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圖式理論從群體性的、長期性的社會行動的視角出發，對圖式如何成為人們的動機和目的從而促成行動，進行了專門的探討（D’Andrade & Strauss，1992）。丹德拉德（D’Andrade，1992：29-31）在圖式的並行處理機制（Rumelhartetal.，1986）的基礎上，對圖式之間的傳遞結構以及圖式的動機功能進行了論述：

第一，圖式是人們經常使用的、記憶中存儲的、穩定的、用於解釋信息的模式，其可由細微的線索激發而運行解釋過程。

第二，能夠行使目的功能從而誘發行動，是圖式的一個重要屬性。

第三，圖式按其與人們的動機目的是否相關而大致可劃分為三個層級：高層級的圖式如愛情、成功、事業，往往內嵌了動機和目的，對人們的行動具有指向力（directive force）; 相對低層級的圖式，如婚姻、工作，因為能引發高層級的圖式工作，而具有部分動機推動力; 最低層級的圖式是關於具體事物的，如記事本、玻璃水杯、生日，這一層級的圖式幾乎沒有可能引發行動，除非特別地與某些較高層級的圖式發生關聯。

第四，圖式之間依據執行解釋的傳遞（passed on）關係而構成層級結構（hierarchical organization），這一結構的一個基本特征是目標-手段連接。高層級的圖式與相對低層級的圖式之間以手段-目的關聯（means-ends goal linkage）的形式相互連接; 低層級的圖式在環境線索輸入後開始進行解釋，並向上傳遞（passed on）到較高層級的圖式，最後到達最高級別的動機目的圖式，解釋最終完成，並促成行動。此外，施特勞斯（Claudia Strauss）（1992）和奎恩（Quinn，1992）等人的研究還指出：與自我理解密切相關是一個圖式是否成為目的圖式的關鍵因素，自我理解往往指導認知主體對人們的交往方式的理解，因而常常具有情緒和動機功能。 

本文的目的在於對跨文化互動情境下特定文化群體成員的認知解釋體系進行刻畫，並利用這一體系解釋藏族青少年的跨文化交往行動。根據這一目標，在吸取社會心理學有關成果（如，圖式可提取性原則）的條件下，采納認知人類學關於文化圖式與行為動機理解的研究路徑，更符合本文的研究視角和需要。

（三）基於文化圖式的跨文化互動描述與解釋方法

根據以上關於文化圖式和研究徑路的討論，本節主要借助認知人類學的文化圖式理論，獲取文化圖式，並根據它們之間的層次結構來解釋跨文化互動。 

對於何種圖式在何種程度上可成為具有共享性的文化圖式或文化模型，認知人類學家們發展出了一系列研究方法來加以發現、描述和驗證。總體而言，田野調查是必不可少的第一步基礎工作，被用以獲取文化圖式的生成基礎，即研究對象的生活經驗和文化背景。其次，語言材料的收集和分析是繼田野步驟之後采用的主要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