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然婚戀中也有令人大跌眼鏡的欺詐、折磨，甚至是虐殺等等。《出賣愛情》中“我”和美玉同居一周，錢款用盡，準備以美人計色誘亞烏，結果美玉變成了亞烏的女友，原來她的職業就是借找男友賺錢。《柔佛來客》中的小老婆沈絲絲原本準備舌戰大老婆馮太太，但在知曉男人的不可靠後，最終放棄了乃大。《秘密》則書寫甘仁發的詭計，他槍殺了第一任太太，差點被人戳穿真相，但準備和他結婚的金娣卻最終通過對槍的認知知曉其陰險，屬於婚姻內部的戰鬥。《美娣》則書寫女主人公被好賭的父親抵押給惡霸大鼻趙，和男友亞瓜分離，私奔不成，美娣投海而死，而亞瓜只能在夢中和她相會。《奎籠》卻是書寫以對底層男女的婚戀悲劇。更多是因為生理需要，大吉和面貌醜陋的蓮娟同居，但蓮娟卻以為這就是愛，當懷孕的她想和他結婚卻遭拒後只得自殺，釀成了人間慘劇。 

偶爾，劉以鬯也會描寫戀愛中的奇特情愫。比如《初戀》中亞峇喜歡亞蝦，亞蝦的媽媽想見亞峇，結果他卻更喜歡亞蝦的媽媽，甚至沖動之下推倒強吻了她，令他倍覺害怕。 

2 異族介入。劉以鬯在小說集《甘榜》《熱帶風雨》中亦涉及到有異族介入的婚戀。整體來說，劉以鬯對異族的觀照是相對客觀的、友善的，他並沒有呈現出外來者對異族的獵奇式凝視，也沒有妖魔化他們，相反，他更多是把他們當成是同一時空中的不同膚色的同胞——“己他”。[7] 

耐人尋味的是，凡是涉及到異族少女的書寫，劉以鬯的筆觸總是柔和的，而相關角色卻往往是美麗、忠貞的，令人遐想。比如，短篇《甘榜》其實就是狀摹馬來少女與華人少年的憂傷愛情故事。事實上，那個美麗的馬來少女其實是他妹妹，是他父親當年和馬來女子的結晶，這篇小說中濃郁的抒情色彩頗有沈從文《邊城》的韻味。《巴生河邊》寫一貧如洗的單耳朵男子鄭阿瓜是歌舞班演員，當年結識了馬來女友莎樂瑪，而後卻因為到處演出而離開，在他無所依後準備搭便車去巴生看女友，他以為她早已變心，誰成想她卻忠心耿耿等他，還帶著一個單耳朵的孩子。 

而《熱帶風雨》作為較長的短篇，更是書寫了馬來少女蘇裏瑪對從新加坡來的華人少年的忠貞愛戀：雖然因為債務被逼嫁給富人鴨都漢密，卻最終選擇逃婚在見了情人一面知曉無法變成眷屬後勇敢地闖入叢林，最終被老鷹們獵殺，其壯烈令人掩面慨嘆。或許最讓人感到抑郁的是《伊士邁》，劉以鬯狀寫一個貧窮的馬來男子阿裏為給患病的兒子籌措醫藥費而不得不向“我”推銷自己的美麗妻子法蒂瑪的悲劇故事。雖然法蒂瑪並未真正出場，而且命運淒慘，但她卻是美麗的、美好的。 

二、南洋虛構：現實與現代

或許正是因了“娛樂他人”的目的，劉以鬯的南洋虛構呈現出相當有意味的的通俗性和在地色彩，其手法上大多采用現實/寫實主義策略；但同時，劉以鬯骨子裏卻又是一個現代主義者，[8] 他和新感覺派（尤其是穆時英等）、1930年代的上海都市的現代性書寫有著千絲萬縷的關聯，因此其南洋書寫又難免夾雜了或多或少的“現代性的追求”[9] ，因此，他變成了一個徘徊於現實主義和現代主義之間的遊離者，但同時又是兼具兩種主義的踐行者。 

（一）批判性的寫實主義。某種意義上說，劉以鬯像是一架俯視1950年代南洋時空眾生的高空攝像機，記錄著人間的冷暖、悲歡離合、本土風情，但同時他亦有其超越性，他往往既對筆下人物充滿理解之同情，同時卻又不乏抽離性的批判，因此這種寫實可以稱之為“批判性的寫實主義”。

1 再現真實。如前所述，劉以鬯先生長於書寫底層，他既相當傳神而細致的縷述某職業行當，如吧女、妓女等的原生態苦難、欺詐，同時又相當寬容的書寫其間在扭曲關系之下的溫暖和真情。除此以外，他還相當精妙的刻畫了當時的新馬風情、本土誌、地域特色，甚至也為後來的新加坡人借以懷舊或再確認自己身份的憑借，如記者張曦娜所言，“有意思的是，打開這本小說集，篇名有許多是本地讀者熟悉的街名或地方名……在這一系列小說中，劉以鬯寫了不同的人物，也隨著人物的出場，寫出五十年代新加坡的城市風情與街衢景觀。” [10]

[7] 此語來自莊華興的說法，可參莊華興《他者？抑或“己他”?　商晚筠的異族人物小說初探》，收入許文榮主編《回首八十載走向新世紀——九九馬華文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馬來西亞：南方學院，2001），頁352-368。 

[8] 劉坦承，“我在初中讀書的時候，就喜歡在課余閱讀文學作品，特別喜愛現代派文學。我十七歲時寫的短篇小說《流亡的安娜芙洛斯基》，即使寫得很糟，也可以看出我是傾向‘現代’的……我覺得寫小說應該走自己的路，盡可能與眾不同，使作品具有獨創性”。可參劉以鬯著《暢談香港文學》（香港：獲益出版社，2002），頁120。 

[9] 此處借用李歐梵教授的說法，有關現代性的縷述可參李歐梵著《現代性的追求》（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10）。 

[10] 張曦娜《劉以鬯舊作首次結集》，《聯合早報·文藝城》2011年4月1日。