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智庫的討論源於我近期參加的全球智庫峰會。從峰會召開到現在，所有媒體都在千篇一律地說中國有很多智庫，下一步應該發展民間智庫。但是他們所說的智庫，大多指的是隸屬於黨委和政府的體制內的智庫（如研究室、研究中心等），而非民間智庫。我一直思考著民間的智庫如何發展的問題。在全球智庫峰會上，《中國經濟時報》作為贊助單位引起了我的註意。2009年7月21日，我們邀請《中國經濟時報》副總編輯、《中國崛起——通向大國之路的中國策》作者張劍荊來長城所，與我、劉誌光、林京耀、武文生就智庫問題進行了探討。

中國民主化進程為智庫發展提供了土壤

改革開放後，市場經濟的發展，民主化的基礎也在加深。從長城所的經歷來看，中國民主化已經打下了較好的基礎，正因為如此，像長城所這樣的民間智庫才能與中國一同進步。

張劍荊：現在智庫比較受關註，很多人去美國訪問，都要到智庫看看。

王德祿：長城所在成立之初，考慮過是走智庫路線還是咨詢公司。現在看來，我們是二者兼顧了，一半是咨詢，一半是智庫。但是我們這個智庫，是為中關村、張江、深圳等這些地區服務，在地方起的作用較大，而不是為中央服務，如在知識管理、“中國制造”、中關村、自主創新等方面，我們明顯起到了智庫的作用。

但是，長城所這樣的機構在臺灣、韓國、日本都很難發展起來，因為他們的版圖太小，沒有智庫生存的空間。即使在美國這樣一個智庫很多的國家，也沒有一家是專門為矽谷服務的。而在長城所，有50多人常年研究高新區，有十多人專門服務於中關村，這甚至令斯坦福的學者們都非常吃驚。

劉誌光：韓國有研究院，但也是吃國家飯的；日本的智庫都隸屬於某些大企業，跟韓國有同構的地方，同樣民間的智力機構不發達。

結合長城所這麽多年的經驗，智庫的發展與中國市場經濟的發展結合在一起。現在分工越來越細，專業化越來越強，這也要求有智庫的支撐。中央電視臺公布了中國幾大智庫，全都是體制內的。如果這樣說，中國智庫很發達，各地、各機構都有自己的智庫。如果不講獨立性，中國自古以來就有幕僚的傳統，食客、幕僚、師爺，從古至今從未斷過。但是從美國的根源追究，嚴格界定，這些機構不能叫智庫。像長城所這樣的民間智庫不多。

王德祿：從這個角度來講，長城所的發展反映出中國民主的進步。假設我們不是市場經濟，如果韓國人、日本人來長城所，也會認為中國市場經濟很發達。長城所的存在很值得思考。

智庫要保持獨立性

參加智庫峰會，布魯斯金學會董事會主席桑頓闡述了智庫的三大核心價值：質量、獨立和影響力。長城所正是盡量發表獨立的聲音，這樣的民間機構對問題能看得更開放、更獨立、更清晰。

劉誌光：西方把智庫等機構叫做“第四議會”，所以獨立性很重要。走獨立發展的智庫之路確實有風險。有一個討論，就是咨詢公司怎麽走。那個討論雖然沒有跟智庫聯系起來，但是內容是一致的。咨詢熱的時候，地方政府有很多事業單位專門做咨詢，但是很少成功，只有在市場中具有獨立性的機構才有可能生存下來。

張劍荊：智庫的獨立性確實很重要。中央也多次提出決策科學化、民主化，要科學化，就要有獨立性。說到獨立性，並不僅僅是說機構要獨立，而是研究成果要有獨立的判斷，這一點，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和中國國際地位的提高，變得越來越重要。但是，要做到這一點並不容易。目前的現實是，很多智庫做不到獨立性。存在著順應決策機構、順應出資人的傾向。

長城所做的調研項目很多，為地方政府做的課題研究報告也很客觀。你們的《企業研究報告》，我每期都看，覺得很有意思，也很有價值。你們之所以能做出這麽好的報告，就因為你們有獨立性。根據我了解的情況，目前很多官員，都希望聽到真實的聲音，他們並不喜歡應聲蟲，他們迫切需要有價值的建議。如果智庫的建議，只是起證明作用，那也就沒有太多必要搞智庫了，有宣傳部門就行了。

林京耀：長城所的研究報告至少在經濟學家、企業界和地方政府官員中受到歡迎。

智庫應具有影響力

長城所在中國的存在很值得思考。長城所最大的優勢是獨立，但是影響力不夠，因為我們成立以後一直比較低調。在現有體制下，低調才能生存。走智庫這條路，什麽時候要謹慎、什麽時候要開放是很重要的，但謹慎並不是要說違心的話。

王德祿：我最近在思考中國的智庫要怎麽發展，要怎麽跟中國發展同步。

劉誌光：長城所與美國的咨詢公司性質不太一樣，但是生存方式比較相似。90年代中期以後，長城所有三分之一甚至接近一半的業務來自政府，從94年介入中關村創業研究，到戰略發展等。王所長在政府管理、高新技術發展戰略等方面提出過很好的建議，這些就相當於一個智庫的工作。後來倡導知識經濟，為國家科技領導小組提交過獨立的研究報告，中央有關領導也有一些重要批示，也給予肯定。

北京市提出發展高新技術企業，長城所提出了很多建議，也影響了北京的發展，如知識經濟等。

張劍荊：我建議長城所更多地關註地方政府。同時利用政協委員、人大代表的影響力。

林京耀：現在反映各種情況的簡報、動態很多，但有些是不科學的，甚至是不健康的。有的機構利用自己所掌控的單通道的、沒有反饋機制的信息渠道，按照自己的觀點和思維方式，向上級和有關部門反映情況，這類簡報、動態很容易引起一些錯誤的決策，甚至造成惡果。

關於各種智庫如何在決策中發揮作用，在中國並不是一個已經解決的問題。應該進一步探索。

張劍荊：2003年去美國訪問時，考察了華盛頓的幾家智庫，包括美國企業研究所，與“美國新世紀計劃”的主管施密特有過交流。當時，美國新世紀計劃影響很大，包括副總統、國防部長等都是其成員。但是在我同施密特交談時，他極力撇清與政府官員的關系，他說，他與政府中那些朋友只是私人關系，有時打打電話。他們的研究不聽命於政府。他強調的是這個智庫的獨立性。在華盛頓，有上千家智庫。這些智庫定位各異，但是他們的共同點是都不屬於美國政府。我希望長城企業研究所將來也能夠像美國企業研究所一樣，成為一家擁有獨立性和巨大影響力的智庫。

最近一直在思考“第三個30年”的話題，智庫是其中重要的話題之一。我認為在未來三十年的發展中，隨著民主化的加深，中國需要，也必定會湧現出更多獨立的、具有影響力的民間智庫，而長城所作為先行者，我們願意繼續探索和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