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學應當只用詩來寫。—维特根斯坦

哲學家如维特根斯坦，有其詩性的警惕。在社媒時代，詩和詩集似乎都供過於求，詩人能返回頭来檢視，自己是否缺了哲學的警惕，對語言未嘗不是好事。（陳明發14.02.2024）

在社媒時代，詩集與詩的產量驚人，但大多傾向於情感的過度宣洩（Pathos）。

哲學的警惕：維特根斯坦強調「對於不可說的東西，必須保持沉默」。當代詩人若缺乏這種警惕，會落入「語言的自我繁殖」中。

當詩人返回頭檢視，他會開始問：「我用的這個詞是真的在『指涉』生命，還是僅僅在『消費』一種優雅的修辭？」這能讓語言從社媒的碎片化回歸到精確性。

2.從「自我抒情」轉向「語言思辨」: 許多詩作止步於「我感覺」、「我亢奮」、「我憂傷」......。

哲學的警惕：借用維特根斯坦的「語言遊戲」觀點，詩人應意識到語言不只是抒情工具，它是一套生活形式。有了哲學警惕的詩人，會像畫家那樣反覆試驗光影色澤一樣去檢視詞語、意象與脈動。我在〈裂隙〉一詩中所寫，「陽光」與「火爐」作「熱度」的對比，不只是比喻，而是在釐清感知與現實之間的邏輯關係。這使詩不再只是情緒的載體，而是認知的庖丁刀法。

我在思索鄧以蟄的“境遇”詩—史觀時，提出「天時 = 宙 x 禺」作為一種自律，算是一種哲學警惕吧？

邏輯的介入：詩人如果只依賴感性（禺—情志區塊），作品會顯得瑣碎；如果只談宏大敘事（宙—詩史綿延），則顯得空洞。

引入這種「乘法邏輯」，盡管它不是硬性的數理方程式，但在創作時能提醒自我不忘「宇宙觀的尺度」。嘗試讓每首詩都是無盡時間（宙）與當下機遇（禺）的嚴肅交會，就像鄧以蟄的「境遇」所說的歷史痕迹，不至于落得只堪社媒不及一秒鐘的點擊。

哲學的詩性：是為了防止思維僵化成死板的教條。

詩的哲學性：是為了防止語言淪為廉價的泄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