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方面，「藥」，則是德里達同一個術語的更加平淡的版本。對斯蒂格勒來說，它僅僅意味著一個矛盾——一個既是毒藥又是解藥，既帶來好處又帶來損害的現象。所以，比如說，對斯蒂格勒來說，計算機是「藥」因為它們既引入了解放的可能性，又帶來了新的壓迫。如果說，對德里達來說這個術語相當具體的話，那麽，對斯蒂格勒來說，它就非常普遍低，意味著一個包含相互矛盾的力的矛盾的二元性。

也許， 在斯蒂格勒的詞匯中，最重要的概念，是「心靈權力/心靈政治(psychopower / psychopolitics)」這對術語。任何熟悉福柯著作的人都可以相對容易地理解這對術語，因為它們與福柯的「生命權力/生命政治」相似。也就是說， 心靈權力指的是權力被注入心靈或非物質領域的方式。對斯蒂格勒來說，在規範上，心靈權力經常被理解為否定的。類似地，心靈政治是存在於同一個心靈或非物質領域的一切政治關係，或者說，也可能是存在於這個領域的一個政治批判。在規範上，它經常被理解為肯定的。斯蒂格勒對這些術語的介入和改造，再現了他——在我看來，特別是通過德勒茲的控制概念來——拓展晚年福柯的作品的方式。 因此，斯蒂格勒對福柯提出的挑釁是，你不能只在生物生命的層面上思考權力，還必須在心靈的層面上思考權力，而實際上，福柯本人在其關於瘋狂和精神病學的權力的著作中，也提到了這點。當然，這不意味著回歸唯心主義。就像卡特里娜·馬拉布等人已經展示過的那樣，心靈也是物質的。所以，再一次地：我們的思想是有控制的。

憶(memory)，是斯蒂格勒對心靈的理解的核心。他經常依賴從埃德蒙德·胡塞爾那里拿來的「滯留(retention)」概念。滯留有三個粒度級別：初級的滯留是感官知覺；次級的滯留是憶；第三級的滯留是媒體或文化，也就是說，第三級滯留是文化的記憶術或有時被貼上文化記憶這流行標簽的那個東西。 斯蒂格勒對滯留的後兩個階段，即憶和媒體的領域最感興趣。他用他部分地，從柏拉圖那里拿來的另外兩個相互對立的概念來協助表達它們：「回憶(anamnesis)」和「記憶(hypomnesis)」。 一方面，回憶意味著，追憶或回想的過程本身；它代表無需仰賴任何支持憶的外部支撐物的直接的對話性的互動。另一方面，它的反義詞，記憶則意味著憶的技術化或者說，把憶變成技術。記憶材料(hypomnemata)包括諸如書寫、攝影、機器此類的憶的替代物和外部化。 所以前者（回憶）是無技術的，而後者（記憶）則是通過技術主動建構出來的。

理解斯蒂格勒關於憶的理論的必要術語最後一個關鍵的部分，是他從吉爾貝爾·西蒙棟那里借鑒的「跨個體的(transindividual)」。 「跨個體的」指的是被一些人稱作文化無意識的文化領域。跨個體的憶跨個體——但對斯蒂格勒來說甚至更重要的是，跨世代從老人向年輕人——傳遞。在斯蒂格勒那里，這是一個從規範的角度來看積極的術語，因為它開啟了通往社會領域本身（以及，也許，超越社會）的門。

但就像斯蒂格勒2008年的書《關愛青年與世代》展示的那樣，憶本身並不重要。重要的是在憶中、通過憶，經由形形色色的憶的技術產物（媒體和文化），對自我的關愛和培養。關於這點，斯蒂格勒也有一個意見，和一個相應的術語基礎。 「秘法傳授(Mystagogy)」指神秘的、宗教的「傳」(mystical and religious teachings)，他把這個概念拿來和理性、哲學或教導(instruction)對照。他從神經科學那里借鑒了「突觸發生(synaptogenesis)」，他用這個術語來描述認知發展期間，腦中神經元的突觸的形成。這是重要的，因為，考慮到大腦的「可塑性」，神經元的突觸可以在一個人的社會和文化環境，或缺乏這樣的環境的基礎上形成和消失。因此， 斯蒂格勒肯定地談到了「心靈技藝(psychotechniques)」，他把書寫和閱讀、書、伊曼紐埃爾·康德、和文字共和國都歸入這個範疇。心靈技藝培養而不是破壞關注。而關注的培養，對斯蒂格勒的整個哲學來說都相當重要。

（2020-08-21 本文由王立秋譯自 Alexander R. Galloway 亞歷山大·R·加洛韋, 「in French Theory Today An Introduction to Possible Futures」, A pamphlet series documenting the weeklong seminar by Alexander R. Galloway at the Public School New York in 2010，TPSNY/Erudio Editions；感謝譯者和「潑光PULSASIR」原載；海螺社區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