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中國的長期革命，近百年來有了重大的發展。繼自強運動、百日維新、辛亥革命及五四運動以後，蔣中正及其所領§導的國民黨建立了一個新的高層機構；**和**則建立了新的低層機構。今後中國的重要課題，是如何在高低層機構中建立法制性的聯系，使整體發展走向合理化。

嚴格說來，寫一本成為定論的現代中國史，刻下時機尚未成熟。中國的長期革命有如一個大隧道。需要100年時間才能摸索過去。當這隧道尚在被探索的時候．內外的人物都難於詳細解說當中彎曲的進程。即是革命人物也會被當前困難的途徑迷惑，而一時失去方向感。今日的原始資料充滿著憤怒和焦躁的文字，強調事情之衍化不如理想。可是著眼於宏觀歷史，我們不能不以積極的目光視之。我們所說歷史上的長期合理性有何意義？這就是說，縱使事實之衍化對我們個人不能如意，或者在短時看來為荒謬不合理，可是把這些情事前後連貫，又從超過人身經驗的角度看去，則它們有其意義；最低限度，這些事跡使我們知道我們生命旅途之原委。

　　資本主義與中國的長期革命

　　一個無可否認的事實，是中國在20年代不能在數目字上管理，今日則走向可以在數目字上管理之途。現在各種征象顯示中國的歷史如以上各章所敘，本來與西方文化的進度互不相容，今日則已覺得共通之因素可以聯結。在闡述這如何成為可能的時候，我們先要將眼光著寬看遠．註意若幹外界的事物，因為最能令人相信的證據不存在於刻下觀察題材之本身，而在其外。

　　今日中外學者提及的一個問題乃是，中國將在資本主義的道路上試驗多久。這與我們背景上的分析有關，此時也不妨從這問題說起。

　　資本主義是一個令人眩惑的名詞。英國在世界第二次大戰後經驗，她可以立即施行社會主義再回頭重新采取資本主義，當中也並無修改憲法的必要。迄至東西冷戰開始，很少人會因被稱與資本主義相連而引以為榮。現今這名詞在西方的地位擡高，乃是基於政④治上的原因。冷戰和國際關系使西方民主國家覺得保衛資本主義是她們之間一個共通的目的。這樣看來不僅這名詞含義模糊，而且被引用遠逾於以前的內涵。

　　實際上，資本主義能夠施行無阻，無非一種以貨幣管理的安排，由以下三個條件做起。

　　信用廣泛的展開，

　　經理不受人身關系限制，

　　和服務性質的事業全般活用。

　　更要附帶申明的則是，資本主義施行時，這貨幣管理的制度務必延伸而包括全國經濟各部門，即農業也和工商業相同。一種適當的司法制度必須在後扶持它。如是，通過以上三種條件所交換的價值才能確定，所定合約才能執行。資本有了保障，才能存聚。實行這種體制時，資本主義國家讓私人企業占先，因此私人資本在公眾生活上占著一個比重特大的地位。付出這代價之後，人民大眾就用不著受政府機構很多不必要的管制，只讓經濟因素作主，在自由競爭的條件之下，使效率提至最高。社會主義給這體制以若幹修正，它使公眾的資本加入，並對私人資本加以較強之管制。其間之差別也是相對的。即今日美國的經濟生活也不是全然不受社會主義影響。

　　資本主義的歷史構成

　　要是我們檢視資本主義在歷史上構成的程序，則當中無此復雜的情形。在“資本主義”這一詞出現之前，亞當·斯密只稱之為“商業之系統”。創造這體系時，以文藝復興期間的意大利為其誕生之搖籃，威尼斯又為這運動之先驅。

　　在實施資本主義之前，若幹內外障礙必先排除。意大利此時在政④治上做到這地步。因為羅馬教廷與神聖羅馬帝國爭權，兩不相讓，意大利半島上的很多城市得到實際上獨立自主的地位。教會裏不許放貸生利的禁規都置之不顧。在各城市之中，威尼斯又有它獨具一格的體制，即其經濟一元化。它在大陸上擁有的農業土地數量不重要。它賦閑的貴族有退休金。勞工不足成為問題，因有奴工及雇用之外人。城中鹹水也不宜於制造。所以威尼斯避免了中世紀以來歐洲各國通有的糾紛，例如教會法庭、皇權神授說、寺院利益、貴族特權、同業公會的限制、勞工的要求，以及普通法的習慣等。整個城市社會等如一個大公司，民法即商法。這商人組成之民國只須隨著她的本能構成她的海上威權以商業致富。14及15世紀初期，威尼斯達到她聲望和威勢的最高點，儼然為歐洲國家之一。可是也因為她的資本主義缺乏生產的基層支持，其發展的程度有限制。土耳其在地中海東部逞威，葡萄牙也在西方突起的時候，這城市很快失去了她的領§導地位。

　　意大利文藝復興的進度降低，北方文藝復興代之而起的時候，荷蘭民國成為資本主義的次一臺柱。以前低地國（包括今日之荷蘭、比利時和盧森堡）並無組織民族國家的經驗。可是這地區封建領主的控制不緊湊，市的自治權力較其他地域為強。很多市鎮由封建領主承認的特權已有了長久的歷史。也有很多地方，一個村民只要在城市裏居留40天即可以擺脫隸農（villien）的身份而獲得市民（burgher）的地位。鄉村的織工和負販商人湧入城市的時候，各城市裏的司法機構已經經過調整，有對付因此產生各種的問題的能力，以後不必走上階級鬥爭的道路。同時，封建領主在市內所有者不過地租，地上房屋尚為市民所有貨幣日趨普遍之際，地租無法增殖，是以領主之控制及其影響只有愈為降低。在這些城市之中，尤以阿姆斯特丹一向被鼓勵與其他漢撒同盟（HanseaticLeague）的城市競爭（漢撒同盟一般以德境波羅的海沿岸的自由市組成，但阿姆斯特丹也是成員），而活躍於國際市場。

　　促使荷蘭民國獨立近因為西班牙之宗教獄。查理五世1550年頒布的詔令稱凡是任何人將若幹新教邪說印刷、抄寫、保藏或傳布，未經特準閱讀、講授或討論聖經者一律處死。如果表示懺悔，則男子斬首，女子活埋。至死不悟，則以火燒死。任何教會的法宮都有執行上述刑罰的權力，告官者可分得犯人十分之一財產。又準備成立新主教區以便將各地人民籠於更嚴格之管制。查理尚不能犒詔令全部執行，嗣位的菲力二世變本加厲執行，一時引起低地國家叛變。他又在這地區抽收貨物零售稅10％以支持其軍事行動，更引起當地民眾抱怨，於是宗教自由、地方自治和經濟上之齟齬各種問題糾成一團。

　　低地國對西班牙的抵抗成為一段綿長的歷史事跡。首先即有菲力所派亞爾巴公爵（Alva）的來臨，事在1567年。他所執行的“血腥法庭”所判18000件刑案是當中發展之一部。英國對叛徒的援助引起西班牙艦隊全部出動征英，世稱“無敵艦隊”（SpanishArmada），不意為海風漂沒。荷蘭之宣告獨立事在1581年。只是不到1609年的停戰協定，新民國無從覺得她的安全已有相當保障。還要待到三十年戰爭結束，各國在威士特法裏亞（Westphalia）簽訂和約，荷蘭民國之成立才獲普遍承認，事在1**8年，去首先之軍事沖突已81年。

　　各種演變互為因果一再觸發，不免產生不少當初無從料及的後果。低地國家南部為首先發難抵抗西班牙的地方，事後卻仍在哈布斯堡統治之下。獨立者為北部。喀爾文教派初由弗蘭德斯（Flanders）傳入，日後成了荷蘭人的宗教；而今日之比利時和盧森堡繼續信夭主教。另外一段意外的發展則是聯合省（荷蘭民國最初的稱呼）得到大量資本和技工的註入，以後她的紡織業有飛速的發展，奪走南方的優勢。

　　哈布斯堡的鉗制既已推翻，羅馬教廷的壟斷也已解除。喀爾文派的**教會（ReformedChurch）並沒有立即帶來宗教上的和平。在解釋“命定論”（Predestination）的時候，又構成所謂“抗議派”及“反抗議派”的沖突，可是兩派都無力號召充足的社會力量發動內戰。另外一段發展是，在抵抗西班牙的戰爭中，各地貴族站在人民這邊，戰後他們的產業大部喪失，雖然保有貴族頭銜，實際上已成了市民階級的雇員。在這情形之下，新國家除了一意在資本主義的道路上走之外，沒有其他的邏輯足為建國的憑借了。所以這國家出生於北海之濱，從此專心註意貿易和海上的權威，認為這是立國的宗旨。它的民法經過一段提倡，特別註重私人財產權，與水上及國際間的施用。萊頓（Leyden）及尤特裏特（Utrecht）兩處大學也供給了智囊，解決了當中思想上和技術上的問題。在今後一個多世紀內，阿姆斯特丹成為西方最前進的海運中心、海上保險業中心、商品的交易所和貨幣市場。亞當·斯密曾在《原富》以整節篇幅介紹阿姆斯特丹銀行的業務。這銀行是當日推進資本主義最有效的工具。

　　只是這民國的內地鄉村中各部分仍是出產奶油和乳酪的地區。各地根據過去之特許狀組成，內中的習慣法互不相同，於是只能以聯邦制維持。有了這兩級政府的伸縮性，很多不合時宜的法律無須明文廢止，以後就在用進廢退的條件裏被淘汰。同時新的管制方式也可因試驗而生。所謂“聯合省”不僅是由有獨立主權的7個省組成，而且每—省內有些市鎮尚保存若幹獨立性格。又如荷蘭印度公司是由好幾家公司合並而成，以後每一公司之後身自成一“廳”，保持著各別的董事會、船只和航行的日期。荷蘭的海軍由5個不同的海上公署聯合構成。阿姆斯特丹有它自身的郵政局，一直向外國收發郵件至1752年。當日荷蘭省不過是荷蘭民國七省之一，但它有全國2／3的人口，也曾承辦聯邦3／4的經費，甚至堅持它有獨立的外交權，不受聯邦拘束。

　　雖說如此紛紜，看來用貨幣管制的方式終能生效。資本主義最大的用場乃是“任之自然”的處置，遂能利用地理上不平衡的地方獲得利潤。顯然在初期現代社會尤較今日有效。荷蘭民國內部的緊張確實存在，但始終沒有發展到破裂的程度。從商業上的財富能反饋農業的情形看來，當日之作法應算成功。各種海堤、人造草場、風力抽水機、牲口選擇性的繁殖和排水的運河不久也使這個新國家整個改觀。

　　英國之例

　　在17世紀，荷蘭民國既為英國的對頭，也是後者的好榜樣。這兩個國家交戰不止一次。可是英國人也迎接一位荷蘭王子為他們的國王。如果這令人感到驚異，尚有世紀中期的內戰，一共兩次。弒君之後，朝代為之中斷。此時的英國也曾試驗為民國，也接受了獨裁制，回頭又有王室復辟，復辟不已，再來一次革命。即至今日也難有兩個歷史家對以上情事的看法全部相同。也就是說，通常的解釋很難說明為什麼一個國家要在一種周期上巡行兩圈才領悟了她本身的性格。

　　從宏觀歷史的角度來講，此中情節並無神秘之處。17世紀初期，英國不能在數目字上管理，至世紀末期情形已有極大好轉。當中的幾十個年代裏，這國家不定的情勢引起很多不同解決問題的方案，一般都有各走極端的趨向，例如專制皇權和議會至上說、大主教勞德（Laud）的註重教會紀律和各教會的自創門戶、從軍事管制到共∕產主義。當時提倡這些辦法的人沒有省悟到，他們自己的立腳點已延伸到歷史經驗之外。從來沒有像英國這樣大小的國家也有適當的農業基礎可以樹立一種貨幣管制方式，從此她可以首尾相應如一座城大都邦之緊湊。

　　要從這國家內部與時代不合的情形看來，才可見得問題之大。英國的封建制度早已崩潰，即莊園制度作為一種制度也早不存在。中古以來土地占有的殘跡既無從調整，也仍然沒有掃除。最初封建體制之下土地不得買賣，實際上則買賣層見疊出已好幾個世紀。當初賣主無妨“封”新業主為他的“陪臣”，成交之後有“每年夏天采辦一朵薔被花”的義務。隸農在黑死病使人口減少時即已解放，事在14世紀。幾百年來他們持有耕種土地，傳之子孫．稱“抄本產業人”。習慣法保障他們不被逼著交莊，而他們也仍對業主盡不同的義務，在各種情形之下千差萬別。已改作現金付交之租費則因世紀的通貨膨脹，貶值到近於零點。詹姆士一世在位時，王室賣出了一部分地產，時人以價格低廉，有如贈予。可是現在看來，其價格已是當日100年的租金。在這段期間，租賃費的增加如果事屬可能，只能改稱為“罰金”。有心計而帶侵略性的地主能在約十余年內將其地產租金增加至4倍；無法增加的則全部凍結。有些地主令抄本產業人及租賃人接價之後退田；也有地主始終找不到手下的佃農。

　　這樣雜亂無章的局面使若幹投機者旦夕成為巨富，也使很多人江河日下。所有佃農雖有對土地之使用權，但法律上的地位不明，惶惶不可終日。這顯然不是保持社會安定的辦法，更談不上動員全國的資源去對付一個極端帶竟爭性的新世界。

　　如果英國此時集中於食品之生產，專門對付國內及內地的需要，問題就簡單得多了。那樣則商業可以歸納於沿海都市之中，不和內地關聯。可是英國的出口大都在羊背上，羊毛及毛織品占輸出物品75％至90％之間。牧羊業使英國農業與商業關系至深，對海外市場價格的變遷極度敏感，也與外交情勢發生關系。更因國際貿易之展開，17世紀國內的貿易也有平行的發展。內戰前夕，許多循行各地之商人經常來往於內地次級城市，負販則及於各村鎮。

　　司法制度缺少統一性，增加了全國的不安成分。所謂習慣法者，根本是農業社會之遺物。它的保守原則著重過去未曾做過之事現在也不能做，所以以各地之自給自足為依歸。這已和17世紀的情形極不相容。所謂衡平法（equity）本身並非法律，只是它認為法律務要使兩造感到公平（equitable），也受羅馬法及寺院法的影響，此時只能行於國王直轄之特權法庭。

　　在以上情形之下，國王被迫增加新稅以支持海陸軍，因之以對付新問題並且擴大行政範圍，全國意見分歧。很多的爭執與不同的信仰至此集結在一處，也掀動了不同的情緒。教會內外的糾紛，源於都鐸王朝執行宗教**後迄未成定局，只有使爭端愈為尖銳化。也就是說一切都已投入一個大熔爐裏。

　　這樣的情況不是上端有了變化，諸事即可解決。當社會下面各階層仍無法管制，而且上下之間適當的聯系尚未形成的時候，威士敏斯特的人物換班不足以構成任何突破。我們必須註意問題癥結在整個國家組織，不僅是權力的分配或執政者的個性。

　　當16**年威廉和瑪麗，亦即荷蘭的王子和英國公主出身的王妃同為國家最高主權人時，重新構造全國的工作已大致完成。幾十年來的混亂已使全國土地一般有了合理化的解決。陶尼（Tawney）所說土地換主以打仗的方式完成，要比法庭告狀來得省費。一個實地上的測驗來自1692年。當日土地所有權已經過如是之進體化，是以新收土地稅用不著包稅人。因為如此，新稅以**管制的辦法征收，得款每200萬鎊，全部繳入財政部（Exchequer），此為前所未有，稅收亦超過歷年各項收入之總和。

　　自特權法庭被國會取消之後，習慣法法庭即以試驗性質施用衡平原則作判案的一部分根據。最初不過是承乏的辦法，不久衡平法也造成成例，脫離了凡事都是臨時的觀感。這兩種法律的並合，已為日不遠。16**年賀爾特（JohnHolt）為首席法官，他指示以後習慣法處置商人案件時概照商業習慣。這對一般人民的生活有極大影響，尤其是關於遺傳典當、動產處置和不履行契約之賠償等。

　　事實上奧倫治家的威廉對英國事物沒有深厚的興趣。瑪麗承繼斯圖亞特王朝之名，不過是個凡事依從的妻子。他們可以被擁戴為國王與王後，無非表示下端的改組已大致安定。這時，元首對國事缺乏成見反可視作一種長處。有了這樣的改組，國會至上至此成為事實。私人財產權被確定，也成了新政權的施政邏輯。內閣制和兩黨制出現已指日可待。

　　1693年的皇家礦法（MinesRoyalAct）取消了國王自所有礦砂內提取金銀的特權。過去這規定阻礙著工礦的發展，新法案對新投資極有引導力。次年再有英倫銀行誕生。新銀行貸款於政府，使公債從此成為一種永久制度，國王個人再不對之負責。事實上威廉與瑪麗尚為這銀行首一首二的股東，可見得公私之界線已劃分明白。有了這些舉措，英國之現代化已具定型。毫無疑義，國事之決策從茲可以用商業原則處理。

　　16**年的革命以“光榮”稱，不僅因為只有極少流血，也因為這革命將幾十年來的成果一並收納。這是一塊新的裏程碑。以後只用司法決定何者為合法何者為不合，即可將體制內不應產生的技節鏟除了。

　　自此我們再重新檢討以貨幣管制的三個條件，亦即信用之展開、經理與所有權分離、服務之全般活用，也可看出英國在18世紀初年已充分與之相符。自從1694年成立英倫銀行，這國家經驗到的信用膨脹有了現代尺度。1702至1714年國家歲出由500萬鎊增至700萬鎊，同時期內國債由1300萬積至3600萬鎊。馬爾波羅公爵（DukeofMarlborough，邱吉爾之祖先）能夠打敗法軍，得力於十多個歐洲大陸的城市貸款支持他的軍事行動。貸款的人一聽說倫敦商人全都支持英倫銀行，不待勸說即解囊。這也可算得第一次“國際貨幣基金”所做的投機主意：現代戰爭之具商業性，自此更明顯。讀到這裏，也可以欣賞鮑爾教授所說“資本主義之成功端在它與國家互為一體，它本身即是國家”的意思。

　　英國既已發展到這程度，她於是在國際財政界突出於荷蘭之前。過去荷蘭壟斷了船舶的海上保險，即英國船只在17世紀也由荷蘭保險，現在英國取而代之。一般看來，凡是荷蘭能做的事，英國只有做得更好。其秘訣在於將國家經濟的下層機構發展之後，以習慣法和衡平法結合用作新體制上下之間的聯系，於是農業之財富和商業之利益有了交流的孔道。兩種事業也可以彼此扶持。英國的鄉紳與新興市民階級相得益彰。自詹姆土一世從蘇格蘭到英國踐作以來，宗教上的爭端經常使國家處於動蕩的局面裏。可是在現代人的眼光裏，這宗教爭端已毫不相關了。當然，所有工作並未全部完成。更多圈地法案還待通過，農業土地才能極盡其用，付費公路才能修築，農業剩余的勞工才能轉用到城市。他們構成了城市間的無產階級，為新興工業廉價勞動力之來源。可是至此一種無可逆轉之處業已到達。英國人一眼看回去，他們總可以視16**年為他們歷史上一塊重要的裏程碑。其他行動或受調整或被逆轉，而光榮革命的結果永在。

　　中西對照

　　以上所說與中國歷史有何關系？

　　這些不是天方寓言。所述也並非偶然出現之事物，只在出現的國家裏有效。人類需要自存的天性使他們不斷屯集物資，終於在商業之間找到實踐的滿足。它所創造的式樣，以後成為政④治體系的施政原則。這些辦法有好處，也有壞處；它們可以被歪曲，庸俗化，而且濫用。可是當中所有財貨和各種服務都應當能互相交換，也能由法律監視的原則已不可磨滅。它已經打開了科學的探討和技術的引用。它已經使人類的生活更為富麗；它已經被視作將世界各國分等級的標準。這種物質生活有馬基維利、霍布斯與洛克等人所予意識形態的支持，已經成為西方思想的重要體系。在20世紀末期，世界歷史成為一元之際，我們看不出在研究中國歷史時如何能忽視資本主義產生的的過程。威尼斯銀行下接阿姆斯特丹銀行，更有英倫銀行，也和意大利之文藝復興、北歐文藝復興與英國文藝復興印證。這已不是單獨且分散的例子，而是前後互相貫通的史跡，業已擺在中國人應走的道路上。說來不怕粗略，從直率的眼光看來，中國自鴉片戰爭以來的歷史也可以視作對這種挑戰的各項反應。我們所能想象的結局，也無非大陸整塊土地上產生的中國文明和這西方的海洋文化匯合。

　　過去歷史之發展未達適當的縱深時，中國之**者和歷史家同有將中國應做的整備看輕的趨勢。中國的革命通常被與明治維新相比。其實日本在德川幕府時期有帶競爭性的諸藩，已有將他們的社會生活和經濟生或按照商業條理處置之姿態。各封建領主之下有“藏元”，亦即營業經理。銀行業稱“兩替屋”者，有的尚為幕府匯款，有了幾百年歷史。批發商叫“間屋”，也構成各種“組”。同業公會稱“株仲間”。道路交通網稱“五街道”者已將各大都會聯結。“宿驛”遍及各地，通信則有“飛腳”。海船之定期航行者稱“回船”，又兼理保險事業。所以，構成資本主義貨幣管理的主要因素大多已在事前存在。明治維新不過在這種種商業因素之上加了一個總攬一切的政④治組織，資本主義的體制即此就緒。

　　中國歷史也不能與俄國革命相比。中國缺乏彼得大帝以來種種西化基礎，同時無隸農制度，他們在100多年之前尚在帝俄裏存在。嚴格說來，正統的馬克思主義無從對中國人提供技術上解決問題辦法。《**宣言》一向被稱為革命行動之指導，讀時應當註重其實際上對問題著手之步驟。“革命之生產方式”僅能由經濟組織最前進的國家執行。共∕產主義者不當另外組勞動階級之黨抗衡。這些都已寫在《宣言》之內。

　　雖說美國對中國歷來不乏好意的支持，美利堅卻不能在歷史上對中國提供歷史上的向導。美國成立時衡平法與習慣法之結合雖未全部完成，兩者交匯至少已有超過100年的歷史。美國人不能想象農場之管理和鄉村之治理不能以金錢為主的情形；他們了解，立法雖接近現代化，後面沒有社會上強迫執行的要求，則到頭仍行不通。美國的商業效率，亞洲國家不能輕易照抄，因為它有環境上的優點，將一種業已證明有效的系統在長時間內逐漸加於一個大陸的廣大地區之上。另一方面，她奮鬥的特殊紀錄，包括“塞家叛變”（Shays‘sRebellion），威士吉叛變，各州否定聯邦法律（Nullification），各州高持“州權”（staterights）的例子，更有關於貨幣、銀行、反對托拉斯、管制勞工與跨州商業的立法而產生的各種糾紛。這樣一來，現下美國分工合作的辦法，也是只此一家了。如果我們要從歷史裏得到教訓，最好還是追根看清資本主義在西歐發展的原始形貌，才能為了解今日之中國提供一大有益借鏡。

　　從宏觀的立場看來，世界上從無一種全然相同的事物在歷史上發生兩次。每一事物都有它獨特之基點。所以在提出因果關系時，我們也應當將歷史事跡盡量前後連貫看去，而不應因一時一事偶爾相似即下定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