荷蘭人。英國也禁止吸食鴉片，抓到了要以死論處。中國的鄰國越南曾被誘惑吸食鴉片，但他們察覺了外國人的陰謀，現在也嚴禁鴉片。所以中國應該效仿外國實行吸食鴉片者處以極刑的政策。
二是在一年戒煙期限內實行連坐制。以五家為一個單元，相互寫保證書聯保，一旦有人吸食鴉片，聯保人也要按律治罪。大城市流動人口多，則以商鋪為主，收留吸食鴉片者的店，要以窩藏罪論處。大小文武官員中有吸食者，罪加一等，其後三代不得參加科舉考試。官員下屬吸食，官員受罰。軍隊中每五人互相擔保，發現有吸食者，一樣連坐。鼓勵揭發吸食鴉片者，並給予獎勵。
抽鴉片的中國人(英國人所繪)黃爵滋這份奏折談到的白銀流失嚴重的問題顯然引起了道光帝的高度重視，他隨即轉發給盛京、吉林、黑龍江的將軍及直省各督撫，要求他們各抒己見，妥議章程，迅速具奏。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鴉片戰爭檔案史料(一)［M］.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2：258.根據反饋的意見，有20位地方大員反對內禁，主張海禁；有8位主張內禁與海禁雙管齊下，軍機處大臣穆彰阿沒有表態。
海禁派反對嚴懲煙民，雖側重點各有不同，但都認為這樣會增加訴訟成本。山西巡撫申啟春不主張對國內吸食鴉片者處以死刑，他認為源頭在夷商，煙民受其蠱惑在前，現又有嚴法在後。峻法為財而設，而非民意，就會讓國民有惶然之感。而且，嚴法之下，可誅之人不可勝數。山東巡撫經額布也不主張嚴懲煙民，認為並不是煙民把銀子運出去的。他反問說，峻法有效的話，歷朝歷代怎會有那麽多死刑犯？
直隸總督琦善的意見也很關鍵，禁煙以來，他在天津查獲1.3萬斤鴉片，收繳數量僅次於鴉片貿易濫觴之地廣東。他反對重刑治煙民，擔憂引起社會不穩定。“若吸食鴉片不肯俯首受縛，勢必聚眾抗拒，此大可慮也。至於閩省海疆，其人習於械鬥，善於打仗，吸食鴉片者尤多，倘或遁逃海島，外夷資其衣食，借以探聽虛實，荒陬僻壤，弁兵巡役不到，要結無賴，一登陸地，炮臺反為虛設，此則更大可慮也。”
琦善認為封關可以制夷，就是建立在英國人離不開茶葉、大黃的認識上。
他們都把問題再次引向海關，都希望從海禁入手，解決銀子外流問題。經額布說，比起躲在密室里吸食鴉片的人，海關不是更容易稽查嗎？
湖廣總督林則徐提出了一些新的想法，他贊同出臺峻法治理鴉片，並指出禁煙之難，不在於革除煙癮，而在於改變吸食者的思想。“欲革玩法之心，安得不立怵心之法？”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鴉片戰爭檔案史料(一)［M］.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2：260268，292295，270277.針對黃爵滋所謂的一年戒除期限，難免有人持觀望態度，會不會一年後又不戒了呢？
為了利用好這一年期限，林則徐提出了六項主張。
一是收繳煙具，斷絕煙癮之根。煙槍、煙鬥是抽鴉片必備的道具，責成總督、巡撫酌定期限和數額，分州縣收繳，當做政績考核。戶口多的地方，若是收繳的煙具寥寥無幾，州縣官將被撤職彈劾，要是收繳得多，就獎勵。
二是廣發告示，勸令吸食者改過自新。把一年按四季劃分為四個階段，每個階段三個月。第一階段自首者免罪，但再犯要加罪。這里有一個值得註意的問題，就是林則徐顯然把吸食鴉片者當做入了西方教會的教徒，戒鴉片等同脫離教會。在第二、第三、第四階段內自首的人，雖不能免罪，但可以減罪。
晚清高檔鴉片館三是煙館經營者在三個月期限內自首可免罪，超過期限的要處以死罪。制造煙具者則只有一個月自首的期限，超過也是死罪。
四是對官員失察的懲罰。主要為革職、降職和調任三種。這項卻是為官員留下了後路，因為查辦不力者大有人在，包括林則徐自己。
五是地保、牌頭、甲長在各自的地頭上要勇於舉報揭發，不然就是包庇，應與正犯同罪，沒收其房屋。
六是審斷方法，主要靠“熬”。找一個公共場所，把疑犯全部集中，像科考一樣點名驗身，封門後，時間一到，有煙癮的人自然無所遁形。此外，林則徐還提供了一份長達5 000多字的戒煙方子。
林則徐治下的湖廣，是他禁煙政策的排練之地。當時在廣東的鄧廷楨卻不以為然，他曾指著幾案上的水盅對梁廷楠說：“譬如禁茶，茶碗收盡，還可以以這個水盅為飲具，盡絕吸食鴉片，只收繳煙具根本不是辦法。”梁廷楠.夷氛聞記［M］.北京：中華書局，1959：24.
關於鴉片與白銀的關係，林則徐另有奏折。他認為，吸食鴉片的人，每天大約需要消費一兩銀子，假如每百名國人中有一個人吸食，那麽四萬萬人一年外流的白銀就不少於一萬萬兩。黃爵滋說每年外流白銀千萬兩，他還算少了。林則徐擔憂幾十年後，“中原幾無可以禦敵之兵，且無可以充餉之銀”。把銀子送給外洋，就是送給潛在的敵人，壯大他們的力量。黃爵滋舉例爪哇國喪於荷蘭，猶言在耳。
弛禁派被打壓下去後，嚴禁派在選擇內禁還是海禁的問題上依舊有分歧，而在這個問題上，兩派的觀點又有許多相似之處。黃爵滋、林則徐等人都主張內禁，而其余大部分總督、巡撫，如申啟春等人，都主張海禁。海禁派一個主要的理由就如浙江巡撫烏爾恭額所言，“天下鴉片都來自廣東”，也就是眾議一致認為鴉片要從源頭開始杜絕。
雙禁政策開始實施前，前所未有的禁煙力度讓朝廷感到壓力，他們必須解決兩個問題，嚴禁鴉片後白銀流失到底能不能控制住？何人能主持這種嚴厲的禁煙大局？但道光帝通過一獎、一削和一貶來表達自己對禁煙的決心，山東查獲鴉片的官員得以升遷，莊親王、輔國公因抽鴉片而被削爵，馬克思贊賞的許乃濟則從四品貶為六品，徹底變成閑人。
抽鴉片的貴婦人(版畫)林則徐在1839年被委任為欽差大臣前往廣東，被視為雙禁政策的開始。
林則徐到達廣州後，雷厲風行，緝拿鴉片走私者，收繳鴉片。
遺憾的是，轟轟烈烈的虎門銷煙運動，只是一個開始。鴉片戰爭後，中國政府還是采用了許乃濟的主張，在內地廣植鴉片，真的做到了用“土煙”驅逐“洋煙”，也通過鴉片增加了國庫。事實上，民國軍閥混戰的年代，鴉片也是各路軍閥軍費的主要來源。
四、中國被一家英國茶葉公司就打敗了嗎
從英國人偷走我們的茶樹、茶種開始，我們就喪失了資源優勢。
從英國人把第一批印度茶運往英國銷售開始，我們就喪失了市場優勢。
從英國人宣布印度是世界茶原產地開始，茶就被從根源上掐斷與中國的關聯，我們為之驕傲的飲品居然是華外之物！
甚至，從英國人第一個陶罐廠落地，從第一把帶把的銀質茶壺誕生，從他們第一次往茶杯中加糖開始，中國茶葉和與它相伴的器皿都成為往事。
我們面對的將是：一切從頭開始。
1立頓王朝，一劍西來
大象運載著立頓茶前往加爾各答“你的心臟每跳動一次，全世界就有1 252杯立頓熱紅茶被飲用，119罐立頓冰紅茶被消費；而立頓每年銷售的茶葉凈重量相當於約1.4萬頭成年非洲象的體重。”2005年，一位新華社記者在參觀貝德福德的立頓紅茶研發基地後，發出了如上感慨。她把這一切歸功於科技，“是科技將小小的茶葉變成了國際聞名的大品牌”曹麗君.小茶葉如何變成大品牌——探訪英國立頓紅茶研發基地［EB/OL］.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0506/25/content_3134309.htm.。
2005年，立頓銷售了360億個茶包、7萬噸茶葉，產品打入了110多個國家和地區的市場，銷售額突破了15億英鎊(約合28億美元)。而其在研究經費上的投入同樣驚人，每年占銷售額的0.7％。涉及顧客飲茶的習慣、飲茶的流行趨勢，如何沏茶，顧客對茶葉顏色、味道、包裝形式的喜好，影響顧客茶葉選擇的原因等。
當時，許多茶葉消費者對立頓還不那麽熟悉，即便是中國茶業界，也只是耳聞立頓是一家很大的公司，但到底有多大，誰也不知道。許多人是因為報道中那段著名的修辭註意到了立頓，那個時候，中國茶葉界正處於“瘋狂的普洱茶”時期，對茶界的各類消息異常敏感。
魯迅收藏的20克普洱茶賣到了20萬的天價，張國立的七子餅賣到了160萬，1餅古董普洱茶單價超過了10萬……普洱茶的吸金能力將摩根大通這樣的世界金融大鱷也吸引進來，雲南省當年笑納了大約10億的普洱茶投資。
2006—2007年，普洱茶繼續大熱海內外，許多種茶每克價格飆升到幾千。在由普洱茶拉動的新一輪茶葉消費熱潮中，各種天價茶層出不窮，覆蓋了六大茶類。盛世飲茶論很有市場，許多人建議成立“國飲日”、“茶葉節”，中國茶葉大省雲南率先把5月8日定為“飲茶日”。2009年3月，全國政協委員焦家良向兩會提案，建議“茶葉節”時間定在“谷雨”這一天。
2008年年底，許多茶企到廣州參加一年一度的“茶業博覽會”，熱熱鬧鬧的茶氛圍，滾燙的茶湯，又因為新華社的一篇報道，變得凜冽起來。標題名為《七萬中國茶廠，為何不抵一家立頓》文章說：當今世界的三大飲料中，茶葉品牌首推英國立頓。中國作為茶葉的發源地，卻沒有在國際上叫得響的茶品牌。由於缺乏品牌效應，七萬家中國茶廠在總體實力上竟難敵一家英國立頓，立頓茶業年產值相當於中國茶業年產值的七成。中國茶何時才有叫得響當當的品牌。陳冀.七萬中國茶廠，為何不抵一家立頓？［N］.新華每日電訊，20081217(6).文章引用了中國茶葉流通協會常務副會長王慶統計的一組數據，全世界每年茶葉需求量達300萬噸，供應量達350萬噸。中國每年產茶120萬噸，僅有30萬噸出口，雖然產茶面積世界第一，但在國際市場的影響力卻較弱。中國茶產業每年產值為300億元人民幣，而立頓茶業年產值約230億元人民幣，相當於中國茶產值的3/4。
中國有所謂的“十大名茶”，卻沒有一個成名品牌。中國茶的生產量世界第一，出口率卻十分低。英國是一個不產茶的國家，但立頓卻無人不知無人不曉。
這篇報道刺痛了茶葉大國的神經，其後有近100家報紙進行了轉載或摘要，有50多家報紙介入反思。在有些茶葉大省，討論持續了數天甚至一周。我們舉一國之力發展的茶業，居然連一個企業都不如？問題到底出在哪里？
在“不如立頓”的語境下選擇百度搜索“不如立頓”，會查閱到許多相關資訊，“不如立頓”的反思與對策討論，還將繼續延續下去。，許多問題暴露出來。傳統派認為立頓沒有什麽了不起，中國茶葉主要是內銷，君不見天價茶年年有，年年脫銷。而且，中國人那麽多，賣給外國人幹嘛？
反思派則有另一番說辭。
口感不好。這主要是年輕人的怨言，國產的許多茶不好喝，太苦澀。
營銷不好。許多營銷界專業人士加入，介紹了許多新的營銷理念。國產茶還被當做農業產品對待，而立頓茶早就躋身為高科技產品，擁有多項專利產品；立頓也是時尚飲料，簡單方便，國產茶需要特別的喝茶環境。還有許多其他問題，但這兩項指責觸及茶界痛處。傳統觀念視袋泡茶為低檔貨，在賓館里那些袋泡茶完全是擺設。國產茶經營者忽略了年輕一代消費者的消費訴求。立頓為了打入美國市場，發明了冷飲紅茶以求與可樂的經營者一較高下。
標準低。國內茶行業無序、淩亂、準入門檻低。一個地方往往有上千家茶企業，每家買到的茶都不一樣，價格差距過大。許多茶甚至毫無標準和延續性可言，大名鼎鼎的普洱茶直至2008年才有了國家標準，可見一斑。標準不僅涉及價格、產品，還涉及衛生，尤其是後者，往往一次重大的衛生事件，就可以導致整個產業鏈動蕩。
市場化程度低。在我國，茶葉是市場化最晚的產品之一，甚至目前茶葉市場還沒有完全開放。因為歷史原因，邊茶邊茶，即邊銷茶，主要由雲南、四川、湖南、廣西等地生產，專供西南、西北一帶少數民族飲用。這是傳統中央政府對茶控制的主要內容，新中國成立前都由專門的“茶馬司”經營。目前還是國家的戰略物資，並沒有市場化。其他非邊茶，在近400年的海外貿易中，也沒有完全市場化過。改革開放前20年也沒有茶太多事情，當時茶不過是創外匯的一個特色產品。1991年，中國外貿體制深化改革，取消計劃經濟，而到2006年才取消茶葉配額制，這一年茶葉恰好上了日本頒布的《食品中殘留農業化學品肯定列表制度》(以下簡稱《肯定列表制度》)。英國在本土和國外早有了成熟的茶葉市場，中國茶要想分一杯羹，難度很大。中國還沒有可以殺出國門的茶企業。立頓那麽強大的公司，進入中國的時間卻很晚，1992年才涉足中國市場。當然，這與中國外貿管制有關係。
然而，這種種不如意都可以歸納到對茶沒有話語權的層面上。
英國茶葉種植園主在印度阿薩姆說茶飲發源地中國對茶沒有話語權，對每個愛茶的中國人來，都是一件羞恥的事情，但這卻是事實。這是在中國茶與以立頓為代表的國外茶數次交鋒的基礎上得出來的結論，前幾個問題也許都能在很短的時間內解決，但這話語權要想搶回來卻很難。
為什麽？
這是一段極為漫長的歷史。
從英國人偷走我們的茶樹、茶種開始，我們就喪失了資源優勢。
從英國人把第一批印度茶運往英國銷售開始，我們就喪失了市場優勢。
從英國人宣布印度是世界茶原產地開始，茶就被從根源上掐斷與中國的關聯，我們為之驕傲的飲品居然是華外之物！
甚至，從英國人第一個陶罐廠落地，從第一把帶把的銀質茶壺誕生，從他們第一次往茶杯中加糖開始，中國茶葉和與它相伴的器皿都成為往事。
……
我們面對的將是：一切從頭開始。
當我們需要出口茶葉的時候，我們面臨著歐盟標準、英國標準、日本標準、美國標準。而在2012年立頓被綠色和平組織檢測出含有有害物質的時候，立頓拿出的又是中國標準——按照衛生部的標準，立頓中有害物質確實不超標，這多麽令人感到驚訝和諷刺！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在日本有一套綠茶檢測系統，我們的茶葉很難過關，這並非日本茶種植中沒有使用農藥，而是如果我們使用日本的農藥，就保證過關。但用了日本農藥，在歐盟那里又會出問題。
2006年5月日本公布《肯定列表制度》後，2008年1月歐盟發布了新的食品中農藥殘留標準，新標準涉及範圍廣泛。其中專門針對中國農藥的使用情況而對有些標準做出調整。這些標準構成了綠色壁壘，歐盟要檢查茶葉中的MRL(農藥最高殘留量)標準總和886項，日本的MRL標準267項。這種嚴格的檢測讓許多茶企望而卻步，寧可退而追求國內市場。
總之，標準這回事，中國說了不算。
這種種弊端讓中國茶企吃了不少苦頭，因為茶葉出口，要在國內先接受檢測，但往往在國內得到一片贊譽的產品，到了國外就只能打道回府。2006年，就在日本公布新標準後，浙江有1 202噸出口茶葉被認定為不合格。為了適應這一新標準，只能從基礎的茶園管理上著手。正是面對嚴峻的出口形勢，“有機茶”的概念也成了茶界津津樂道的話題。
所謂有機茶，簡而言之，就是在無任何汙染的產地，按有機農業生產體系和方法生產出鮮葉原料，在加工、包裝、儲運過程中不受任何化學物品汙染，經有機認證機構審查並頒證的茶葉產品和再加工制品。
根據中國海關2011年的統計，中國茶葉出口322 580 303千克，總額為965 133 745美元，平均單價2.992美元，對比2010年，數量增加了6.66％，平均單價也上漲23.8％。進口中國茶數量前五名的國家分別是摩洛哥、美國、烏茲別克斯坦、日本、俄羅斯。前五名中，只有摩洛哥比2010年進口總量有所上漲，其他四個國家都呈下降趨勢，降幅最大的是俄羅斯，數量下降了15.89％。而伊朗的進口量增長率卻高達220.57％。數據均由中國食品土畜進出口商會茶葉分會整理提供。
茶葉包裝，19世紀90年代歐盟成員國中只有德國在前20名名單中，消費量有上升趨勢。非洲國家從中國進口的茶葉數量占了中國茶出口量的大部分，位於榜首的摩洛哥一直是綠色壁壘最低的國家，中國茶葉占有率也高達97％，自2006年以來一直高居中國茶消費榜首。
當然，這一點都不意外，前20名進口中國綠茶的國家和地區中，沒有英國，也沒有印度。進口中國紅茶的榜單上，美國高居榜首，有11 203 000千克，緊接著是俄羅斯，英國排在第11位，有524 863千克。中國紅茶類出口數量在減少，主要是因為價格漲了不少，均價漲幅高達40.10％。因為前些年紅茶銷量不錯，中國企業跟風很嚴重，2011年，許多壓根不生產紅茶的企業也開始生產紅茶了。這大約是國內惡性競爭導致，但能出口還是有錢賺。
這並不是一份多麽好看的成績單，中國茶完全是靠低廉的價格換得艱難的起步。而且，作為一個綠茶大國，綠茶在茶出口總量的比重並不特別顯著，也沒有征服那些傳統的茶葉消費大國，只有在除六大類茶之外的其他類別中，才可以看到它們點綴市場的身影。
早在1997年，立頓就在中國百家商城系列調查中獲得茶包銷售額第一、市場占有率第一的成績。針對中國茶葉集團軍不敵一家英國公司的現實，2009年9月15日，英國《金融時報》網站刊載了湯姆·米勒(Tom Miller)的一篇文章，標題充滿了挑釁意味：《為何外國人能在中國人自己的地盤上打敗中國茶商》，文章說：“中國有理由為自己是茶葉之鄉感到驕傲，茶是世界上最著名的飲品。在中斷100年後，中國最近重新從印度手中奪回茶葉大國的桂冠，成為世界上最著名的茶葉生產和消費國。但是，沒能打造出世界名茶的遺憾一直令這個茶葉之鄉感到失望。”
問題出在以下幾個方面。
無論在國內還是國外，中國茶葉品牌都很難和外國競爭者媲美。中國茶葉生產面臨的挑戰與一系列中國其他產業所面臨的問題一樣：產品質量問題、國內過度競爭問題、在國外市場價格提不上去和利潤微薄問題，以及品牌弱等問題。引起這些問題的根本原因很簡單：過度市場分割。
問題始於茶園。中國中部、南部和西部都有茶葉種植區，有大約800萬茶農從事茶葉種植，但大部分茶園都是以家庭為單位的小茶園。把小茶園連成大片茶園的計劃受到中國土地法規的制約，因為土地法規只賦予農民耕種權，不能出售土地。結果是，中國茶葉生產工業化程度遠遠低於肯尼亞和印度等國家。中國最富裕的浙江省是產茶大省，小型茶園超過100萬個，每個占地不到0.2公頃。
對分散在各處的數以百萬計的茶園進行質量監控幾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一件事，因此中國茶葉出口商不斷遇到茶葉質量不符合國外安全標準的麻煩。中國茶葉在國際市場的售價僅為平均每千克2美元，印度茶葉的均價是每千克2.7美元，而受到高度好評的斯里蘭卡茶葉均價為每千克3.4美元。
如果中國茶葉質量不能得到普遍提高，中國出口的茶葉將繼續在國際市場上賣不到好價錢。在國內，數以千計的茶品牌之間的激烈競爭導致市場份額細碎，利潤微薄。而且，特殊茶葉並不會給中國茶品牌帶來國際知名度。要想達到目的，還是要進行茶葉生產工業化並采取更為高超的營銷手段。
如果我們把目光放得更遠一點，就會發現，在晚清和民國年間，就有人在討論同樣的問題。於中國而言，100年後還在談論100年前時髦的話題，一點也不可笑。
回到100多年前，場景置換到印度，看看在那里可以發現什麽。
2印度阿薩姆與中國雲南，一場話語權的爭奪
他們不能再現自己，一定要別人來再現他們。——馬克思
雲南風情畫，1867年，德拉波特培根說，知識就是力量。福柯更進一步指出，知識不僅僅是力量，還會帶來霸權。薩義德應用了福柯的理論和研究方法，把目光聚集在近東，演示了學術和語言是如何轉化成世俗權力的，確切地說，是西方如何用話語霸占了東方。
薩義德在《東方學》的開篇，引用馬克思的一句話：“他們不能再現自己，一定要別人來再現他們。”為這句話直接作註解的，便是1910年6月13日亞瑟·詹姆斯·貝爾福在英國眾議院的演講，正是這篇鼓吹占領埃及的演講稿，讓薩義德感受到了知識與力量的關係。當為英國占領埃及的必要性進行論證時，在他心目中起支配作用的權力主要不是與軍事或經濟力量相連，而是與“我們”對埃及的知識相連。對貝爾福而言，擁有一個關於文明的知識意味著了解這一文明從起源到興盛到衰落的發展過程——當然，也意味著有能力了解這一過程。知識意味著超越一時一地，超越自身的局限，意味著向遙遠的、陌生的領地的推進。而作為認識對象的東西自身是脆弱的，經不起細察的。這一對象乃一“事實”，盡管它自身也像其他文明一樣通常都經歷著發展、演變或轉化，但從根本上，甚至從本體論的意義上說，是穩定不變的，對這樣一個對象擁有這樣一種知識意味著去統治它，對其施加權威。權威在此指的是“我們”否認它，在某種意義上，它正是按照我們所認識的方式而存在的。對貝爾福來說，埃及本身是否存在無關緊要，英國對埃及的知識就是埃及。貝爾福根本就不否認英國優於埃及，他之所以要求人們不要談論孰優孰劣的問題，只是因為知識這一壓力使得孰優孰劣之類的問題似乎微不足道。愛德華·W.薩義德.東方學［M］.王宇根，譯.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9：3940.不僅埃及如此，即便是中國、印度，對英國而言，也沒有什麽區別。
薩義德說：“東方被描述為一種供人評判的東西(如同法庭)，一種供人研究和描寫的東西(如同教學大綱)，一種起懲戒作用的東西(如同在學校或監獄一樣)，一種起圖示作用的東西(如同在動物學教科書中一樣)……東方被某些支配性的框架所控制和表述。”
在東西方文化關係上，東方文明一直受到西方文明的強制性扭曲和改造，西方將一切非西方的文明都視為認識的對象、表現和描述的客體。他們認為這些非西方的客體沒有能力表現自己的文化，缺乏一種世界性的語言，故需要西方的文化再現其文化。也就是說，東方文化要確立文化自我，要先在西方文化的環境中確立。
把東方文化納入到西方文化帝國的版塊中，西方總在與東方文化的對立中確立自己的主體性，因此沒有東方文化就沒有西方文化的優越感。西方文化在再現東方文化中獲得了自我，就像拳王泰森需要站在一個嬰兒面前才能夠表現很強大的力量一樣。
那麽，站在西方的角度，“東方首先必須被認識，然後必須被入侵和占領，然後必須被學者、士兵和法官們重新創造，這些人將古代東方被遺忘的語言、歷史、民族和文化重新發掘出來，用作——在現代東方人的視野之外——判斷和統治現代東方的工具”愛德華·W.薩義德.東方學［M］.王宇根，譯.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9：119.。
英國對印度的入侵和霸占就是如此，先是軍事，接著是文化與研究，之後就只剩下行政與貿易。
從印度發現本土茶說起。
19世紀初期，英國與中國的貿易交鋒，因為茶葉而處於被動狀態，不得不從印度輸出鴉片來扭轉形勢。19世紀30年代，中國“以茶制夷”的許多想法觸動了英國人，英國人害怕在茶葉問題上受制於中國，同時中國的禁煙運動又讓他們心有余悸。萬一中國學習日本，也來個全盤閉關鎖國，那麽，英國人獲取茶葉就面臨一個很大的問題。
茶葉是一個大問題。
所以，在印度開辟茶園被英國人普遍理解為一種愛國行動，就像他們倡導飲茶是對王室效忠一樣。瑞美O，科塞C.毒品、社會與人的行為［M］.8版.夏建中，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1.也因為如此，美國在獨立戰爭後，號召民眾不喝茶以抵制英國。但是英國本土無法種植茶樹，他們只能把茶樹移植到其他殖民地。
1792年，英國政府派馬嘎爾尼出使中國，他特意帶去了幾位科學家，回國時又從江西帶走了一些茶樹，後來他把茶樹送給了植物學家約瑟夫·班克斯。馬嘎爾尼出使中國的時候，東印度公司的人囑咐他，一定要多註意茶葉，它的價值很大，如果能在印度移植，就再好不過。馬嘎爾尼回答說，如果茶能長在我們的領土上，那我們就不必仰給中國。
基辛格說，誰控制了石油，誰就控制了世界。對當時的世界而言，茶葉就是石油。
班克斯也到過中國，對茶樹生長環境方面的知識了解得很透徹。還是在1778年，他就認為在印度北部可以種植紅茶——那個時候，英國人以為紅茶是一種茶樹，綠茶是另一種茶樹。這些茶樹被放到了加爾各答的植物園栽培，長勢都不錯，但東印度公司對在印度大面積推廣茶樹並不熱心。一方面，東印度公司壟斷了中國茶對英貿易，沒有尋找替代品的動力；另一方面，他們對在印度種茶缺乏應有的信心，畢竟中國茶的影響太深，消費者早已經形成了中國茶的概念。烏克斯.茶葉全書［M］.儂佳，譯.北京：東方出版社，2011：153198.
1834年，東印度公司對華貿易壟斷權被取消後，英國成立了專門的茶葉委員會，主要負責調查引進中國茶樹和茶種，並開展實驗性種植和招募中國工人。但要引進中國茶樹、茶種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沒有中國的官方許可，這些植物只能偷運出去。茶工也不容易招募，熟練的茶工在中國生活得很不錯，更何況中國政府根本不允許這些制茶秘密外泄。荷蘭人曾經嘗試招募的12個中國茶工，都先後被謀殺了。即便是這些茶工成功到達印度，那些茶工的家人也會被中國政府追究連帶責任。莫克塞姆.茶：嗜好、開拓與帝國［M］.畢小青，譯.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0：90.
英國東印度公司的船隊根據烏克斯在《茶葉全書》里的記載，在關鍵時刻，英國人宣布了在印度發現茶樹的消息，莫克塞姆在《茶：嗜好、開拓與帝國》里也把這當做轉折點。
事實上，西方一直沒有中斷過有關印度人吃茶的記述。西方最早記錄印度人吃茶的資料，是荷蘭人範·林索登1598年寫的《旅行日記》，然而他的身份卻不是什麽作家、冒險家，而是一個葡萄牙主教的仆人。他以傳教士的身份在印度生活了7年，所見的印度人吃茶方式很特別，印度人將茶拌著大蒜和油，當做蔬菜食用。印度人也會把茶放入湯中煮食。1815年，英國駐印上校萊特證實了這一吃茶方式。
這種把茶當做蔬菜的吃茶方式與雲南德昂族、景頗族、布朗族、傣族的吃茶習慣有著類似之處，而煮茶，是唐代的主流茶飲方式。藏族的酥油茶就體現了食茶這一習慣，更大範圍內，在喜馬拉雅山麓兩側的民族，都有這種習慣。而這個區域，現在也是公認的茶樹起源地，但具體的產地歸屬今天尚無定論。有學者認為，印度吃茶習慣是景頗族(境外叫克欽族)帶去的。景頗族是個跨境民族，分布在中國雲南、西藏、緬甸和印度等地區。
1825年，布魯斯兄弟在印度發現的茶葉和茶籽被輾轉到了加爾各答植物園的植物學家沃勒(Wallich)手中，但植物學家認為這不過是普通的山茶而已，種植在布魯斯家花園里的茶卻成長起來。布魯斯說，自己發現大量的野生茶樹，當地山民采摘葉子，若樹太高就砍倒樹。“singphos”人知道並飲茶已經有很多年了，但做法與中國人迥異。他們把柔嫩的葉片摘下來放在太陽下幹燥三日，其他葉片則稍微幹燥，然後裝入竹筒中，一邊用枝棍填實，一邊將竹筒在火上烘烤，直到竹筒盛滿，再用葉片封好竹筒口，放置於火塘上方有煙熏的地方。用這種方法可以使茶葉保存數年之久。“singphos”人所在的地方到處是叢林，因為人們可以從森林中采摘到茶葉，所以他們從來不栽培。
1831年，英國軍人查爾頓也在阿薩姆發現了土產茶樹，他同樣把茶樹寄給了沃勒，說這種茶“曬幹後有中國茶的香氣”，蘇迪亞人蘇迪亞(Sutiya)人，1187年在薩地耶地區建立了蘇迪亞王國，後來被阿薩姆建立的阿薩姆王朝征服。1788年，阿薩姆地區被緬甸人完全控制。1824年，英緬戰爭爆發，戰敗後，緬甸把阿薩姆大部分土地割讓給了東印度公司。將這種茶樹葉子曬幹，然後沖泡成飲料飲用。這一植物標本很快就死了，植物園也拒絕承認其是茶樹。
西雙版納巴達古茶樹1834年，查爾頓又從蘇迪亞寄了一些植物到加爾各答，說這種茶樹生長範圍很廣。“在從這里到離這里一個月路程之外的中國雲南之間的各個地區，到處都可以見到處於野生狀態的這種植物。我聽說雲南也廣泛種植這種植物。來自雲南省的一兩個人向我保證說，他們在雲南省種植的茶樹與這里生長的茶樹完全一樣。因此我認為這種植物是真正的茶樹，這點毫無疑問。”莫克塞姆.茶：嗜好、開拓與帝國［M］.畢小青，譯.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0.
加爾各答之前拒絕過多次像這樣的發現請求，但這次卻不一樣。
因為這一年，英國茶葉委員會成立了，他們迫切地想在中國之外的地方開辟茶園。所以，他們愉快地接受了查爾頓的茶樹，並選擇在聖誕節這個重要的節日，宣布發現印度本地茶種。
茶葉委員會說，這歸功於查爾頓等人的不懈努力，“對大英帝國農業和商業資源來說是最為重要和最有價值的一項發現。我們確信，通過恰當地管理，這種新發現的茶樹完全可以成功地應用於商業種植，因此我們的目標將在不久的將來得到完全的實現”。他們的目標有很大部分是針對中國的。
雲南古茶樹資源至今都廣泛地分布在西雙版納、普洱、臨滄、紅河、曲靖等地。2008年，普洱市率先把歷時3年考察古茶樹資源的結果公之於世，出版了一本叫《走進古茶樹王國》沈培平.走進古茶樹王國［M］.昆明：雲南科技出版社，2008.的書。這本書具有極高的學術價值和研究價值，不僅把36萬多畝古茶園、45個野生茶樹居群和古茶山分布清晰明朗化，還對古茶樹種質資源的種類、形態特征、利用價值都做了詳細的說明，他們用大量的實證資料論證了雲南是世界茶的原產地和栽培中心。
查爾頓發現茶樹最重要的價值在於，這是在中國境外的發現，尤其關鍵的是，茶葉再也不是中國的獨有之物，他們深知其中的意義。日本不過是移植了中國的茶樹，但印度本土就有茶樹，這就能從根源上掐斷茶與中國的關聯。
英國人的這一發現，並沒有獲得廣泛認同，至少美國人就不認同。1935年，烏克斯在他風靡全球的《茶葉全書》里，堅持認為中國是茶樹起源地。其實世界上也有不少人認為，茶葉原產地是中國。1892年美國人瓦爾希的《茶的歷史及奧秘》、1893年法國人金奈的《植物自然分類》、1960年蘇聯人傑莫哈節的《論野生茶樹進化因素》都持這樣的觀點。
1958年，英國皇家植物園的羅伯特·西利寫《對山茶屬分類的修正》時，提出世界上有兩種茶樹種類：中國茶樹(camelliasinesisvarsinensis)和阿薩姆茶樹(camelliasinesisvar assamica)，但這個說法也未獲得認可。
植物的拉丁學名，一旦完成，就終生不會修改。所以現在雲南大葉種茶葉，學名還是阿薩姆種(camelliasinesisvar assamica)，是英國植物學家馬斯特思於1884年根據印度大葉種茶樹命名的。1981年，中國植物學家張宏達在其所著的《山茶屬植物的系統研究》中第一次將阿薩姆種的中文學名用“普洱茶”表示，同時還將伊洛瓦底茶C.irrawadiensis用“滇緬茶”表示。
中國考古界的發現也很乏力。從1988年到1992年，不時有媒體報道湖南長沙馬王堆漢墓隨葬品中可能有茶葉，還有有關茶的別稱“槚”的簡文和帛書，但這些發現都沒有具體的出處，無法加以考證。植物學家閔天祿等人查遍英國各大標本館，沒有發現來自阿薩姆地區野生大葉茶的確切記錄。閔天祿.世界山茶屬研究［M］.昆明：雲南科技出版社，2000.
雲南普洱的茶農習慣用大象做運輸工具在考古無發現的情況下，調查和整理古茶樹資源成為另一種有力手段。從英國人宣布印度是世界茶樹起源地後，反應遲鈍的中國人直到1922年才有吳覺農等人起身反駁，但其《茶樹原地考》更多談的是飲茶史，而非植物學意義上的起源史。但他的愛國熱情感染了許多人，正因為他，才有了後來無數前往雲南尋找古茶樹的繼承者。
20世紀50年代至90年代，在雲南西雙版納境內發現的巴達古茶樹和南糯山古茶樹，在紅河金平發現的金平大茶樹和在普洱發現的邦崴大茶樹，都被證實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大茶樹。陳興琰.茶樹原產地——雲南［M］.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1994.其後雲南多次宣布發現上千年的古茶樹，但沒有獲得廣泛認可。一個主要原因是測量茶樹年齡是一個世界性難題，沒有人拿得出令人信服的證據；另一個原因是在地下考古中尚無古代茶樹花粉的發現。處在中、印兩個大國之間的越南、緬甸、老撾、柬埔寨都有古茶樹資源，他們至今保持沈默，是我們視而不見，還是這又是一個話語權的問題？同時，還有更古老的茶樹資源沒有被整理出來。尋找古老茶樹這項使命，自羅伯特·布魯斯以來，從來沒有中斷過。
當年為查爾頓作證的雲南人，也許沒有想到百年之後，他們的故鄉會如此地糾結。
歐洲一幅現存最早的茶葉版畫，也把與茶葉有關的故事引向雲南。
1667年，在意大利羅馬，梵蒂岡博物館的創建人、羅馬天主教廷的首席博物學家阿塔納斯·基歇爾(Athanasius Kirchero)出版了中國百科全書——《中國圖說》此書有中文版，2010年由大象出版社出版。。其中有一幅精美的版畫，刻畫的正是雲南特有的大葉種茶樹，下面介紹文字為“cha”。一個從未踏足中國的人，怎麽會有那麽多的中國知識呢？當然是來自西方書籍中的各種介紹，但其最重要的藍本，是波蘭人蔔彌格(Michel Boym)於1656年在奧地利出版的《中國植物誌》。
蔔彌格是天主教耶穌會傳教士，是第一個將中國古代的科學和文化成果介紹給西方的歐洲人。明代以來，中國茶、瓷、絲對世界產生了深刻影響，懷著拜訪與傳教心態的蔔彌格沒有想到當他經過三年航行，於1645年抵達中國時，正趕上華夏帝國新一輪的改朝換代。這一年，剛好是李自成與史可法身死，大順和大明政權滅亡。來到華夏的蔔彌格在戰亂中幾經流轉，政權的頻繁更替使他的大明簽證無法帶他深入到華夏內陸，只能在海南一帶活動，最後不得已重返羅馬。
1658年(清順治十五年)，蔔彌格抵暹羅。此時大清政權已基本穩固，永歷小朝廷被清軍趕到了雲南邊境的騰沖。於是蔔彌格只能徘徊於騰沖一帶，而無法深入到傳統中原地區，這導致他的《中國植物誌》記錄的範圍只能是海南、廣西和雲南一帶。在《中國植物誌》里，蔔彌格記錄了雲南大量的珍稀動植物，雲南茶的概念能夠出現在西方視野，就與這本書有關。
3印茶崛起，大英帝國夢想實現
英國人在阿薩姆，再現了一個中國故事。
英國完成對茶的再命名後，對茶樹資源的掠奪並沒有停止。
一方面，英國成立了阿薩姆茶葉公司，在印度廣泛培育茶樹；另一方面，加強了對中國茶樹的盜竊，這都給中國經濟和政治帶來了巨大的影響。
1836年，茶葉委員會在印度的負責人戈登在廣州找到了願意前往印度的中國工人。他送回加爾各答的8萬顆茶種都已經發了芽，這些茶苗被送到不同的地區做生長觀察，以便獲得最適宜茶樹生長的環境的資料。這種事情當然少不了發現茶樹的查爾頓和布魯斯，兩人以前為爭茶的發現權吵得不可開交，後來英國也搞了個均衡政策，兩個人都有功，獎勵每人一枚金牌，只有布魯斯早死的兄弟什麽也沒有得到。
大規模種植茶樹並不是那麽容易的事情。送往阿薩姆的茶樹，沒過幾天，就被當地的牛啃了個精光，2萬棵茶苗只剩下55棵。就在這些特派員深感絕望和心碎的時候，他們意外地發現，在雅魯藏布江以南的地方，到處是成片的茶園。這些茶樹有些高達13米，周長近1米，這修正了他們之前所見過的中國茶園印象。毫無疑問，阿薩姆是印度最佳種茶的地方。
阿薩姆有著充沛的降雨量，有著高大茂密的森林，也有兇猛的老虎和野象。這些嚇不倒布魯斯之輩，他們馴養野象，用它們代步、運茶。中國茶苗經過3年的培育，在1839年終於可以采摘了。布魯斯這個時候已經當了三年的植物園總監，他把12箱茶葉發回印度，試探性銷售。1先令每磅起拍的印產茶，被一個愛國者5先令(1英鎊=20先令)拍到，而最高價格居然達到34先令，這在英國引起了巨大的轟動。布魯斯的茶園計劃也傳回了英國，投資1 228英鎊可以建10片茶園，利潤有2 327英鎊；要是投資100片茶園，其利潤可想而知。
阿薩姆茶葉公司標誌
——大象+茶葉英國資本家聞風而動，建設千畝茶園指日可待。1839年2月12日，就在林則徐前往廣東禁煙的路上，英國阿薩姆茶葉公司成立了，公司的標誌就是“一棵茶樹和一只大象”。
到1840年底，他們已經種植了11萬平方公里的茶園，出口了10 202磅茶葉。阿薩姆茶葉公司發展速度很驚人，1848年開始盈利，1852年開始分紅。到了1855年，產量高達58.3萬磅莫克塞姆.茶：嗜好、開拓與帝國［M］.畢小青，譯.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0：102.。
1866年，與西藏接壤的大吉嶺地區開始種茶。英國人打敗了錫金，吞並將近3 000平方公里的土地，並將這里發展成為優質紅茶生產基地。1874年，大吉嶺已擁有113個茶園，種植面積達73平方公里。
因為戈登之前從中國帶回的茶種質量不高，阿薩姆公司遂派羅伯特·福瓊(Robert Fortune)繼續去中國盜竊茶種和茶苗，並偷偷學習種茶方法和繼續尋找茶工。美國探索頻道的節目“羅伯特·福瓊，茶葉盜賊”(Robert Fortune，The Tea Thief).
那時歐洲人尚不知紅茶和綠茶源於相同茶種，以為紅茶是紅茶樹長出來的，而綠茶是綠茶樹長出來的。福瓊發現，兩者其實出自於同一茶種，只是加工方式不同，這一說法一度在英國引起爭論。
阿薩姆茶園，1900年福瓊為了盜取茶樹種子，將自己的頭髮剃掉，化裝成中國人深入到中國官府禁止外國人進入的地區。福瓊在多個產茶區，運用各種手段，獲取茶樹種子和栽培技術，將茶樹種子經上海轉運至印度。1848年，福瓊給英屬印度總督寫信：“我已弄到了大量茶種和茶樹苗，我希望能將其完好地送到您手中。”
羅伯特·福瓊在1839—1860年中四次來華。1851年2月他通過海路，將2000株茶樹小苗、1.7萬粒茶樹發芽種子，以及8名中國制茶專家帶到印度的加爾各答，致使目前印度及斯里蘭卡紅茶生產興旺發達。托比·馬斯格雷夫.植物獵人［M］.楊春麗，譯.太原：希望出版社，2005.
福瓊在偷盜制茶技術的過程中，認真研究了植物學，發明並完善了長途運輸植物的技術。他將其在中國的經歷寫了四本書，分別是：《漫遊華北三年》、《在茶葉的故鄉——中國的旅遊》、《居住在中國人之間》、《益都和北京》。在英國，福瓊是為國家作出傑出貢獻的植物學家；在中國，他是一個成功的超級盜賊。福瓊的活動導致了中國制茶行業的衰退，使中國最重要的出口產品的出口貿易額大幅度下降。
莫克塞姆在《茶：嗜好、開拓與帝國》里死活都不承認印度是依靠中國茶樹發家的，堅稱阿薩姆地區的茶種為土生，還汙蔑中國茶樹與印度茶樹雜交後破壞了土生茶種的質量，他引用了烏克斯《茶葉全書》里的許多史料，卻對烏克斯的觀念視而不見。其他幾位英國作者要客觀得多，在《植物獵人》和《改變世界的植物》中，都承認了他們掠奪茶葉的行為。美國探索頻道就認為大吉嶺茶園其實就是茶葉盜賊掠奪中國的成果。
莫克塞姆這種令人厭惡的帝國主義態度，也表現在他談及鴉片貿易的時候。他堅持認為英國輸入鴉片是基於中國需求，而不反思鴉片貿易給中國帶來的災難，也無視20世紀初英國因為販賣鴉片而引發的道德反思。這種邏輯很可怕，英國當初企圖用輕紗來打開中國市場，但失敗了，他們的邏輯就是，我們送好的東西你們不要，那麽我們就送來壞的，結果你們要了，能怪我們嗎？還有一點，莫克塞姆對曾經為英國帶來輝煌的殖民地阿薩姆也沒有什麽好感，他引文說，這里只有令人厭惡的人種，他完全忽視了幾十萬勞工在那里所作出的貢獻。
顯然，文化帝國主義在西方根深蒂固。
印度生產茶全過程，版畫，1876年刊印於《倫敦新聞畫報》隨著茶園面積的擴大，制茶機器也開始誕生。1872年，傑克遜制成的第一臺揉茶機在阿薩姆茶業公司的希利卡茶園中被裝置使用。很快，機器制茶代替手工作業。1877年，彌爾·戴維德遜發明了一臺西洛鉤式焙炒機，以熱氣焙炒取代炭爐炒茶，隨後他的工廠也從僅有7名工人的小作坊一躍發展到擁有千人以上的大工廠。1887年，傑克遜將原來的壓卷機進一步改良為快壓卷機，統治市場長達20多年。戴維德遜的焙炒機，發展為上下通氣式的西洛鉤式。其他茶機也不斷出現。19世紀末，印度已實現揉茶、切茶、焙茶、篩茶、裝茶等各個環節的機械化。
機器的出現，又反過來推動了茶園的擴張。1880年，印度茶葉的種植面積達到了843平方公里，茶葉產量達到4 300萬磅。因為進口中國茶需要繳納35％的關稅，而進口印度茶是零關稅，所以印度茶速度占據了英國市場。到了1888年，產量高達8 600萬磅，英國從印度進口茶葉的數量完全超過了中國。
莫克塞姆驕傲地寫道：“大英帝國的一個夢想終於實現了。”
是的，英國人在阿薩姆再現了一個中國故事。
茶葉帶來的影響，遠勝於千軍萬馬，因為後者是為前者服務的。為了打倒中國茶，他們甚至從娃娃抓起，在教材里教導孩子中國茶是如何地不好。
1888年，為了向中國就近傾銷茶葉，英軍悍然發動第一次侵藏戰爭。這場戰爭的結果就是，清政府與英國先後簽訂了《藏印條約》與《藏印續約》，承認錫金歸英國保護，開放亞東為商埠，英國在亞東享有治外法權及進口貨物5年不納稅等特權。從此，西藏門戶洞開，印度茶長驅直入。
中國人在驚呼一家英國公司的超強實力的時候，卻不知，它背後是一個帝國的全部往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