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但荷馬史詩和雅典悲劇既假且壞，柏拉圖實際上還認為，幾乎當時所有的文化形式，都不可能完成教育公民的重大使命：

比如造型藝術： “我們要不要同樣地監督其他的藝人，阻止他們不論在繪畫或雕刻作品里，還是在建築和其他藝術作品里描繪邪惡、放蕩、卑鄙、齷齪的壞精神？哪個藝人不服從，就不讓他在我們中間存在下去，否則我們的護衛者從小就接觸罪惡的形象，耳濡目染，有如牛羊臥毒草中嘴嚼反芻，近墨者黑，不知不覺間心靈上便鑄成大錯了。”“繪畫以及一般的摹仿藝術，在進行自己工作時是在創造遠離真實的作品，是在和我們心靈里的那個遠離理性的部分交往，不以健康與真理為目的地在向它學習。”[3]

再如音樂：“假定一個人縱情樂曲，讓各種曲調唱腔，甜的、軟的、哭哭啼啼的，醍糊灌頂似地，把耳朵當作漏鬥，注入心靈深處，假使他全部時間都沈溺於絲弦雜奏歌聲宛轉之間，初則激情部分（如果有的話），像鐵似的由粗硬變得柔軟，可以制成有用的器具。倘若他繼續這樣下去，象著了魔似的，不能適而可止，他就開始融化了，液化了，分解了。結果就會激情煙消雲散，使他萎靡不振，成為一個‘軟弱的戰士’。”[4]

柏拉圖對文藝的指控主要有兩條理由。認識論—形而上學的指控是，它與真理相隔遙遠。倫理—政治的指控是，它敗壞公眾靈魂。當代學者傑西卡·莫斯（Jessica  Moss）認為：“模仿性藝術模仿表象而非真實，因此是‘寫實性的’，有說服力並引人注目，可以欺騙觀眾讓他們認為藝術家便是所模仿之事的專家。模仿性詩歌模仿的是人世生活和人類德性的表象。但這些表象與真實迥異：多樣而矛盾而不是穩定而統一，看上去好的人物事實上是惡的典型樣本。觀眾為‘寫實性’描述所誆騙：他們崇拜並將這些英雄們作為德性典範加以效仿，並把作者當做是一個知曉如何生活的專家。與其他模仿性藝術相比，詩歌的蠱惑力似乎更大而且更具危害性，因為它影響和滿足心靈中非理性的部分，那個經歷強烈而富於破壞性的愉悅的部分。詩歌通過滿足心靈這一部分繼而增強它；於是觀眾們的理性思考陷入癱瘓，他們的心靈受到了危害。”[5]在柏拉圖看來，摹仿藝術鼓動、培養、加強靈魂中的最低賤的那一部分而敗壞其中最佳的那一部分，它們所帶來的快感是如此強烈以至於它們甚至可以威脅到那些通常是明是非、講道理、準備服從法律的那些人心靈秩序，其後果就像城邦中讓壞人當政主宰國務而把好人轟下臺一樣。所以，為了維護靈魂的“自然等級秩序”，培養合格的公民特別是城邦護衛者，柏拉圖認為，我們有理由不讓摹仿詩人進入一個具有完善法制的城邦。

然而，有兩點必須強調。其一，在柏拉圖的思想中，藝術在認識論—形而上學方面的虛假性，與其在倫理—政治方面的危害性，兩者之間是不平衡的。他始終否定摹仿藝術的認識論價值，但對其倫理價值卻分別處理，即承認也有能夠產生好影響的作品，但在認識論—形而上學方面，他始終對摹仿藝術持否定態度。正是陳中梅所說的：“柏拉圖承認，摹仿藝術有時具有積極的意義，但在論及摹仿與現實的關係時，他卻經常迫於立論的需要，把它們當作負面的‘陪襯’。”[6] 因此其二，柏拉圖並沒有把所有的詩人都趕出理想國，他反復區分了兩種詩人、兩種藝術：

……假定有人靠他一點聰明，能夠摹仿一切，扮什麽，像什麽，光臨我們的城邦，朗誦詩篇，大顯身手，以為我們會向他拜倒致敬，……與他的願望相反，我們會對他說，我們不能讓這種人到我們城邦里來；法律不準許這樣，這里沒有他的地位。我們將在他頭上塗以香油，飾以羊毛冠帶，送他到別的城邦去。至於我們，為了對自己有益，要任用較為嚴肅較為正派的詩人或講故事的人，摹仿好人的語言，按照我們開始立法時所定的規範來說唱故事以教育我們的戰士。

……實際上我們是只許可歌頌神明的贊美好人的頌詩進入我們城邦的。如果你越過了這個界限，放進了甜蜜的抒情詩和史詩，那時候快樂和痛苦就要代替公認為至善之道的法律和理性原則成為你們的統治者了。[7]

城邦需要的是好藝術而不是壞藝術，當權者需要對藝術進行管制。由此，文化審查勢在必行。後來在《法律篇》中，柏拉圖提出了由誰、以什麽標準來進行文藝審查的問題，其範圍包括詩歌、音樂、舞蹈等。

[3][古希臘]柏拉圖：《理想國》，郭斌和、張竹明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94年版，第107、401頁。

[4]同上書，第122頁。

[5][美]傑西卡·莫斯：《模仿性詩歌及其惡之因由》，G.R.F.費拉里主編：《柏拉圖〈理想國〉劍橋指南》（2007），嶽林等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13年版，第383頁。

[6]陳中梅：《柏拉圖詩學和藝術思想研究》，商務印書館1999年版，第270頁。

[7][古希臘]柏拉圖：《理想國》，郭斌和、張竹明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94年版，第102、407頁。

（2021-04-09 愛思想平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