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哲學的貧困」或者「貧困的哲學」

斯蒂格勒在《技術與時間2：迷失方向》的結尾曾說，像電影這樣的「時間客體」可以同時被成百上千萬、甚至數億人觀看，由此促生了與群體意識和群體下意識相符的、新型的事件結構。這就是說，由於電影的大眾化和普及化，電影會影響人的意識、經驗、知覺和記憶，塑造出「電影感知」（cinematic perception），影響我們對自身和世界的看法，例如電影中的很多情節和元素會內化為我們的認識和經驗的模式。電影還會把現實、過去和歷史重新組合，從而成為「集體記憶」，例如通過你喜歡看什麼電影就能知道你是哪個年代的人。

由於人的意識容易受到電影的影響，所以利用電影可以操控人的意識。從電影誕生起，好萊塢就懂得電影這種「時間客體」的威力。《黨同伐異》、《一個國家的誕生》、《亂世佳人》、《欲望號街車》等影片不僅是早期電影的經典，而且也是好萊塢借助電影在全世界面前塑造美國的形象、推行美國的文化價值觀和生活方式的有效方式。所以斯蒂格勒認為，好萊塢電影的威力遠遠勝過美元和軍隊的力量。這些電影麻痺了觀眾的想象力和判斷力，造成了意識的同質化和貧困化，這也是像斯蒂格勒這樣的哲學家之所以批判電影的原因。

好萊塢一直擅長拍攝一些以技術脫離人的掌控、反過來圍剿人類為主題的科幻電影。從20世紀60年代的《2001：太空漫游》，到80年代的《終結者》系列，再到近年來的《黑客帝國》、《機械公敵》、《超能查派》、《她》、《機械姬》，莫不如此。例如在《黑客帝國》中，人類制造的網絡「母體」（Matrix）反過來控制了人類，把人類當作了能量來源。

近年來，移動互聯網、人工智能和大數據使得這些幻想照進了現實。由於這類科幻電影的主題已經變成了一種意識形態，隨著這些新技術的發展，科學界和理論界也相應地出現了「末世論」和「奇點論」，認為智能技術會導致人類的滅亡，霍金、比爾·蓋茨都成了這種意識形態的信徒。

為了應對這些問題，哲學家們首先想到的就是用倫理來限制這些技術的發展，於是近年來出現了人工智能倫理、大數據倫理、基因倫理、環境倫理等等五花八門的「部門倫理學」和「應用倫理學」，試圖在這些技術發展初期就利用倫理的治理手段把這些技術掌控住，消除負面作用，使技術向善。這種思維模式是也斯蒂格勒所說的意識的同質化和貧困化的表現。

從人類的心理結構來說，這種反應很正常。人類出於動物的本能，對陌生的東西總會感到恐懼，試圖通過一些方式和方法，把陌生的東西納入到自己熟悉的范圍之內。人類總想要科技帶來的好處，消除負面效應。這種烏托邦的構想恰恰忘記了馬克思在《哲學的貧困》中的一個著名論斷：「結果總是壞的方面佔優勢。正是壞的方面引起斗爭，產生形成歷史的運動」，因此，「誰要給自己提出消除壞的方面的任務，就是立即使辯證運動終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