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雅各布森借助於失語症的實證研究，確認了隱喻與相似性、轉喻與鄰近性之間的直接聯系，進而從文化人類學的整體立場出發，將作為傳統修辭格的隱喻與轉喻提升為人類一切文化符號運作機制的兩種基本模式。他不僅綜合考察了人類文化中重復出現的隱喻和轉喻模式，更將此模式應用於諸多詩歌文本的語法結構分析中，尤其突出和強調了「隱喻」結構在詩歌中的地位和作用，是「文學性」在文本中直觀而具體的體現。雅各布森的隱喻和轉喻模式是其文化符號學中的成功範式，對英法現代文學和社會文化的研究產生了重要影響.

自亞里士多德的《詩學》、《修辭學》以降，「隱喻」和「轉喻」便成為傳統修辭學的核心範疇，也成為語言學、詩學、哲學、認知學、文化學等研究的重要問題，時至今日依然如此。相較於此前單一的語言研究視角，俄裔著名語言詩學家羅曼·雅各布森（Roman Jakobson，1896-1982）的研究顯得與眾不同，其突出貢獻在於：他第一次借助於失語症的實證研究，確認了隱喻與相似性、轉喻與鄰近性之間的直接聯系，進而將隱喻和轉喻這兩個原屬傳統修辭學的術語，與人類語言行為的兩種操作方式（選擇和組合）對應起來，並率先應用於對語言藝術以及非語言符號系統的分析實踐中，既為索緒爾的邏輯和理論術語找到了根據，又激活了語言學在病理學中的應用價值，更為探討文學等各種文化符號的意義生成機制提供了認識論和方法論依據。一言以蔽之，作為傳統修辭格的隱喻與轉喻，被雅各布森修正並提升為人類一切文化符號運作機制的兩種最基本的模式，尤其對英法現代詩學研究產生了重要影響，值得深入探究、理解和反思。

一

在《語言的兩個方面和失語症的兩種類型》（1956）一文中，雅各布森明確指出：失語症的種類是繁多而各不相同的，但它們都介於剛才描述的那兩種類型之間。失語症紊亂的每種形式都存在著程度不等的功能受損，要麽是選擇和替換受損，要麽是組合和構造受損。前者涉及到一種元語言操作的衰退，後者則損壞了保持語言單元層級的能力 : 在前一種失語症類型中，相似性關係被抑制 : 在後一種類型中，鄰近性關係被抑制。

隱喻（metaphor）與相似性紊亂相悖，轉喻（metonymy）與鄰近性紊亂相左。[1](109)可以看出：相似性紊亂的失語症者只能把握詞語的字典意義（literal meaning），而不能借助於相似性來理解這個詞語的隱喻特性（metaphoric character），他只能在鄰近性基礎上應用和理解轉喻特性，比如用「帆」來轉喻「船」，以「地獄」來轉喻「魔鬼」: 而鄰近性紊亂的失語症者雖然組合能力崩潰了，但選擇操作依然在進行，對他們而言，要說一個東西是什麽，就說它們像什麽，即通過相似性來完成替換和指代，這種識別方法可以說是一種隱喻操作，比如用「望遠鏡」替換「顯微鏡」或用「火」替換「煤氣燈」，當然，這種表達與修辭性的或詩歌隱喻有所不同，因為他們沒有提供深思熟慮的意義轉換，所以雅各布森稱之為一種「準隱喻」。

（ 江飛·隱喻與轉喻：雅各布森文化符號學的兩種基本模式 * DOI:10.16238/j.cnki.rla.2016.02.013）

（江飛·隱喻與轉喻：雅各布森文化符號學的兩種基本模式 * DOI:10.16238/j.cnki.rla.2016.0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