顯然，對新歷史主義的主要批評是在如下假定上提出的，即歷史序列要被理解為本質上比詩學更像符碼的力量的功能。並且，這些批評的綜合要點是，新歷史主義者同意這一假定，但是完全錯辨了實際上決定歷史序列的結構和過程的那個或者那些符碼的本質，而試圖用一種文化的、文學的、話語的、或者詩學的符碼來替代別的更主要的符碼——政治的、社會的、階級的、種族的、性別的符碼等等。

但是，至少以我對這個問題的理解來看，新歷史主義者已經提出了文化詩學的觀點，並且拓展到歷史詩學，把歷史詩學當作一種工具來識別歷史序列的各個方面，這些方面導致了歷史中特定時空流行的社會的、政治的、文化的、心理的等等主導性符碼的破碎、修正或削弱。

據此，就有了他們對歷史記錄中那些看起來是突現的、片斷的、軼聞似的、偶然的、外來的、低微的或者純粹離奇的方面的興趣。從「創造性」這個意義上（而不是在「幻想的」或者在「想像的」的意義上）來說，歷史的這些方面可以被認為是詩性的，因為它們看來逃避、超越、違背、破壞或者質疑了那些在它們出現之時占優勢的社會組織模式的、政治上位和從屬的結構的，以及文化符碼的規則、法律和原則。在這個方面，它們可以說是和詩性言說相似。詩性言說雖然違背語法和邏輯的規則，但它不僅有意義，而且總是隱約挑戰那些在它們敘說之時流行的語言表達規則。

這並不是說歷史的這種詩性方面是它的唯一內容，也不是說，歷史沒有展示出任何證據來表明它被一種本質上更具邏輯性而不是更具詩性的過程所滲透。這只是說，如維柯在《新科學》中所指出的那樣，歷史的邏輯本質上是詩性的，就如同它是合乎語法的一樣。

在人類科學和社會科學中那些既定研究領域中，例如在社會學、經濟學、政治學、語言學或者文學中，研究者因為各種各樣的原因而以各種各樣的方式轉向歷史。在他們這樣做的時候，他們經常在尋找自己那個學科確定要研究的有興趣的特定對象某些方面的信息，如社會結構、經濟實踐、政治制度、語言用法、文學作品等等。然而，對於那些某個確定學科的學者來說，他們轉向歷史與其說是為了獲取有關他們自己專業所感興趣的對象的信息，不如說是為了獲取那種研究這些對象的特定歷史方法應該可以提供的知識。既然如此，他們被迫就歷史的本質做出明確申明，歷史僅僅被認為是指過去、過去的文獻記錄，還是歷史學家們所確立的有關過去的可靠信息；他們也被迫明確闡述他們為了研究自己感興趣的對象，而正在使用的那種他們所理解的特定歷史方法。正是在此，他們冒著得罪專業歷史學家的風險，而這些專業史學家正是在人文科學中把歷史當為它感興趣的特別研究對象的那個學科中的研究者；並且，他們也冒了得罪他們自己領域中其他研究者的風險，這些研究者或者對歷史包括什麽有自己的看法，或者是認為用別的學科（包括歷史學）中使用的方法難以處理他們感興趣的特定研究對象。

對於新歷史主義者也是如此。根據威瑟（Veeser）編的文選中提出的證據，他們轉向歷史似乎更多地是為了歷史研究的特定歷史性方法可能產生的那種知識，而不是為了他們作為學者所研究的文學的信息。然而，他們已經發現的是，並不存在歷史研究的一種特定歷史方法，而是有很多這樣的方法，至少其數量與當前意識形態領域中的立場一樣多；事實上，他們也發現，利用一種歷史方法來研究任何事物，這需要或者暗示了一種獨特的歷史哲學；最後，他們還發現，一個人的歷史哲學就是他解釋自己感興趣的特定學術對象的方式的一種功能，這就如歷史哲學是他有關歷史本身的知識的一種功能。（本文首發於《東南學術》2005年第3期）

（本文作者： 海登·懷特[Hayden White，1928年－2018年），美國歷史學者，曾任史丹佛大學比較文學系教授。] 原載：愛思想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