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拾行裝 二
巡邏隊來帶我走時，是1945年1月15日淩晨三點鐘。寒氣漸重，氣溫零下15度。我們上了帶遮蓬的卡車，穿過空曠的街市，直奔展覽廳。它原是薩克森人舉行各種盛大慶典活動的地方，如今成了集中報到處。廳內已經擠了三百來號人。地上鋪著床墊和草褥。整夜都不斷有車開抵，卸下集中來的人，包括附近一些村子的村民。清晨時分已經有五百來號人了。那天夜裏，想要清點人數是徒勞的，沒有人能統觀全局。大廳內整夜燈火通明。大家都四處閑逛找熟人。有人說火車站征募了一些木匠，在牲口車廂內用剛伐下來的木頭釘木板床。另外一些工匠給火車安裝小圓鐵爐，還有一些負責在地板上鋸出蹲廁坑。人們輕聲地聊了很多，聊的時候雙目圓睜；人們也輕聲地哭了很多，哭的時候雙目緊閉。空氣中混雜著舊羊毛、被汗浸透了的恐懼、肥膩的煎肉、香草餅乾和白酒的味道。有個女人把頭巾摘了下來。她肯定是鄉下人，把辮子在後腦勺繞了兩圈，並用一把半圓形的羊角梳將它盤在頭中央。梳齒的那頭已沒入髮間，圓拱形的那邊只露出两隻角，像豎著的小耳朵。這耳朵和厚厚的髮辮，使她的後腦勺看上去像是一隻蹲著的貓。我坐在站著的人群和行李堆間，像個觀眾。

我打了個小盹，夢見我與母親站在墓地裏一座新墳前。墳上長出一株植物，快齊我的腰高了，葉子上滿是毛，莖上有一個帶皮扣手的果莢，像隻小箱子。它開了手指寬的一道縫，襯裏是火狐紅的絲絨。我們不知是誰死了。母親說：把粉筆從大衣口袋拿出來吧。我說：我沒有呀。我手伸到口袋裏，發現有一截裁縫用的粉筆。母親說：我們得在箱子上寫個簡短的名字。就寫露特吧。我們的熟人裏沒人叫這個。我把露特寫了上去。

在夢中我明白死的人就是我，但不願告訴母親。我從夢中一下驚醒過來，因為有個上年紀的男人，帶了把雨傘，在我身旁的草墊上坐了下來，並湊近我的耳朵說：我連襟還想趕過來，但這大廳四周已經被看得嚴嚴實實了。他們不讓他進來。我們可還是在城裏呢，可他卻過不來，我也回不去。他外套的每一隻銀紐扣上，都有一隻鳥兒振翅欲飛，野鴨什麽的，更有可能是信天翁。因為我欠身靠近時，發現他胸前徽章上的十字架原來是個船錨。雨傘就像是散步時用的拐杖一樣，立在我和他之間。我問：您把這個也帶上了？他說：那兒下雪可比這兒還要多。

沒有人告訴我們，必須什麽時候、怎樣從大廳去火車站。我其實想說的不是“必須”，而是“允許”。我一心只想離開這兒，哪怕是帶著留聲機箱子，脖子貼著絲絨滾邊，坐著牲口車廂去俄國人那裏。我不記得是怎麽到的火車站。牲口車廂非常之高。我也想不起上車的過程，因為我們在牲口車廂度過了那麽多個日日夜夜，好像我們本來就一直待在裏面似的。我記不得我們坐了有多久。我的想法是，坐的時間越長，離家就越遠。只要還在車上，我們就不會有事的。只要還在車上，就一切平安。

男人、女人，年輕的、年老的，都帶著行李，靠著床頭。說話、沈默、吃飯、睡覺。白酒瓶被傳來傳去。當坐車成為一種習慣之後，有些地方開始出現一些親昵的行為。大家都睜一隻眼，閉一隻眼。

我對坐在身邊的特魯迪·佩利坎說：我覺得這就像是去喀爾巴阡山的滑雪旅行，那次有一所女子中學，半個班的學生都在布勒亞小屋〔喀爾巴阡山南部羅馬尼亞境內海拔〕被雪崩埋了。我們不會發生這樣的事情，她說，我們根本就沒帶滑雪的裝備。你可以騎上留聲機行李箱，騎啊，騎啊，穿過白晝、黑夜、白晝，你不是對里爾克很熟嗎。特魯迪·佩利坎穿著一件懸鐘式的大衣，袖口的皮毛長得都快到手肘了。每邊的棕色毛袖口看上去就像半條狗，她不時地將雙手交叉著伸入袖籠，兩個半條狗便合二為一。當時我還未見過荒原，不然會想到土狗的。特魯迪·佩利坎身上有股溫熱的桃子味，甚至嘴裏都有，在牲口車廂待了三四天後還有。她穿著這件大衣，就像一位女士坐在電車裏，正在上班的路上。她告訴我說，她在鄰家花園工具棚後面的地洞裏藏了四天，然後卻下起了雪，房子、工具棚與地洞間的每一步都變得清晰可見。她母親再也沒法悄悄給她送吃的了，整個花園都以2034米的布勒亞湖中一個小半島上的旅社，時至今日都負有盛名。看到腳印。是雪出賣了她，她必須自願地離開藏身之所，被雪強迫的自願。她說，我永遠不會原諒雪。新下的雪是無法仿制的。人們無法在雪上做手腳，讓它看上去就像沒人碰過一樣。她說，泥土是可以做手腳的，要是花點心思，沙子甚至草都可以。水自己就會做手腳，它吞噬一切，之後又馬上閉合。空氣更是早已被做過手腳，因為人們根本看不見它。除了雪，所有一切都會替我保密的，特魯迪·佩利坎說。厚厚的積雪要負主要責任。雖然它好像知道自己身處何方，像在家一樣熟門熟路，落在我們城裏，可卻立刻成了俄國人的幫兇。因為雪出賣了我，我才在這兒的，特魯迪·佩利坎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