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利俠: 冒險與現代性——齊美爾思想與生活圖景的冒險內核及其現代性意涵 4

不得不說,弗里斯比對「冒險」的理解還是有失偏頗。除了《冒險》一文之外,齊美爾在其他地方也間或提到了「冒險者」或「冒險」。在《社會學》第九章「空間與社會的空間秩序」附錄的一小節里,「冒險者」與流浪者一起成為定居群體的對抗力量,但是相對於流浪漢而言,冒險家的生命准則更加自由不定,更不能接受固化的組織(Simmel,2009:597-598);而在第十章「群體的擴大和個性的發展」里,齊美爾在比較內戰前美國南北政治的差異時特別提到,美國南部居住著更多個體冒險者,他們具有更獨立和無政府的人格特徵,而「被更嚴格規制的北方人則傾向於狹隘城市文化的培育」(Simmel,2009:627)。這些散落各處的只言片語無不顯示出在齊美爾的觀念里,冒險者擁有更為獨立豐滿的個體人格,總是難以滿足於固有的形式,不可遏制地投身於形式與生命的更新中,其與日常生活的對抗程度也超出了弗里斯比界定的范圍,正是這樣的人格才可能在客觀文化的壓倒性力量之下,依然遵從個體法則,實現主觀文化的發展。

弗里斯比一方面過於強調冒險從生命中脫離而活在現在的維度,忽略了冒險最終對生命的回歸;另一方面將冒險對生命逸出又回歸的關係解讀為其對日常生活的逃避與無可逃避,忽略了冒險與生命關係的形而上維度,特別是冒險以其非理性面向對生命的更新。這是因為弗里斯比的論述主要著眼於齊美爾的前期著作,立足於形式,較少關注其後期的生命轉向,因此整體上呈現出一種悲觀論調,大大窄化了冒險的意涵。齊美爾一生的思想都圍繞著生命和形式的關係展開,但是從總體來看,他在前期將著眼點更多放在形式上,到後期才慢慢將重點轉移到生命上。如果從齊美爾後期以生命為立足點的視角出發審視冒險以及他的思想與生活,整體景觀將會大不相同。

需要強調的是,冒險的內容之所以包羅萬象,主要是因為齊美爾明確指出,冒險的定義依據的只是它的形式,與內容無關,所以任何經驗行動只要脫離生命到一定程度,最終又以某種神秘方式回到生命過程之中,那麼它就屬於冒險的范疇,後文的討論主要圍繞這一形式性的概念展開。內容廣泛的冒險自然不全是正面的功能,但就像齊美爾對尼采的評價一樣,與它為現代精神帶來的安慰相比,負面效果不值一提。


三、思想內容的冒險內核

(一) 文化——精神生命的冒險與中斷

1. 文化作為精神生命的冒險

以齊美爾的冒險概念來看,所謂的文化實際上就是精神生命的冒險。齊美爾在1900年寫作《貨幣哲學》時就形成了比較完整的文化概念,主觀文化與客觀文化的沖突在彼時已有詳盡的討論。後來的十幾年間,齊美爾一直沒有間斷過對文化的討論,只是隨著生命觀念日益成為思想的焦點,其討論文化的方式亦有所變化。齊美爾於1911年發表了《文化的概念和悲劇》(The Concept and Tragedy of Culture)一文,與《冒險》的寫作時間幾近重合。在這篇文章里,他基本沿襲了《貨幣哲學》里的文化思想,將文化定義為一個以主體完善為依歸的主客體融合的過程,「文化的公式是主觀和心理的能量獲得了一種客觀形式,該形式隨即從創造性生命過程中獨立出來,而後又重新投入主觀生命過程之中,為主觀生命(subjective life)的核心存在(central being)帶來全面的完善」(Simmel,1997: 68)。「文化其實常常僅意味著主觀發展和客觀精神價值的一種綜合」(Simmel,1997:64),它是精神的完善,但「精神不是直接從內部獲得這種完善,如宗教所及的深度,或道德純潔和原始創造力。精神完善是通過人類思想成就的歷史成果間接實現的——知識、生活方式、藝術、國家、一個人的職業和生活經驗。這些因素構成了主觀精神以一種更高級和圓滿的狀態回歸自身的文化之路」(Simmel,1997:91)。總而言之,對齊美爾來說,文化是對分裂對立的主體和客體進行的一種綜合(王贇、王俊敏,2022),在此之中,精神從自身出發又回到自身。精神生命為了表達自我而創造出種種客體,但是客體一經產生就成為與主體相互區別且對立的獨立存在。不過,主體為了自身的發展又重新將客體吸收融合到生命之中,由此進入更加完善的狀態,這個以主客體的分裂為前提又以二者融合為結果的過程便是齊美爾所說的文化。由於對主客體融合的強調,只有主體自身孤立的內在發展並不是文化,不以主體整體完善為目的的客體發展及其對客體的利用也不是文化。如果按照前文齊美爾對冒險的定義,融合了主客體對立的文化過程便可以視為精神生命的一種冒險,客體被精神生命創造出來,仿佛一度完全脫離生命而自成一體,卻又在主體的文化過程中返回生命自身,在這個過程中,精神生命得到了促進。這樣的文化定義顯然具有冒險的形式特性:生命的一部分激烈地逸出生命,成為一個具有獨立意義的整體,但最終又以神秘的方式回歸生命。無論是有心還是無意,從定義上看,齊美爾的文化帶有鮮明的冒險特徵,在一定限度內主客體之間的對立沖突越激烈,文化作為精神生命冒險的意味就越強烈,一旦超過這個限度,冒險就可能因為主客體無法重新融合而失敗,而沖突未到一定程度時,冒險色彩可能減弱甚至喪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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