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於托馬斯寫詩前已有這麽長時間的散文創作經驗，其詩歌就自然而然地反映了其散文的一些特點。比如長詩《鄉巴佬》裏面就出現了大量的具有英格蘭鄉土氣的人名、地名和傳奇故事，《白堊礦場》則是寫一處廢棄了的白堊礦場及對其歷史展開的虛構，《吉普賽人》則寫英國吉普賽人的生活。在他的詩裏英國特征的地名、人名比比皆是，英國的景物、植物、動物和人物，比如橋、溪流、峽谷、烏鶇、畫眉、乾草堆、馬車和馬、車站，都在他飽含感情的筆下展現。但與弗羅斯特不同的是，托馬斯因為參加了一戰，因此戰爭題材在他的詩中頻頻出現，他深刻地寫出了戰爭期間凋敝的農村景象（如《當馬隊的籠頭片》）以及對於戰爭狀態中人的命運的深切反思（如《雨》）。尤為難得的是，他在悲嘆昔日英格蘭田園風光消逝的同時，對於被工業化的土地和被過度放牧、獵取的動植物表達了深切的同情，從而含有今日所謂“環保”或“生態”的思想，比如《絞刑架》。從語言上說，托馬斯在自身散文的文風基礎上，接受了弗羅斯特的影響，以日常口語入詩，但不象艾略特和龐德那樣激進，而是力圖將樸實自然的口語納入格律的軌道。如果說弗羅斯特是用日常口語的語氣說話，用詩中人物的話深刻地刻畫人物性格，或用日常用語勾勒出人性中深一層的悲劇因素，那麽托馬斯的詩則是外表上樸實簡單，實際上卻突顯出日常生活中的神秘意味，讓事物的本質纖毫畢現。他以天然的口語入詩，雖有格律卻往往能做到不露痕跡、令人不察的地步。對此他是自覺的。在《白楊樹》一詩裏，他寫道，白楊樹“淩駕於一切的天氣、人、時代之上，/白楊樹必會竦著它們的葉子，人或會聽到/卻無需注意聽，正如對我的韻腳。”他竭力使自己的“韻腳”象白楊樹的葉子那樣發出自然而然的天籟，人們可以不注意，但注意到的人，一定會為它的“淩架於一切的天氣、人、時代之上”的天然美所打動。

如果說弗羅斯特的語言仿佛是精心編織出來的自然語，是“清洗好的了土豆”，那麽托馬斯的詩就仿佛是大自然本身在通過他說話，是那還沾著泥的土豆本身。他的詩誠實、細致，帶點憂郁、沈郁的氣質。所寫之景、所抒之情，都天然地浸染著英國人的經驗主義的不重誇張，而求真切的風格，卻又分明有更深一層的神秘因素。他的詩後來受到奧登、拉金等詩人的喜愛，不是沒有緣由的。

托馬斯的詩，正如弗羅斯特的詩那樣，在題材上顯得“鄉村氣”重，但也正是這點，可能會對中國當代詩的建設起到一些借鑒作用。在當代詩裏，隨著“現代化”“現代性”的提出，一些人走向了極端，往往一下筆就是浮泛的城市生活，咖啡館加情欲的叫囂，題材上極為狹窄，鄉村、農村、動物植物世界幾乎完全在他們的視野之外，更重要的是，人的內心世界（這可以通過鄉村人物、城市人物表現出來）被從他們的筆下抹去了，我們看到的只是一些極為漫畫化、欲望化的人。托馬斯的詩，可以讓我們追憶並重新領略當代中國正在逝去的鄉村童年，體會到那一縷痛切的鄉愁，以及人的內心世界在遭遇外部世界的巨變時引起的真實感觸，人作為個體對於自己的命運、存在的思索。布羅茨基在說到弗羅斯特時，曾言弗羅斯特不過是借一些鄉村人物的面孔，說著永恒的人與人之間的關係。這是很精辟的說法。詩歌並不因為題材是“鄉村的”、“傳統的”就顯得沒有“現代性”，“現代性”更加是一種寫法、角度、作者及其人物意識的現代性，而不是由題材決定的。當代中國處於急速的城市化當中，越來越多的人隨著身體局限於城市的藩籠之中，連思想也自我封閉起來，除了那一點辦公室、購物商場、時尚、消費欲望和身體使用外，似乎與土地、與廣大的原野、與藍天白雲、與溪流江河、與昆蟲植物都隔絕了，它們也不出現在他們的思想主題中，於是造成了一種精神的狹窄。中國當代詩中風景、景物、動植物題材詩的缺乏，可以驗證這一點。在這個時候看一看托馬斯這樣的詩人，而不只是盯著艾略特、龐德、“自白派”這樣的詩人，無疑會對開闊我們的思路有一點幫助。幸虧中國現代詩歌還有昌耀這樣的榜樣，使我們不致過度慚愧。（來源：《文景》2005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