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分析詩歌的創作過程時，蘇布爾揭示出了藝術創作過程中蘇非精神的心理模式。他把詩歌創作分為涌起、變化達到和返回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是詩的涌起（wārid，瓦立德）。據《蘇非術語辭典》的解釋，“瓦立德”一詞是動詞“來、到”的主動名詞。伊斯蘭蘇非大師在解釋這個詞時都用近義詞來描述。大蘇非諸奴·密斯里認為“真實的涌起，心兒有所動”。蘇非派長老庫薩伊里用了“閃視、閃光、光亮”三個詞來限定它。這三個詞代表了蘇非靈修最初階段的狀態。“閃現”是靈修者在心靈的黑暗里看見一絲稍縱即逝的亮光。“閃光”說明閃爍的亮光消失得不那麽快，可能還會出現幾次。“光亮”又進一步，閃光消失時留下一抹光亮。（註：阿·穆·侯夫尼《蘇非術語辭典》，貝魯特，麥希拉出版社，1980年，第263頁。）


蘇布爾援引庫薩伊里的這三個階段，來描述詩在詩人頭腦中涌出的最初狀態。出現在詩人腦海里的是詩的一些意念、開頭或段落，它模糊無序，雜亂無章，詩人自己也說不清楚。這些涌起的東西在詩人頭腦中閃現，既沒有閃現的前兆，也沒有閃現的固定時間和地點，詩人當時可能獨處，也可能在人群中，可能在工作，也可能在休息。也許這些東西還會反復涌起，像閃現的光亮一樣，慢慢留下較為清晰的圖象或思路。詩人回想起它，就會發現它為即將寫作的詩開辟了道路。于是詩人便進入創作的階段。


第二階段，是變化和達到的階段 (at-talwīn wa at-tamkīn)。《蘇非術語辭典》指出，“變化”是靈修者能力的顯現。狀態的變化、心靈的變化與認識安拉秘密的增多，合起來就是獲得真理的標誌。蘇非杰爾加尼認為，“變化”指靈修者尋求和審視的等級。阿拉伯思想家伊本·阿拉比指出，“變化對多數導師來說是欠缺的等級，但是對我們來說是完美的。因為，在變化的狀態中安拉說出他的事，靈修者每天都在安拉的事里。”（註：阿·穆·侯夫尼《蘇非術語辭典》，貝魯特，麥希拉出版社，1980年，第48頁。）

蘇布爾在書中提及了庫薩伊里的看法。庫薩伊里認為，修道者不斷提升自己，經歷一個個境界和狀態，從出發地到達了牧場——春天和放牧的地方，這意味著他已達到。變化著的修道者處于提升之中，到達的修道者即與安拉同在。（註：蘇布爾《我的詩歌生涯》，貝魯特，讀書出版社，1981年，第14頁。）

蘇布爾巧妙地把這些蘇非用語轉換成藝術語言，描述了詩人創作的過程。他寫道，當詩人處于藝術創作中時，他便讓自己開始一次痛苦艱難的旅行。“從一個狀態上升到另一個狀態”這句話足以證明詩人創作的艱辛。詩人回憶這第一閃念所啟示他的東西，從那里可以捕捉到詩的源泉，成功的詩人有能力邁向那個源泉，與之聯系。一旦聯系上，詩人便與自我分裂或自我與詩人分離。然后，詩人在自我中將自我顯現。也就是說，“被觀的我”迅速變為“反映的我”（鏡子），將寰宇圖象及其事物顯現出來，詩人在鏡子里見到閃念所啟示的東西，若換成中國佛禪的語言，就是修道者在“智慧眼”中觀看到了幻象和光。


那麽，詩人在第二階段是如何“變化到達”的呢？蘇布爾寫道，詩人“從日常生活中會汲取成千上萬個映象和材料，在頭腦中形成許許多多的閃念、直覺和念頭，它們停留在腦海里的某個部位，可稱為潛在的理性。”（註：蘇布爾《我的詩歌生涯》，貝魯特，讀書出版社，1981年，第22頁。）

這些奇特的因素即是自我的話語，它是“被觀的我”與“觀者的我”進行藝術對話，形成詩篇的話語。事實上，區別藝術家自我的最重要的東西，是自我在自我中展現的強烈愿望，或者可以稱其為“潛在理性展現的渴望”。一旦光亮出現，自我迅速陷于沉思，盡快完成自我分離為“觀者的我”與“被觀的我”的過程，以便凝神注視這光亮（即那些直覺和閃念）。


那東西看起來僵死不動，實際上卻似“蠶繭一樣，具有潛在的生命力。反復的審視會再現它的存在，并使之復活”。詩人為了描繪這突然出現的新世界，必然求助于語言的象征。蘇布爾認為，詩歌不是對一個每日面對世界和宇宙的沉默朋友自我的直接表現。然而，多數詩人只滿足于這直接的表現。成功的詩人則必須凝神注視那另一個自我，它是一個“充滿夢境、知識和念頭的火藥庫”。當詩人用以表達的材料是話語的象征圖畫時，他便進入了對話的第三方，他即是事物。區分詩人、夢者、瘋人的重要尺度，就在于這對話第三方的進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