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與1918-1919年的西班牙大流感時，統治者們謹守“緘默原則”（omerta）相比，如今的政府多少做到了公開透明……這難道不是全球化的積極影響嗎？

莫蘭：在西班牙大流感的時代，統治者不希望人民（特別是戰士）意識到這一災難。這樣的不透明性在今天是不可能做到的。……信息互聯網讓我們能隨時掌握疫情在一個又一個國家的蔓延進展，然而這並沒能啟動更高層次的國際合作，它激發的只有科研人員和醫生自主發起的跨國協作。無論世衛組織還是聯合國，都無力為最貧困的國家提供抗疫援助。

問：“我們回到了戰爭時期”，馬克龍在演講中多次用這句話來描述意大利和法國的現狀。您曾經親歷過戰爭年代，這個類比會讓您想到什麽？

莫蘭：在（德國）佔領時期 ，曾有過封禁、戒嚴的現象，還有（猶太人）隔離區……但這和現在最大的差別在於，那時的封禁措施是敵人強加給我們的，而現在是我們通過強制措施去抵抗“敵人”，也就是病毒。德軍佔領幾個月後，就開始出現了糧食限制配給。而假如這場危機持續下去，隨著國際商品運輸的減少，配給制的回歸是可以預見的。類比僅止於此，我們並沒有身處同一種戰爭中。

問：大中小學全面停課也是自1940年來的第一次……

莫蘭：是的，但那時候關閉學校是非常臨時性的。法國潰敗發生在六月，當時剛剛放暑假，到十月學校就又重新開放了。

問：封禁會帶來什麽可以預料的後果？恐懼？人與人之間的猜疑？或者正相反，發展出新的人際關係？

莫蘭：我們生活在一個傳統的團結互助體系敗落的社會裏。最大的難題之一就是修復鄰里間、勞工間、公民間團結一致的聯系……我們在受到這些約束時，父母和不再上學的孩子之間、左鄰右舍之間的一致利害關係會更加牢固……我們的消費力會遭到重創，而我們應該利用這樣的境遇，好好地去重新思考消費主義，也就是“消費成癮” —我們對毫無用處的糟粕之物中了毒，要從此學會寧缺毋濫。

問：我們與時間的關係可能也會改變…… 

莫蘭：是的，封禁讓我們重新獲得了這樣一段時間，它不再是被切成碎片、精確測定的，逃離了“通勤—坐班—睡覺”的三點一線，我們能夠找回自己，繼而明白什麽是我們最基本的需求：愛、友誼、溫情、團結、生活的詩意……封禁可以幫助人們開始為我們的生活方式解毒，讓人們明白所謂好好生活，是讓“自我”盡情盛放，而我們也總是身在多種多樣的“我們”之中。

（2020年3月14日，在意大利米蘭，一幢樓裏的人們紛紛打開窗戶、走上陽臺參加抗擊疫情的音樂快閃活動。新華社發）

問：歸根結底，這場危機反而是對身心有益的嗎？

莫蘭：讓我非常感動的一幕，是那些意大利婦女在陽臺上高唱他們歌頌博愛精神的國歌《馬梅利之歌》（Fratelli d’Italia，亦譯為《意大利的兄弟》）。

我們必須要重拾民族團結，它不是封閉自私的，而是向“地球人”的命運共同體敞開的……在病毒出現之前，各大洲的人類已經面對著共同的難題：生物圈退化、核武器擴散、缺乏調控的經濟使不平等加劇……這個命運共同體早已存在，只是人們心中充滿焦慮，意識不到它，反而向民族或宗教的利己主義尋求庇護。

誠然，民族團結是必須的，然而如果人們對人類的共同命運沒有取得共識，如果人們的團結不能更進一步，如果不去改變政治思想，人類的危機只會進一步惡化。病毒的啟示清晰明了，要是我們冥頑不靈，終會禍事臨頭。（2020年03月24日 / 來源：澎湃新聞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