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跨度

本書內容自第一章開始的時間上限，是謝靈運被貶至永嘉的永初三年（422），是年秋，謝氏去離建康而赴永嘉，途中即開始正面書寫山水。此後兩年詩歌史即進入了元嘉時代（424—453），其時他已在始寧的祖業隱居逾年。元嘉是沈增植所謂五七言詩「三關」中的第三關，自時序而言則是第一關，以此詩壇開啟了新的主題和派典。劉勰以所謂「宋初文詠，體有因革，莊老告退，而山水方滋……情必極貌以寫物，辭必窮力而追新，此近世之所競也」，以及「自近代以來，文貴形似。窺情風景之上，鑽貌草木之中……體物為妙，功在密附」，標顯了這個中國詩的新境。

本書的時段下限是白居易於洛陽謝世的會昌六年（846），跨越了唐代元和（806—820）至會昌（841—846）時期。此一期間五七言詩歷經了元嘉之後的「元和詩變」，這是「三關」說之第二關。本書視域即涵攝這兩關之間書寫山水自然最重要的十五位詩人。就書寫山水自然而言，這應當是中國詩人最具創造力的時期。「三關」說順時序而言，第三關是宋之元祐。然宋詩縱然汗牛充棟，卻如日本研究中國詩的大家吉川幸次郎所說：「宋詩是對於人之世界具有濃厚興趣的詩。或許正因為如此，宋詩對於吟詠自然，顯得既不熱心，又乏善可陳」，以致在他眼中，詠嘆自然之美的「山水詩人」，「已不存在了」。而山水主題卻在宋以後繪畫中成為大宗，即便對藝術家身體經驗的強調嗣後逐漸式微。中國詩、畫面對山水的諸多懸隔，實由上文所論詩人畫家之於「山水」的不同關聯而生發。

研究意義

這樣一種研究，其意義又在哪里？本人以為可以概括為如下幾方面。

首先，本書是以全新觀察角度和理論進路，藉案頭研究與戶外考察結合的方法，對中國中古詩歌文本所做的一次大膽探索。這一探索令作者發現了諸多詩人作品未曾豁顯的特色。這就如同進入一片森林，避開了已被路人踩得平坦的路徑，選擇自己從荊棘中去蹚道，固然辛苦，卻能看到平常看不到的一道道風景線，看到各個詩人作品竟如此異彩紛呈。

其次，本書的討論是於世界文學或比較文學頗具意義的議題。人類與大自然的關係，人對大自然的關懷是重要的文化主題，而認識自然山水之審美價值並進行正面書寫是中國文學傳統可以引為驕傲的一項成就。法國學者幽蘭（Yolaine Escande） 曾借引地理學者貝爾凱（Augustin Berque） 的一段話，說明中國山水畫與西方風景畫比較研究的意義。

貝爾凱依據四項條件——一個或多個指涉「景觀」的詞匯，「景觀」的文學表現，「景觀」的繪畫表現，「景觀」的造園表現——認為歷史上只有兩種文明創造出「景觀」文化，即中國南北朝時代及歐洲文藝復興時代。而這兩個跨越不同大陸的時代之間，已經相隔了何止千年。西方研究中國山水畫的學者蘇立文也說：謝靈運比僅僅為了欣賞景色而最早攀登阿爾卑斯山的彼得拉克（1304—1374）早了近千年。這樣的表述或許易使人忘記自然主題在西方文藝中的一段歷史。

遠在文藝復興之前，甚至也在以曹魏建國算起的魏晉南北朝之前，在歐洲羅馬共和國和帝國之交的動蕩時代，文學中已經出現了正面書寫大自然的重要文本。維吉爾的長詩《農事》（Georgics）曾被譽為「在所有文學中，第一首以描寫大自然作為主要存在理由和愉悅來源的詩作」，以致倘若欲歸為一個文類的話，應被稱為「描寫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