觀念具有一個情緒母體，這項事實是非常重要的，因為這是想要了解一種文化精神的關鍵。一個社會中許多不同的社團或階級，各有一種特殊的個性，以此特性為基礎，許多觀念才得以發展和成為有力量的。比如說，我們現在認為工作與成功是生活的主要目標，而工作與成功的觀念，就是基於人類的孤獨和懷疑，才能夠成為有力量的，和能夠令現代人所喜歡的。可是，如果向美國西南部的印第安人，或者向墨西哥的農人，介紹努力工作的觀念，將不會引起他們的興趣，這些人具有一種不同的個性結構，因此，他們很難了解我們為什麽要努力工作的原因，即使他們懂得我們的語言，也無法了解我們為什麽要拼命地工作。同樣地，希特勒及具有和希特勒同樣人格結構的德國人民，都認為任何相信戰爭會取消的人，不是傻子，就是在扯謊。由於他們所具有的那種社會人格，對他們而言，如果生命是無痛苦和災難，簡直和自由平等是一樣令人難以想像的。

某些團體通常是有意識地接受若幹觀念，但是由於他們社會人格的特性，這些觀念並未曾真正地影響他們，這些觀念固然還是一些意識形態上的信念，可是，在危急存亡之秋，人們並不會按照這些觀念來行事。一個顯著的實例，就是在納粹主義勝利時候的德國工人運動。在希特勒當權之前，大多數的德國工人都擁護社會黨或共產黨，並且信仰這些政黨的觀念；當時，這些觀念廣受工人階級的擁護。然而，這些觀念在他們心目中的分量，並不是十分重要的。所以，當危急發生時，多數支持左派政黨的人，已準備打退堂鼓了。對德國工人人格結構仔細分析之後，就可以發現一個原因，來解釋這個現象（當然。原因不只這一個而已。）大多數的德國工人的人格形態，都具有服從權力的人格的特性。由於他們有這種人格結構，所以，社會主義之強調個人獨立、不強調權威，強調團結，不強調個人遁世隱居，都不是德國工人真正想要的。要激進份子領袖所犯的一個錯誤是，根據他們的觀念受歡迎的程度，來估量他們政黨的實力，而忽視了這些觀念在工人心目中所實際占的分量。

相反地，我們對清教教義和加爾文教義所作的分析則顯示出，在新教的信徒中，這些觀念是有力的力量，因為這些觀念對那些信徒的人格結構中，所具有的需要及焦慮，是有吸引力的。換句話說，惟有當觀念能解決一個指定社會人格中所表現出的某些特別需要時，這些觀念才能成為有力的力量。

人的人格結構，不但可以左右思想和感覺，而且也可以左右人的行為。弗洛伊德的成就，就是指示出這一點，固然他言及此事的理論結構是不正確的。在精神病患者的病例中，很明顯的可以看出，一個人的人格結構的主要趨勢，決定了他的行為。一個人不能自禁地去數窗戶，或人行道上的石塊，他的這種行為是深植在強迫性人格中的某種沖動。可是一個正常人的行為，則顯然是受理性考慮，及實際需要來決定的。然而，由於有了心理分析學家所提供的新的觀察工具，我可以發現，所謂理性行為，也多由人格結構來決定的，在我們討論工作對現代人所表現的意義時，我們曾舉例說明這一點。我們發現，迫切想要不眠不休地工作的欲望，是出於孤獨和焦慮，這種不得不去工作的強制性，和其它文化中的對工作的態度，是不相同的，在其它文化中的人，是出於需要才工作的，他們並沒有受到額外力量的驅策，而這種額外力量，就是我們的人格結構中所具有的。由於現在的所有正常的人，都幾乎具有這種想要工作的沖動性，而且由於如果他們想要活下去，就必須拼命工作，所以我們很容易地忽略了這種非理性的現象。

現在，我們要想知道，人格對個人和對社會，有些什麽作用？就對個人的作用而言，我們可以很容易地了解到人格的作用。如果一個人的人格是與社會人格一致的，那麽，他的人格中的一些主要驅策力，可帶領著他，依照他的文化的特殊社會環境，做應該而必要的事情。比如說，他有一種迫切想要儲蓄節省的驅策力，那麽，這種驅策力將會對他很有幫助的。人格特點除了具有此種經濟功能外，還具有一種純屬心理上的功能，而這種功能也是很重要的。這個喜歡節省金錢的人，由於可以做他心裏喜歡做的事，因此在心理上，也獲得很大的滿足。其理由是，當他節省金錢時，他不僅實際地得到好處，而且在心理上，也覺得滿足了。一個人不僅由於他的行為符合其人格結構的需要，而會感到心理上的滿足。同時，如果他所聽到的，看到的，能符合其人格結構的需要，他也同樣地會感到心理上的滿足。終而言之，對一個正常人而言，人格的主觀功能就是：引導他從事他自己認為實際上需要做的事精，並且由於他做了這些事，使他在心理上得到滿足。

 在社會的過程中，如果我們從社會人格功能的觀點，來看社會功能，那麽，我們必須說明，藉著使自己能適應社會，一個人發展出種種的特性，這些特性使他想要做他必須做的事情。在一個指定的社會中，如果大多數人的人格——亦即是社會人格——也是這樣地適合每個人在此社會中必須做的種種客觀工作，那麽人們的精力就要成為有生產性的力量，而這種有生產性的力量對社會的發生功能，是不可缺少的。茲再以工作為例。我們現在的工業制度所要求的是，把我們的大部分精力用在工作方面，如果人們工作是出於外在的需要，則在他們應該做些什麽，和他們喜歡做些什麽，這兩者之間，就會發生了沖突，而這種沖突勢必會減少工作的效率，可是，由於人格可以自動地適應社會的需要，人類的精力不但不會引起沖突，反而會變成一種動機，使人們想要依照特別的社會需要來行事。所以，現代人並不是被迫去拼命地工作，而是受一種內在的強制力所驅策，去拼命地工作。換言之，他並不是服從外在的權威，他是在樹立一個內在的權威——就是良知責任——這個內在的權威比外在的權威更有效地支配著他，所以說，“社會人格將外在的需要內在化，並且驅策著人的精力，使其用在一個指定經濟和社會制度的工作上。”

由以上的分析來看，我們可知道，在人格結構中，某些需要一旦已形成後，任何符合這些需要的行為，在心理上是令人滿足的，並且從物質成功的觀點來看，是切合實際的。只要一個社會能同時地使個人得到這兩種滿足，則心理的力量就可以“凝結”社會的建構。可是，不久之後，一種落後的現象就發生了。當新的經濟環境產生時，傳統的人格結構仍然存在，但傳統的人格結構對新的經濟環境已不再有用。人們有一種傾向，喜歡按照他們的人格結構來行事，但是，他們所作的這些行為，成為經濟進步的阻礙。例如：以前德國中產階級的人格結構，就可以說明這種現象。昔日德國中產階級的美德是節儉、謹慎、多疑，在今日的企業中，這些舊有的美德與新的美德比較起來，其價值就沒有了。新的美德是：創造、冒險、進取。固然，那些舊日的美德仍然還是有一點用處——例如對小店鋪而言，可能還是有用的——，但是，只有極少數的中產階級的子孫，能成功地“運用”他們的人格特性，來增進他們的財富，他們在少年受教育，他們便已培養發展，昔日適合他們階級社會情況的種種人格特性。但是，人格的培養發展，趕不上經濟的發展。經濟演化之間和心理演化發生了差距，其結果是：日常的經濟活動，不再能滿足心理的需要。然而，這些心理的需要仍然是存在的，於是，便不得不另辟途徑，來獲得滿足。低下層中產階級的那種自我中心的自私自利行為，由個人擴展到全國上下，虐待狂的沖動也由個人，擴大到社會及政治上。人們已經解脫了限制，他們企圖從政治迫害和戰爭行為中，獲得滿足心理的力量。因受挫折而蒙上了憎恨，於是心理上的力量非但不能穩定現存的社會秩序，反而變成為火藥，被用來摧毀民主社會的傳統政治與經濟結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