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沒有做錯什麼，也沒有被這個男人引誘，我只是遲鈍。但是，對於一個十五歲的女孩來說，遲鈍的後果要比平常的那種興奮的傻笑、臉紅和笨拙的調情嚴重得多。只有少數的男人能讓那些遲鈍的女孩迷失。茜多手術式的干預消除了我內心所有的困惑，我從青春期又返回到了幼稚期——對青春期的自我的羞愧和陶醉讓人遁入幼稚裡狂歡。

我的父親是一個天生的作家，但幾乎沒有留下什麼作品。在創作時，他把寫作的欲望釋放到了整理工具中，他擺出作家所需要的和不那麼需要的一切東西。因為他的影響，我也無法抵御這種狂熱。我欣賞和垂涎過一個作家工作台上的完美工具，今天我對寫作的工具仍然十分挑剔。從青春期開始，我就從父親的工作台上偷東西，先是一小塊聞起來像雪茄盒的紅木三角板，然後是一把白色的金屬尺子。責罵自不必說，他炯炯有神的灰色小眼睛怒視著我，充滿凶狠的敵意。我再也不敢冒險，只能忍著飢渴四處游蕩，在這些珍貴的文具周圍徘徊，腦子裡滿是壞念頭：一疊沒用過的吸墨紙，一把烏木的尺子，幾只削尖的各種彩筆，筆尖精致且不粗不細的鋼筆，筆尖寬闊的鋼筆和鳥兒羽毛一樣薄的畫筆，紅色、綠色、紫色的封蠟，一個手動吸墨器，一瓶液體膠水，更不用說那透明的琥珀色的「封口膠」；一件騎兵披風殘餘的一小部分，小到只有扇形邊的筆刷那麼大；一個大墨水瓶和旁邊的小墨水瓶，都是青銅色的；一個用來烘乾濕頁用的盛滿金色粉末的漆碗，還有裝在碗裡的各種顏色的薄餅 (我以前吃的是白色的)；桌子的左右兩邊有大量的紙，奶油色的，帶著水印，碼得整整齊齊；當然，還有那台小小的沖印機，夾住白紙，上下輕輕一合，就在上面印上了一個凸起的名字：J. J. Colette；還有一杯洗畫刷用的水，一盒水彩顏料，一本地址簿，一瓶瓶紅色、黑色、紫色的墨水，紅木三角板，一個口袋數學儀器，煙草罐，一個煙斗，一盞熔化封蠟的燈。

像一個想要擴充領地的主人一樣，我父親努力讓他那張巨大的桌子容下這些外來的東西。有一陣子，那兒出現了一台能一下切開一百張紙的機器，還有幾個裝著白色果凍狀液體的模架，把一張白紙朝下貼在上面，就能取出模糊的、粘粘的、白兮兮的複製品，和原件正好顛倒。但我父親很快就厭倦了這些玩意兒，那張巨大的桌子又歸於寧靜，恢復了它的古典風格，仿佛從未被那代表著靈感的雜亂的書頁、煙頭和被揉成紙球的「草圖」所打擾。哦，天啊，我忘記了——那些切紙機，三四個黃楊木的，一個人造銀的，還有最後一個黃色象牙的，後來都徹底散架了。

從十歲起我就一直對這些東西垂涎三尺，它們為彰顯和服務於智慧的力量而生，被統稱為「案頭擺件」。孩子們只喜歡他們能藏起來的東西。很長一段時間裡，我有一個四門雙層書架的左邊部分(最終被法院拍賣)。上半部分的門是玻璃做的，下半部分是實心的漂亮的紅木做的。當你把左下角的門推開時，門會碰到抽屜櫃子的一面。而且，書櫃幾乎佔了整個鑲板牆，我會將自己關在一個由抽屜櫃子、牆、只保留了左邊的書架和書架開著的門圍起來的角落裡。我坐在小腳凳上，凝視著面前的三個紅木架子，上面陳列著我熱愛的物品，從鋪著奶油的紙到一小杯金粉。「跟她爹一個樣。」茜多總會揶揄地對我父親說。諷刺的是，雖然各種寫作工具齊備，但我的父親很少動筆寫字。而茜多卻真的在寫，她坐在一張老桌子前，推開打擾她的貓，一籃李子，一堆亞麻線，或者把一本字典放在膝蓋上當作桌子。上百封令人著迷的書信即是明證。有時為了把信寫完或結尾，她會從她的家庭賬簿上撕下一頁，或寫在賬單的背面。

（綠封蠟，柯萊特 著，陳波 譯，選自柯萊特短篇小說集《面具後的女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