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德語作家埃利亞斯·卡內蒂的三部回憶錄《獲救之舌》、《耳中火炬》和《眼睛遊戲》最近由新星出版社翻譯出版。這三部回憶錄奠定了卡內蒂一世名聲，在回憶錄里，這位作家當年不聲不響地給熟人一一貼上條形碼，分門別類，存進了自己的記憶庫里，到寫回憶錄時一一登場亮相，順帶把當年以維也納為中心的德語文化圈的氛圍給營造出來了。這些身處政治烏雲下的文化精英不論得到的評價是高是低，無不具有呼之欲出的鮮明個性。

卡內蒂似乎無意於研究政治。兩次大戰之間的中歐社會，確如他唯一的小說《迷惘》里描寫的那樣陰氣四溢，但同樣的氛圍也可以適用於其他黑暗時代。因為他的終極關懷落在廣義的「人」上，為此不惜剔掉血肉，拔出性格，把具體的人抽乾成一件形貌古怪的標本。這種頑固的識人癖孕育了《迷惘》，孕育了精彩的警句集《鐘的秘密心臟》和小品集《耳證人》，也最終決定了回憶錄中的別人和他自己的形像。

手握一個時代的蓋棺定論

因為喜歡識人、斷人，卡內蒂骨子里把表達、寫作當一種莫大的權力。讀他的回憶錄，尤其是後兩部，人們會感到他手握一大批人乃至一個時代的蓋棺定論，跟他接觸得萬分小心，你不知道他以後會怎麽寫你。特別是維也納文化圈里的那些名流，如大詩人卡爾·克勞斯，大指揮家赫爾曼·舍爾辛，大劇作家貝·布萊希特，都在死後到他的回憶錄里亮了相，張揚、傲慢是這些人身上少不了的。

老實說，看重話語權的卡內蒂也不可能淡泊，他從未丟棄「彼可取而代之」之念，只是戲法變得不同。他從上世紀30年代起就活躍在德語文化重鎮維也納，寫作雖然不多，但不急於事功，而是通過許多作品朗誦會慢慢擴大社交圈。有些人，比如作家恩斯特·布羅赫，和他結為好友，也成為他長期觀察的對像；另一些人如布萊希特、埃米爾·路德維希則被他深深不齒。最不幸的人只憑一句話就被他打入另冊。1935年，詹姆斯·喬伊斯來參加他的朗讀會，聽他讀《虛榮的喜劇》，聽完後說了一句話，「我用刀刮鬍子，而且不用照鏡子」，卡內蒂認為是諷刺他的劇本中「不讓照鏡子」的主題，此後卡內蒂每每提起喬伊斯都會露出幾分不屑。他擡高奧地利作家穆齊爾，貶起和《沒有個性的人》齊名的《尤利西斯》來卻很來勁。他最討厭裝腔作勢，喋喋不休，欣賞穆齊爾這樣窮困潦倒的老實人。

《獲救之舌》這個書名很有意味，「獲救」二字既揭示了作者身為東歐猶太人，度盡劫波平安活到晚年的事實，也透露了他的「強迫症似的敏感」，總覺得有人要害他——和他指摘喬伊斯的地方一樣。這多少可以解釋他那睚眥必報的個性。不過，聰明的卡內蒂事先打足了預防針：我就是這麽個人，「我改不了我的不寬容」，讓你覺得促狹歸促狹，倒也不失真誠。出於智者式的驕傲，卡內蒂的愛憎里偏見所在多有，他也不否認自己心胸狹窄，眼里揉不得沙子。當骨子里的不寬容突然爆發時，他覺得是在釋放壓抑。在《獲救之舌》里，他就詳寫了5歲時曾想用斧子劈死姑媽的女兒勞里卡。後來長大了，這「逆子」又同母親來了次決裂，因為「家里的大部分事情都體現著專斷，我想離開這個家」。母親逝世的時候，卡內蒂帶著一束玫瑰花來到她的床邊，面對一張氣若遊絲的枯槁容顏，他仍然看出了母親對他和薇莎結婚一事的懷恨，「充斥我內心的，還是她從前的威風，我懷疑她在我面前隱藏自己。」

只有薇莎能駕馭住他。盡管卡內蒂看不上弗洛伊德，認為後者的理論解釋不了他所關心的群體心理現像，但比他大8歲的薇莎卻很好地填補了他落空的戀母情節，取代了他看不順眼的寡母。薇莎給他大量的生活指導，引導他接觸卡爾·克勞斯等一批德語界的著名文人，又在克勞斯完全占據了他心靈的時候，適時地拿出《聖經》，教給他不把任何人冊封為上帝的清醒。對於這匹過早涉足思想生活的劣馬而言，除了薇莎這樣老道的馭手，一般女性的確無法克制。（來源：南方都市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