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拉圖與基督教奠定了壓制文化自由的兩個理論源頭，一是世俗的，一是神學的。兩種理論都建立在三個理論基礎之上。第一是人性分裂論。人有感性（感覺、情感、衝動、欲望等）和理性，理性優於、高於感性，但感性卻汙染和挑戰理性，一個合格的公民必須以理性克制、統治感性。

在欣賞文藝、接受文化產品時，感官的愉悅、直接的滿足是不能允許的，因為它可能瓦解人的理性和信仰，破壞社會的整體利益。這種理論是把完整的人性、人格僵硬地區分為兩個對立的方面，既看不到可能存在的感性與理性的和諧，也看不到人首先是一種感性存在的基本事實，實際上是對我的肢解、對人的不尊重。

第二是一種文化不平等論。這就是大部分民眾智識未開、公民程度不及格，他們不但缺少理性，道德上也不夠堅定。因為缺少理性，他們在面臨紛繁複雜的意見和觀念時無法做出正確的分析和明智的判斷；因為道德上不堅定，他們易於受到各種“危險的”、“不健康的”聲音、圖像、言論和觀念的蠱惑，因此必須接受“哲學王”、教會、領袖、政府的規範和指導。其具體方式就是接受各類形式的文化審查，不但要與各種不被允許的文化形式與內容隔絕開來，也要時時進行情感提煉、靈魂洗滌。它始終無法回答為什麽大多數人沒有能力為自己的觀念與行為負責，而少數人卻能成為是“人類靈魂的工程師”？


人類中的各個個體在經驗、理性、智慧和道德上並不始終處於同一水平，確有各方面更為優秀的個體，但這絕不意味著，他們就有權利管理每個公民的心靈和思想。這不只是因為至少在現代社會，存在著公民文化權利一說，也是因為，在接受什麽文化產品、如何欣賞文藝作品方面，沒有人可代替另一個人。在文化審查的實踐中，擔任審查官的主要是三類人：富有經驗的年長者，掌握權力的官員，有地位的文化精英，他們在文化上的審查權利主要來自他們在社會上和政治上的權力，似乎權力即知識、權力即標準。即使在最理想的意義上，這種審查也只能是為權力服務。第三是整體至上論：為了城邦、社會與國家的和諧穩定，公民的思想與言行必須受到控制。這三個理論自有其內在邏輯，文化審查也非毫無道理。但文化史清楚地表明，文化審查制度總體上不利於文化生長繁榮。莎士比亞（William Shakespeare）十四行詩的第66首，是對其所處時代的總結。在列舉了“天才注定做叫化子，無聊的草包打扮得衣冠楚楚，純潔的信義不幸而被人背棄，金冠可恥地戴在行屍的頭上，處女的貞操遭受暴徒的玷辱，嚴肅的正義被人非法地詬讓，壯士被當權的跛子弄成殘缺，愚蠢擺起博士架子駕馭才能，……淳樸的真誠被人瞎稱為愚笨”等種種“惡”統治著“善”的現象時，就有對“藝術被官府統治得結舌箝口”的指控。[12]

莎士比亞的呼聲回響在近代世界。為公民文化權利論證和辯護的第一聲吶喊是宗教改革的領袖路德（Martin Luther）。根據其“因信稱義”的觀點，每個人都有資格評判神學問題，有能力憑自己的真誠（信）與上帝相溝通（義）。這種良知自由孕育了言論自由的萌芽。路德之後，18世紀的啟蒙運動建立了一種人類的自信：理性為人類所共享，辨識真理與錯誤、善良與邪惡的權力屬於每一個人。德國哲學家康德（Immanuel Kant）指出：“啟蒙就是人從他咎由自取的受監護狀態走出。受監護狀態就是沒有他人的指導就不能使用自己的理智的狀態。如果這種受監護狀態的原因不在於缺乏理智，而在於缺乏無須他人指導而使用自己的理智的決心和勇氣，則他就是咎由自取的。因此，Sapere aude[要敢於認識]!要有勇氣使用你自己的理智！這就是啟蒙的格言。”[13]

康德此論的精義在於，“受監護狀態”或者說就是蒙昧，這是人類施加於我們自身的，而並非自然施加於我們的，我們必須有勇氣走出這種不成熟的狀態。“勇氣”就是我們要敢於使用自己的理智，啟蒙不只是知識、理智問題，而是勇氣和精神問題，是人類精神的自我解放。每個人都可以也應當接受一切信息、觀念和文化產品，然後勇敢地運用自己理性加以判斷和取舍。因此，文化審查是沒有根據的。由引還可以引申出另一個觀點：每個人的經驗與理性範圍都是有限的，敢於使用自己的理智並不意味著不犯錯誤，因此每個人，不管他是哲學家、官員還是牧師，都有可能犯錯誤，沒有人可以代替他人審查文化產品，沒有理由可以壓制不同意見的存在和發表。啟蒙主義推翻了柏拉圖和基督教文化審查的理論基礎，但失去了理論靈魂的審查制度，卻依然憑借權力而維持而加強。

[12][英]莎士比亞：《十四行詩》，梁宗岱譯，《莎士比亞全集》十一，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1年版，第224頁。

[13][德]康德：《回答這個問題：什麽是啟蒙？》（1884），《康德著作集》第卷，李秋零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0年版，第40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