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或她很可能不得不求助於傳記這種依然受人歡迎的體裁。不過，當所謂的歷史著作不是回顧性精神病文獻時，它常常是囫圇吞棗式的細節堆積，信息大多來自對死者倖存下來的朋友或敵人的採訪。非學術讀者以前享有的對頭腦的另一種文化訓練是哲學。存在與生成、認識與感覺印象、真理的檢驗、常識的矛盾，關於這些東西的深刻問題並未失去其迷人之處。但是，哲學家們如今已經不再為有才智的讀者寫作，而是面向自己的專業同行。全世界寥寥數千學術性哲學家自己也並無節制：他們維持了70種以上的學術刊物。
但是，在為數不多的欄目覆蓋一個以上哲學分支的刊物上，任何一位哲學家都難以讀懂每期中的一兩篇文章。這種深奧難懂的狀態被歸為課題的“技術性問題”。自從威廉·詹姆士、羅素和懷特海的哲學著述問世以來，哲學與歷史一樣，已被學術沒收了，束之高閣，處於文化影響之外。我並不願意指責任何以誠實的方式使用智力的行為。

我的目的僅僅是將隱含主張與實際結果、專業與實作加以對比，不是將兩者之間的不一致歸因於個人錯誤，而是歸因於這個世界的趨勢，歸因於具有欺騙性的時間進程。有人認為，學術研究正在為文化和人文學科服務；依我所見，這一看法是錯誤的。真實的情況是，藝術和文化不應被放在大學中。文化本身與學術研究本身格格不入，大學不可能是文化藝術的家園。請追溯一下我們現在所知的學術研究的前身吧。它源於文藝復興時期出現的這一願望：確定古代典籍的明確清晰的正確版本。
1885年，尼采使用了Wir Philologen這個短語作為其著作一章的標題，意思是“我們學術研究者”。這提醒人們，在過去一個世紀的大多數時間裡，學術研究從事的一直是校勘和語言文字方面的事情。文本校勘批評者使用的方式和常規超越了其最初的範圍，擴展到其他學科，特別是史料編纂。在那個基礎上，人們採取的一個順理成章的做法是將這些方法用於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

這些方法得以普遍傳播之後，學術研究習慣成為一般慣例；如今，在周刊、參考文獻，以及商業文案和政府文件的其他學術性參考資料中，人們會見到過於精細的參考信息。在所有此類做法中，無論以適當的方式還是以拙劣的方式，學術研究的最初意圖存在了下來：這就是分析，即就一個對象進行狹隘的詳細考察，其目的是獲得結論。這些做法轉而又必須得到論證支撐，必須考慮別人已經提出的論點——所謂的該問題的相關“文獻”。

顯而易見的一點是，隨著分析增加，相關文獻得以積累，人們能夠解決的問題範圍變得越來越窄。換言之，專門化是不可避免的；於是，專門研究——它是一種心態——在專門化之後出現，成為一種現實必要性。假如在那一過程的任何時刻，富有思想的人士質疑將文化成果置於學術研究和專門研究支配之下這一做法的可取性，那麼，那些質疑也會被自然科學所取得的成功所推翻。在自然科學領域，被研究的問題看來不僅僅需要專門化，而且適合無窮無盡的細分。

零碎的東西被數學化，被認可、加以普遍應用的原則，被自然本身的永恆同一性輕而易舉地重新組合起來。於是，科學的巨大成功產生的一個附帶結果是，人們的頭腦從一開始就受到影響，希望進行分析，並且以排他方式相信分析。最佳的頭腦是分析引擎，隨時準備處理任何材料。什麼是“分析”？這個詞在希臘語中的意思是“拆散”。

（The Culture We Deserve : A Critique of Disenlightenment [Paperback – May 15, 1989] by Jacques Barzun,1907-2012 [Author], Arthur Krystal[Editor],Wesleyan University Press.Twelve essays exploring aspects of literacy and art criticism, retrospective sociology and the effects of relativism on moral behavi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