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各布森認為，不僅在不同的文學流派中，對隱喻和轉喻的運用會各有偏重，即使在文學系統內部和在同一種文學體裁中也存在這樣的差異。比如單就詩歌這種體裁來說，在俄國抒情詩中，隱喻結構（metaphoric constructions）占支配地位，而在英雄史詩中，轉喻過程則占有優勢 : 再比如，就詩歌和散文這兩種文學話語而言，③相似性原則構成了詩歌的基礎，而散文則相反，根本上是由鄰近性所推進，因此，「隱喻之於詩歌，轉喻之於散文，分別構成最小的阻力線路，而且，詩歌的比喻研究首先直達隱喻。」[1](114)

這意味著詩歌與散文的主要差異在於對隱喻和轉喻、相似性與鄰近性的各自操作的不同，由此造成詩歌對符號選擇（內在關係）的關注，散文對符號組合（外在關係）的關注，詩歌聚焦於符號自身，而偏於實用的散文則主要集中於指涉物，因此，比喻或修辭主要作為詩歌手法而被研究，這也是為什麽在學術研究中對隱喻的研究遠比對轉喻的研究更占優勢的原因，誠如他在《語言學和詩學》中再次強調的，「轉喻結構比隱喻領域的研究要少，這不是偶然的事。」[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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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提喻（synecdoche）作為一種修辭格，一般指部分與整體互代，或以材料代替事物，或抽象與具體互代 : 轉喻一般指用某個詞或詞組代替與其在空間、時間或因果關係上密切相關的另一個詞或詞組。雅各布森大體上將提喻歸屬於轉喻的一種，二者都以鄰近性為操作原則，以對立區別於以相似性為操作原則的隱喻 : 當然，他也強調，「內鄰近和外鄰近的不同即劃清提喻和轉喻之間真正的界限也應考慮到」，參見Roman Jakobson & Krystyna Pomorska ： Dialogue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3, p.134.

②雅各布森在《論藝術的現實主義》中指出：「我們可以把一個不相干的詞加到一個事物上，或者可以把這個詞作為事物的一個特定的方面提出來，否定的平行明確地拒絕把隱喻替換為這樣正當的句子『我不是一棵樹，我是一個女人。』……顛倒的否定平行拒絕一種正常的表述，而利用一種隱喻（『我不是一個女人，我是一棵樹』）。」參見 Roman Jakobson ： 「On Realism in Art」, Language in Literature, Cambridge ：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7,p.26.

③雅各布森所言的「散文」（prose）是相對於韻文「verse」（尤其是詩歌）而言的，指「不講求回旋往復，平鋪直敘的文體」，包括實用散文、文學散文（literary prose，或稱藝術散文）、小說、民間故事（folktale）等，與漢語中作為藝術文體類型之一的「散文」差別較大。而「verse」在拉丁文中的原意是「回旋往復」，一般指有節奏結構的文體，包括詩歌。韻文實際上是個錯誤的譯法，因為它不一定有韻。但 verse 與 poetry 之相對大致上等同於漢語中的「韻文」與「詩」的相對。

另外的原因在於研究者的方法，因為元語言和元語言所解釋的語言符號，是通過意義的相似性而聯系起來的，而隱喻項和它所替換的另一項（即喻體和本體）也是通過相似性而聯系在一起，因此，當研究者為解釋這一比喻而建立起一種元語言時，他便擁有更為同類同質（即同構）的方法來處理隱喻，而基於不同原則的轉喻則不容易被解釋。所以，正如羅蘭·巴爾特所言：「建立在隱喻秩序上的文學相當豐富，而建立在轉喻秩序上的文學則幾乎不存在。」[2](36)

在雅各布森看來，這種人為的偏頗是以一種單極模式替代真實存在的兩極結構，是與鄰近性紊亂的失語症相一致的，事實上，「當分析浪漫主義詩歌的隱喻文體的時候，詩學所用的同樣的語言學方法，是完全可用於現實主義散文的轉喻組織的。」[1](90) 雅各布森的這一深刻洞見，不僅為詩歌詩學和散文詩學的語言學研究指明了方向，更為厚此薄彼、人為割裂的文學研究敲響了警鐘，而他自己對帕斯捷爾納克散文身體力行的研究（《旁註詩人帕斯捷爾納克的散文》，1935），也正可視為對隱喻和轉喻、詩歌和散文關系問題的提前回應。①

①參見 Roman Jakobson ：Marginal Note on the Prose of the Pasternak,Language in Literature, Cambridge ：The Belkm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7,pp.301-3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