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過去7年中，我在弗吉尼亞大學幫助創立了兩門課程，一門是為藝術科學學院的本科生開設的新通識課程，一門是為工作的成年人開設的文科課程。在這段時間的大部分時候，我和家人生活在校園的核心，和300名本科生在一起，因為我在弗吉尼亞大學最古老的住宿學院擔任學院院長。在此階段，我嘗試理解這個已經不僅是我的工作而且是家庭居住地的機構，我在這裏寫書和文章，涉及知識和大學歷史。但是，直到去年我才意識到大學理念已經發生了多麽大的變化，住宿學院和大學不同，更顯著的是住宿學院體驗是多麽不同。

我自己有關學院的本質、任務和目標對象的觀點也發生了變化。今天，作為德國研究和歷史教授，學院是我生活和吃飯的地方，玩《人類大戰僵屍》和視頻遊戲爆破槍手（Nerf blasters）的地方，和三個孩子以及幾十個18歲到22歲的孩子們閱讀科幻小說經典的地方。它也是一種被期待的體驗，迫使數以百計的弗吉尼亞大學大一新生的校園生活體驗，要求他們嚴格遵守全球疫情期間的防疫措施要求。是塑造家長養育孩子和組織自己經濟生活的思想和道德理想；是將美國社會區分為大學本科學位持有者和非本科學位持有者兩類成年人的社會過濾器；是誘發美國十多歲年輕人感到焦慮的社會理想。

一個多世紀以來，美國受到良好教育的精英經常寫挽歌和頌歌為大學哀嘆，呼籲大學的復興或者贊美其復蘇。但是，從1952年的瑪麗·麥卡錫（Mary McCarthy）到今天的安德魯·德爾班科（Andrew Delbanco），這種文化批評體裁——大學作為整個文化的縮微圖或診斷儀器——已經傾向於將美國大學和其他眾多附屬機構變成了巨無霸。如果大學是個人體驗和我們集體確認的一切，因為它的名義而相信和希望，將眾多機構和體驗聚攏在一起，大學話語也常常強化大學理想的規範性力量。

接下來是解析其中某些體驗以及它們如何與大學本質的觀點相關的嘗試，通過描述我工作時交往的三個不同群體：弗吉尼亞大學本科生、弗吉尼亞大學前沿成人課程的工作的成年人，他們擁有大學學分卻沒有學士學位或根本沒有上大學體驗）以及研究生、求職者和博士後。雖然他們對大學的概念認識不同，這些群體的大學體驗的相似性和差異同樣重要。最著名的是，各自都理解其潛在能動性因為焦慮、異化和憤怒等情感而受到阻礙。這就向我們關心高等教育的人提出了重要問題：為什麽本來應該賦予人們力量和打開未來大門的大學，卻成為令這麽多人感到羞辱和無能為力的源頭？　　

另一個大學：道德生活管理

四年前，我認為我知道大學是什麽。我在領導一場全面性的本科生通識教育項目改革，它還沒有淪為唇槍舌劍的爭吵。我在藝術和科學預算和計劃委員會以及教學指導委員會，我閱讀和寫了有關巴黎和巴爾的摩大學的很多東西，但是，所有這些都沒有讓我準備好看到大學的另一面：三百個本科生生活的住宿學院，我2017年8月擔任這個學院的領導。

我花費幾天教學和論證（說服）在藝術和科學學院，如何最好地教育本科生和組織知識；晚上和周末我和本科生呆在一起。在那段時間裏，我只遇見了一個本科生是曾經自己決定上大學的。弗吉尼亞大學大部分學生，上大學不是擁有確定開端和確定無疑結尾的獨特行為。它是一種習性傾向，推動他們沿著一條精心照料的道路前進的現成渴望，它從幼兒園就開始了，在接到弗吉尼亞大學錄取通知書時達到高潮。大學命名了走向其上層中產階級合理地位的必然運動——這條道路在很多情況下是費爾法克斯縣來，隨後再返回費爾法克斯縣（Fairfax County）。

但是，因為這條道路包圍了學生，大學也是無法逃避的輕聲嗡嗡響的焦慮之名，中間被實際壓力巨大的階段所打斷，對有些人來說可能是徹底受不了的崩潰。學生試圖管理這種情緒，他們總是將經驗插入現有成就、成功和期待的敘述中。但是，他們的生活並不總是適合那些故事，因此化學期中考試的糟糕表現就被體驗為他們通往醫學院的突然的大豁口。（查德·維爾蒙《焦慮的程度》，吳萬偉 譯，原文：Degrees of Anxiety by Chad Wellmon，愛思想平臺 2021-09-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