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來說去，她對烏爾比諾醫生反感的主要原因是，他太像而不是太不像她爸爸夢寐以求地為女兒找的那個人。不可能不把他看成是父親狼狽為奸的小子，雖然實際上他不是，費爾米納確信，自從看見他第二次走進她的家門，不請自來地為她診斷的時候起，就已經是了。同表姐伊爾德布蘭達的談話，使她心裏更亂了。處在自己的犧牲者的地位上，表姐傾向阿里薩，甚至忘記了也許洛倫索·達薩把她請來，是為了讓她擴大有利於烏爾比諾醫生的影響。只有上帝才知道，當表姐到電報局去找阿里薩的時候，費爾米納作了多大努力才沒有跟她一起去。她也想再見他一次，把疑慮澄清，同他單獨談談，深刻地了解他，以便確信她在衝動中作出的決定，不會把她推向一個更嚴重的境況，即在同父母單槍匹馬地進行的戰爭中投降。但她投降了，在一生中的關鍵的一分鐘里投降了，她一點兒也沒考慮那個追求者的英俊的外貌，他的祖傳的財富，他少年得志的聲譽，以及他實際美德中的任何一點，而是因為擔心錯過機會。她眼看就要滿二十一歲了。二十一歲是向命運屈服的秘密界限，這一點使她慌了手腳。這空前絕後的一分鐘，就足以使她作出了上帝和人的金科玉律中規定的決定，至死方休。於是，一切疑慮都煙消雲散了，她毫不內疚地做了理智向她指示的最正經的事情：用不帶淚水的海綿在對阿里薩的記憶上一抹，把它全部擦掉了，在這個記憶原先佔據的地方，她讓它長上了一片茂盛的罌粟花。唯一做了的另一件事是，她比平常更深地嘆息了一聲——最後的一聲：“可憐的人！” 

然而，最可怕的疑慮從旅行結婚回來就開始出現了。他們還沒打開箱子，家具包裝還沒拆開，準備供她做古老的卡薩爾杜埃羅侯爵府主婦之用的十一箱東西還沒取出來，她就差點兒昏死過去，因為她發覺，她成了這個錯誤家庭的囚徒，更糟糕的是，和一個不是囚徒的人關在一起。六年之後她才出了牢籠。這六年是她一生中最不幸的六年，她絕望地忍受著婆婆的刁難，小姑的愚昧——她們沒有在這個牢籠中活活爛掉，是因為關進牢籠已經成為她們心中的天經地義的事了。

甘心屈服於家庭禮教的烏爾比諾醫生，對她的懇求裝聾作啞。他相信，上帝的智慧和妻子的無限的適應能力將會使一切就緒。母親的衰老使他心疼；母親健在的喜悅，換個時代的話，會使最沒信心的人也會產生求生的渴望的。不錯，那位漂亮、聰明、在她那個環境里少見的敏感的女性，將近四十年來一直是她的人間天堂里的靈魂的主宰。生活使她痛苦到了只相信自己的地步，而且使她變得刻薄尖酸，視所有的人為敵。她的退化的唯一合理的解釋是，她因丈夫睜著眼睛在一次黑人起義中丟了老命而怨恨——她自己就這麼說，而本來唯一正確的犧牲應該是為了她而生存下去。說到底，費爾米納的美滿的婚姻，就只維持到結婚旅行那段時間，而那個唯一能幫助她免遭最後的滅頂之災的人，又在母親的威嚴面前嚇得噤若寒蟬。對那個所謂母親不久人世的欺騙，費爾米納怪罪的是他，而不是那幾個呆頭呆腦的小姑子和那瘋瘋癲癲的婆婆。她到此時才發現，在學術權威和陶醉塵世樂趣的背後，她竟嫁了個不可救藥的懦夫——一個因自己姓氏的社會分量才顯得軒昂不凡的可憐蟲，但已為時太晚了。 

她把希望寄托在初生的兒子身上。感覺到他從自己的身體里出來的時候，她為擺脫某種不是自己的東西而覺得輕鬆。但是當助產婆把赤條條的、渾身是粘液和血的骯里骯髒的脖子上纏著臍帶的兒子抱給她看，她自己覺得對那個從自己肚子里生出來的小惠子一點兒也不喜歡時，竟把自己也嚇壞了。可是，在獨坐宮殿的孤寂中，她漸漸認識了他。母子相互認識了，她欣喜若狂地發現：兒女不是因為是兒女，而是因為愛憐和撫養才成為親人。在那個不幸的家庭里，除了兒子之外，她誰的氣也不能忍受。寂寞，公墓似的花園，沒有窗戶的巨大的房間里凝滯不動的時間，都使她感到壓抑。漫漫長夜里，從鄰近的瘋人院里傳來的瘋女人的叫聲，使她覺得自己也要瘋了。每天都要佈置宴請用的桌子，鋪上繡花臺布，擺上銀餐具和靈堂里的蠟燭，讓五個鬼影子似的人坐下來用一杯加奶咖啡和奶酪餅當晚飯吃的習慣，使她覺得羞恥。她詛咒傍晚的唸珠祈禱，詛咒飯前經，詛咒對她拿刀叉的姿勢、像街上的女人似的撩開神秘的大步走路、穿得像馬戲團演員、對待丈夫的熱情方式、乃至不用頭巾遮住胸部就給小孩喂奶等等沒完沒了的指責。當她剛剛按照英國的新派做法，邀請人們下午五點來喝茶、吃皇家餅乾和花味甜食的時候，婆婆唐娜·布蘭卡就揚言，反對在她家裏用藥來代替奶酪巧克力和木薯麵包圈兒發汗。連做夢都免不了挨罵。一天早晨，費爾米納說她夢見一陌生男人赤身裸體地在宮殿里走來走去，邊走邊撤尿，唐娜·布蘭卡澀聲澀氣地打斷她的話說：“正經女人不可能做這種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