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度之詩是文明的腳手架，核心特質是遵循詩歌傳統的形制規范（如平仄、對仗、音步、韻律），注重修辭技巧的精密編織，其價值在於將人類對語言秩序的掌控推向極致，在有限框架內創造目標明晰的言說和表達。通靈之詩是語言的巫術，核心特質是突破理性邏輯與語法規范，通過意象的蒙太奇、語感的震顫與直覺的閃電，捕捉意識深層的原始震顫。當然，絕對的「通靈」可能導致詩歌滑向譫妄，通靈之詩仍需某種隱形的法度作為錨點。比如陶淵明「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看似渾成，實則暗藏《古詩十九首》的法度肌理；蘇軾詩詞的「衝口出常言，法度去前軌」也並非否定法度，而是將法度內化為「從心所欲不逾矩」的自然呼吸。我們得承認，有些詩人是兼具法度與通靈的。也可以說，所有的通靈時刻都在重構傳統法度，而形式本身亦可成為創新的催化劑。這就是中國詩學傳統中「人工」與「天工」、「法度」與「妙悟」、「規則」與「神韻」的永恆辯證。

西周以前，「詩」為祭儀專用語，「詩」最初指祭祀中的頌禱辭，如《周禮·春官·龠章》記載的祭歌，「詩」即祭儀主持者的神聖話語。西周至春秋，「詩」的政治化轉向，使「寺」從純宗教場所演變為君主行政機構，「詩」隨之擴展為「朝廷議政之言」，如《詩經》中的諷諫與政治隱語，但早期宗教性仍保留於《周頌》。戰國以後，「詩」進一步世俗化與泛化，孔子編訂《詩經》，使「詩」脫離特定場合。秦漢後，「詩」泛指抒情韻文，但詞源仍錨定於「廟堂—祭祀」之傳統。從「詩」的歷史語境與功能演變可知，在遠古時代，詩歌應該更傾向於是通靈之詩，因其直接關聯宗教祭祀活動。在這個意義上，「詩」為「寺中之言」應更接近於「詩」字本義。葉舒憲從文化人類學角度強調「詩」乃「寺中之言」，蘊含上古祭司話語的神聖性。這種對「詩」字本義的宗教淵源的再發現，為重審中國詩學傳統提供了新的視角。

我想或許更本質的劃分不在於法度與通靈的對立，而在於詩歌本身作為「元語言」，通往混沌無限之高維意識體宇宙。最偉大的法度之詩往往通靈，最純粹的通靈之詩也必含秘傳法度。或許，發明「詩」——「寺中之言」——這個漢字的人，也已一舉造就了後世詩人的命運：像一名巫師，從混沌中發掘萬物的關聯，又在關聯中領悟真諦。「詩意」是我們從日常生活或藝術作品中所體驗到的某種「只可意會不可言傳」的神秘意味。對於我來說，「詩」是潛藏於心底深淵處、不停將人向地平線遠方驅逐、同時保持著最高沉默的「剝離了神靈的神秘主義」，對於若顯若隱的它，我只能像老子一樣「強名之」為「詩」。

和《離騷》的縱橫神話、歷史、現實、自我比，和《神曲》的穿透地獄、淨界、天堂比，今天的許多詩歌，實在一地雞毛，瑣屑無聊，如同在泥地塵埃中爬行。我知道，確實存在某種貫穿了所有詩歌的東西。每當我調動生命的全部能量，聚焦於一個句子，就通過書寫，在貼近它、確認它。我知道，自己有朝一日也將整個融入它。（2025-04-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