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書以夾敘夾議的方式，回顧了日本足球的百年發展歷程，淵源、傳承、發展、突破、綻放、沈淪、迷茫、執著……種種細節、諸多故事和足球人物散落在全書各處，但本書絕非在為日本足球立傳，而是希望通過剖析日本足球的發展軌跡，探明足球運動的發展規律，找到日本足球終獲成功的原因所在，為今日的中國足球勾畫出一條可能的發展路徑。

自序·向西？向東！

年底總是多事之秋，2010年底，中國足球再次身陷困境，這次是遭遇聯賽冠名商撤退問題。恰逢網易足球編輯前來相詢，問日本J聯賽如今是否仍有冠名。臨了，這位編輯忽然問我：“您是否寫過中日足球對比的文章？”
　　無獨有偶，一年前，北京大學一位同學撰寫以日本足球為題的畢業論文，遍尋國內相關著作而不得。這位同學在郵件中亦向我發出了同樣的邀約。
　　那個冬天，我在序中寫下了這樣的文字——
　　我觀察采訪日本足球逾十年。記得南非世界杯組委會CEO喬丹先生曾經說，中國足球至今還沒有找到方向和出路。我深感一針見血，頗有共鳴。
　　不識中國足球真面目，往往只緣身在此山中。
　　當中國足球還在苦苦尋找變革方向之際，日本足球已經沿著認準的方向披荊斬棘，一如百多年前明治政府誓要富國強兵、趕超西方的決絕。從1996年提出“J百年構想”，到2010年南非世界杯交出16強答卷，日本足球的崛起有目共睹。誌存高遠而腳踏實地的日本足球人，眼下正在朝“2050年，日本足球人口達到3000萬人，日本國足奪取世界杯冠軍”的既定目標挺進。
　　這一幕，儼然是足球版的明治維新。而僅僅追溯至20世紀90年代，中日兩國職業足球聯賽還在同一起跑線。
　　短短二十載，日本足球的確變化了許多。二十年前與我們一同起步的J聯賽如何一步步成功地改變了日本足球？一任任洋帥究竟為日本國足帶來了什麼？南非世界杯上，為何一個日本人率領一支星光並不璀璨的隊伍打入了本土以外首個16強？而這樣的壯舉，甚至其前前任——一代巨星巴西人濟科都壯誌未酬？本田圭佑、香川真司，這一個個日本武士，怎麼就似乎在一夜之間脫穎而出，甚至高調跨入世界頂級豪門？
　　然而這個足球新興國度背後的努力，往往在我們對歐美足球朝聖般的景仰、國內足球環境的喧囂中被有意無意地忽略，繼而湮沒。種種讓我們先始愕然轉而艷羨最後歸於沈寂的，都是待打撈的謎。
　　初序的題目叫《向西，向東》。
　　在我啃讀數百萬字的日文資料之際，2011年亞洲杯冠軍花落日本，“學歐美不如學日本”的說法在國內甚是流行。而隨著書稿的進展，日本女足驚艷綻放於德國世界杯，中國足協高調奔赴東瀛考察，岡田武史閃電成為中超第一位日籍主帥……中日足球之間的牽絆，從來不曾像今日這般緊密、強烈，卻總有一層飄飄渺渺、無法抓住的東西，橫亙在這兩個國度之間。
　　我們學日本，學什麼？
　　在日本足球的語境裏，什麼是職業化？什麼叫管辦分離？校園足球是職業化時代青訓的方向嗎？青少年球員是不是只能送出去培養？日本女足是如何崛起的？整個日本足球的所謂“巴薩風”、“西班牙風格”是如何煉成的？日本足球果真能如“JFA 2005年宣言”所言，在2050年奪得世界杯冠軍嗎？
　　甚而，當初日本足球人為何要搞職業化？“足球”這一概念本身，對於今天的日本社會究竟意味著什麼？
　　解答這許多問題，甚至需要遠溯至一個多世紀之前，而我也不得不時時在那層層迷霧間笨拙而執拗地來回穿越。
　　然而，這一切就是所謂的日本足球的成功模式了嗎？又或者，日本足球其實並無明晰的模式，那只是我們渴望速成而幻見的海市蜃樓，而其真正的靈魂則落在他處？這，又成了需要破解的另一個謎。
　　拜2011年日本足球姍姍來遲卻又厚積薄發的種種所賜，當初莽撞之中動筆的書稿，亦有了一個意想不到的完美收尾。
　　無論如何，我們終於要準備向東眺望一下了。
　　所幸，我們側不側目，日本足球的每一步印記都在那裏。我自認難以還原浩繁歷史的全部真相，姑且獨斷地擷取一些重要的片段，提醒自己：一個足球後進國度要想趕超世界，日本足球人的探索就是繞不過去的參照物。
　　這個春天，我將初序的標題，輕輕改動了兩個標點——《向西？向東！》。
　　2012年6月於北京

第一篇 墨西哥“銅色巨塔”（1873—1988）
　　日本足球今日輝煌的背後，是一連串不堪回首的往事。慘敗於中國隊，柏林奇跡後的沈寂，墨西哥銅牌的曇花一現——如今在亞洲風光無限的日本足球，在1992年之前卻是亞洲足球無可爭議的陪襯，甚至與中國足球一樣，患有無可救藥的“恐韓癥”！危危聳立的“銅色巨塔”，記錄下的不僅僅是一個時代的榮耀，還有苦難與迷茫……
　　第一章 柏林奇跡
　　海拔2400米的墨西哥大地。
　　1968年10月24日，墨西哥奧運會足球項目第三名爭奪戰，擁有釜本邦茂的日本隊以2比0力克東道主墨西哥隊，獲得銅牌。最終以7粒入球當選最佳射手的釜本邦茂，這一天的表現亦熠熠生輝。上半時第17分鐘，他的拍檔，號稱擁有“黃金腳”的杉山隆一從左路送上一記妙傳，釜本一記漂亮的胸部停球，揮起左腳——球緊貼著右門柱，刺破了東道主的網窩。
　　這一日本足球史上的經典場景，在此後的日本電視上回放了將近半個世紀。日本人有足夠的理由引以為榮。百年奧運史中在足球項目上共有27個奪牌國家，日本是唯一躋身此列的亞洲國家；並且，這也是亞洲男子足球迄今為止在全部19屆世界杯足球賽和29屆夏季奧運會上取得的唯一一枚獎牌。即使是2010年南非世界杯足球賽日本男足打入16強，乃至2011年日本女足成功登頂德國女足世界杯，也無法遮住它的光芒。
　　西方有諺：“羅馬不是一日建成的。”日本人說，歷史是折不斷的鏈條。
　　日本現代足球，絕不是在J職業聯賽之後一蹴而就的產物。在其延綿至今的脈絡中，承載了幾多歷史的浮沈，先人的奮鬥、思考和踽踽前行。而這段跌宕起伏的故事的原點，甚至需要遠溯至一個多世紀之前的明治年代。
　　1873年（明治六年），英國海軍少校道格拉斯在東京築地的海軍訓練所為日本海軍傳來了足球這項運動。明治時代日本的高等師範學校引進的足球遊戲，是日本人與現代足球的首次邂逅。從此，這個遠東之地也開始能夠品嘗正宗的足球樂趣。這項運動很快就在日本各地鋪展開來，並且一轉眼，已是匆匆百年。
　　淵源在校園，興趣為主導
　　最早接納足球這項運動的是東京高等師範學校（現築波大學）。“日本現代足球鼻祖”坪井玄道就是這所學校的教授。正本溯源，也許是一種歷史的巧合，足球在日本最初的搖籃，正是校園。
　　日本自1868年明治維新，文明開化，教育興國成為國策，無論是國立還是私立，無論是大學還是中小學，引進西式教育蔚然成風。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1885年，在東京體操傳習所為一名來自美國的體操教師擔任翻譯的坪井，出版了一本名叫《戶外遊戲法》（一名《戶外運動法》）的書籍，其中就介紹到了足球。這是日本最早用日語撰寫的介紹足球的著作。
　　一年後，體操傳習所並入新成立的培養高級教師的教育機構——東京高等師範學校，坪井成為該校教習體操的副教授。但東京高等師範學校真正致力於體育指導還是在1893年嘉納治五郎（後來的日本體育協會會長）出任校長之後。3年後，東京高等師範學校召開首屆運動會，除了早年從英國引進的賽艇、體操、田徑之外，破天荒地開設了足球項目。以此為契機，熱衷足球的坪井親自掛帥，引導成立了學生社團“足球部”並親任部長，校園裏隨即湧現出形形色色的學生體育社團。坪井利用自己撰寫的《戶外遊戲法》，在學生中培養了日本首批足球教育工作者。
　　可以說，日本的高等師範學校成為日本足球的推動力量，正是始於這一刻。
　　進入20世紀，坪井赴歐洲留學一年，時值英國在1863年設立了足球協會，統一了足球規則，這種不使用手的足球運動在歐洲和南北美洲迅速蔓延。在歐洲的見聞開闊了坪井的眼界。1902年坪井經由美國回國，東京高等師範學校的足球熱進一步升溫。
　　東京高等師範學校是當時全日本師範類學校的範本。坪井在該校的舉動很快就吸引了東京乃至關西的師範學校競相仿效。這樣，當諸多師範學校畢業生分配到日本各地中學擔任教師時，就把足球的種子撒播到了各個都道府縣，並在當地社會扮演了足球先驅的角色。與此同時，明治中期許多日本中學都引進了英國籍外教教習英語，這樣足球這項現代運動便在日本全國各地，特別是中學校園較早開展起來。
　　在這樣的足球熱中，坪井玄道於1903年出版了《足球》（一名《英式足球》）。當時日本尚無“Soccer”一詞，坪井以“Association Football”稱之。在序中，他熱情謳歌了足球遊戲的快樂及有益身心之處。他寫道：
　　余早年嘗遊歷歐美，閱遊戲不勝枚舉，足球出類拔萃，於英美尤盛。其益於強身健體之處自不待言，若論趣味及培養互助協作，更無出其右。相比旁類，足球務求行動一致，借此以臻眾心合一，乃其特色內涵。足球所費無幾，鹹與相嬉而無囊澀之憂，唯願此足球之戲於吾國發揚光大，甚為之喜……茲此撰編此書之際，列島呼應足球之聲，遍地四起。誠乃裨益斯道之發達也。相比美式足球，足球尤適吾民。余愈益喜之。是為序。
　　不難窺見，現代足球乃至體育在日本發源，即便其搖籃之地在校園，也是一種遊戲性質的事物。而由坪井玄道在日本率先引導和發起的，由學生社團所從事的課外活動，後來在日本校園擁有了一個專有名詞，叫做“部活”。所謂部活，就是學生出於某種共同的興趣或愛好，利用課外時間在校園結成小組或團體，共同從事活動。出於安全和引導目的，學校會安排任課教師客串去當部活指導，最初只有領隊意味，但慢慢地就有感興趣的教師自告奮勇地加入，並在活動中不斷磨礪指導能力。
　　部活因其課外活動的性質，吸引了一代又一代孩子，如此一路傳承至今，幾乎每一個日本學校，無論是小學、中學，還是高中、大學，都擁有自己的特色部活。日本文部省2007年的一份統計資料表明，日本中學（相當於中國的初中，全文下同）和高中學生的入部率高達908％，其中加入運動部的比例達到了736％。足球正是形形色色部活中的一種。
　　因此，校園足球在日本屬於課外興趣小組的範疇，是興趣和自然生發的產物，更是校園文化的一部分。如今在意大利國際米蘭足球俱樂部聲名日隆的長友佑都，就是從以強大的足球部活聞名的東福岡高中（這樣的學校，日本謂之為“足球名門高中”）進入奉行“文武兩道”的明治大學，經由明治大學足球部磨礪入選J聯賽球隊，最終走向世界的。日本特色的部活可以培養出職業球員，甚至是通往世界頂級豪門的一流球員，這樣的成才通道很大程度上是J聯賽誕生之前日本足球百多年歷史沈澱的產物。當然，這中間還經歷了多種歷史因素的催化，我們在後面會慢慢講到。
　　學習英語，當一名外籍體操教師的翻譯並積累指導經驗，利用語言優勢收集海外知識，將運動之快樂引進日本學校——坪井玄道作為日本學校體育教師的元勛，其銅像至今矗立於日本教育類大學的鼻祖築波大學內，並被公認為是築就日本足球普及與發展基石的偉大先驅。
　　國足首秀0比5不敵中國
　　到了1917年，第一次世界大戰使得日本經濟景氣遽升，工業欣欣向榮，國民生產總值扶搖直上。這一年5月8日，日本體育史上第一個國際綜合性運動會——第三屆遠東運動會在東京芝浦拉開帷幕。三個參賽國中，日本代表團以120分的總分高居榜首，菲律賓和中國分居次席和第三。日本在泳池一騎絕塵，“遊泳王國”崢嶸初露；來自“棒球始祖”早稻田大學的棒球隊兩戰兩勝菲律賓，田徑賽場亦是日本一統天下。然而在三大球項目中，日本卻無一例外名次墊底。
　　這個時候的日本足球，只有野草萌生般自發結成的校隊，沒有足協這樣的統轄組織，遑論現代意義上經過選拔和集結的國家隊。代表全日本足球界最高水準的東京高等師範學校校隊自然當仁不讓地被直接送上國際賽場，結果以0比5大敗於中國隊，2比15慘敗在菲律賓隊腳下——至今這仍是日本國足歷史中失利比分差距之最。
　　日本著名足球記者後藤健生在《日本足球史（國足篇）》中這樣寫道：“正是日本國足首次亮相就慘敗於高大的中國隊腳下，激勵了日本足球此後數十年的奮起。此後日本足球迅速普及，水平急遽提升。”
　　這在今天的我們看來，也許是一個頗為令人驚訝的表述。這意味著遠在一個世紀之前，日本足球曾經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是我們的手下敗將。
　　這也意味著，當我每每聽聞日本足球人贊嘆中國球員的高度和力量時（2004年亞洲杯足球賽上的川淵三郎先生如此，2011年倫敦女足奧運會預賽上的佐佐木則夫先生亦然），卻不知以高大近鄰中國隊為對手，以“民族性”（日本人喜歡用這一詞匯表述一個民族在身體素質上的自然屬性，與另一更多的具有人文意味的詞匯“國民性”概念相對。這兩個概念，是2011年日本女足奪得德國女足世界杯冠軍之後，日本女足委員長上田榮治先生親口向我提出的）而言，先天處於劣勢的日本足球，已經將如何戰勝亞洲強隊乃至世界強隊作為孜孜求索的不變主題長達一個世紀，一代代的日本足球人都行走在這條思索和奮起之路上。並且，似乎從那時開始，中日兩國在選才思路和足球風格上，就走上了兩條不同的軌道。
　　大學聯賽和高中錦標賽率先起步
　　日本足球的首場國際比賽激起了巨大反響。
　　1917年夏天，坪井玄道的弟子內野臺領向東京各大師範學校和高等師範學校發起號召，結成了社會團體“東京蹴球團”。這一切，都是為了一個心願：即便離開校園，也要繼續踢球，提升實力。這是日本第一次在社會上出現足球隊。
　　第二年，東京出現了由東京蹴球團主辦的“關東蹴球賽”。在關西呼應之的，是大阪的“日本足球賽”和名古屋的“東海蹴球賽”。黎明期的日本足球，球隊和賽事如野草般蓬勃生長，連足球的專用術語也要麼使用來自古漢語的“蹴球”（時至今日，日本足協主席小倉純二的辦公室裏，仍然懸掛著日本書法大家書就的“蹴球”掛軸），要麼采用“Association Football”這樣的外來語，紛亂中突顯出一項人氣運動的頑強生命力。
　　日本國足的失利也震撼了當時正就讀於東京帝國大學（現東京大學）預科的東京第一高等學校、來自廣島的一個名叫野津謙的學生。1921年，已經升入東京帝國大學的野津謙入選了“全關東選拔隊”，與東京高等師範學校的學生和其他師範學校的畢業生一起參加了在上海舉行的第五屆遠東運動會，再次在中國隊（0比4）和菲律賓隊（1比3）面前2戰2負，領教了何為實力差距。
　　“忘不了那個時候的懊喪，開始熱衷於足球。”這時的東京帝國大學部活是英國劍橋式賽艇的天下，沒有專設的足球部，野津和其他從中學時代就愛好足球的學生身在賽艇部，踢的卻是足球。事實上，野津在賽艇部很早就是頗具號召力的人物，在強身健體和團隊協作論上屢有高見，從那以後，他的視野就不再停留於提升技戰術本身，轉而開始策劃聯賽和各項賽事組織。
　　他決心效仿英國的做法，在關東地區林立的大學中創建足球聯賽；同時在全國各地高中組織校際對抗，提升高中年齡段學生的實力，進而提升東京帝國大學的實力。經過多方奔走與協調，前者以“關東大學聯賽”、後者輾轉以“全國高中足球錦標賽”的形式實現。這時的野津謙還只是一名東京帝國大學的大四學生。
　　別小覷了這區區的學生賽事，特別是大學足球聯賽，正是它們成為了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前日本足球的支柱。
　　此前從東京高等師範學校向各地師範學校等教育系統學校，再向日本各地中學校園傳播的足球運動，隨著關東和關西兩大大學聯賽和全國高中足球錦標賽的誕生，迅速普及到了以現今標準而言的U21和U23年齡段。這促進了日本足球整體水準的提升。
　　如果說一個偉大的足球國家，必然有一個偉大的先行者的話，那麼，一個為日本足球黎明期布局、幫助日本足球走向現代的人物其實在這時就悄然登場了。
　　來自英國的銀杯與日本足協的淵源
　　1921年（大正十年），在野津謙的協助下，內野臺領創設了“大日本蹴球協會”，即今天日本足球協會（JFA）的前身。身為曹洞宗僧侶，也是著名漢學家的內野也因此被奉為日本現代足球制度的始創人。日本足球協會成立的契機，傳說來自於1919年3月28日英格蘭足球協會（FA）贈送給日本的一座純銀打造的獎杯。
　　1918年開打的前述三項賽事，吸引了現代足球鼻祖英國的駐日大使格林親赴現場觀球。觀禮之後，大使大悅，遂向英格蘭足協匯報了此事。
　　日英兩國自明治維新以來交情日篤，同時也是出於對足球在遠東發展的激勉之意，英格蘭足協決定制作一座銀杯贈送給日本。由於當時日本尚不存在類似足協的機構，銀杯一度暫由此時已擔任日本體育協會會長的嘉納治五郎代為領取和保管。
　　為了決定銀杯歸屬，由散布在各地的眾多師範校隊、高中校隊、大學校隊以及少量的社會球隊構成的，處於一種只有點、沒有面狀態的日本足球界，決定成立全國性組織。在草擬足協章程和籌建全國錦標賽的過程中，日本人積極請教英國使館，翻譯引進英式規則。
　　這樣，在道格拉斯傳來足球運動48年之後，日本終於有了統轄足球運動的全國性機構，並通過全國錦標賽的形式決出全日本冠軍——這就是幾經沿革和冠名沿襲至今，每年元月一日都令全日本球迷如癡如醉的，號稱“風物詩”的“天皇杯全日本足球錦標賽”。
　　日本足協成立的時間其實並不晚。即便是在現代足球鼻祖的英國，也是直到1863年才成立了足球協會。掐指算來今天的日本足協已有九旬“高齡”。
　　這座銀燦燦的獎杯在歷屆天皇杯冠軍隊手中傳承，然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末期，1945年，由於日本國內金屬嚴重匱乏，這座銀制獎杯也在劫難逃地被勒令上繳熔化，淪為戰爭犧牲品。有意思的是，2011年，日本足協為90周年慶計劃將此銀杯復制，在征詢英國方面意見時，英格蘭足協欣然決定重鑄一座新銀杯贈予日方，新獎杯已於2011年9月12日如期交到日本足協手中。
　　日本足協從誕生的最初就如同現代足球鼻祖英國，也同世界上絕大多數國家一樣，是屬於純民間的組織。其成立的理由也很簡單，因為大家想踢球，所以自發組建了球隊；因為球隊間要打比賽並且是全國性賽事，所以要推舉人員來組織、協調整個足球界，並在自願的基礎上制定共同的綱領和公平公正的遊戲規則。來自英國的銀杯只是日本足協誕生的催化劑，日本足協的成立是一件自然而然、水到渠成的事情。
　　而擁有了日本足協這樣的全國性機構之後，代表全日本足球界林林總總隊伍中最高水準的那一支——日本國足（我們籠統所稱的“日本國足”，在國際賽事上被標註為“Japanese Football Team”，在日本被標註為“日本代表”。兩種標註法異曲同工，其意味更多地指向此乃一國國民足球中最高水準的代表。以下為尊重我們國內長期以來的習慣用語，仍然以“日本國家隊”、“日本國足”稱之）的選拔和訓練工作，也自然開始由這個機構負責。
　　大學足球，不可復制的歷史遺產
　　在這裏，我不得不特別指出：日本足球在校園裏的傳播，學生賽事特別是大學聯賽在歷史上的率先確立，日本足協作為全國性賽事組織者在東亞的早早誕生——這些悠久的歷史本身，就是一再強化、無可抹去的集體記憶。從現在回望過去，即便單單是從足球普及的角度，如此的歷史淵源都是日本足球令人羨慕而不可復制的財富。
　　一方面，當時日本各地眾多的師範類學校，後來逐步發展成日本今天的各類教育大學，例如校園足球的開山鼻祖東京高等師範學校如今就發展為以體育科研為核心的築波大學。當時作為大學預科存在的舊制高中，後來也被當時已存在的各類國立、私立大學吸納、合並。
　　另一方面，這個時候誕生的兩大全國性校園賽事——關東、關西兩大大學聯賽和全日本高中足球錦標賽（20世紀80年代漫畫《足球小將》風靡之時，日本足球少年最真實的夢想就是站上高中足球的最高舞臺——冬季在“高中足球聖地”東京國立競技場舉行的全日本高中足球錦標賽決賽），此後歷經沿革變遷，即便是受到1993年J職業聯賽開幕後創建的具有職業色彩的“J俱樂部青年杯”，以及J聯賽俱樂部青年隊亦參賽的涵蓋全日本U18年齡段全部高中校隊和俱樂部青年隊的“高元宮杯全日本青年（U18）足球錦標賽”的強力沖擊，至今仍堅強存在，並且是日本大學、中學校園足球中人氣最旺（權威性上現以“高元宮杯”居上）的主流賽事。不可否認，這些在很大程度上是傳統使然。
　　這些歷史演變強化了足球這項運動在日本大學校園的傳承，特別是東京大學、築波大學及其宿敵早稻田大學、慶應大學等名門強豪，壟斷了此後關東地區（日本大學足球最強盛地區）大學聯賽長達87年歷史中的55次冠軍。東京大學和慶應大學在20世紀50年代之後有所衰退，60年代明治大學（代表人物杉山隆一，後來在80年代湧現出了著名的木村和司和今日方才成名的現日本女足主帥佐佐木則夫）異軍突起，80年代國士館大學成為新寵。近年來，一度陷入低谷的明治大學（代表人物長友佑都）出現復蘇跡象，而它與在21世紀迅速崛起的駒澤大學（代表人物為當今日本女足主力中後衛巖清水梓）、流經產業大學（2010年廣州亞運會、2011年深圳大運會日本代表隊隊員主要輸送校），以及傳統豪門築波大學和早稻田大學，瓜分了最近20年的全部20屆冠軍。
　　然而說到底，誰家霸權壟斷抑或群雄如何逐鹿，都並不重要，重要的是這樣一個事實：今天的日本也許不存在擁有百年基業的足球俱樂部，卻有諸多擁有百年基業的大學。足球這項運動，借由興趣型的體育團體部活進入普遍奉行“文武兩道”的日本大學校園，經由大學聯賽的興盛，而與擁有百年基業的諸多大學一起，在日本的土地上紮根、成長起來。
　　得益於歷時百年的聯賽磨礪，即便日本足球的領軍角色從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夕的學校足球，經由20世紀中後期的企業足球，變遷至今天以職業足球為金字塔頂的社會足球模式，日本大學足球水準之高都出乎當今許多日本職業足球界人士的意料。在J職業聯賽誕生之後，職業俱樂部建成強有力的梯次體系，特別是擁有職業化二線隊的當下，大學足球卻依然在整個日本足球中扮演著極為重要的角色。
　　2009年，德國教練芬克初到浦和紅寶石足球俱樂部，聽說該俱樂部找大學校隊打熱身賽，十分驚訝。的確，在職業足球歷史悠久、俱樂部梯次體系健全發達的歐洲俱樂部來看，大學畢業生活躍於職業聯賽幾乎不可想象。在歐洲，大學是研究學問的所在，而非準職業球員棲身之處；但在日本，從大學加盟職業足球俱樂部很常見，在日本足球的人才培養中，大學與俱樂部二線隊（入簽俱樂部但打不上一線隊的18歲以上職業球員構成的隊伍）同樣占據著半壁江山，這在日本是婦孺皆知的常識。有人點撥說，這在某種意義上是一種文化差異，芬克才豁然開朗。
　　日本大學校隊的水準即便與年齡和經驗占據優勢的日本社會人足球相比也不遜色。相較今天的J聯賽，日本大學足球水準堪居J2聯賽中遊，而與世界大學足球橫向比較更是傲立於世。就在2011年深圳大運會上，日本派出了以流經產業大學校隊為班底的代表隊參賽，結果時隔3年再度登頂。這也是日本在大運會足球賽場上自1995年以來第5次奪冠。
　　無論如何，追根溯源，這一歷史遺產是進入20世紀90年代之後日本職業足球在普及和育成上享有的無形的先天優勢——這是還原一個“等身大”的當今日本足球所不可忽視的。然而，這一切無疑也意味著，以大學足球為代表的日本校園足球，絕非是當今進入職業化時代的日本足球變革進化的主題與方向。當然，世紀初誕生的大學足球在世紀末來襲的職業化浪潮中也無可避免地在多個方面受到影響與推動。這是後話。
　　繼續沿著歷史的線索，回顧日本大學足球的發展足跡——它不僅承擔了第二次世界大戰前日本足球的領軍角色，而且很快要在國際賽場，特別是在著名的1936年柏林奧運會上創造校園足球的奇跡，那也是其在日本足球歷史上的最高榮耀。
　　神秘緬甸人成就戰前輝煌
　　足協的成立和天皇杯的誕生幫助日本足球邁出了重要一步，大正年間的日本足球一時群星璀璨。在偏居世界一隅的孤島日本，足球這一外來運動迅速地生長著。
　　大正年間出現了一位來自英國殖民地的神秘的緬甸人。這位緬甸人被譽為“大正年間的克拉瑪”，一直以來被看作是日本足球技術啟蒙的先驅。
　　這位名叫KyawDin的緬甸人於1923年（大正十二年）前後從緬甸赴東京高等師範學校教習英語，此後轉赴早稻田大學預科授課，一次偶然的機會擔任了該校足球部指導。結果，這個原本在足球圈寂寂無名的私立高中一舉奪得了全國高中錦標賽冠軍。從此，這個緬甸人的名氣在日本足球界迅速傳開，請他巡回指導的學校絡繹不絕。在足球上博聞強記、頗有造詣的他還在日本留下了一本足球技術指導書《How To Play Association Football》，使在世界一隅獨自摸索足球技術的日本足球人如同久旱逢甘雨。
　　然而，緬甸人在1924年就離開了日本，一去不回。此後，昔日接受過其指導的日本弟子們多次與緬甸方面聯系，日本足協也屢屢托人找尋，卻音信全無。他的來歷，至今仍是日本足球的一個未解之謎。
　　如野津謙所願，高中錦標賽果然增強了東大校隊實力。此間脫穎而出的山口縣立高中的竹腰重丸、早稻田大學預科的鈴木重義，成為繼野津謙之後的新一代球員中的領軍人物。這批球員經過高中年齡段的崛起和大學聯賽的磨礪，催生了日本足球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前的兩幕輝煌劇。
　　第一幕，是日本隊在1930年第9屆遠東運動會奪得首個國際賽事冠軍。
　　1930年第9屆遠東運動會，日本足協第一次通過選拔的方式組建了日本國家足球隊。此前日本隊從未戰勝過中國隊，但這一次，中日兩隊經過一場鏖戰，日本隊在未能罰進一粒勢在必得的點球的情況下最終3比3逼平中國隊，之後7比2大勝菲律賓隊。
　　日本隊用13年的時間終於攀升至與中國隊平起平坐，同上最高領獎臺的高度。這是日本足球史上的第一個國際賽事冠軍。
　　日本國足在史上首場國際賽事——1917年遠東運動會上，穿的是東京高等師範學校的茶褐色球衣；而在這屆遠東運動會上，隊員們穿的是藍色球衣，其創意來自於為這支隊伍輸送了絕大多數隊員的東京帝國大學校隊隊服。從此，代表天空與海水的藍色，就定格為日本國家足球隊的基調色，“藍色武士”（Samurai Blue）這一日本男子國足於2007年在國內通過海選征集到的昵稱，其創意正是來源於此。
　　首次亮相奧運舞臺的“柏林奇跡”
　　如果說地域性質的遠東運動會含金量有限的話，那麼日本大學足球在世界豪強林立的奧運會足球賽場上演的“柏林奇跡”，則使日本足球在世界範圍內一鳴驚人。
　　1936年柏林奧運會的16個參賽國中，首次亮相奧運會的日本足球隊顯得頗為特別：隊員全部來自大學校隊，以早稻田大學現役和退役隊員為主，慶應大學和東京大學隊員為輔；主教練是鈴木重義，竹腰重丸和工藤孝一擔任助手，這正是6年前遠東運動會的原班底。
　　此時的日本足球在世界面前無疑是自慚形穢的。島國的閉塞使得日本人直到抵達柏林，才第一次目睹時已成為國際主流的三後衛戰術陣型。於是，當它在首戰猝不及防地遭遇奪冠熱門瑞典隊時，勝負在賽前就似乎儼然已定。
　　不出所料，瑞典人上來就掌握了場上主動。上半時結束，比分0比2。然而，接下來日本人“無論何時都決不放棄”的信念和跑不死的精神，導演了一出奇跡。
　　下半時第4分鐘，川本泰三攻入了日本奧運史上的首粒入球，一場震驚北歐巨人的逆轉劇拉開序幕。第18分鐘，右近德太郎追平比分，扭轉場上形勢。比賽結束前5分鐘，松永行在對方門前形成單刀，神奇地攻入制勝球。
　　首次出戰奧運會默默無聞的日本隊，在終場前力挽狂瀾逆轉奪冠熱門、歐洲老牌勁旅瑞典，爆出了柏林奧運會最大的冷門。
　　日本隊在接下來的第二場0比8不敵後來的冠軍得主意大利隊。然而這場被譽為“柏林奇跡”的日本足球奧運首勝卻震驚了世界。1936年柏林奧運會被日本大逆轉，恐怕是瑞典人此後一段漫長時間裏對於這個國度最鮮明的記憶。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過後，瑞典人依然對那場比賽耿耿於懷。
　　1949年，日本第一位諾貝爾獎得主湯川秀樹前往斯德哥爾摩出席頒獎儀式，當地記者意味深長地遞上一個足球作為見面禮。顯然，時間並未抹去瑞典人對13年前那場慘敗的記憶。不曾想，物理學教授大大方方接過皮球作頭槌頂球狀，周圍霎時掌聲一片。
　　受到震動的不僅是瑞典。1960年，日本足球教父、德國人戴德姆·克拉瑪第一次踏上日本的土地就袒露心跡：“還在少年時代，我就聽說了柏林大逆轉的故事。從此，我對日本就有了強烈的興趣。”
　　更有甚者，1992年，一名日本記者前往瑞典采訪歐錦賽，在飛機上遇到歐足聯主席約翰遜。說到這場日本的“柏林奇跡”，約翰遜雙手掩面作不忍卒睹狀：“1936年真是瑞典的一場悲劇。”
　　日本足球之所以從1917年到1936年在東亞突然崛起，技術的巨大進步是日本足球界一直以來的定論。然而，對於矮小單薄的日本隊采用了怎樣的打法制衡了當時人高馬大、擅長英式長傳沖吊的亞洲對手乃至世界強隊，作為一個足球後進國度，在戰術打法上處於仿徨迷茫甚或極度不自信狀態的日本足球，在此後一段漫長時間裏都不曾有過用心的發掘與認知。
　　看上去，日本足球亮光乍現。誰也沒有想到，這一切卻被日漸迫近的第二次世界大戰陰雲所掩蓋。1940年，身處第二次世界大戰漩渦的日本放棄了原定的東京奧運會舉辦權，柏林奧運“戰士”們亦在接踵而至的戰爭中不幸一一隕落，真正戰死沙場。
　　在柏林攻入決勝球的松永行，1943年1月20日戰死在太平洋戰爭的激戰地加爾各答。右近德太郎1942年被召入陸軍，1944年戰死在所羅門群島的布幹維爾島。日本隊隊長竹內悌三，柏林奧運會日本代表團旗手，在西伯利亞被拘期間病死。
　　日本足球尚未飛翔，即慘遭折翼。
　　幸存者如攻入第一球的川本泰三，後來以其獨到的足球理念在足協技術委員長一職上致力於戰後日本足球技術水準恢復；後衛崛江忠男畢生在早稻田大學從事一線指導，栽培了釜本邦茂、森孝慈等墨西哥奧運一代及當今日本足球界公認的兩名最好的本土教練西野朗和岡田武史。然而，戰爭對日本足球造成的創傷之巨大，無可估量。
　　松永行在柏林所穿的球衣，如今被珍藏在富士山下的“秩父宮紀念體育博物館”。這也是該館所收藏的日本歷代國足球衣中年代最為久遠的一件。
　　對於這段歷史，後藤健生這樣嘆息：“假如這批在柏林奧運會積累了寶貴經驗的年輕人，此後一路出戰1938年法國世界杯和1940年東京奧運會的話，那麼日本國足的進步將是大踏步的，此後日本足球的發展也將與現實截然不同。”
　　“柏林奇跡”是大學足球全盛時期的日本足球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前的絕唱。
　　第二章 “足球教父”與墨西哥銅牌
　　1929年就加盟國際足聯的日本足球，歷經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的自我放逐，在戰後的1950年再次被接納為國際足聯的一員。戰爭讓日本足球付出了慘重代價。從1936年的柏林到1968年的墨西哥，日本足球走過整整30年，才讓世界再次發現它的存在。
　　在日本足球陷於深谷之際，明治時代出生、時任日本足協主席的野津謙以卓越的國際視野和先見之明，聘請了日本足球史上首位洋教練——後來被尊為“日本足球教父”的德國人戴德姆·克拉瑪。
　　野津謙力挽日本足球於深谷
　　戰前經過一代人的努力發展到一定高度的日本足球，在戰後遍地廢墟和勉強果腹的社會狀態下陷入了停滯乃至倒退。日本足球急需戰後重建。在這個困難時期，當年學生足球的領軍人物，戰後已經是日本國內預防醫學權威的野津謙開始躍居日本足球最高層，直面這一難局。
　　球員出身者走上主席職位是日本足球一個不小的進步，它開啟了足球的事由愛足球、懂足球的人掌舵的序幕。從第一任主席今村次吉到接過其衣缽的深尾隆太郎、高橋龍太郎，都沒有球員經歷。由於特定的時代背景，此前的日本足協主席是日本政界、財界高官掛職的虛位，直到野津謙登場。而後來接過野津謙衣缽的長沼健，其與岡野俊一郎的雙頭體制一直持續到21世紀的日韓世界杯閉幕。
　　從東京大學醫學部畢業後，野津謙赴美留學攻讀預防醫學，回國後成為日本國內預防醫學和公共衛生領域的權威。同時，海外生活也培養了他的國際意識，為他後來幫助日本足球與國際接軌打下了基礎。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他辭去了在厚生省的公職，開設了私立的野津診療所。作為公共衛生的權威，他一手培養了許多後輩，積累了豐厚人脈，這也為他在後來幫助日本足球發展壯大打下了基礎。其間，野津與足球的緣分從未中斷。他從1924年起就擔任了日本足協理事，1929年日本加入國際足聯，正是其前一年作為日本奧委會官員赴阿姆斯特丹參加奧運會，順道拜訪了坐落於當地的國際足聯總部的成果。
　　1955年，野津謙出任日本足協第四任主席，此時他已經56歲。
　　戰後重建日本足球，其難度不亞於在廢墟上重建國家。而且，這時足球已成為世界上流傳最廣的一項運動。有著敏銳的國際嗅覺的野津意識到，日本足球的戰後振興，作為其根基的普及工作和作為日本足球最高水準代表的國足的強化工作必須彼此兼顧，齊頭並進。這就需要在通盤考量的基礎上實施一個宏大計劃。
　　首先是回歸國際舞臺。在日本申辦東京奧運會成功之後，日本足球立即開始以東京奧運會為目標——確切地說是“跳板”——強力推進足球運動的普及與強化工作。同時，為了順應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亞洲獨立國家急遽增加的國際形勢，借助亞足聯的力量也很重要。
　　1958年，野津謙出任亞足聯副主席，提議在亞洲範圍內舉辦亞青賽，培養亞洲年輕球員。日本足球一代傳奇人物、墨西哥奧運戰士杉山隆一、宮本輝紀在第二年的亞青賽上脫穎而出。此後，日本國家隊破天荒地赴歐洲進行了長達50天的海外拉練，但是直到1960年羅馬奧運會，日本足球仍深陷維谷，前途難覓一隙光明。
　　當時日本人對足球的認識，與冰球、水球無異。離東京奧運會還有4年，“東洋魔女”日本女排的門票已然脫銷，日媒戲謔“奧運會門票有剩的，只有可憐的足球”。日本國足一旦在家門口、在國民的眾目睽睽之下慘敗，必將從此一蹶不振。日本足球面臨生死關頭，國足強化成為重中之重。
　　此時，野津謙做出了一個驚人的決定：親赴海外聘請職業教練強化國足。反對者有之，擔憂經費不足者有之，但主席卻力排眾議，操著一口流利的德語，親往聯邦德國迎聘了一位其時尚寂寂無名卻才華橫溢的青年教練。這正是後來被譽為“日本足球教父”的德國人克拉瑪。
　　克拉瑪當時不過是聯邦德國西部足球聯盟的一名青少年指導，招聘洋教練在日本體育界也是前所未聞，甚至是連想也不敢想的事，在足協捉襟見肘的財政狀況下也是一筆不小的負擔。即使是在逐漸認可聘請洋帥之後，足協內部也是意見紛紜，推薦足球鼻祖英格蘭者有之，傾向南美之雄巴西者亦有之。可以說，如果不是野津謙的先見之明和領袖氣質，克拉瑪就不可能登陸日本。野津謙本人也承認，這是他足球生涯中最為驕傲的手筆。
　　那麼，為什麼是德國？一說是野津謙的醫學出身使其能說一口流利的德語；一說是野津謙自小生長在廣島，當地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曾有一支由德國俘虜組成的強大足球隊，對德國足球耳濡目染。
　　無論如何，野津謙利用個人的見識、智慧和魄力，成功地為戰後日本足球下了一步絕妙好棋，而這也從很大程度上奠定了未來日本足球與德國的淵源。
　　“日本足球教父”登陸日本
　　傳說野津謙是被克拉瑪充滿哲理的座右銘瞬間征服的——“人之目之所以能睹者，靈魂也；耳之所以能聞者，意念也。”
　　德國是閃耀著黑格爾、尼采等哲人睿智光芒的哲學大國。在這樣的國度中成長起來的克拉瑪，其不唯技戰術論而重視精神內涵的指導哲學，激起了野津謙的強烈共鳴。
　　而在柏林長大的克拉瑪，在還是一名11歲少年的時候就親眼見證了日本的柏林奇跡。野津謙的殷殷懇請，讓克拉瑪被日本足球人的熱情、技不如人卻謙遜好學的姿態深深打動。
　　1960年12月，作為日本足球史上第一位洋教練，克拉瑪踏上了日本的土地。他上任後的第一件事，就是致力於日本球員基本技術的提升。當時日本連印度、中國香港、菲律賓也戰勝不了，在亞洲居於末流，是不折不扣的足球弱國。許多球員連顛球都做得差強人意。他不惜回歸最基本的技術，譬如在離球25米遠處畫一小圈，要求隊員踢球入圈，並且親自示範。每逢集訓，他也和日本球員一樣下榻日式旅館，“來個比賽吧，看看是我學會拿筷子吃飯快，還是你們的技術進步快”。
　　這時候的日本缺乏良好的草坪，克拉瑪就帶隊赴歐洲拉練。不為輾轉征戰，而是在杜伊斯堡訓練中心的優質草坪上，反復打磨技術。他對個別指導也很熱心，為了激活杉山隆一的一雙快腿，他反復傳授杉山如何一個動作就搞定停球，迅速向前。在把握一名球員的狀態、通過特訓加速其進步上，克拉瑪的執教能力是非凡的。
　　同為第二次世界大戰戰敗國，德國在戰後也是一片廢墟。為重振德國足球，時任聯邦德國足協教練主管的赫爾貝加提出“先培養100名優秀教練，繼而讓每一名教練再帶出100名教練”。這種以重視基礎的復興策略，使得聯邦德國在戰後不到10年之際，就奪得了1954年瑞士世界杯冠軍。這不能不說是赫爾貝加富有智慧的人才戰略的勝利。
　　克拉瑪正是赫爾貝加的得意門生。他深諳對於一國足球發展來說打造基礎是何其重要。在來到日本之後，他也將這一經驗迅速傳授給這個亞洲國度。他的教學不僅僅局限於國家隊，也不局限於東京，一有時間，他就離開東京趕赴日本各地舉辦講習會，傳授正確的基礎技術和要領，並親自示範。他對日本教練們說，所謂指導不是讓球員理解了就萬事大吉，關鍵要促使他們轉變心態，變得想練，直到最終真正掌握。
　　克拉瑪不厭其煩的教誨，使他很快就俘虜了全日本足球人的心。他在日本的執教起到了以點帶面的巨大作用。
　　克拉瑪還大膽提議啟用年方33歲的長沼健出任日本國足主教練，同時輔之以在德國研修過教練資質的岡野俊一郎作為新助手。這得到了身為長沼健同鄉的野津謙的呼應。日本國足的主帥位流入了時代的新鮮血液。
　　日本足球史上有種說法，稱這一刻是日本足球走向現代的開端。作為繼黎明期布局者野津謙之後日本足球一位承前啟後的有力掌舵者，長沼健正是由此走上歷史舞臺。
　　傳說長沼健和岡野俊一郎每隨克拉瑪左右，必攜一筆記本，深怕漏下一字半句，如今已傳為日本足球界的美談。克拉瑪親手培養的這兩名心愛弟子，成為他離開日本後其足球思想的傳承者。
　　這對年輕的教練搭檔，後來在東京奧運會和墨西哥奧運會上取得了成功。他們此後在日本足協經歷了漫長的服務生涯，長沼和岡野先後在1998年和2002年世界杯結束後離開日本足協主席職位，不能不嘆服克拉瑪的先見之明。
　　經由1959年亞青賽成長起來的“40後”一代，如宮本輝紀、杉山隆一、森孝慈（此人在日本女足奪得德國女足世界杯冠軍之際辭世）、松本育夫、釜本邦茂，開始加入川淵三郎、宮本征勝等“35後”主宰的日本國足。他們在高中階段就見識了國際賽場，接受了克拉瑪的指導，年紀輕輕就一個個身懷絕技。而這也使他們在東京奧運會小組賽階段上演了一出3比2逆轉阿根廷的好戲，但在爭奪第5名的比賽中，日本隊不幸遭遇強大的前南斯拉夫隊，1比6告負。盡管如此，世界媒體依然對打入八強的日本隊刮目相看。
　　克拉瑪本人對此並不滿意。但他對日本足球的最大貢獻，其真正價值的發揮，還在這之後。
　　大和精神鑄就墨西哥銅牌
　　“德國人有日耳曼精神，日本人不也有偉大的大和精神嗎？亮出你們的大和精神吧！”
　　東京奧運會之後，克拉瑪教練回到了德國，但隊員們發誓“要為克拉瑪而戰鬥”，繼續奮戰4年後的墨西哥奧運。18名墨西哥奧運隊員中，有14人來自東京奧運隊班底，幾乎全都是克拉瑪的弟子。
　　1968年墨西哥奧運會來臨之際，經歷50多場國際賽事歷練的日本國足已經變得十分強大。尤其是中鋒釜本邦茂的橫空出世，令日本隊成為一匹黑馬。親臨比賽現場的《紐約時報》記者布萊安·格蘭維爾驚訝於日本足球的突然崛起，情不自禁地稱贊釜本“加速之快、右腳短傳之華麗、敢於冒險的精神乃至淩厲的戰術眼光”。
　　在日本與匈牙利的半決賽交鋒正酣之際，受國際足聯派遣，翌月即將作為世界明星隊主帥率隊出征裏約熱內盧的克拉瑪在場下如此斷言：“日本隊顯然處於優勢，只要對手不耍詭計。”
　　在這場對陣匈牙利隊的大戰中，釜本受到了對方中後衛潘謝斯的頑強盯守。潘謝斯是一名年輕新銳，是當時這一位置的世界最佳。日本隊就此敗退。布萊安·格蘭維爾如是評價：“日本隊無須為此感到羞恥。在崇尚業余精神的奧運會上，他們輸給的是一支全部由職業球員組成的隊伍。日本隊一路打入半決賽的英勇與謀略，已然令世人驚嘆。”
　　1968年10月24日，爭奪第三名的比賽在阿斯特加體育場進行，熱身賽曾以4比0戰勝日本的東道主從一開始就掌握了主動。但決意打防守反擊的日本隊沒有驚慌，上半時第17分鐘和39分鐘，憑借杉山隆一和釜本邦茂的“黃金熱線”連入兩球。接下來日本隊全員投入防守，堅守勝果直至最後。尤其是門將橫山謙三，下半時伊始就撲出對手一記點球，令全隊士氣大振。
　　賽後，為日本足協撰寫技術報告的日本國足教練岡野俊一郎（現日本足協名譽主席）對16個參賽國的實力進行了評估，日本隊在“個人技術”一項中得分最低，僅為75分。岡野指出這支日本國足與世界強隊的差距依然巨大，“但我們的精神意誌力卻完全可以打100分，堪與奪冠的匈牙利隊媲美”。
　　場上奮不顧身、賽後歡呼雀躍的隊員們一回到宿舍，個個都一頭栽倒在床上，再也動彈不得，連水也沒有力氣喝上一口就睡著了。目睹日本弟子們用盡全力拼到最後的身姿，克拉瑪贊賞之余，不禁心疼落淚：“像這樣全體隊員竭盡了全部所能、全部體力的比賽，我從未見過！”
　　日本人展現的精神深深震撼了克拉瑪。
　　7年後的1975年，當克拉瑪率領擁有貝肯鮑爾的德甲豪門拜仁慕尼黑登頂歐洲冠軍杯（現歐洲冠軍聯賽）時，有記者問：“這是否是您一生中最幸福的一刻？”克拉瑪回答：“不，最激動而幸福的一刻是日本隊在墨西哥奧運會上奪得銅牌的一剎那。我從來沒有見過那樣拼盡全力、哪怕放棄生命也在所不惜的一支隊伍。”
　　國際足聯自1968年墨西哥奧運會開始設立公平競賽獎，表彰最富公平敢拼精神的球隊。史上第一支獲獎隊伍正是日本國足。而克拉瑪也因此被稱為“日本足球教父”。2005年，日本建立“足球殿堂”制度，克拉瑪成為第一批榮登殿堂的日本足球功臣。
　　沈甸甸的銅牌成色
　　也許有人會問：“這枚墨西哥銅牌的含銅量如何？”國際奧委會直到1984年洛杉磯奧運會後才對職業球員參賽發布解禁令，那麼，1968年墨西哥奧運會的足球比賽是否因為只有業余球員才有資格參賽就淪為低水平賽事，從而導致日本一舉奪銅？
　　回答是否定的。
　　一言以蔽之，當時的奧運足球水準絕對不低。除了部分亞洲和非洲球隊，多數球隊的水準相當之高。
　　首先，以為西歐、南美等球隊派出的是純業余球隊，這是一個巨大的誤解。日本隊在爭奪第三名的比賽中遇上的東道主墨西哥隊，“其球員全部來自職業聯賽，沒有一名是純粹的業余球員”（時任日本隊主教練長沼健語）。1964年東京奧運會上，意大利隊在大賽前夕突然宣布退賽，也是由於效力於國際米蘭的法可蒂和馬佐拉等頂尖職業球員赫然名列其中，所謂的“業余”資格被揭底的緣故。意大利隊明目張膽違規選拔職業球員參加奧運會固然難辭其咎，事實上其他西歐和南美國家也存在類似問題，無非是相對隱蔽未被披露而已。
　　而最強有力地提升著當時奧運足球水準的，莫過於前蘇聯、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從表面來看，這些國家固然不存在國際意義上的所謂“職業球員”，隊員們在身份上屬於國家工作人員，非職業球員，但實質卻是“由國家包攬一切的國家專業隊隊員”。這些國家隊在世界杯上屢屢名列前茅，其中，捷克是1962年世界杯亞軍，前蘇聯是1966年世界杯四強，匈牙利則打入了八強。受“參加過最近一次世界杯的球員不得參加奧運會”的規定所限，這些國家派出的奧運班底也許並非最佳陣容，但至少也相當於國家“15線隊”，因此在奧運會上歷來所向披靡。
　　日本隊所遭遇的就是這樣的對手。事實上，日本隊半決賽所負的匈牙利隊，正是墨西哥奧運會最後的冠軍獲得者。
　　而當時日本球員在個人素質上，也已有堪與歐美職業球員媲美的資本。以7粒入球成為這屆奧運會當之無愧的射手王的釜本邦茂，不僅射門技術精湛，而且擁有日本球員罕見的強健胸肌。墨西哥奧運會尚未結束，有關他將加盟德甲的傳言便洶湧來襲。當時克拉瑪亦為他拍板：“他的水平已足以在任何一支歐洲俱樂部踢球。”
　　然而，釜本終究未能成行。究其原因，正如其進攻拍檔杉山隆一遠隔30年後反思的那樣，“那個時候的日本，既無所謂的轉會意識，也缺乏職業氛圍”。
　　是危塔，不是金字塔
　　墨西哥奧運會之後，世人對日本足球的前景一度樂觀。然而事實上，此後的日本足球未能延續墨西哥奧運會的輝煌，陷入長期低迷，在將近30年的漫長年月裏遲遲無法打破亞洲壁壘。直到2002年日韓世界杯前夕，布萊安·格蘭維爾仍然無法解惑郁積心頭30多年的一個謎團：“那時我堅信，日本足球未來一定會日益強大。但這一切卻沒有化為現實。這究竟是為什麼？至今我仍然找不到答案。”
　　毫不誇張地說，墨西哥奧運會銅牌對日本足球來得委實突然，而這一“奇跡”的發生離不開當時特定的歷史條件。1964年東京奧運會，誓要展示戰後復興形象的日本，破天荒地以舉國之力動用國家財政投入各項體育事業，包括足球。日本國足每年都會被集中安排一兩個月的時間進行海外拉練乃至打對抗賽，這在當時是極其奢侈的舉動。
　　後來成為日本職業足球之父的川淵三郎，正是當時備戰東京奧運的一員（墨西哥奧運會時被松本育夫奪走位置）。他把這種“常設少數精英軍團進行集中強化”的訓練手段比作“搭建危危巨塔”，“相比國際通行的搭建金字塔、擴大塔基的做法，只是一個特殊的強化對策而已”。特定時期的特定國家行為一旦不再，所謂的強大就被無情地打回本來面目。
　　此時的日本足協還是一個類似“同好會”、“車友會”一樣的機構，定位模糊，組織羸弱，財力單薄。即便是主席野津謙本人，也是在行醫之余，憑著一腔誌願的熱情投身足協事務。這樣的足協，自然一無預算，二無機制有組織地致力於年輕一代的培養，在財政窘困的狀態下，“強化”（建設）、“育成”（青訓）與普及不可兼得。而時為日本足協主席、明治時代出生的野津謙能夠聘請克拉瑪，通過常年海外遠征的8年規劃奪得奧運銅牌，不能不說已然具備相當的遠見和國際視野。
　　然而，高高築起的“銅色巨塔”一旦轟然倒下，就再難將扶。當“墨西哥銅牌戰士”從國家隊退役之後，日本國足水準一落千丈。一小撥國腳歷經8年集訓“勉力而為”奪得的銅牌，註定了它崢嶸偶露之後曇花一現的命運。此後，日本足球屢屢為亞洲的壁壘所阻擋，無緣奧運會，更無緣世界杯。日本足球進入漫漫長夜。
　　第三章 JSL時代到來
　　拜克拉瑪所賜，日本足球在1965年就擁有了全國性聯賽。日本足球的引擎從學校足球過渡為企業足球。在探索日本足球從戰後復興朝現代轉型的過程中，歷任足協掌舵前赴後繼，扮演了艱難的時代探索者的角色。
　　日本足球聯賽（JSL）時代到來
　　東京奧運會之後，克拉瑪完成使命返回德國，臨行時為日本足球留下4條寶貴建議：一、國家隊每年1次歐洲拉練，積累更多的海外比賽經驗；二、引進教練制度，從各級高中到日本國家隊，每隊配備2名教練；三、創建全國性聯賽；四、修建草坪式足球場。
　　這位足球傳道士、語言魔術師，在日本留下了諸多名言，後來被一一收集成為《克拉瑪語錄》。譬如：
　　足球，讓孩子成人，讓成人變成紳士。
　　這一場的終場哨，是下一場的開賽哨。
　　技術，是開啟下一個房間的金鑰匙。有了它，足球遊戲就如魚得水，無所不能。
　　好的備戰，是勝利的一半。
　　如果說當年緬甸人的啟蒙僅限於技術層面的話，那麼，克拉瑪對這個足球落後國度的啟蒙則因其戰略性、哲理性而全方位作用於整個日本足球。後來的歷史證明，這些理念無不引領著日本足球走向現代。克拉瑪之所以被譽為引領日本足球走向現代的一位巨匠，被尊為“日本足球教父”，理由即在於此。
　　“沒有聯賽制度，就沒有國家隊的強大。”日本人接受了克拉瑪的忠告。在克拉瑪離開的第二年，1965年，日本足球聯賽（JSL）應運而生。這比1963年誕生的德甲職業聯賽僅僅晚了兩年。
　　JSL的誕生在日本體育史上也是一個空前的舉動。因為之前除了橄欖球、棒球等職業化的體育項目之外，還沒有一項業余性質的運動建立起全國規模的聯賽。
　　當時日本足球界既有的全國性大賽，是始自日本足協誕生的1921年創建的天皇杯全日本足球錦標賽，采用的是傳統的淘汰賽形式的短期賽會制。聯賽形態則在部分地區小規模存在。一種是從大正末年興起的大學生聯賽，另一種是由20世紀50年代隨著日本各大企業的迅速崛起而興起的企業球隊與早年存在的市民型俱樂部隊構成的地區性社會人聯賽，兩者均集中在一年中某個特定的時間段進行比賽。年度比賽的非常態化、運動環境的封閉都制約著球員和球隊的發展。
　　換言之，此前的日本足球不存在全國規模的聯賽。因此，很多日本體育人並不理解在歐洲已是稀松平常的聯賽與傳統杯賽間的區別。在這種情況下建立頂級水準的全國性聯賽就需要解決種種問題。
　　第一個問題是在企業球隊，由於隊員們屬於業余球員，他們能夠在多大程度上脫離企業業務崗位而專業從事訓練和比賽是個未知數。
　　8支球隊打主客場賽制，每支球隊每年度共需打14場比賽，其中7場客場可以安排在周日，即便這樣還要連帶“犧牲”掉周六的工作，一年下來也只需離開業務崗位7天。幸好在東京奧運會時日本已經開通了東海道新幹線，即使是遠在廣島和北九州的球隊也可以做到出戰周日白天的比賽後，周一正常返回公司上班。
　　第二個問題就是如何安置大學球隊的問題。東京奧運會日本隊19名國腳中，13人來自企業球隊，6人來自大學球隊，從這一比例來看，大學也有實力強大的球隊，要不要把它們也納入頂級聯賽？
　　在日本，每年3月是大學的畢業季，考慮到校隊隊員無法安定，且其資金來源均仰賴於學校方面的教育預算，參加JSL顯然是勉為其難，所以最終決定JSL全數由企業球隊組成。
　　日本在20世紀初創建大學聯賽時，就未曾將其設立為全國統一的聯賽，而是在九大地域大學生聯賽的基礎上，以賽會制方式決定全日本大學生冠軍。在20世紀中期出現全國規模的JSL時，大學聯賽依然維持在其獨立的大學足球體系之內，從此與全國頂級的社會人聯賽JSL走入了平行並立的聯賽體系。此後雙方唯一的交集是全國規模的、不限球隊年齡與出處的傳統天皇杯賽。
　　1965年1月，JSL八大始創球隊出爐，它們是：關東地區的古河電工（現千葉市原的前身）、日立制作所（現柏太陽神的前身）、三菱重工（現浦和紅寶石的前身），東海地區的名古屋相互銀行、豐田紡機，關西地區的洋馬柴油發動機（現大阪櫻花的前身），中國地區（指日本本州島西部的一個地區，包括現在的鳥取、島根、岡山、廣島、山口五縣）的東洋工業（現廣島三箭的前身），九州地區的八幡制鐵。
　　其中，古河電工、三菱重工、日立制作所這三強被後人稱為“丸之內禦三家”，至今影響力不見式微。現代日本足球界舉足輕重的人物，如長沼健、川淵三郎、小倉純二、岡田武史、田島幸三等均出身古河電工，而犬飼基昭、大仁邦彌、原博實則來自三菱重工。
　　第二年，隨著東京奧運戰士杉山隆一從明治大學、橫山謙三從立教大學加盟三菱重工，聯賽熱度進一步升溫。此後，日本國足在墨西哥奧運會的輝煌中催生了日本第一批真正意義上的球迷，而他們也因聯賽的存在而遍布到了日本列島的每一角落。
　　JSL時代的到來點燃了日本足球史上第一次“足球熱”。
　　從學校足球突入企業足球
　　所謂企業足球，是日本的獨創。
　　1961年，年輕的川淵三郎從早稻田大學畢業，進入日本一流企業古河電工，其難度不亞於現今受聘世界500強。但川淵卻獲得了筆試免試的資格，僅與擔當人事工作的常務董事斑目廣一經過一番面試，即在萬人之中脫穎而出。
　　理由很簡單，時任古河電工社長的小泉幸久指定了冰球、足球等為四大社技，對有此專長的大學畢業生求賢若渴。一流企業建立附屬運動部門是當時的潮流，被當作企業的門面，無形的對外宣傳廣告。在大學期間有過代表日本出戰1964年東京奧運會經歷的川淵，幸運地趕上了這股潮流。
　　日本的企業球隊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主要是20世紀50年代前後流行起來的，其前身是企業內部的同好會。在古河電工，早在1955年就為振奮全社員工士氣，提出了足球部5年強化計劃，員工長沼健入主足球部擔綱教練，並很快在1960年成為第一個奪得天皇杯冠軍的企業球隊。
　　古河電工稱霸天皇杯實至名歸，在日本足球史上也是一個具有裏程碑意義的事件。以這一年的古河電工奪冠為分界，大學足球在日本足球中風光無限的時代落幕，日本足球開始進入由社會人擔綱領軍的新時代。當然，這並不意味著大學足球的消亡，而是“跌落”至企業球隊的二線隊，成為為其輸送人才的角色（從今天回望過去，這無非是回歸了其在一國足球中的正常角色而已）。
　　這意味著以企業球隊構成的JSL的成立，堪稱順應時代潮流之舉。
　　然而，JSL草創期之艱難，今人無法想象。為了不影響企業正常業務，遇上遠征廣島等地的比賽，長沼健和他的古河電工隊友們不得不在周六利用夜行列車南下，周日再搭夜行列車北上返回東京丸之內總部。一大早趕去公司上班，長沼健不斷叮嚀大家：“千萬別打瞌睡！”
　　支撐大家的只有一個信念：無論如何，也要把足球踢下去。很長一段時間，長沼健既是古河電工的員工兼足球隊隊員，又是日本國足隊長兼主教練。
　　艱難還體現在場地上。東洋工業隊在1965年奪得JSL首屆冠軍，決賽場地借用的是廣島大學附屬高中的運動場。
　　拜聯賽的問世和發展所賜，各母企對球隊投入逐漸增加。在洋馬發動機足球部，新建了天然草坪的燈光球場和配備桑拿浴室的宿舍。比賽的常態化也使得隊員們訓練機會大增。在日立制作所足球部，以往在黃昏下班後才開始訓練，在聯賽第一年就變革為上午收工、下午開練。參加比賽的隊員上班時間內參與訓練比賽也被視作工作，可獲得工資，並慢慢開始享受類似加班費性質的比賽津貼。
　　但是說到底，企業球隊的球員在身份上屬於企業員工。球隊設施，諸如體育館和訓練場地，也都由母體企業出資修建。相形今天的J聯賽，這樣的球隊和球員顯然尚處於“業余”的狀態。
　　就這樣，日本足球史上著名的“隊員在身份上屬於企業員工，工作之余從事足球”，即“由企業包攬一切的非職業足球”性質的足球體制，簡稱為“企業足球”的獨特體制，在JSL建立後於日立制作所及洋馬發動機率先確立，並迅速蔓延到各家企業。
　　與同時期的世界作橫向比較，這既不同於國際意義上的職業足球，也與盛行於東歐和前蘇聯的足球體制相迥異。後者是“隊員在身份上屬於國家工作人員，工作內容卻是專事從事足球”，即“由國家包攬一切的專業足球”（非國際意義上的職業足球）性質的足球體制。
　　尤其需要指出的是，在日本，參與企業足球的企業一般都是民間企業。因此企業足球與後者最大的差別在於，由於沒有國家背景，日本的企業球隊在經濟上完全依賴於母企，因此由企業主導的體育在定位上乃是企業營銷活動的一環，母企的業績、大環境的景氣波動無不左右著球隊的命運，甚至聯賽本身都可能受到影響，而東歐和前蘇聯模式卻無此之虞。
　　而從歷史角度來看，這種企業足球模式不啻是一種進步。在此之前，學校足球特別是大學足球一度擔當了日本足球引擎的角色。JSL的誕生，意味著日本足球的領頭羊由學校足球上升為企業足球，這是一種飛躍式的進步。
　　然而說到底，在西歐占據重要地位、以足球俱樂部形態存在的“社會足球”，對應到JSL時期的日本卻在某種程度上“異化”成企業員工的消遣娛樂，校園學生的特長秀技。唯有遊泳、花樣遊泳、花樣滑冰、體操、高爾夫等種類有限的運動項目，成為社會體育的主流。再往後說，日本足球20世紀90年代以後以J聯盟為主導積極推動的，正是上述歐洲式的社會足球形態。
　　“政變”推遲職業化10年
　　與此同時，日本國足延續了從克拉瑪時期提出的每年一次歐洲拉練的方針。1966年，國家隊巡回前蘇聯和聯邦德國，與前蘇聯國奧隊、聯邦德國國奧隊等進行了10場比賽。遠征期間，日本人順道前往溫布利大球場現場觀看了1966年英格蘭世界杯決賽東道主對聯邦德國隊的比賽，第一次現場體驗了世界杯的震撼。由於經費拮據，由長沼健帶隊的這支隊伍不得不借宿在印度人在倫敦開設的小旅館。
　　這樣的海外對抗，日本國足在墨西哥奧運會奪銅之前經歷了不下50次。
　　作為日本足球的掌舵者，在聘請克拉瑪、進行海外拉練、創辦JSL並奪得墨西哥奧運會銅牌之後，把握到日本足球復興脈搏的野津謙將目光放得更遠了。他考慮著手做這4件大事：一、聯賽職業化；二、開辦教練學校；三、申辦世界杯；四、通過募資幫助日本足協財團法人化，實現現代轉型。
　　這樣的思路和氣魄，即便在現代足球人看來，也足以令人嘆為觀止。
　　墨西哥奧運會結束後，野津造訪了深諳職業棒球經營之道的讀賣新聞社，拜托讀賣集團“天皇”正力松太郎設立職業足球隊。這一年，是正力辭世的前一年。當時野津向正力許諾說，5年後日本足球將開始職業化。野津還描述說，自己的目標是打造歐洲式的職業俱樂部和聯賽，希望有讀賣新聞和日本電視臺作為後盾的讀賣足球俱樂部能夠率先問世。
　　1969年，野津謙出任國際足聯理事後，立即從德國回聘克拉瑪擔任首席指導員，從亞洲13個國家選出了43名教練，與亞足聯聯手開辦了“首屆國際足聯教練學校”。這是日本由足協牽頭有組織地培養教練的開端，也讓世界足球界認識到培養教練和確立教練培養體制的重要性。
　　野津從學校足球起家，對普及足球運動情有獨鐘。考慮到少年足球在社會層面的空白，早在1962年時，野津就效仿德國的體育少年團，在日本創造了體育少年團，顛覆了時人以為少年體育“學校才是唯一場所”的常識。野津親自擔任少年團團長，而這一做法也被後來歷任足協主席沿襲了下來。到了1970年，他憂慮全國高中足球錦標賽只有決賽能夠獲得NHK電視臺直播，且只有部分地區才能收看，遂請求日本電視臺“為了足球在青少年中的普及”承當起直播職責。經過多方奔走，到1976年，這項賽事改革為在註目度和影響力更大的首都圈舉行，從此定格為今天東京國立競技場的“冬季風物詩”。
　　1974年，野津力促日本足協緊隨時代腳步，變身現代意義上的“財團法人”（這一概念與“社團法人”在後文一並闡述）。但是作為一個主要依靠門票收入而賽事本身卻鮮有觀眾問津的一介民間機構，這個所謂的“財團法人”在野津執掌期間時時陷於資金短缺狀態，經常需要他親自以醫生的個人信譽和威望四處募資，以度難關。
　　野津還考察了1970年墨西哥世界杯，親眼目睹了貝利的絕技，腦海裏冒出了日本也要舉辦世界杯的念頭，並與時任國際足聯主席的斯坦利·勞斯進行了商談。
　　但這一切，被他一手提攜、形同父子的長沼健所發動的一場被日本足球史稱作“不流血的革命”、“少壯派政變”所瞬間終結。
　　按照野津當初的方案，他計劃讓世界杯在1986年花落日本。最終這屆世界杯在墨西哥舉辦，馬拉多納星光閃耀。有一種說法稱，假如野津能夠繼續留在主席位上，也許日本足球將提早10年轉軌職業化，而世界杯也將提前10年來到日本。
　　長沼健確立財政基盤
　　“一名專業醫生領導的足協，不可能有將來。”1976年，不時詬病“野津謙體制”的長沼健從執教11年之久的國足主教練晉升足協專務理事，迎請日本體協的平井掛職擔任主席。從此，長沼健成為日本足協實質上的掌門人，開創了一名球員經由國家隊隊長、主教練職位進入足協最高層的首例。“長沼體制”此後在日本足球高層持續長達26年，長沼本人在1998年法國世界杯之後卸任，其助手岡野俊一郎則將這一體制續延到2002年日韓世界杯閉幕。
　　作為日本足球轉型現代的引路人，長沼的貢獻主要體現在對日本足協的機構改革上。此時的日本足協尚是一個在財政和組織上都相當羸弱的團體，一旦財政基盤不保，其作為財團法人的地位也將自動喪失。
　　成功策動“政變”之後，長沼健很快啟動了一系列改革：效仿國際足聯進行足協機構改革，去部門化，改為成立專門的職能委員會；引進“會員登錄制度”，向球員收取登錄費；啟動“官方贊助制度”，引進日本著名的體育品牌制造商“阿西克斯”和飲料制造商“麒麟啤酒”為日本足協官方贊助商。這樣，繼20世紀60年代長沼親自出馬在德國成功牽手世界一流體育品牌阿迪達斯之後，日本足協又獲得了強有力的財力後盾（今天，阿迪達斯和麒麟啤酒正是支撐日本足協的兩大官方贊助商）。
　　傳說當年長沼健苦思冥想如何讓足協擺脫赤字經營。當時的足協還棲身於東京原宿岸紀念體育館的一間狹小辦公室，當他的視線轉向窗外，隔著“山手線”一排排電線桿子，不經意間瞥見對面“麒麟啤酒”大廈高聳入雲的威武身影，一個大膽的念頭忽然閃現腦海。此後，他親自前往交涉，這才有了麟麒啤酒與日本足球此後將近半個世紀的牽手。
　　一個有意思的後續插曲是，2011年女足倫敦奧運會預選賽，日本隊在第4輪的中澳大戰結束後被“保送”出線。第二天，主教練佐佐木則夫被媒體問到如何慶祝出線時，笑稱“喝了兩罐隨隊攜帶的麒麟啤酒”。是的，麒麟啤酒從20世紀70年代起就與日本足球“二人三足”地攜手了。
　　傳統的天皇杯決賽改至元月1日舉行，也是長沼健的妙案：每年元月1日，有將近250萬日本國民蜂擁至明治神宮例行傳統的“初詣”（如同北京人元月1日、大年初一到雍和宮“燒頭香”），哪怕其中有1％的觀眾能夠順道拐進旁邊的國立競技場，也有望取得不錯的票房收入。
　　隨著時間的推移，在將近半個世紀後的今天，“元月1日，國立競技場，天皇杯決賽”已然成為日本國民不可或缺的“冬日風物詩”，成為新年習俗文化的一部分。2011年，天皇杯決賽東京FC對京都不死鳥，兩支J2球隊史上首次爭奪日本第一，可容納50339人的國立競技場的決賽門票提前售罄。如此火爆的票房成績，不誇張地說，溯其根源，正是拜日本足球先人了不起的創意所賜。
　　在傳統賽事之外，長沼健還破天荒地策劃了一系列吸引眼球的國際賽事。1977年，球王貝利在日本的告別賽吸引了65000名球迷進場觀戰。這是東京國立競技場史上首次出現爆滿的盛況，僅一場比賽日本足協就賺了7000萬日元的純收益。1980年，長沼健創建了豐田杯，將世界頂級俱樂部請到了家門口。
　　長沼健的改革在當時整個日本體育界也是創先河之舉。他推出的“會員登錄制度”一度遭到日本體協的反對，但現在已成為日本體育界的通行法則。
　　正是上述一系列新的經營制度的建立，日本足協初步確立了財政基盤，從而告別“赤字體質”。
　　時至今日，日本足協不曾出現一次財政赤字，長沼健對日本足協財政基盤的建立功不可沒。到1993年J聯賽誕生，日本足協歷經艱苦努力，積累了一筆40億日元的原始家底。
　　財政基盤的確立也使得日本足協建立以在全國範圍內發掘人才和培養球員為目的的國家訓練中心制度開始成為可能，盡管這在很大程度上依托的是基層校隊教練的誌願行為。這是後來歷經多次改革，發展成為今天繁榮而獨具特色的日本足球國家訓練中心制度的開端。
　　第四章 奠定巴西流技術風格
　　巴西足球三奪世界杯以及戰後日本經濟處於高度成長期的時代特性，促使JSL時代的日本足球在J職業聯賽誕生之前早早進入以師從巴西為主流的“開國”時代。日本足球開始為未來植入技術風格的基因。即便20世紀90年代之後技術成分在巴西足球中悄然褪色，對技術的信奉卻早已融入了日本足球的血液。此外，以荷蘭式全攻全守為代表的現代足球戰術也在日本零星閃現。
　　足球在遠東一隅悄然生長，內外風潮湧動。
　　來自足球王國的首位傳道士
　　許多人都知道，奧寺康彥是在JSL時代很長一段時間裏，日本球員唯一成功輸出海外的例子。然而，若以此質疑身為業余聯賽的JSL的開放程度，顯然是片面的。一方面，自1958年第一次登頂世界杯以來，巴西足球在世界舞臺異軍突起，到1970年第三次問鼎並獲得永久保留“雷米特金”杯（現“大力神”杯的前身）的權利，巴西足球成為時代強者的代名詞。另一方面，20世紀六七十年代正是日本戰後經濟高度成長、日企大規模進軍海外的鼎盛時期，足球與企業在這樣一個特定歷史時期的結合，幸運地加速了日本足球向海外先進足球國家的開放。
　　在崇拜強者的天性和勝利的驅動力下，眾日企各顯神通。
　　一種方式是派遣留學。古河電工依托常駐聖保羅的經理，為宮本征勝和奧寺康彥贏得了在帕爾梅拉斯短期留學兩個月的機會。“沒有這個飛躍的機會，就沒有奧寺後來在德甲的職業生涯。”時為古河電工主教練的川淵後來回顧說。
　　另一種方式是引進外援。為了在聯賽舞臺爭奪榮譽，有世界一流企業作為母企的JSL球隊開始競相延攬巴西外援，以尼爾遜·吉村（即後來的吉村大誌郎）為首，日裔巴西球員紛紛前來日本淘金。他們被奉為JSL的“救兵”，對外援的這種愛稱也一直延續到後來的J聯賽時代。
　　吉村是在墨西哥奧運前一年的1967年來到日本的。當時許多日企在世界各地設有工廠，洋馬發動機也不例外。一天，洋馬專務理事兼足球部部長的山岡浩二郎突發奇想，希望洋馬巴西工廠能夠幫忙物色一個年輕的、球技高超的日裔巴西球員。吉村正是就職於洋馬巴西工廠的日裔三世，此時在聖保羅市日裔人聯賽中已小有名氣，被洋馬隊近水樓臺先得月，以一名“轉盤工研修生”的身份引進日本，成為日本聯賽外援第一人。
　　吉村外號“小貓”，這是指他柔軟細膩的觸球技術在當時的日本聯賽冠絕一時。據說當年比他提早6個月以關東大學聯賽連續四屆射手王身份進入洋馬的釜本邦茂，在見到吉村的第一眼，就被他的球技震住了。一直到大學畢業，釜本接受的足球指導都是德國式的，挺胸、停球，球彈得高高的，但吉村的技術卻全然不同。皮球仿佛被一股無形的魔力左右著，乖乖地吸附在巴西人的胸部、足下。
　　有著日本人的外貌，但一個停球、一個假動作、舉手投足間無不顯露出巴西球員出神入化之功的吉村的存在，極大地激發起釜本的訓練激情。訓練中兩人經常組成搭檔，釜本在墨西哥奧運會銅牌爭奪戰中的先拔頭籌，正是流暢的胸部停球的結果，也是他與吉村共同切磋的見證。
　　吉村的到來，也使得洋馬隊原本過於偏重防守的打法因為球員技術的提升而轉型為短傳滲透。他和釜本的搭檔為洋馬隊成功地構築了巴西式攻勢打法，開始在日本足球界刮起一股巴西旋風。而洋馬隊的宿敵，擁有杉山隆一的三菱重工則堅持德國機械式整體打法。1968年11月17日，雙方在國立霞丘田徑競技場的一場比賽盛況空前，多達4萬名觀眾到場，創下此後保持了近20年之久的日本聯賽最高觀眾入場記錄。
　　吉村的一招一式在日本聯賽具有超強示範性，成為現代日本足球傾倒於巴西式個人技術的原點。同時，他誠懇的個性、認真的訓練態度，也讓挑剔的日本人對他贊賞有加，為後來日裔巴西人進軍日本打開了門扉。
　　另外，20世紀70年代日本足球的一樁盛事——球王貝利空降日本也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1972年5月26日，球王貝利隨桑多斯從巴西來訪，獻技東京國立競技場，日本人在家門口親眼目睹了世界頂級球星的技藝。
　　1940年10月21日出生的貝利這一年31歲，兩年前剛剛在1970年墨西哥世界杯上以橫空出世的表現幫助巴西隊史上第三次問鼎。國立競技場的夜光燈下，貝利在全場爆滿的日本球迷的盛情中，下半時奉獻了兩粒進球。一個是背對日本隊防守隊員，胸部停球、轉身，隨後穿過兩名防守隊員的夾擊，接地面反彈後淩空抽射。另一個更為精采：先將球挑過第一名防守隊員，以假動作晃過對手，如法炮制挑過第二名隊員，搶在對方轉身出腳之前頭槌擺渡、突破，最後以左腳淩空射門命中網窩近角，劃上完美句點。
　　貝利的神技傾倒了全日本，其中有許多是日本少年。賽後，孩子們著魔般地追隨著貝利乘坐的大巴，口中高呼貝利的名字。翌日，《產經新聞》史無前例地因為一則足球新聞而售罄，上演了一出“洛陽紙貴”。
　　六大巴西外援接力式馳援日本足球
　　“釜本洋馬”與“杉山三菱”憑借實力和人氣二分天下的美好日子，一直持續到20世紀70年代中期。隨著日本國民英雄杉山隆一的退役和國足的低迷，到70年代後期，日本聯賽急遽降溫。進入80年代，巴西外援獨步日本聯賽，讀賣俱樂部（現東京綠茵）與日產汽車（現橫濱水手）等後起勢力壟斷了天下。
　　洋馬隊引進巴西外援的做法和貝利效應對其他JSL球隊產生了影響，其他球隊紛起仿效。藤和引進了一位名叫塞爾吉奧·越後的日裔巴西二世。需要特別指出的是，這是日本足球引進的第一位職業球員。越後後來很快退役，開始在日本全國巡回指導少年足球。為日本足球引進巴西流技術指導貢獻卓著，一心抱著要在呵斥中激勵日本足球成長的越後，在20世紀80年代前後進入了日本足協技術委員會，直到今天仍是日本最為“毒舌”、“辛辣”的足球評論家。
　　喬治·與那城正是在這一潮流中來到日本的。與那城的父母年輕時從沖繩移民巴西，小喬治在巴西的日裔人聯賽中表現活躍，1972年加盟日本JSL2部的讀賣俱樂部，成為該俱樂部晉級JSL1部及此後躍進的功臣，人稱“讀賣先生”。他腳法細膩、控球靈活，與後來的拉莫斯和戶田哲也構建的短傳滲透風格打敗了無數對手，也為這支俱樂部打下了日後職業化的實力基礎，其戰術風格也一路從川崎綠茵時代傳承至今天的東京綠茵時代。
　　喬治·與那城在1985年加入日本籍，在森孝慈手下參加了1986年墨西哥世界杯預選賽。J聯賽開幕後歷任名古屋逆戟鯨八、京都紫櫻等球隊主教練，直到近年還在J2聯賽北九州向日葵隊擔綱一線指導。
　　自與那城之後，一個很有意思的現象是，幾乎每隔4年，日本國足就會湧現出一名原籍巴西的國腳。與上述兩名日裔巴西人不同，後來的拉莫斯、呂比須和三都主是純正的巴西血統，南非世界杯賽場上的鬥莉王則身上流淌著日裔父親和意裔母親的血液，最終這四人殊途同歸地選擇了日本，並代表日本分別出戰了1994年、1998年、2002年和2006年世界杯以及2010年世界杯等J聯賽誕生後的全部5屆世界杯。
　　我們不妨從這裏一氣說到後來的J聯賽時代。
　　拉莫斯，與從巴西歸來的三浦知良共同引領了從JSL到J聯賽的過渡期及J聯賽黎明期的日本足球。其於1977年赴日，1998年退役，在日本整整效力21年，參加了自1990年亞洲杯以後至1994年美國世界杯預選賽間的所有國足賽事，如今是日本沙灘足球隊主教練。
　　呂比須（原名洛佩斯），1987年赴日時已是聖保羅隊的職業球員，後在JSL輾轉效力於日產和本田技研，7年間四度奪得射手王。1997年他加入日本籍，後在法國世界杯預選賽中成為日本隊鋒線一把不可或缺的尖刀。
　　三都主（原名桑多斯），1994年在16歲之際從巴西赴日本高知縣明德義塾留學，3年後通過測試入簽清水鼓動，1999年以22歲的年齡當選J聯賽史上最年少的最佳球員，2002年三都主選擇加入日本籍，是後來兩屆世界杯日本隊左邊路的不二人選。
　　田中鬥莉王（原名圖裏奧），日裔三世，1998年來到日本涉谷幕張高中，2001年加盟廣島三箭， 2003年取得日本國籍，是2010年南非世界杯日本隊中後衛絕對主力。
　　他們的存在，延續了過往日裔巴西外援們不息的血脈，他們對日本足球的貢獻也從俱樂部延伸到國家隊，從球員層面延伸到教練層面。
　　而在歐洲人看來，自墨西哥奧運會很久很久之後，才看到一名日本球員攜著不屈的意誌出現在歐洲足球舞臺。這個天生有著強健體魄的左邊鋒，在德甲科隆隊和不萊梅隊都取得了成功，他就是奧寺康彥，1977年獲得德國人赫內斯·魏斯魏勒的青睞，從古河電工進入德國豪門科隆，成為日本足球史上第一位職業球員。
　　1980—1981賽季，歐洲冠軍杯科隆對陣諾丁漢森林隊的那場雨戰在夜晚進行。中途上場的奧寺一舉攻入一粒寶貴的客場進球。愛玩文字遊戲的《太陽報》翌日打出了這樣的標題：“FOREST SUNK BY JAPANESE SUB（森林隊被日本的SUB擊沈）！！”此處的“SUB”是雙關語，意為“替補隊員”，或諧音為“潛水艇”。英國人至今沒有忘記第二次世界大戰中遭受日本海軍潛水艇攻擊的一幕，借此玩了一把英式幽默。
　　關於奧寺，有一點可能並不為太多人所知，即便在時為世界第一聯賽的德甲，他也被視作為數不多的能夠吃透並適應全新的區域式防守戰術的球員之一。憑借這樣的戰術領悟力，奧寺在德甲活躍了9年之久，人稱“東洋電腦”。
　　不知不覺中，日本人其實已經在接觸一個叫做“職業足球”的概念。只不過這時，這個概念僅僅是偶爾掠過他們腦海的火花，很耀眼卻轉瞬即逝。然而，作為職業足球不毛之地的日本卻產生了奧寺康彥這樣登陸歐洲冠軍杯的職業球員，這說明日本並非是不適合踢球的民族。
　　“大空翼”掀青少年足球熱
　　內外激蕩的時代氛圍給了創作者最好的題材，此時，“大空翼熱”的出現變得理所當然。
　　20世紀七八十年代，漫畫家兼足球評論家高橋陽一在東京都葛飾區的淡水河邊創作了後來影響整整幾代人的動漫作品《足球小將》，經《周刊少年JUMP》連載，很快風靡日本。
　　一群日本綠茵場上的男兒在世界足壇異軍突起並逐步稱霸世界——這樣的故事情節發展符合日本民眾崇拜英雄、不甘示弱的民族心理，也點燃了日本青少年的足球激情。
　　1982年，15歲的三浦知良在私立的靜岡學園高中僅僅修完一年課程，便按捺不住夢想的召喚，中途退學單身奔赴巴西。“我的夢想是在巴西成為一名職業球員。”這樣的夢想在三浦初到巴西之際，連他的巴西教練們都表示懷疑，但4年後，輾轉歷經多支默默無名的球隊之後，三浦知良終於成功地與著名的桑多斯隊簽下了職業合約。
　　20世紀80年代，巴西國內人才尚未流向歐洲，三浦所在的桑多斯隊球星濟濟，其中就包括後來名聞遐邇的鄧加和桑派約，而三浦正是該隊主力邊前鋒。在日本職業足球整體尚處於荒漠的時代，三浦少年以一己之實力脫穎而出，成為第一個在巴西全國錦標賽上場的日本籍職業球員，實在是一個了不起的成就。
　　三浦日後回顧說，當年在巴西闖蕩的艱難，家人為之付出的精力和財力之巨，使其一度欲打退堂鼓返回日本。就在這樣苦惱的日子裏，一天，他在街頭忽然留意到，巴西少年沒有像樣的球鞋，就連皮球也是破損不堪，卻仍然踢得快樂而投入。這給了來自富裕日本的三浦以極大的反思和刺激。
　　三浦知良在1989年一次返回日本期間，在富士電視臺放出豪言：“總有一天，我要引領日本國足打進世界杯！”
　　這就產生了一個壯觀的疊加效應。
　　一方面，大空翼的問世創造了輝煌的發行和銷售數字，推動了日本青少年足球的迅猛發展，中田英壽、城彰二以及在南非世界杯上大放異彩的球星本田圭佑不約而同地坦言，自己就是看著《足球小將》長大的。日本最早的青少年足球教室創始人、著名球評人塞爾吉奧·越後在2010年日本取得南非世界杯16強後也不禁感嘆，自己近半個世紀的普及活動遠遠不及一部漫畫《足球小將》。
　　另一方面，三浦知良職業足球夢的實現，被視為大空翼的真人版演繹，拉近了足球少年與夢想間的距離，進一步放大了大空翼效應。在三浦的示範效應下，開始有足球少年在家人的支持下，自發走上海外留學之路。直到今天，粗略統計有近1萬名日本少年在海外各國自費留學，三浦知良本人就開設有日巴足球留學中介機構。
　　這就不難理解為何日本國內足球在整個20世紀80年代呈現出一幅罕見的分化圖：一方面，隨著JSL的降溫，眾企業球場看臺門可羅雀，東京燃氣隊（現為東京FC隊）比賽時的觀眾人數最多時也不超過幾十人；而另一方面，本應由JSL擔當引擎的日本足球界，最引人矚目的反倒是傳統的各地高中足球賽及其最終的全國決賽——全日本高中足球錦標賽。
　　足球是一項快樂的運動，在世界多數地區從來不乏人群參與，在足球非職業化時代的日本亦然。足球這項運動，在早期以部活的形式進入並紮根日本校園，在20世紀五六十年代以員工消遣娛樂的方式進入日本企業，這種快樂又因其堅實的載體——始於1917年的全日本高中足球錦標賽、地區性大學聯賽乃至各級地方社會人聯賽以及JSL全國業余頂級聯賽的持續存在，到20世紀80年代末，日本已經自然而然地形成了一些富有足球傳統的大學和傳統足球城市，主要散布在關東、東海和關西地區。
　　就大學而言，到80年代末最著名的足球豪門是早稻田大學、築波大學、明治大學及國士館大學等等，它們在歷史上的成績或有起落，但足球傳統從不曾有變。它們的崛起也不代表其他大學的堙沒，殊不知參加最終賽會制（淘汰制）全日本大學足球錦標賽爭奪的，是來自日本九大地域的16所大學，而每一地域的代表球隊都由本地域經預選賽（聯賽制或淘汰制，規則由地域大學生足球聯盟自定）產生。特別是大學足球最為興盛、享有參賽名額相應最多的關東和關西兩大地域大學聯賽，僅以關東為例，參與爭奪的大學就多達24所，24支球隊在該聯盟架構內尚分屬甲、乙兩個層級的聯賽，通過聯賽年度最終的座次，決定參加上述全日本大學生足球錦標賽的關東區名額（全日本大學足球錦標賽名額總數和各地域分配比例隨年份有所微調）歸屬。
　　這只是日本大學生足球賽事中最權威的賽事，其他全國性賽事還有“總理大臣杯”全日本大學足球錦標賽等。
　　而以足球的地域性來說，東海地區的靜岡縣、關東地區的埼玉縣和中國地區的廣島縣並稱“足球禦三家”，即“足球王國”。單單是靜岡縣，就擁有靜岡市、清水市、藤枝市三大足球城。另外，在神戶、長崎這樣的接觸足球年代較早的地區，足球在青少年中也很盛行。
　　在這樣的土地上誕生了一批傳統的足球名門高中，他們或是作為足球名門大學的附屬高中，或是基於地緣基礎的足球名門高中。
　　20世紀80年代最著名的是清水商高（JSL和J聯賽前後兩個時期的代表人物有風間八宏、名波浩、小野伸二、川口能活）、靜岡學園（三浦知良）、清水東高（反町康治、武田修宏、高原直泰、內田篤人）和藤枝東高（中山雅史、長谷部誠、成岡翔）等靜岡勢力。
　　當時，但凡靜岡球隊出征高中足球錦標賽，最低使命是進入四強，即站上國立競技場，否則，回到靜岡就甭想有好日子過。等待他們的，將是周遭長達數月的抨擊，隨後便是難堪的冷淡，哪怕是與足球圈全然挨不上邊的街頭賣茶點的老婆婆，也決不會給隊員們好臉色。不誇張地說，這情景儼然就是出征世界杯的巴西隊。
　　此外，東京都一帶的帝京（佐佐木則夫、磯貝洋光、中田浩二），還有九州幫領軍的長崎國見（高木琢也、大久保嘉人、山村和也）也是高中足球舞臺的活躍角色。
　　進入20世紀90年代，版圖易張，崛起的是千葉派的市立船橋（野口幸司、茶野隆行）、九州幫的東福岡高中（長友佑都）和鹿兒島實高（前園真聖、松井大輔、遠藤保仁、伊野波雅彥）等。即使是足球並不盛行的內陸的群馬縣，也出現了前橋育英（山口素弘、松田直樹、細貝萌）這樣的足球名門。
　　這些學校幾乎壟斷了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全日本高中錦標賽的霸主地位，而各地參與全日本高中足球錦標賽爭奪的，是來自47個都道府縣的48支高中校隊（其中，東京都為兩個名額），這些當地代表性校隊的產生需要通過縣內的層層預選賽，日本高中足球氛圍之濃郁，不言而喻。
　　JSL時代的日本足球，如果說有“青少年培養”一說的話，那麼其搖籃正是高中校園。從足球名門高中進入足球名門大學，最終進入一流日企，是當時許多足球少年的人生規劃。但這種培養全然是足球名門強校的傳統使然，僅在賽事組織上統歸全日本高中體育聯盟（簡稱“高體聯”）管轄，高體聯向上加盟日本足協，兩者攜手合辦全國規模的全日本高中足球錦標賽。作為日本足球總舵的日本足協，此時因歷史局限（非職業化首要意味之一就是非產業化，非產業化對一家民間團體意味著絕對意義上的貧困）不得不將主要精力放在籌資和國字號的選拔強化上，一無精力二無預算有組織地抓管草根青訓。說到底，這時為國字號而設的精英型選拔和訓練制度“國家訓練中心制度”也不過處於草創期。
　　強大的民間自治社會，鑄就了作為個體的人，以及學校、地方聯盟的強大自治精神。從某種意義而言，作為日本足球“總舵”的日本足協，在這樣的社會格局下受益良多，而以非職業化足球時期尤甚。
　　傳統強校的足球教練也往往獨具個性，號召力強大。即使是到了J聯賽開幕之年的1993年，日本以東道主身份參加U17世青賽並打入八強之際的主教練，就是來自長崎國見高中，教練是小嶺忠敏。前日本國腳高木琢也在15歲（1982年）選擇高中時，聽說小嶺離開了島原商業執教了國見高中，毫不猶豫地就直奔國見而去。而1993年世青賽八強是日本U17國青隊史上第一次打入八強（第二次，就是以巴薩風格轟動世界的2011年這一屆了）。
　　於是，這樣的足球歷史傳統，加上大空翼和三浦知良效應，先天上坐擁學生人群的高中足球，沒法不愈加紅火。
　　同時，學校自發組織的足球節在日本全國各地也很流行。譬如，現在茨城縣的足球中心是鹿島，而那時是擁有古河電工的古河城。其中古河一中、古河一高是全國冠軍的常客。整個古河城都以足球城為榮，不僅設有專用足球場，每年都利用春假舉辦“古河足球節”，賽事多由各校教師自主組織運營，也時常可以見到小球員的家長自告奮勇地為球隊和記者服務，以現代體育概念詮釋就是誌願者。
　　從一個足球城略帶原始的笨拙卻不乏熱情親切地組織賽事的景象，依稀可見後來J聯賽依托於地域社會基礎的“百年構想”的影子。換言之，“百年構想”的原點至少可追溯至此。
　　此外，建立於社會上的少年足球團在20世紀60年代由野津謙引進聯邦德國模式首家推出，到80年代，少年足球團和青少年俱樂部在日本已不鮮見。1978年出生的澤穗希就是在這時進入東京都府錄少年足球團的。
　　當時的日本還鮮有少女球隊。當今活躍於L聯賽的AS狹山女足隊，其母體是1978年出現的狹山市體育少年團FC，而其成立少女部開始活動是在1985年，這也許是日本最早的少女足球隊了。
　　澤穗希所進的府錄少年足球團，是當時常見的少男少女混合型球隊，在其後兩年，中村憲剛也進了這家俱樂部。一次釜本邦茂參觀該少年團，教練向其介紹，我們這裏最厲害的一名小球員是一個女孩子，這就是澤穗希。
　　2011年日本女足奪得德國世界杯冠軍後，擔任足球評論員的風間八宏有獨到見解。以他的觀點，日本女足姑娘從小不得不混跡於男孩子群中，“艱難的成才環境反而助其磨礪了一身好球技，這與巴西街頭足球有異曲同工之處”。
　　也正是20世紀80年代初起，日本的少年足球人口開始追趕棒球，足球金字塔底呈擴大趨勢。而日本足協也不失時機，不僅長沼健親自擔任了全日本少年足球團團長，還創辦了“全日本少年足球大賽”，1989年進一步創建了“高元宮杯”全日本U18、U15足球錦標賽。這樣就把新生的社會型青少年俱樂部與中學校隊一並納入了同一賽事框架，並請來熱心足球的日本皇室高元宮憲仁親王親自為該賽事冠名。
　　青少年足球及其背後的足球地域基礎，是以後J聯賽成功的一個不可忽視的重要因素。即便從這一意義而言，割裂JSL時代和J聯賽時代間的聯系而失之偏頗地觀察今日日本足球，決難找到正解。
　　世界足球頂級元素開始流入日本
　　繼續考證這段歷史，可以發現，遠在濟科之前的1987年7月26日，還處在JSL時代的日本足球，就出現了一位世界級頂級球星，這就是奧斯卡。
　　這位在1978年、1982年和1986年三度出戰世界杯，1982年世界杯作為隊長統領擁有黃金四人（濟科、塞雷佐、法爾考和蘇格拉底）中場的巴西人，從聖保羅加盟了日產汽車（現橫濱水手）。和33歲的他同期抵達的，還有前面提到的洛佩斯。這一年洛佩斯年方18歲，卻已入簽聖保羅隊，與在巴西國家隊聲名隆盛的卡雷卡是隊友。
　　此時的橫濱日產隊好手林立，戰績上卻步讀賣隊之後塵。巴西國家隊中後衛出身的奧斯卡利用其世界級的判斷力和高空作業的強大威力，定位球時的積極助攻，為這支球隊加強了防守面，傳播了什麼叫做職業意識。1988—1989賽季，日產汽車包攬了JSL、天皇杯和JSL杯三個冠軍。退役後的奧斯卡還在日產隊出任了主教練，蟬聯三冠王。
　　據說洛佩斯之所以成行日本，是因為他與奧斯卡之間有過這樣一段對話：“為什麼要不遠萬裏去這麼遠的異國踢球？”“因為我想向這個足球還不發達的國家傳遞何為足球的快樂。”
　　洛佩斯深感共鳴。在奧斯卡離開後，洛佩斯繼續在日本踢球，1997年加入日本籍，在日本隊從法國世界杯預選賽出線的馬來西亞“檳城之喜”中，為中田英壽送上了決定法國之行的決勝妙傳；中山雅史在法國世界杯決賽圈攻入的日本史上首粒世界杯進球，也是由洛佩斯傳輸的。
　　奧斯卡是J職業聯賽誕生之前，世界頂級現役球星效力於日本俱樂部隊的首例。從這一意義而言，奧斯卡才是赴日本踢球的世界級球星中的先驅。
　　JSL時代並非只有巴西流技術風格在日本大行其道。日本足球從來就不乏德國足球的基因，到了JSL時代，這種基因更多地體現在戰術風格上。
　　1974年聯邦德國世界杯，聯邦德國力克荷蘭奪冠，但由克魯伊夫引領的荷蘭隊卻以一種不拘泥於傳統站位、充滿眼花繚亂變幻的全攻全守風格，在世界足球界刮起了巨大旋風。一屆對既有足球戰術帶來巨大變革的大賽，又在與日本足球淵源深厚的德國舉行，不可能不被日本人註意到。
　　1981年，退役後在靜岡縣僻靜一隅白手起家創建雅馬哈發動機隊的墨西哥奧運戰士杉山隆一，為跌落至JSL乙級聯賽的雅馬哈隊嘗試引進了荷蘭人漢斯·奧夫特，10年後的日本國足主帥。在短短兩個月的臨時指導中，奧夫特側重訓練一種實戰性戰術：從舊有的人盯人切換到嶄新的區域式防守，後衛在解圍後立即前壓營造越位，等等。憑借這一全新的全攻全守型打法，1982年，雅馬哈隊奪得了JSL乙級聯賽冠軍重返甲級，並一舉奪得了天皇杯。
　　於是到20世紀80年代末，當全日空隊（後為橫濱弗留吉爾斯隊）主教練加茂周摸索以新戰術撼動讀賣與日產雙雄地位時，很快就想到這一新戰術。1991年，加茂周邀請握有科隆體育大學文憑的斯洛文尼亞人貝德尼克擔當助手，共同以當時處於全盛期的“薩基米蘭”的壓迫式打法為參照，為全日空隊打造全新的戰術風格。
　　加茂周挑戰區域式防守這一現代足球先進戰術的舉動，在日本聯賽造成了示範性轟動效應。日本人在驚訝之中領略了世界前沿戰術的巨大威力，橫濱弗留吉爾斯隊後來在1993年J聯賽開幕之年一舉問鼎天皇杯，加茂周本人也在J聯賽開幕後成為日本本土第一位職業教練。
　　然而，從斷球、控球到門前一擊，橫濱隊在進攻精度上卻遲遲無法磨合到位。“日本球員的跑動速度遠遠超乎我的想象，但技戰術素養卻令人失望。比賽中突然出現毫無意義的傳球，無謂的重大失誤，讓機會化於無形，讓我很是困惑。球隊的狀態也極不穩定，往往是進3球然後連吞4球，莫名地一敗塗地。日本球員在技戰術上都存在根本性的癥結，這些本該在青少年齡段就解決，而這些球員要進行修正，年齡已經偏大。”兩年後離開日本奔赴斯洛文尼亞國足履新之際，貝德尼克不無遺憾地指出。
　　貝德尼克的觀察無疑是犀利而精準的。在他旅日指導期間，日本足球正處於從業余到職業的過渡期。日本聯賽創建20余載，從風聲水起到日漸雕敝，其瓶頸日益突顯。
　　日本聯賽的明與暗
　　創建於1965年的日本聯賽，經過20多年的發展，逐漸顯露出以下效應。
　　第一，日本第一次擁有了全國性足球聯賽，整合了包括球隊、球員、教練、經營運作層在內的足球社會資源。經由1972年的擴容和建立升降級制度，截至1992年JSL最後一輪，日本擁有JSL甲乙級球隊共47支，其下還有更多的置身九大地域社會人聯賽、都道府縣社會人聯賽和地方社會人聯賽的企業或社會球隊。這47支JSL球隊中的多數，將在未來進化為J聯賽球隊。
　　換言之，正是JSL和JSL球隊的存在，使得後來在此基礎上誕生的J職業聯賽絕非平地而起，球隊即便談不上擁有百年基業，也擁有了一定的歷史和地緣基礎。未來的J聯賽將是對其提煉和升華的產物。
　　第二，由於聯賽的驅動，日本足球的開放不局限於國家隊。在日本戰後經濟騰飛的效應下，接觸世界足球漸成日本足球人的常識，為下一步建立J聯賽之後迅速與世界接軌提供了管道、意識與經驗層面的探索與預熱。
　　第三，足球場館設施基本建立。許多地方球隊都確保有一定程度的訓練設施，特別是在工廠內修建了訓練場地的東洋工業，在其於1965年實現四連冠之後，引得其他球隊爭相效仿。首都圈內購買土地固然困難，但不少球隊仍然修建了俱樂部大樓和配備有夜間照明設施的場地。直到今天，不少J職業球隊仍在享用前人的成果。
　　第四，所謂“非職業的企業足球”和所謂“業余球員”，隨著歷史的演變逐漸名存實亡，職業足球時代的到來變得水到渠成。
　　企業球隊在成立之初瞄準的是純業余，並非職業方向，以不影響公司業務為原則，從而確立起“非職業的企業足球”。但隨著聯賽的進展，訓練優先於公司業務漸成既成事實，踢球並不妨礙領取薪水變得理所當然。
　　更有甚者，有球隊開始根據比賽結果向球員支付報酬，尤其是1969年成立的讀賣俱樂部，球員原則上不在公司內擔當任何業務，專職以踢球為業，憑借場上表現領取相應薪水成為公開的秘密。這使得“非職業的企業足球”體制走向實質性消亡。
　　對此，日本足協不得不在1985年以追認的形式提出“特別證書資格球員”的概念，其實質是承認其以職業球員的身份登錄在冊。之所以不敢正式提出“職業球員”的概念，是因為日本足協的上位組織是標榜自身為純業余團體的“日本體育協會”。各競技項目職業運動員被允許參加奧運會，是在1984年洛杉磯奧運會之後；並且從這時直到規定球員參賽年齡在23歲之下的1992年巴塞羅那奧運會期間，國際奧委會希望提高奧運會的商業價值而試圖讓頂級職業球員參賽，國際足聯則希望保持與奧運會的差異以維持自身利益，兩者間對於足球運動員的奧運參賽資格一直處於膠著與打架狀態。這也導致了日本體育協會遲遲不敢放棄自身的業余團體身份。
　　無論如何，JSL當初瞄準的美其名曰“以業余球員為參賽對象的聯賽”就此被架空。
　　然而，實質上的職業化在球員身上實現，但聯賽無論實力還是運營水準卻停滯於業余水準，這樣的聯賽自然是矛盾與錯位糾結，人氣指數亦遠不如同一時期的日本橄欖球聯賽。
　　此外，聯賽也暴露出諸多問題：未能有效提升足球在日本國內的知名度；設施健全的場館數量有限，關東地區球隊的主場比賽大多重疊安排在東京都國營的國立霞丘田徑競技場或是國立西丘足球場進行；地方球隊建設滯後，等等。
　　尤為嚴重的是，球隊的企業附庸性質使其易受母企業績的左右及經濟狀況的影響，甚至面臨撤並消亡危機。古河電工隊因母企經營環境惡化，被勒令不得新招球員，且一年內不得與外界打比賽，後來經多方奔波說服，終於得以參賽，但引進優秀大學畢業生一事延誤至20世紀70年代方才恢復。這直接導致了這支JSL名門球隊遲遲難以奪冠，直到1976年才在鐮田光夫任期內一償夙願。
　　同時，這種企業附庸性質也使得球迷人群狹窄，上座率低，聯賽的萎縮也是必然。
　　球員退役後的工作保障更是無解難題。隨著實質性專業化程度的加深，球員日益疏離原有業務崗位，員工的聲援也不再熱烈。最直接面對這一矛盾的是行將退役的球員，即便回到職場，等待他們的也只有冷板凳。從某種意義上而言，踢球反而耽誤了他們在企業的職業發展。
　　對JSL球隊而言，如果是與大學生在同一水平線爭奪全日本第一，一切固然好辦，但這必然意味著發展的停滯。何況，作為當時那個時代日本足球最高水準的代表，企業球員要在國際賽場上戰勝由職業球員構成的來勢洶洶的國外球隊，職業化已然成為不可回頭之路。
　　JSL明與暗的分界此時已清晰可辨。只是那個時候，野津謙已經離去，能夠意識到這一點的日本足球人並不多，但是無論如何，催生未來J職業聯賽的巖漿已在地底下悄然蓄積。
　　點燃變革導火索的，正是國家隊的屈辱。實力和人才，一個業余聯賽最致命的缺陷，在此原形畢露。而國家隊，恰恰是一國足球最高競技水平的標尺。
　　無可忽視，此時由甲、乙兩級構成的JSL已具備升降級制度，在這個架構中參與競爭的球隊多達47支，底下還有由九大地域、都道府縣和地方各級協會所構成的三級聯賽梯隊。即使以現在的眼光來看，這個高達五層的聯賽金字塔也是一個不俗的存在。一個聯賽的基本特征不可謂不具備。
　　但是對大多數JSL球隊和球員而言，有旱澇保收的企業作為後盾，足球充其量不過是一種娛樂，既非安身立命之本，何談茲事體大，缺乏提升實力的上進動力。愛踢球的青少年，沒有職業球員這一容器接納他們，多在步出大學之後就鮮再接觸足球。這也是一個貼有“業余”標簽的聯賽的必然結果。
　　位於日本足球金字塔頂端的JSL，由於是業余聯賽而出現人才斷層；原本該為足球進行專門的育成和強化的日本足協，又因為自身是一介財力單薄的民間機構而幾乎放棄了育成。這一代日本足球領軍人物，如長沼健和岡野俊一郎，不是沒有熱忱，也不是沒掌握一定的足球規律，但僅有這些還遠遠不夠。
　　這一切傳導到國家隊，就是恐韓，就是恐懼當時被他們稱之為“東亞巨人”的中國隊。
　　第五章 恐韓，恐韓！
　　也許是歷史的鬼使神差，從柏林到墨西哥，奧運舞臺總能戲劇性地給日本足球帶來驚喜，這是日本國足球直到今天仍有強烈奧運情結的根源。當日本足球人擺脫奧運情結轉而追逐世界杯時，恐韓卻成為揮之不去的陰影，成為通往世界的堅硬壁壘。
　　時代局限下的錯誤認知
　　日本國足第一次出戰世界杯預選賽是1954年瑞士世界杯。十強賽是日韓的單騎對決，由於韓國總統李承晚拒絕在韓國本土舉辦賽事，主客場比賽均安排在東京舉行，但日本卻輕易地負於韓國。這是日本國足第一次遭遇韓國壁壘。
　　20世紀五六十年代是日本業余足球的全盛時期，世界杯是何物，出戰世界杯又有何意義，連當時親身參加了預選賽的長沼健本人也是如墜雲霧。加上日本足球此時的全部註意力放在東京和墨西哥兩屆奧運會，足球界彌漫著濃重的重奧運輕世界杯的風氣，世界杯預選賽是可有可無的事物，即使偶爾參加，也是漫不經心。
　　墨西哥奧運會奪得銅牌之後，日本足球界將下一個目標轉向世界杯。自1970年墨西哥世界杯起，日本開始持續參加世界杯預選賽，卻屢屢不敵澳大利亞（當時大洋洲預選賽勝者）和以色列（當時屬於亞足聯）。這個時期，日本足球依然殘留著濃重的“業余主義”精神，日本足球人對世界杯的認識是“屬於職業球員的賽事”，因此不惜將世界杯定位為奧運會前國家隊熱身強化的一環。譬如，他們常常派年輕球員參加世界杯預選賽接受鍛煉，而“正式”的奧運會則由國家隊主力參加。
　　到了1974年聯邦德國世界杯，開始有日本記者親赴世界杯現場采訪。這名記者名叫賀川浩，是今天日本職業生涯最長的足球記者，人稱“日本足球活字典”。賀川浩整整報道了九屆世界杯，直到2010年因年事過高才不得不放棄連續第10次的世界杯之旅，堪稱現今活躍於各大世界性足球賽事上龐大的日本記者團隊的始祖。也是從1974年起，日本的電視臺開始正式直播世界杯比賽。
　　盡管如此，日本球員和球迷對世界杯的認識，仍然停留在“世界杯是用來在電視機前觀看的”，是“另一個世界的事物”的程度。
　　新時代的預感
　　說JSL對日本足球實力的提升沒有貢獻，當然並不恰當。
　　1979年首次在日本主辦的世青賽上，馬拉多納首次在世界大賽脫穎而出，獲得MVP並幫助阿根廷隊獲得冠軍。而由松本育夫率領的日本國青隊，也冒出了一代罕見的英才：後來成為日本旅德職業球員第二人、第三人的尾崎加壽夫、風間八宏，以及柱谷幸一、水沼貴史這樣的年輕球員。他們很快成為國家隊主力。
　　1980年底，西班牙世界杯第一階段預選賽在香港舉行。以21歲的木村和司、戶冢哲也為進攻核心，糅以水沼貴史等新人的年輕的日本隊惜敗在中國隊和朝鮮隊腳下，失去了晉級四強賽（亞大區24支球隊分成4組，每組頭名晉級）的資格。然而這支隊伍所展露的日本隊打法風格，卻在這個日本足球的“漫長冬季”，令人預感到新時代的來臨。
　　足球記者後藤健生1981年刊登在《日本足球周刊》雜誌上的一篇報道，充滿了驚喜的口吻：
　　日本隊在本屆大賽上的表現十分出色。他們幾乎完全扼制住了中國和朝鮮高大前鋒的快攻，斷球後也不一味長傳沖吊，而是通過後衛間的傳接，準確輸送到中場。而從中場沿著兩翼朝對方禁區內展開的進攻，其豐富的程度委實叫人驚嘆。它糅合了短距離盤帶、邊路轉移、二過一、穩準而不失輕巧的最後妙傳。論進攻展開的意外性和創造性，日本隊的打法遠遠淩駕於拘泥程式與套路的中朝之上。從來我只咋舌於國外球隊的個人技術和創造性，而日本隊卻憑借體力和速度與其對抗。所以說，這是日本隊一個何其巨大的變化啊。這些年輕的日本隊員，他們的面容還稚氣未消，身材也略嫌單薄，離擔綱大任尚需時日，但他們已然利用高超的技術壓倒了中朝兩隊的力量。
　　回顧20世紀60年代到70年代，日本國足的風格可以描述為：一群即使以袒護的眼光來看控球也絕對稱不上漂亮的隊員，只是拼命驅使著身體勤奮地防守著，並利用快速反擊伺機進球。縱然是幾乎被奉上神壇的墨西哥銅牌戰士一代，其套路也是以盯人隊員鐮田光夫為核心大打防守反擊，利用快馬杉山隆一的速度制造機會，最終由釜本邦茂完成門前致命一擊。
　　那是被稱作“昭和型大和魂”的一代。拼搏精神固然可嘉，但是由於沒有過硬的技術作為支撐，加上視野的閉塞，戰術風格與世界標準相距甚遠。
　　這樣，日本隊以往舊有的、無力以短傳滲透與同檔次及更強對手相抗衡的戰術風格，以1982年西班牙世界杯預選賽為轉機，發生了根本性轉變。無疑，JSL的存在和巴西流技術風格的熏陶，使得日本足球開始探索堪與亞洲強隊抗衡的戰術風格。
　　然而，這一切還遠遠不夠。
　　當日本人終於把目光轉向世界杯，虔誠地希望在世界杯上沖出亞洲之際，卻發現一個無奈的事實：碰壁，儼然是他們在亞洲對手面前無法擺脫的宿命。
　　尤其是韓國。
　　恐韓，恐韓！
　　是的，“恐韓”一詞並非中國足球專有。事實上，當年遠比我們羸弱的日本足球，早在中國之前就出現了“恐韓”（“韓國コンプレックス”，英文為“Korea Complex”）這一詞匯。
　　1970年墨西哥世界杯，身為日本足協理事的長沼健親自帶隊，卻以2比2和0比2，倒在韓國人面前。從此，日本足球陷入韓國陰影不能自拔，“恐韓”一詞喧囂塵上、揮之不去。
　　日本人不是沒有做出努力。事實上，以這場失利為契機，長沼健很快如法炮制昔日經驗。別忘了，墨西哥奧運會日本國足強化的法寶就是海內外各種拉練，克拉瑪認為要彌補一個羸弱聯賽的實力與見識局限，國字號必須通過與國外強手的頻繁交手提升水準。“日韓定期對抗賽”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被創辦的，試圖通過與韓國同切同磋，達到提升日本國足實力的目的。然而，自此到1992年奧夫特執教時期的戴拿斯杯，日韓15次定期對抗，日本隊僅獲得3次勝利，而且，1974年9月28日取得的日韓對抗第一次勝利，也是唯一一次3球以上的大勝，卻贏得僥幸。到了 1984年對抗賽，日本隊才憑借水沼貴史在國家隊的處子秀，取得了客場擊敗韓國的歷史性勝利。
　　但是，歷史性勝利恰恰烘托出日本隊的羸弱。還是在這個期間，日本隊整整22年對韓33次交鋒中，僅取得4勝6平23負的戰績。更殘酷的是，日本人先後在三屆奧運會和兩屆世界杯的預選賽上被韓國隊無情放倒。這包括1972年慕尼黑奧運會、1976年蒙特利爾奧運會、1978年阿根廷世界杯、1980年莫斯科奧運會，以及在日本國內掀起巨瀾的1986年墨西哥世界杯。
　　1985年進行的墨西哥世界杯預選賽，是日本人第一次看到通往世界杯的一絲希望，那是日本國足歷史上首次打入亞洲區預選賽決賽。此時，深感無能為力的長沼健已在1976年兵敗蒙特利爾奧運會預選賽後，交出了留戀多年的教鞭。
　　這支隊伍擁有技術卓越、被譽為日本現代“任意球鼻祖”的木村和司，儒帥森孝慈和隊長加藤久亦是深孚眾望，全隊眾誌成城。此時，全隊每一名成員都認定，只要每天以過人的毅力堅持跑100個坡道跑，就能贏得比賽。哪怕已然超越人體極限，只要能沖出亞洲，不惜拼死一搏。這樣的意誌，滲透在每一個隊員身上。
　　森孝慈們拼搏1968年墨西哥奧運會時期的日本國足，從球員的角度，其身份是業余球員，意誌卻毫不遜色於職業球員，人稱“武士軍團”。用“鬥將”一詞來形容再合適不過的森孝慈，決心在1985年的這支隊伍身上重現上古的美好神話。
　　自從1980年從德國科隆隊進修教練課程回國，森孝慈就被視為日本國足沖擊世界杯的王牌，在川淵手下實質性地指揮了上面提到的西班牙世界杯預選賽，而聚集在他手下的加藤久、原博實、木村和司、水沼貴史等被冠以“森家族”（加藤和原後來陸續進入日本足協強化委員會和技術委員會，水沼貴史輾轉橫濱水手和法政大學，現執教於一支沖擊J聯賽的東京地方球隊“東京23社會人俱樂部”，木村和司在2010賽季回歸舊主橫濱水手，生平第一次挑戰主教練職位）。
　　然而，比任何人都強烈地痛感所謂業余的局限性的，正是森孝慈本人。
　　這支技術過人，而戰術風格亦在4年前的基礎上進一步鮮明，被後世譽為“類似指針式存在”的日本國足，卻依然難以擺脫恐韓的心理陰影。
　　日本隊以小組第一從14強賽出線打入淘汰賽制的東區四強賽，半決賽5比1大勝中國香港隊，但在爭奪東區唯一一個出線名額的決賽中卻遭遇最後的攔路虎韓國。結果，日本隊以1比2在主場惜敗，0比1在客場漢城告負，以1比3的總比分，倒在通往墨西哥的門檻上。
　　此時，韓國已經在1983年建立了K職業聯賽。日本足球從這場敗戰中，開始領悟到什麼是“業余主義”（“主義”一詞乃日本明治初期啟蒙思想家所創，所謂“主義”，很大程度上意味著“唯一衡量標準”）的瓶頸。
　　然而，日本人還是不敢徹底突破。
　　繼1985年以追認的形式提出“特別證書資格球員”的概念之後，1986年，痛定思痛的日本足協進一步嘗試性地向球員引進“NON AMA”（非業余）制度，又一個名義上介乎於國際足球通行語境下的“業余”與“職業”之間，但實質是職業性質的球員制度。之所以不敢直接大膽地提出“職業球員”的概念，仍然是因為受制於其上位主管是標榜自身為純業余團體的日本體育協會。
　　奧寺康彥和木村和司率先取得首批“NON AMA”球員資格。其中，奧寺是頭頂德甲職業球員的頭銜回歸的，木村則是國產職業球員中的“天字第一號”，年薪1200萬日元。森孝慈還大膽提議：“不光是球員，教練也應該職業化。只有破釜沈舟，才能迫使他們發揮出120％的智慧和能力。”
　　然而，森孝慈的做法卻被外界誤傳“醉翁之意在於錢”，最終不得不以辭職收場。
　　廣州天河勝中國被稱作“奇跡”
　　下一任主帥石井義信，因沖擊漢城奧運會慘敗請辭。
　　這裏有一個插曲。2010年11月9日，後藤健生為采訪廣州亞運會足球比賽重訪天河體育中心，不禁寫下了這樣的文字：
　　“23年前，我一度訪問過這裏。那是漢城奧運會預選賽，由於一直擋在日本隊面前的攔路虎韓國隊因東道主身份自動入圍，並且日本隊已有過1986年世界杯預選賽打入決賽的經歷，沖出亞洲的好機會降臨了。”
　　“最後的決賽是中日兩國的單騎對決，先在廣州，日本隊1比0獲勝。當時中國隊右邊衛朱波的助攻極具威脅，剛從聯邦德國返回的奧寺康彥壓制住了朱波的邊路，原博實力壓賈秀全以頭槌攻入了來自水沼貴史的任意球。然而，如果以為日本隊就此離奧運會大大進了一步，那就錯了。在東京主場，我們在只要打平就可出線的情況下0比2負於中國。日本足球再次在預選賽中飲恨。那個時候客場戰勝東亞巨人中國，說它是奇跡，毫不誇張。”
　　一群來自民間企業球隊的半職業半業余的所謂“精英”，終究無法踢過一支國家專業隊。
　　那是中國足球史上第一次打入奧運會。
　　筆鋒一轉，他續道：“然而現在，一支沒有備戰時間，且臨時拼湊的雜牌軍，居然可以完勝中國。只有短短23年。當年的進球功臣、亞洲核彈頭原博實，如今是日本足協技術委員長，統帥著這支隊伍。當年奉上任意球助攻的水沼，如今其子宏太正子承父業，在今天的天河體育場以任意球復制了父輩的一幕。整整一代人，一切改變了。看著比賽，沈耽於流逝的歷史，感慨不已。”
　　再往後一任日本國足主帥橫山謙三，在球迷“暴動”中被迫下課。
　　1988年前後，身為國際足聯主席的阿蘭維熱，也有意讓日本承辦亞洲第一個世界杯。世界杯對於日本，突然間從遙遠的夢變為帶有現實意味的存在。既然要承辦世界杯，就要有一支不辱東道主之名的強大的國家隊。此時，橫山謙三出任了日本國足新一任主教練。從這一年起，日本人就開始為下下屆世界杯，即1994年美國世界杯作長期規劃。最先著手的是選拔優秀球員，實現年輕化。後來“多哈悲劇”時已然在各個位置成長為亞洲頂尖的三浦知良、拉莫斯、井原正巳，正是在橫山手下首次入選國家隊的。然而，當1989年日本國足在意大利世界杯預選賽第一階段小組賽出局，次年在戴拿斯杯和亞運會上都深陷低谷時，球迷們壓抑已久的不滿終於爆發。
　　1990年11月柯尼卡杯，有球迷在看臺上打出了“橫山下課”的橫幅；元旦天皇杯決賽，“橫山開路”的謾罵此起彼伏。媒體的口誅筆伐亦是連綿不絕。1991年1月23日，事態進一步升級，球迷集體署名向日本足協提出更換國足主帥。一支毫無建樹的國足，將日本列島卷入了一場風波。
　　不徹底的職業化造成無謂內耗
　　在談論純粹的技戰術之前，總有一些沒有理順的關系困擾著日本足球。
　　日本足球引進 “NON AMA”制度後，忽如一夜春風，與各球隊簽約的“NON AMA”球員超過百人。他們在俱樂部領取的是實質性的職業球員工資，在日本國足卻被以業余球員對待——為國家隊上場只是盡義務，沒有報酬。而且，足協也沒有“球隊有義務保證向國足輸送所屬球員，除非受傷等特殊事項”這樣的硬性條款規定。如此不倫不類的所謂職業化，人為制造了種種內耗。
　　企業球隊中，有的擔憂球員在國家隊的比賽中受傷，不願意輸送隊員；有的故意作梗讓球員在國家隊集訓中遲到。球員的反應也是形形色色：有人聲稱不願意入選國家隊，原因是在所屬球隊一旦獲勝就有錢可賺，而為國足踢球卻純粹是盡義務；有的聲稱與其代表國足打國際比賽，不如在日本聯賽中打讀賣俱樂部更有滋味。贊助商方面也互相傾軋，球員與國家隊各自簽有不同的贊助商，相互“打架”，導致不少贊助商堅決反對球員代表國家隊出場。
　　在這樣的環境下，人們心目中的國家隊觀念日趨淡薄。這已不是東京奧運會“一切為了國家利益”的時代，也不是“不入國家隊就難以實現旅歐夢想”的時代。
　　當時日本足球與世界有多遠？一句話，正如許多高中生所說：“我的夢想是在新年之際，站上國立競技場的決賽舞臺。”只要在高中足球錦標賽上踢出成績，就可以此為敲門磚進入理想大學，畢業後直通一流企業，一勞永逸。這是那個年代日本足球少年最為現實的人生規劃。
　　足球少年的夢想象征著與世界的距離。沒有一個職業聯賽作為容器，許多喜愛足球、有誌於從事足球事業的年輕人在選擇職業之際，就被排除在了足球事業之外；反過來，日本國足的疲軟又進一步加劇了這種傾向。
　　墨西哥奧運會上的日本國足將士，此後紛紛“晉級”：主教練長沼健入主足協，森孝慈、橫山謙三先後執教國足。他們用盡了一切手段拉近與世界的距離：創辦“日韓定期對抗”，創辦“麒麟杯”（創辦於1978年，最初名稱為“日本杯”，邀請的對手既有國家隊也有俱樂部隊， 1992年成為國際足聯公認的A級賽事，每年從國外邀請兩支國家隊打單循環賽），後來還發起“戴拿斯杯”（創辦於1990年，旨在提升東亞諸國國足實力，2003年發展性消亡，變身東亞足球錦標賽），等等，就像“杯賽控”一樣，將近鄰強國和歐美強隊紛紛請到日本國內與日本國足熱身強化。
　　但是，同樣的套路從墨西哥奧運會走到這一刻，整整20多年，不知繞行了幾多迂回，世界足球仍是遙不可及。與此同時，日本國足內耗不斷，作為足球之本的JSL人氣依然低迷。
　　所有舊招，都已黔驢技窮。
　　當外部世界的潮流一浪高過一浪，內部的力量也在不斷積累，日本足球領域的根本性變革，就是一種必然。打開這個悶罐局面最後的撒手鐧，正是日本足球的徹底職業化。從1988年3月起，日本足協就開始探討頂級聯賽的職業化，卻因種種原因舉步維艱、停滯不前。時代的風雲際會中，他們只是在等待一個領軍人物。
　　浮光掠影地走過日本足球的前70年。一個新的變革時代就要拉開序幕。無論如何，從種種意義而言，日本足球其實從明治時代以來，就不斷地與世界競爭著，不懈學習著，一路生存發展至今。無論是校園足球、巴西流技術，還是舊聯賽的成敗教訓，都成為今日日本足球的基因、無可磨滅的集體記憶。割裂這段歷史，無以成就今日日本足球；回避這段歷史，也無法讀懂今日日本足球。

應虹霞，《體壇周報》記者，浙江寧波人。畢業於中國人民解放軍外國語學院，軍外1988級理科狀元，1992年全國第三屆大學生日語演講比賽優勝獎暨首屆“牧博獎學金”特等獎獲得者。2003年進入體壇傳媒集團。 從20世紀90年代起關註日本足球，自2004年亞洲杯足球賽開始，多次采訪並參與報道亞洲級足球賽事、世界杯及奧運會。曾專訪日本足協主席川淵三郎、日本國家隊主教練濟科、日本著名球星本田圭佑及日本奧委會高層，並多次登上日本報紙、雜誌及電視臺。對日本足球及日本文化浸淫頗深，被日本媒體譽為“日本足球通”、“精通日本足球的中國記者第一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