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不太熟悉巴塔耶的讀者而言，《天空之藍》這部小說便如同巴塔耶的整體思想一樣，既充斥著神秘而晦澀的個人體驗，又不斷挑戰著社會道德底線。因此，閱讀這部作品時，讀者可能會產生強烈的「不適之感」①。這再正常不過，因為巴塔耶終其一生游走在傳統經驗與知識的邊緣，研究被現代社會所摒棄的「異質」（hétérogène）世界，這也讓他的作品本身具有了異質性，沖擊著讀者的價值觀與認知。值得注意的是，這部小說在巴塔耶的所有文學作品當中，也是一個異質的存在，「也許是巴塔耶唯一一部真正的小說」②。

這是因為，與作者的其他敘述作品相比，《天空之藍》具有完整的故事情節，眾多形象鮮明的人物，以及確切的時代、社會與政治背景。巴塔耶將小說置於西班牙內戰這樣的歷史背景之下，使其具有了在作者其他文學創作中罕有的政治色彩。然而，異質性在此又一次顯現出來：這部作品創作於「二戰」前夕，寫於歐洲左翼知識分子革命情緒高漲、法西斯勢力抬頭的年代，但全篇卻充斥著對政治介入的漠不關心，對革命消極悲觀的態度。因此，在文學創作與政治介入交相呼應的年代，這部小說顯得格格不入。

通過這種異質性，巴塔耶想表達怎樣的政治觀點？在政治介入的背後，又隱藏了哪些他對存在的思考？面對形而上的焦慮，他又給出了怎樣的解答？所有這些巴塔耶思想的核心內容，都在這篇小說中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呈現。因此，對於這部小說的解讀，也就成了進入巴塔耶龐雜的思想體系的一個通道。

一、政治介入的局外人

如果從政治的角度閱讀《天空之藍》，我們會發現整個故事實際上描寫了兩個世界的碰撞：一方以拉扎爾為代表，積極投身革命與工人階級罷工運動，對政治介入充滿熱情；另一方則以主人公托普曼為代表，資產階級出身，對政治運動漠不關心，沉浸在一種放縱式的主體經驗之中。乍看之下，這種簡單的二元對立仿佛是革命年代文學的經典范本。然而，這部小說的複雜性卻遠遠超出了這種單純的意識形態對立。

在小說中，托普曼以第一人稱所做的敘事時常在夢幻與現實之間游移。夢境、回憶、超現實的體驗，這些跳躍的主體意識讓他的敘事變得疑竇重重、真假難辨。相反，以拉扎爾為代表的政治世界卻是確鑿的現實，是那個年代正在發生著的歷史事件。但是，在這兩個世界相互碰撞時，夢幻與真實的界限卻模糊了。

當敘事者托普曼聽到周圍的人談論政治事件時，他的感受是「這些人腦子空空如也，並折射出一種不穩定的現實」（第135頁）；在他接受拉扎爾和梅魯先生的政治說教後的第二天，他覺得這是一次「在一個荒唐的現實中游離的經歷」（第148頁），並像忘記一個噩夢一般將之拋在了腦後。在他眼中，自己所處的真實世界，一個政治形勢嚴峻的世界，反而是「不穩定的」「荒唐的」現實，如同虛假的一般。這種外部世界與主體意識的脫節，在托普曼對拉扎爾的坦白中達到了極致：在「第二部分」的第一章「不祥之兆」中，前者向後者講述了自己與蒂爾媞在維也納分手的前後，並坦白了自己的邪惡癖好——戀屍。

巧合的是，這一天剛好是奧地利總理被納粹黨人刺殺的第二天。在如此敏感的政治時刻，在戰爭即將爆發之際，托普曼不僅沒有「深受震動」（第133頁），反而沉溺在自己的主觀世界里，仿佛外界的肅殺完全只是在襯托他的個人痛苦。他甚至渴望爆發戰爭，以契合自己內心的混亂。這樣癲狂、封閉的主體性，與拉扎爾所代表的客觀世界是完全相斥的：後者並未對他的戀屍癖有太大的反應，卻因他對政治的漠視、對戰爭的向往而震驚不已。（2019-12-21 《文藝研究》）

①Georges Bataille,Le Bleu du ciel,dans Jean-François Louette（éd.）,Romans et récits,Paris:Gallimard,2004,p.112.文中凡引該小說文字，只隨文標注頁碼。

②Jean-François Louette,「Notices」,dans Georges Bataille,Romans et récits,p.10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