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化的大潮中，我們的復興是一個五千年連綿不斷的偉大文明的復興，是一個‘文明型國家’的崛起，這種崛起的深度、廣度和力度都是人類歷史上前所未見的。我們有能力對世界文明作出原創性的貢獻嗎?我們有能力汲取其他文明的一切長處而不失去自我嗎?”進入耄耋之年的樂黛雲教授越來越陷入這樣一個深刻的憂慮。

　　前不久，她在北京大學面對一般容納400人的階梯教室裏的近500名聽眾，陳述了她對這些問題的思考。
　　
　　我們面對的是怎樣的世界
　　
　　對絕大多數中國人來說，這是延續了多個世紀的西方文化主導的世界，這種文化把世界看成利益分割的個體或民族國家之間的沖突和競爭，在國際秩序上，這種邏輯的推演就是列強爭霸和世界戰爭。全世界為此付出了慘痛的代價，中國人對此也有很多辛酸的記憶。二戰後，資本主義世界通過福利國家建設對此有所矯正，但不可能從根本上改變。
　　樂黛雲教授認為：世界文明的演進和賡續表明，每一次大國的崛起，都可能導致文化的一次大更新和大創造，而今中國人奮鬥了一百多年，重新站在了世界發展的前沿。這樣一個積蓄了五千年文化能量，和歐美文化具有鮮明異質性的民族，一旦崛起，其發展的潛力，創新的空間，展示給世界的文化景觀，將會是巨大的。
　　樂黛雲教授認為，當中國人擁有創造歷史的權利和機會的時候，我們很自然地希圖出現另外一幅世界圖景。那就是多元共生，各種文化和平相處的世界。“世界文化的多元共生，才是我們的共同利益。”
　　“西方世界的思想發展一直是‘點—線—面’的線狀思考方式。中國文化則強調網狀的社會結構，強調人倫關系中的彼此互動。這樣的思考模式撕破了西方線性的思考方式，為構建和諧世界提供了新的看法。”
　　西方的思想界也在努力突破自身，比如，約瑟夫·奈提出“軟實力”的概念，為一個民族國家更全面清晰地認識自己，擴大世界影響，提供了路徑。樂黛雲認為：這種思維還是延續西方式的爭霸邏輯，其目的還在於利用文化吸引力得到渴望的利益，利用文化軟實力來征服別人，獲取私利，這就是一種精神殖民、文化殖民，最終還是會導致全球化的單邊統治，而我們的主張是“道並行而不相悖”。我們主張“不同的文化，根據不同的思想基因，選擇不同的路徑，通過相互彌補和產生共鳴，來解決人類面臨的共同困惑”。
　　
　　參與世界大問題的討論
　　
　　對當下的中國人來說，我們能不能擁有和我們的經濟發展能力相應的思想能力，以奉獻於我們面對的世界呢?
　　“多年來，很多人都是用西方的觀點、概念和思想來做研究，而不是從中國的根本出發。所以外國人較少尊重當代中國的學者，他們認為中國古代的學者，很厲害，很高明，此後就沒有出現一個真正的全世界公認的思想家或學者。”
　　但是這些年，這種情況正在被改變。樂黛雲多次用“興奮”來表明她的心情。她對中國青年學者帶著具有原創性的思想和世界展開的對話，在對話中產生的影響，感到歡欣鼓舞。“這些原創性的思想，應該像費孝通先生講的，是從中國文化的基因和根部出發而闡述的，是面向世界，從根本上為解決人類大問題而提供思想支持。”
　　樂黛雲首先舉出的例子就是，改革開放以來，中國人在思想上接受了“自私”的觀念，這應該是市場經濟和西方文化帶給中國的有益影響。但是“從中國傳統來說，這種‘自私’的觀念和‘責任’是緊密聯系在一起的，這就對‘自私’形成一種有效的制衡。在西方的個人權利思想的支配下，自私的泛濫和極端化就是走向貪婪，就是排除他人利益追求個人利益的最大化。但是，在中國，我們強調權利和責任的對等，父慈子孝、君義臣忠、兄友弟恭，在人與人的關系中，只有擔負應盡的責任和義務，才能享受應有的權利。也就是說，只有確保社會關系的安全，才能把沖突最小化，從而使整體利益最大化”。樂黛雲介紹說：20世紀以來，中國學者通過“北京論壇”“世界中國學論壇”“博鰲論壇”等積極參與世界大問題的討論，有效地把有關的中國思想嵌入世界思想的脈動之中。
　　樂黛雲提供的另外一種例證是近些年來在國內外蔚然興起的建構性後現代主義。“建構性後現代主義，在哲學上為人類未來生活的可能性提供了積極的回答，不失為解決世界面臨的問題的一劑良藥。”20世紀興起的後現代主義反對獨霸、專權和定於一尊的威權思想，反對宏大、崇高的敘事，猛烈地解構了現代社會所宣揚的基本價值觀念，將世界和生活碎片化，使周圍的事物失去意義的深度。“後現代主義在打碎堅固的統一性過程中，起著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它的離散型和碎片化也導致了人類互不關聯、精神空虛的危機。”
　　20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在美國西部，以美國克萊蒙大學過程研究中心為基地，興起了建構性後現代主義思潮，他們主張不同文化的平等共生，提倡創造，重視自然生態，關心社會和諧，在國際上產生了較大的影響，其中來自中國的青年學者，帶著東方文化背景，深深地參與到這個思潮的興起之中，並有了突出的貢獻。例如，2005年，在中國學者王治河的推動下，成立了中美後現代發展研究院，取得了廣泛影響。 “從解構性轉變為建構性，從粉碎思想到建構思想”的深刻轉變中，中國思想家發揮著重要作用。” 樂黛雲教授說。
　　在樂黛雲看來，另外一個關於世界大問題的思想，是關於世界政治制度設計問題的“天下”和“帝國”的爭辯，這個爭論的源泉是，中國社會科學院的青年學者趙汀陽出版的著作《天下體系——世界制度哲學導論》。趙汀陽認為，世界歷史上一直缺乏世界理念和世界制度的價值觀和秩序。曾支配世界的英國和正支配世界的美國從來都只有國家理念，從來都只考慮自己的國家利益，它們的“世界思維”只不過是推廣自己的特殊價值觀，把自己的價值觀給予普遍化，在關於世界政治的問題上，中國古代的世界觀，即“天下”理論，是唯一考慮到了世界秩序和世界制度的合法性的理論。因為只有中國的世界觀擁有“天下”，這個在級別上高於/大於“國家”的分析角度。
　　樂黛雲教授說，“天下”理論，已經產生了廣泛國際影響。意大利思想大師翁貝托·艾柯，歐盟跨文化研究院院長阿蘭·勒皮雄，印度尼赫魯大學校長、著名政治學家巴惟爾·阿羅拉等許多外國學者都給予較高評價。
　　“ 如果說‘天下’理論主要是從世界政治的角度設計哲學建構的話，李澤厚先生這些年一直在提倡的‘情本體’則試圖通過對中國禮樂為主、儒道互補的文化傳統的轉化和提升，在個體精神生存的層面為人類未來的幸福生活求解。”樂黛雲說。
　　她認為，“在西方，工具理性膨脹，絕大多數人不能不被捆綁於機器和物質功利。理性和越來越精細的分類使人的視野越來越逼窄”，這帶來了巨大的心理問題和社會問題。西方哲學家在努力尋找出路，李澤厚對此形象地概括為：以文化解構路徑為代表的“動物的哲學”、以語言分析路徑為代表的“機器的哲學”、以抗拒死亡路徑為代表的“士兵的哲學”。這些哲學為解決人類困境提供了豐富的思想資源，但是都沒有把人生的根本問題解答清楚，這個問題要探究一個基本事實，就是“人要活著”“人如何活下去”。“‘情本體’的提出和闡釋，就是對這個問題的中國式解答”。
　　樂黛雲認為，中國人講親情，中國美學的根本是陶情冶性，抵制把人變成物。中國文化強調心性的修養，講究“天人合一”，而不是追求功利，這對於批判科學主義、實證主義具有重要意義。
　　
　　面向世界的中國態度
　　
　　“但是我們的思想要面向世界，不能采取西方的那種征服、壓服的方式去實現。” 樂黛雲認為中國文化面向世界存在一個態度問題。過去，我們對西方的文化要麽是拒絕，要麽是逢迎，這都不好。“要增強自己的文化自信和自覺，但是對別的文化也要有同情和了解。”樂黛雲說。沒有同情和了解就不能和別人交流。在這方面，林語堂是一個很好的先例。“70多年過去了，我們為什麽再沒有像《吾國與吾民》、《生活的藝術》那樣中西匯通的、持續52個星期在美國暢銷書排行榜上排第一名的、有廣泛影響力的作品呢?”樂黛雲教授相信中國的年青人會讓中國文化在未來世界大放光芒。(楊曉華)（收藏自2012-08-09《愛思想》網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