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臺灣任北翁先生交流

7月5日周日下午，我與來自臺灣任北翁先生及來自紐約的黃政傑先生在所裏進行了長達4個多小時的交流。任北翁先生原來在臺灣一家大型石化企業擔任高管，最近一直與國內外人士交流金融危機的問題；黃政傑先生在美國華爾街對沖基金從事衍生產品設計工作，對美國金融體系運作有深刻的理解。因為是周末，我也有更多的時間和他們廣泛交流美國金融危機、中國發展戰略、中國戰略文化和中國金融改革等話題。黃政傑先生花了很多時間講解華爾街的金融結構，重點講了信用違約掉期（CDO）的運作機制。在黃先生講解的同時，任北翁先生也提出了很多很有意思的想法，尤其是他對中國經濟未來充滿了樂觀和較高的評價，使我們的交流有了更多的話題。

一、關於中國經濟的地位

任北翁先生認為中國可能會成為世界第一，他問我對這一判斷的看法，我說，中國要想爭世界第一，需要兩代人的努力，而且在正確的道路上努力。他反問我如何理解美國如何成為世界第一的，我說美國成為世界第一有三大因素，第一是二戰使一批猶太人到了美國；第二是美國的實力達到了世界第一；第三是美國的制度創新，這個制度讓任何人只要努力都可能取得成功。現在中國經濟飛快地增長，主要的原因我認為是產業集群。中國經濟增長的動力不僅僅來自中央政府，而來自各個地方的產業集群，現在中國有三千多個產業集群，高端的有中關村高新區、張江高新區、深圳高新區、武漢光谷；低端的有義烏的小商品市場、壽光的蔬菜市場、余姚的塑料城。中國對高新區采用了管委會的模式，成立一個產業促進型的政府組織，起了很多的作用。而美國現在有矽谷、華爾街、好萊塢、拉斯維加斯等領導世界的產業集群，但是美國的各級政府都在產業集群中沒有發揮作用，也不能發揮作用。甚至奧巴馬也不能對產業集群作出政策引導。我認為這一點是中國飛速發展的原因，也是美國需要向中國學習的地方。

二、關於中國的戰略文化

中國的崛起有文化作用,但是我不認為中國的文化只是儒家的文化，而應該有另一個層面的文化——我理解為“戰略文化”。這種戰略文化在老子、莊子、孫子，也有陰陽家和縱橫學派的思想裏有深刻的體現,並傳承下來，它是立足於整體世界觀來看問題和解決問題的。基於傳統的綜合性、整體性世界觀（天下觀），只有中國人的戰略方法論能夠說得清楚全球化的問題，中國是善於從整體論上思考問題的。而美國和歐洲的思維模式是專業化、具體化的。中國在老子的時代，已經是站在全人類、全世界來看待問題。我們只有站在全球化的視角，才能理解當前全球一體化下的一系列問題，才能在全球分工中做出大的布局和安排。因此，我認為中國的崛起在文化上應該提倡戰略文化。

在戰略文化的涵義下，孫中山、蔣介石、毛澤東的方法論是在外力對中國作用很大的情況下形成的，是基於對抗、鬥爭、勝負等範疇的認識論和方法論。而中國文化所呈現出來的整體性在日本、韓國的崛起中發揮了很大的作用。在金融危機的今天，中國的戰略文化和整體論對於解決人類面臨的很多大問題十分受用。另外一個方面，中國之所以經濟發展很快和中國人的靈活性有很大的關系。全球化要求參與者有很大靈活性，而中國人的靈活性在近幾十年來得到了較大的發展。戰略上的整體性和戰術上的靈活性是相輔相成的，這就意味著中國人只要能夠發揮所長，就會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取得更好地競爭優勢。

三、中國金融改革

這次金融危機後，中國在金融領域的開放步伐會十分緩慢，但是金融改革還會繼續進行。現在對於中國來說比較困難的，是中國金融改革重點恰恰是美國正在吸取教訓的領域。有一種觀點認為，因為中國金融改革較慢，這次危機對中國的影響才較小。但是，因為金融改革較慢，中國人在全球經濟中的主動性就較差。在這個意義上，中國的虛擬經濟應該大力發展，在發展的同時避免美國金融危機的若幹因素。

由於中國在全球經濟中的位置提升，在金融領域需要大批民營公司湧現，而現在的金融體系和這個要求相差較遠。由於中國制造的發展，中國應該積極參與大宗原材料的價格形成機制。由於中國經濟還會保持持續增長，中國房地產業的發展應該放開更多的限制，但是應該控制房價過高增長，因為房價總會受到周期性的影響，由於過高而導致崩盤。如何實現房地產業的繁榮，而不是高房價，這也對中國的金融體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中國現在的銀行體系還是國有銀行主導的，中國的金融投資也是國有企業參與為主的。在這種相對保守和封閉的結構下，很難在全球金融中起到引領作用。下一步金融改革任務十分艱巨，我建議像黃政傑這樣的高端金融人才，應該用他的經驗為中國的金融創新和金融發展服務，可以深入研究中國經濟體系，也可以在華爾街為中國資金投資活動服務，更應該出現更多的像索羅斯這樣具有世界影響的中國人。我建議在華爾街的華人應該更好地理解中國，理解中國的戰略文化，我建議他們多讀一些莊子、老子和孫子的書。（2009年-7-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