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珍草·詩性智慧與智態化敘事

20世紀末,勞里·航柯(Lauri Olavi Honko,1932—2002,芬蘭民俗學家和史詩學者)在對西方史詩的研究中發現,史詩的範例是多樣的,他預言21世紀對史詩的研究將會更加多元化。近20年來,隨著世界文化多樣性觀念的深入,以及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對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與研究的重視,中國少數民族“三大史詩”(《格薩(斯)爾》《瑪納斯》《江格爾》)研究受到世界關註。

對民間口頭文學、史詩傳承、史詩學的理論探討,尤其是對中國少數民族活態口傳史詩珍貴價值的發掘和研究,開始進入深度考察分析和學理研究階段;對史詩觀念、史詩傳統的認知,以及史詩的研究範式,正在悄然發生變化。由諾布旺丹撰著、青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詩性智慧與智態化敘事傳統:格薩爾傳承類型的再發現》,通過對格薩爾史詩書寫藝人丹增扎巴的敘事文本、藝人成長語境的深度追蹤研究,將丹增紮巴的創作稱為“智態化敘事”文本——一種新的格薩爾史詩敘事形態。

“智態化”是藏傳佛教伏藏傳統中的一個概念,有時被稱為“智態化伏藏”,藏語謂“塔囊”(Dag-snang),在佛教文獻中被譯為“凈相”,認為一切生物都有一種先在的原始智,一種超越一切世俗偏執、妄念的智覺,透視出事物自性或本體世界,是超乎人類一般思維定式和超驗世界的認知視角。

所謂“智態化”敘事,就是在傳統格薩爾史詩傳承類型,如神授類型、圓光類型、掘藏類型、頓悟類型、吟誦類型等基礎上,重新對史詩傳承類型進行的解構與建構,並以分層化分析發現的一種新的格薩爾史詩敘事形態。作者認為,丹增紮巴的文本與神授藝人、吟誦藝人的說唱文本,以及其他掘藏文本均不同,屬於“意念掘藏類”。丹增紮巴的史詩故事習得並非傳統的口耳相傳,亦無特定的說唱地點或表演性活動,而是以書寫方式發掘潛藏在意識深層的史詩故事,屬於格薩爾藝人個體生命的一種特殊的心理體驗,是格薩爾史詩從口頭走向書面、從詩性走向智性、從世俗性走向神聖性的過渡性的特殊文本形態。


“以己度物”的主體性神話思維

當代格薩爾藝人大腦中存留的神話思維,如果體現在文本創作中,當意識深處的史詩故事詞語湧現時,創作者的體驗是否依然有原始的純認識空間的抽象性?其能指與所指之間是否會有合二為一的交融?作者發現在敘事策略和創作方法上,丹增紮巴是以佛教掘藏技法,如意象、夢境、膜拜、符號和想象力等作為創作手段,進而激發創作激情。

歐洲文學史上首部個人創作的文人史詩《埃涅阿斯紀》,創作者維吉爾以《荷馬史詩》為範本,講述了特洛伊城被攻陷後,埃涅阿斯率眾來到意大利,成為羅馬開國之君的故事。其文本的結構、情節、人物、題材均出自特洛伊戰爭,前半部6卷幾乎都是模仿《奧德賽》,後半部6卷則仿寫《伊裏亞特》。文本修辭嚴謹,精致的拉丁語細膩典雅,句子中復合句較多,書寫已經完全沒有口頭文學的特點。《埃涅阿斯紀》不僅是歐洲“文人史詩”的開端,而且成為後世書面文學的典範。相較而言,丹增紮巴創作的《格薩爾》文本,同樣屬於個人創作的文人史詩,不過是從個體生命的主體性出發,在感性的修辭、語詞體系和詩性的神話思維中“以己度物”,往往附著很多“個人化歷史想像力”的隱喻。“以己度物”,是“秘索思”(Mythos),而非“邏格斯”(Logos),更不是“賽因斯”(Science),表現為書面化,實際上仍屬民間口頭性文本。


書中將該文本歸類為洛德所言的“自撰口述性”文類。這種特殊文本,使他的史詩書寫更像在歷史話語、文學話語與個人話語之間的一次探險,是民間藝人與文人創作之間彼此激活的能動關係。作者將丹增紮巴對史詩本體獨特的生命體驗,放置在其成長的自然生態環境和民間傳統文化中,以具有符號象征意義的寫作視角,勾勒出故事創作的參照物。正是基於這樣特殊的地理文化空間,丹增紮巴將主體性的體驗想象與理解感悟,有機融合在“以己度物”的主體性神話思維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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