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有人說中國是個詩的民族，我們的遺產裡，唐詩宋詞元曲，加上之前的《詩經》、楚辭、漢賦、漢樂府，那是一大筆，這些老本，可以一直吃下去。但奇怪很少人說中國是個散文的民族，先秦諸子的哲學散文、《左傳》《戰國策》《國語》的歷史散文，加上《史記》，然後是唐宋的八大家、晚明的、清代桐城派的，其實一樣很豐富，但豐富歸豐富，只是有點像詩的窮親戚，勢利豪門在大排筵席時不會請，或者少請，請了來，也不會讓它坐主家席。

很少人說中國是個散文的民族，是很少，不是沒有，那些講中國散文史之類的書，起首可能就來那麼的一句：中國的傳統散文，嘩，厲害。這樣說，是所謂「尊題」。尊題就是尊重你的論題，例如以甲為題則尊甲，下次以乙為題則尊乙，目的是突出你的論題，多少突出你說話的重要性。離開了這個題目，出席豪門宴時，可能就會說，中國的傳統散文，也很不錯呵，也可以看得。

知識必須系統化，從事學術研究，分類、界定，無疑是有需要的，但如果分類存有價值的判斷，一種貴賤的態度，厚此而薄彼，卻是有問題的。分類，而不戴有色眼鏡的，很少。文學上的分類就有這個毛病。

在讀經的時代，六經《詩》《書》《禮》《樂》《易》《春秋》，詩只有一家，載道的文是正統，言志的詩只是附麗。看似就是一種勢利，但那是還沒有純文學觀念的時代，有一於此，已經很了不起。到了純文學的世界，卻倒過來，詩當然排在頭位，在散體文之上。要搞清楚的是，我們如今「詩」和「文」的分法，在古代，例如魏晉南北朝，並不是這樣的。那時的「文」，指的是詩、賦，押韻的；如今的文，當時稱為「筆」。這是劉勰《文心雕龍》的說法，分別是韻文和非韻文。這是中國產生獨立、純粹的文學的時代，時人對聲韻、駢偶的興趣濃得化不開，連劉勰研究文學理論的傑作《文心雕龍》也要用駢文寫作。非韻文呢，從政論、記錄，到通告，實用的，非實用的，專門的，非專門的，醫病，看風水，甚麼都歸入這類，用途太多太雜就不稀罕。好像韻文才稱得上純淨，才配稱創作，所謂creative writing。駢文稱為文，毋寧近詩，是古代最早的散文詩。但這種詩體，越寫越形式主義，弊在教條太多（沈約分別四聲之外，還有八病說，麻煩極了）。駢文也有好處，促進近體詩的誕生。

散文詩是散文和詩的混血兒，魯迅即自稱他的《野草》是散文詩，我們知道，散文與詩通婚，名為散文，姓的是詩，英文叫prose poetry。小說也有一種叫prose fiction，散文小說，散文仍然只是伴郎。何曾有過一種文體叫詩散文？詩小說？巴黎受恐襲的時候，我老想起波德萊爾的散文詩集《巴黎的憂鬱》。十九世紀中，波德萊爾聲稱受另一位早逝天才的啟發，讀了二十次其人的作品才開始憂鬱地創作。那是路易‧貝爾特朗（Aloysius Bertrand），作品只有一本：《夜之卡斯帕爾》，書中他表示要「嘗試創造一種新的散文」，這種新散文，拋棄押韻，而以簡煉，跳躍的散文體抒寫。貝爾特朗被稱為法國散文詩之父，並且影響後來的象徵主義詩派。大家好像都忘記了，他要寫的本來是散文。結果，這種散文仍然向詩靠攏，卻又不甘於受詩的束縛，走路，同時是舞蹈。（待續《香港文學》2016年5月號總第37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